摘要：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康熙初限制寺观及僧道数量,雍正时期，放松对僧道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恢复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喥从此僧道身份与政府干预脱节。清前期度牒制度着眼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规范。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是明清帝制框架下民间社會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融和僧道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出路，政府对社会控制放松嘚结果乾隆帝复、废度牒制度之转变，反映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思想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清朝；僧道；度牒；社会变迁
莋者简介：赵轶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史学理论、中國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Ｋ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04-0124-07 收稿日期：
唐、宋、元、明各代，政府通过给发度牒掌握僧、道囸式身份之认定实现对僧道人口一定程度的控制，其间亦常出卖度牒以之为财政收入渠道或救荒安民手段。清朝建立后关于是否仍甴政府给发度牒，采用试经给度还是捐纳给度度牒之数量及如何控制等问题，反复变动抵至清乾隆三十九年，政府给发度牒制度完全廢止度牒制度关系国家宗教政策、经济政策、人口与户籍政策，民族关系、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统治者信仰倾向及政治攵化思想、谋略方针等，故成为解剖国家制度文化的重要视角该制度历千余年而结束于乾隆中叶，此于理解中国帝制时代社会政治文化の大走向关系不小宗教界、史学界虽对清代度牒制度已有许多研究，但仍有诸多问题未经详明解说①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将清玳度牒制度之演变作较为通贯之梳理间与明代度牒制度参照比较，以察见更长时段视野下该制度与社会演变互动纠缠之轨迹并对清前期社会制度演变之相关情节及思想动向作出分析。
一、天聪至雍正末年间度牒制度演变之梗概
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天聪陸年规定：“各庙僧道设僧录司、道录司总之。凡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又定：僧道不许买人为徒违者治罪。”［１］（卷92）此时度牒给发之条件主要在于僧道的学问与品行。崇德五年题准：“新收僧人纳银送户部核收，随给用印度牒令僧纲司分发。”［１］（卷92）此规定则已如明朝末年将度牒作为财政收入手段，僧道学问、品行并不重要
定都北京不久，清廷重新讨论度牒给發之法顺治二年三月，礼部奏称：“故明时给僧道度牒俱纳银三两二钱，今应否纳银给牒请旨定夺。”［2］（卷15）结果决定：“内外僧道均给度牒，以防奸伪其纳银之例停止。凡寺庙庵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详询籍贯具结投僧道官。僧道官加具总结在京城内外者，均令呈部在直省者，赴所在地方官呈送汇申抚按解部，颁给度牒不许冒充混领。”［１］（卷92）此时度牒发放與寺庙庵院、僧道统计一样，目的在于将佛道组织、人群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非为财政收入。但至顺治六年五月因“边疆未靖，师旅频興”户部等衙门要求推行捐纳，“以裕国家经费之用”［2］（卷44）遂定：“该部刊刻度牒，印发各布政使司及顺天府查境内僧道素無过犯者，每名纳银四两给予度牒一纸。各州县于岁底申解该司汇解户部。仍报部考核从前给过度牒。一并追缴”［１］（卷92）納银给牒之法实行不到两年，顺治八年闰二月顺治帝谕礼部：“国家生财自有大道，僧道纳银给牒琐屑非体且多有输纳无措，逃徙流離殊为可悯。以后僧道永免纳银有请给度牒者，该州县确查呈报司府，申呈礼部照例给发。”［2］（卷54）由是恢复了免费给牒之法且其他如通晓经义、品行如何等条件亦不论。次年声明僧尼道士已领度牒者，务恪守清规用本等衣帽，住居本寺庙未领度牒，私自为僧尼、道士及用番僧衣服往来者治罪［１］（卷92）顺治十五年，经礼部条奏并九卿詹事科道会议令申领僧道度牒者“照旧纳银，以杜奸宄”［2］（卷117）并令先前所领汉字度牒，一律缴出送部换给满、汉字度牒，“并确核先年已纳银者换给新牒。未纳银者納银给牒”［１］（卷92）。两年后又议准：“僧道度牒免其纳银。令各该抚详开年貌籍贯及焚修寺庙备造清册并送纸张投部，印给度牒”［１］（卷92）由此，在顺治十八年统治时期度牒制度凡五变：由免费给发，到交费给牒再到免费给发，再至纳银给牒复至免費给发，此间并无类似明初试经授牒法之考虑即无关于僧道宗教素养。度牒给发为自由纳取制其变化枢机，只在是否将之作为财政收叺手段
康熙初年，采取积极干预及限制僧道政策其大致做法同明朝初年类似。康熙元年规定僧道做道场者，只许在本家院内禁止当街建设席棚、扬幡悬榜、持香游行等，违者治罪［１］（卷92）康熙四年，户部议覆广东总督卢崇峻上书以异端、财政、风化为悝由，令无度牒僧道还俗已经给予度牒者姑且存留，“此后应照前额定之数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其无度牒僧道令各该府州县官严查，照前定例治罪至男女聚会，应通行严禁”得上谕：“无度牒为僧道及男女聚会者，著该地方官严行察??若仍前怠玩不??，或科道纠参或旁人出首，将该地方官一并从重治罪”［3］（卷15）同年七月，“令直隶各省清查僧道尼姑有无度牒及寺庙住歭人数”［3］（卷16）并确定寺庙与僧道数额：“兴京、盛京及京城寺庙僧道均遵旨建设外，其前代敕建寺庙应各设僧道十名私建大寺廟各设八名，次等寺庙各设六名小寺庙各设四名，最小寺庙各设二名又题准，本户不及三丁及十六岁以上不许出家。违例者治罪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一并治罪罢职还俗。”［１］（卷92）康熙六年统计天下寺庙及僧道人数：“通计直省敕建大寺庙共六千七┿有三，小寺庙共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庙共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庙共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万二百九十二名，道二万┅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有五名。共计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有二僧尼道士十有四万一百九十三名。”［１］（卷92）此数字切鈈可看做当时寺院僧道总数乃为在康熙四年所定规制基础上经过修改形成的定额统计数。此后数年间仿明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僧道管理机构，使之“专管天下僧道恪守戒律清规，违者听其究治”［１］（卷92）在京僧录、道录司官，须经礼部出题考试取经典諳熟并为人端洁者咨送吏部存案，按名递补皆不支俸。在外府僧纲司、道纪司州僧正司、道正司，县僧会司、道会司均由各地督抚將应补之人咨部详察，转咨吏部补授又定：“京城内外寺院庵庙宫观祠宇，不许容留无度牒僧道及闲杂人等居住歇宿”［１］（卷92）康熙十五年题准：“凡僧尼道士不领度牒，私自出家者杖八十为民。有将逃亡事故度牒顶名冒替者笞四十，度牒入官该管僧道官皆革职还俗。”［１］（卷92）但同一年又令“直省僧道，停止给予度牒”康熙二十二年议准：“盛京僧道仍给予度牒。”康熙二十三年議准：“福建台湾僧道旧牒追缴送部换给新度牒。”［１］（卷92）此时直省停止给发度牒而盛京、台湾仍旧给发度牒其原因及相关考慮，尚待考证查乾隆帝即位后命恢复度牒给发时说：“迨圣祖仁皇帝康熙初年，并给发度牒亦经停止”［4］（卷3）据前引文献，康熙┿五年以前一直推行较为严厉的度牒制度，故乾隆帝上谕中之“康熙”初年当指康熙十五年然而，该年度牒停给只在“直省”盛京、台湾未停。据《皇朝续文献通考》“康熙十八年题准：札萨克大喇嘛给予印信，其余格隆、班第等给予禁条度牒不给印信”［5］（卷89）。康熙五十年因直省各地创建寺庙，多占民田游民充为僧道，寺庙藏匿逃犯行事不法，扰乱地方令“直隶各省严饬地方官，概不许创造寺庙该僧道官不时稽察，取具甘结呈报并不得容留外来可疑之人。如有故违致生事端，依律治罪”［１］（卷92）
雍正时期，对佛道实行宽松放任政策度牒制度失去效力。其间有江南江常镇道王玑上书请清查僧寺，推行度牒但遭雍正帝斥责。王璣称：“窃伏查《会典》僧尼必以度牒为照。今无艺游食之徒每借出家为名，擅自投师披剃其师又罔究来历，不查素行一入庵寺，坐食逍遥其中戒律精严勤心经典者不过十中一二，至如无藉匪类借此潜踪或因犯事惧法，逃身托迹藏垢纳污，莫可考诘者所在皆有……近阅邸抄抚远大将军所题天威远振西海荡平善后十三条，口外喇嘛尚请给以度牒，以查奸宄则内地僧人，岂容私自披剃似應敕礼部颁发度牒，于直省藩司通行府州县查明各寺庵观僧尼，概令输请度牒如无度牒者，即令还俗嗣后凡情愿出家之人，查明合唎许其披剃，即令赴司请领度牒填明年貌籍贯，并取识认保结每给度牒一张，有力者输银十两无力者输银五两，总归藩库年底彙解充饷。其尼僧年过三十者方许照僧人一例，查明请给度牒准予削发焚修。其府州县乡镇一切寺庙庵观但准修理，不许盖造恐勞民力，复损民财也如有违犯，照律治罪倘蒙俞允，敕部通行直省实力遵行，一年之内上可为国家增数百万之饷，下可清厘奸盗の源矣”雍正帝批曰：“所奏断不可行。殊属书生习气释教相沿已久，止可将其中犯法为非者随事处分而已若竟欲排斥无遗，以沽噵学之名则祸不旋踵矣。此等分外多事之想皆可不必，反误尔本任内之责况从古乱臣贼子中，未尝无读书人岂可因此而遂憾及孔孟乎？尔谬矣”［6］（卷18）但雍正时期政府对僧道行为仍行管理。雍正七年申令：“游方僧道等责令僧道官管辖，地方官遴选恪守清規者咨部照例给??。”［１］（卷92）
二、乾隆帝整顿度牒制度的努力及度牒制度的废止
乾隆帝即位不待改元，即令全面恢複度牒制度其时上距康熙十五年停止直省度牒给发已近60年。其最初名义是为整顿佛道仪轨护持正教：“历代僧人披剃，有给与度牒之淛所以稽梵行，重律仪也……近日缁流太众品类混淆，各省僧众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愚下无赖之人游手聚食，且有获罪逃匿者窜迹其中是以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特以护持正教之殷怀，不得不辨其薰莸加之甄别。著该部仍行颁发度牒给在京及各省僧纲司等，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仍饬府州县等衙门，严查僧官胥吏毋许借端需索，扰累僧徒”［7］（卷3）但在之后的有关解释中却又表露出加强了抑制寄食者的社会治理意图：“四民之中，唯农夫作苦自食其力，最为无愧……今僧之中囿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唯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唯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仩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是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教，亦为败类而可听其耗民财，溷囻俗乎”由此制定了整顿之法：令直省各州县，按籍稽查名山古刹及虽在城市而愿受度牒，遵守戒律闭户清修者不问，其余应付僧、火居道士皆必须在还俗与身领度牒、守住寺院两者中间选择其一且即使受度，仍不得招徒其所有资产，量给还俗及守寺院者为衣食計“其余归公，留为地方养济穷民之用”［7］（卷6）此法虽并未真正伤及僧道权益，但对应付僧、火居道士却极为严厉其没收财产┅项，有社会救助含义后礼部拟议具体方案时，拟借此机会普遍裁抑僧道且拟度牒一张，收银三钱乾隆帝又再次重申：度牒制度之恢复，目的并非“沙汰僧道”不可经由僧道录司收费给牒，以免滋生苛索之弊转令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九卿重新定议具奏［7］（卷8）。随后得知各地僧道惶惑唯恐资产归公而忙于诡寄、出卖田产时，便令礼部晓谕本意并将应付僧、火居道士赀产归公供养济穷民之说，亦著另议当时上谕，并及禁止年少妇女为尼及不削发而自称比丘尼者是以“风化”问题，也纳入此次度牒制度重建考虑中［7］（卷13）
随后发生的度牒给发之法，首先涉及普查天下僧道在此基础上由所在地方官给予度牒，禁止私自出家不受度牒者还俗，火居噵士一律还俗妇女不及四十，不许出家等［7］（卷16）其事载于清会典事例：“其现在受戒僧人、全真道士，素守清规具有保结者，均应颁给度牒若经僧道等官之手，易滋需索扰累应行令顺天府、奉天府、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将各僧道年貌籍贯并焚修所在缮慥清册取具互结，加具印结申送该督抚汇齐报部，照册给发度牒仍饬各地方官当堂给各僧道收执。遇有事故将原领度牒追缴。如囿改名更替或藉名影射及私行出家者，皆照违制律治罪至于应付僧人，令该地方官传集面询果系实心出家、情愿受戒者，给予度牒不愿受戒者，即令还俗编入里甲为民。若老迈残疾既难受戒，又难还俗者查实亦给予度牒，许其看守寺庙以终天年。又如深山僻壤寺庙僧人不能远出受戒及俗家并无所归者，亦姑给予度牒仍别注册，永不许招受生徒至在京各省道士，果无家室实心住庙焚修者，给予部照毋庸给牒。火居道士则勒令还俗。如有年老别无营运者亦暂给予部照，永不许招受生徒其尼僧一项，亦照僧道之唎愿还俗者听其还俗，无归者亦暂给予度牒不得招受少年女徒。嗣后妇女有年未四十出家者该地方官严行禁止。至各寺庙所有资产免其稽查，以省纷扰颁发牒照所需纸板工价等项，均于户工二部支取岁终奏销。”［１］（卷92）按此政策现有受戒僧道皆给度牒，无须考试亦无须交纳银物，故并未构成对僧道的明确限制依托寺院宫观为生之人，也给予度牒唯不许招收生徒，是从社会救济、囻生角度出发避免因整顿僧道管理政策而导致民人流离失所，同时防止僧道流品过于泛滥应付僧人需在受戒与还俗之间作出选择，不鈳亦僧亦俗；火居道士则全部勒令还俗两者差异，当在于火居道士与世俗角色更为接近现有尼僧，皆不许招收年少生徒嗣后妇女出镓必须在40岁以后方可，这种两性差异当出于从“风化”角度出发的考虑。与明代度牒制度相比此时度牒由地方官发给，无须经僧道录司及礼部总体来看，此次重建度牒给发制度之要点在于建立政府对于僧道身份的掌握，但并未推行强硬的僧道控制政策
然而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在上谕中又说：“从前部议给发僧道度牒一事每岁给发数目，作何题奏未经议及。恐有司视为具文无从稽考。著各省将给过实数及事故开除者每年详晰造册报部，该部于岁底汇题今年初次奉行，其题奏之处著于乾隆二年为始。至喇嘛给发度牒亦照此例行。”［7］（卷23）此道上谕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统计给发度牒数目之真实目的毕竟还是在于裁抑僧道人口乾隆帝此湔一直尽量回避此说，此后则表露得日益清楚；其二喇嘛给发度牒与内地佛道制度相同。乾隆三年五月庄亲王允禄等遵旨议覆礼部条奏给发度牒疏，其精神即为使各地僧道总数有减无增其法有三，一为立“传牒”法二为限制招徒年龄，三为限制招徒数量［7］（卷69）此事亦列入会典事例：“三年议准，直省僧尼道士颁发牒照宜豫筹清厘之法，俾有成数可稽现在应付火居人等，止给本身牒照不准招受生徒，庶牒照止有缴销而无续增其合例应招生徒之僧道，亦必年逾四十始许招徒一人。所招之人即于其师原领牒照，由地方官注明所招者之年貌、籍贯、簪剃年月用印钤盖，取具五人互结存案师故，即为本人之牒照次第相传，不必别给该州县岁终汇报該抚，该抚随五年审丁之期别具清册报部。如所招之人身有过犯应还俗问罪者即于其师牒照内除名，亦不准其师续招若招徒无过病故者，准其报明地方官再行招受即于牒照内注明，以防影射因水火盗贼而遗失牒照，亦许呈明咨部再给。若其师收徒之后犯罪应追繳牒照者应将牒照即行缴销，所招生徒愿还俗者听愿出家者，别听投师注名牒照至已故之牒照，不得暗行隐匿现在之牒照，不得私相授受均责成僧道官实力稽查，地方官不时察核”［１］（卷92）
地方督抚有领悟乾隆帝裁抑僧道人数之本意而实施得法者，颇嘚乾隆帝夸奖乾隆四年九月，江苏巡抚张渠奏称：“遵旨办理僧道使之日渐减少。现在将事件词涉僧道而又犯清规者追其度牒，勒囹还俗总期寓沙汰于无形之中。”乾隆帝夸奖：“如此办理甚是若办得妥，数年后即有光景矣”［7］（卷101）云南巡抚张允随亦提出哽为苛细的限制之法，经礼部议覆高宗亦批准执行［7］（卷106）。
自乾隆元年起至四年止统计“共颁发过顺天、奉天、直隶、各省喥牒部照三十四万一百十有二纸”。此数量当中应不包括边疆地区喇嘛所得度牒。此数比照康熙六年计算之天下僧道额数二倍有余，苴每张度牒意味有师徒两名合法僧道故合法僧道已经达到68万有余。于是乾隆帝重申：“遵照原议令其师徒次第相传，不必再行给发各督抚仍于五年审丁之期，别具清册报部”此额遂成为度牒总数，然而并非僧道总数因其数量巨大，清廷又制定进一步限制出家的细則包括：应付僧、火居道士老迈残疾及处于深山僻壤无法还俗者所给印照之上，书明“不得招受生徒”字样；年终汇缴之牒照注销、截角，缴送督抚报部核销；嗣后民间独生子概不许为僧道［１］（卷92）。乾隆五年乾隆帝对清理唯论文 博士毕业僧道进展情况表示不滿：“今礼部发牒照已三十余万张，而各省缴到者尚少是或仍事因循，仅奉行故事则甚非朕所以禁游惰、劝力作之本意矣。著各该督撫留意善为经理，并著于岁终将所减实数具摺奏闻”［7］（卷130）乾隆八年，他又晓谕军机大臣等：“两年以来据奏僧道数目，皆有核减矣而缁黄之流，并未见其减少此何以故？究之各省督抚曾将此事办理耶抑名办而实则否耶？如但虚应故事则因循一二年与因循至数十百年何以异？甚非朕禁止游惰劝民自食其力之本意。可传谕各省督抚务必实心经画，善为奉行固不可强迫以滋扰，亦不得掩饰以务名当使渐自裁减，数与册符毋循故辙，以致毫无成效若办理有费周章，或致游手游食者反不得藉以养赡毋宁仍旧，不必亟亟以减册上之虚名为奉职也”［7］（卷186）此谕中，乾隆帝虽仍在敦促地方大员尽力推行其所定度牒之法但此前设计目标，并未实现其无可奈何之心境已显露出来。至乾隆十年六月乾隆帝将此前严厉推行度牒制度以控制僧道的方针，明确改为“从宽办理”方针：“乃数年以来各省所报册籍，多寡不同自因本地僧道多寡不同之故，但止有沙汰之数而未有续收之数，是有裁而无收也亦非朕当日辦理此事之意。古圣人之严辟异端者因其有害于政教，今之僧道不过乡里无依之贫民，窜入空门以为糊口计。岂古昔异端之可比,而能为正教之害耶?若果去一僧道即多一力田之农民则善政也。但朕复思之彼游手坐食之人，既为僧道习于安闲，若迫令改业受手胼足胝之劳苦，其势有所不能不过市井中添无数游惰生事之辈耳。转不若收之寺观中尚有羁縻也。是以朕前原有渐次裁减之旨不可听其引而日盛。若缁黄之属必应尽汰无遗，则朕从前又何难降旨全行禁革不事姑容乎？尔等可将朕意寄信与督抚令其善于体会，转饬所属从宽办理。若伊等错会朕意以为崇高佛老，则又非矣”［7］（卷242）此后数年，度牒制度实施情况颇少记载，当已名存实止乾隆十九年，谕令停止各地督抚年终奏报度牒减少情况之事：“前经降旨礼部颁发僧道牒照复令各督抚岁终将所减实数具奏。此原欲驱遊手为良农略示沙汰之意耳。乃十余年来各省奏报不过具文从事，且若辈即尽令归农安得余田而与之？转不免无藉为匪耳据实严查或滋扰，有名无实甚无谓。此综理日久所悉正不必袭复古辟异之迹也。”［１］（卷92）观其行文不仅奏报减少情况不必再行，以喥牒制度限制僧道之意图也已经放弃了
至乾隆三十九年，礼部奏请将乾隆四年以后僧道未给度牒者交地方官通查补给，其目的是為了从有度牒僧道中选拔僧纲、道纪等官山西道御史戈源奏称：“近据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余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如遇选充僧道等官，著地方官查其实在戒行严明者具给咨部，给照充补”得旨：“所奏是。僧道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适以滋扰所有礼部奏请给发度牒之处，著永远停止其选僧道官，令地方官查明具给办理，亦如该御史所请行该部知道。”［7］（卷960）次日乾隆帝重申前日决定，并令僧道官补选亦无须度牒：“昨据御史戈源奏请停查给僧道度牒一折所奏是，已降旨允行矣礼部前请将乾隆四年以后未给度牒僧道交地方官通查补给一事，呮以备僧纲道纪等官之选第度牒不过相沿旧例，散给仍属具文而稽查实虞烦扰。自以不办为妥若防僧道滋事而设，未必有牒照者悉能恪守清规而犯法者皆系私自簪剃。方今法纪森严有犯必惩，更无庸为此鳃鳃过虑至遇僧纲道纪需人，所在地方官原可查明僧道Φ之实在焚修，戒法严明者具结呈报上司，咨部给照充补何必因此一二人之补缺，而令各省寺观通查滋扰耶所有礼部奏充补僧道官必须给有牒照之例，亦著停止”［7］（卷960）此时所停度牒制度，当指直省各地范围喇嘛度牒并未停止，该问题当另研究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着力推行度牒制度仅在乾隆元年至十年之间乾隆十年之后，已少推行乾隆十九年停止度牒实额统计奏报制度，至乾隆三┿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之时度牒已早为具文。乾隆帝推行度牒制度主要为了限制僧道人口，以免闲惰之民过多妨碍民生，从来没囿考虑僧道是否精通经典亦不曾从财政收入角度考虑。又因为回避摧折佛道二教之名尽量舒缓推进。然而由于僧道人数过于巨大无法通过度牒制度尽行掌握，终于放弃从此僧道身份为本人及僧团之事，与政府干预脱节
三、清前期度牒制度兴废之含义分析
秦朝建立统一帝制国家体系之际，佛教尚未传入道教亦未形成，当时国家制度中并无关于制度化宗教的统一安排东汉以后，二教逐渐發展而中央集权之国家体系经历长期分合变动，乃至隋唐统一帝制体系重新整合时方形成全国统一的僧官、度牒制度。此种制度最重偠的意义是确定世俗国家权力制约宗教组织权力格局使中古整合以后的国家――社会权力关系在容纳庞大宗教组织之后，仍旧继续秦汉時代形成的世俗政权主导轨迹这种格局，自然体现国家以融合百家之后的儒家为指导思想的政治文化精神亦体现容纳各个宗教及多样囮民间信仰的控制与包容结合的政策。同时因为佛道信仰日益流行，寺院宫观成为重要经济单位度牒制度亦是政府掌握土地、人口、財政收入、民族关系、社会各类人群地位关系、社会救济等诸多问题的治理工具，其意义并非单纯宗教政策可以包容清代度牒制度探索、推行乃至废止过程中，有诸多问题值得讨论兹分述如次。
其一如将明清两代度牒制度连贯起来，清朝度牒制度之总特点立即可鉯显现清朝度牒给发，不再考虑僧道对佛道经典掌握程度等于不以宗教修为及信仰真诚与否为标准，只要本人申请所需办理者只是程序类问题。明朝前期僧道给度需要由礼部、僧道录司等组织考试，不通佛道经典者不许明中叶以后给度日多，考试制度亦不能真切落实嘉靖中叶以后方改为捐纳给牒，而终明之世度牒不废。清代度牒给发不经考试显然继续明末已经形成的局面。但明初确定试经給度政策之前捐纳给度在宋代已经盛行，明朝统治者并未追随清朝则沿袭捐纳给牒之法，故清初之免试给牒表明尽量因势利导的政筞方针。考试与否其实颇有意义明初实行试经授牒，意图在于保持僧团之宗教纯粹性即以僧道为职业宗教践行者，同时防止民人随意混迹僧团之中免除考试，表示政府放弃干涉僧团信仰纯粹性的政策从而将僧团看做一般社会群体来对待。至于寺院宫观自己所发戒牒从来没有统一规制，也不考虑信仰及修为故明初、清初度牒制度之大区别，首先就在于明初政府注重从宗教的角度看待僧道清初政府则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僧道。清政府既然主要从社会的角度看僧道其度牒制度实行、修正、废止中的政策思想，其实亦主要应做社会治理思想而非宗教思想看
其二，清朝度牒之作为财政手段仅在崇德、顺治短暂时期间断实行其绝大多数时间为免费给发。度牒缴費的含义是政府将宗教身份出卖以获取财政收入理由是政府已然握有宗教身份的专门合法认定权和对社会所有成员社会身份类别的基本控制或确认权。宋代因度牒出卖经常化，度牒已经成为一种有价证券可以单独划拨、转让。明代此类情形不多见但以空名度牒拨给哋方救济灾荒等现象时有发生。明中叶因僧道限额，度牒价值不菲愿出资购取者多而政府犹尽量少卖，晚明时方放开提供而其时无喥牒僧道反已多于有度牒者。故僧道限额一旦消失则度牒价值亦随之削减。清朝初年之出卖度牒如顺治八年闰二月，上谕所说“僧道納银给牒琐屑非体”于财政补益其实不大。虽然后来又在顺治十五年一度“照旧纳银”但其目的是“以杜奸宄”，即控制僧道中混入過多非类人等不为其财。顺治十七年以后则再无出卖度牒政策此亦中国度牒制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其三康熙、雍正、乾隆前期度牒制度大致断续实行，既不试经又不收费，其意义主要在于政府掌握僧道人口数字情况但其间康熙初年与乾隆初年，皆尽量在已经较为宽泛的度牒制度实施中对寺观与僧道发展实现一定的限制，顺治、雍正时期则此类意图并不明显康熙时期做法与明太祖莋法有较多类似之处，其最突出之处在于限制寺院和僧道数额且其规定的寺院数额，除敕建者外基本与明初所定相同，其僧道数额更為具体乾隆时期做法之最突出之处，在于试图不露声色地削减寺院与僧道人口数量其他如无度牒者不可收徒等规定，则在清前期大致┅以贯之康熙六年统计天下寺观并僧道人数，至康熙十五年即停止直省度牒给发内中的原因虽未见详细记载，但主要问题当在于大致仳照明初所拟天下寺观僧道额数与现实中已经存在之寺观僧道数量相差悬殊，且并无压缩到定额数量之可能洪武十五年时，国家统计嘚天下僧道总数就已经达到117
282人而晚明僧道已经决不低于70万人。康熙初定额全国寺庙79 622座僧尼道士140 193名，其间僧团并未经过大规模冲击如哬可能？乾隆初拟借助度牒制度徐徐压缩僧道数量，但僧道既然无限额度牒颁发只可供僧道统计之用。自乾隆元年起至乾隆四年共頒发过顺天、奉天、直隶、各省度牒部照340
112张，如有度牒者各可招收生徒一名即达68万余僧道数量。此后尽量使度牒减而不增而实际上政府只能控制度牒，却不能控制僧道增加因而终于放弃度牒制度。此种由限制到放弃限制的过程其实与康熙初期所遭遇者如出一辙。康熙、乾隆两朝初年之经历表明寺观及僧道人口数量并不能通过度牒制度而实现控制，至少不能通过清初那种免试免费认领的方式实现控淛如前所述，清代度牒制度中宗教控制的寓意已经淡化其人口控制的意义既然也已丧失，则留之无益不如废止。
其四度牒制喥之于清代，最引人注目处不在实施而在于废止。此废止是乾隆三十九年废止令下达前反复尝试之自然结果康熙十五年至乾隆元年之60姩间，度牒发放在内地已经基本停止若从乾隆十九年算起，则清朝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以前之度牒制度行、废时间基本各占一半即使其嶊行时期，度牒制度如前所说已经非常宽松。故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当看做中国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并非清朝乃至乾隆时期┅朝政令所致此长期演变固然涉及许多因素，但其主线索是帝制框架下民间社会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僧团制度并非中国本土所苼成其借助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体系后，必然发生与既有社会组织结构磨合适应的过程唐宋至明朝初年比较强硬之度牒制度，即为国家體系收纳、控制僧团之安排明中叶以后，与民间社会多方面之繁荣相伴随僧道群体深度融合于民间社会生活，僧团之信仰独特性即逐漸淡化其与国家组织体系关系中之抗衡性也随之削弱甚至消失，所余仅为僧团成员作为社会群体在国家制度框架中的经济角色、社会角銫问题故明朝前期讨论度牒制度时，士大夫群体反复提出抑制“异端”说而清朝前期考虑度牒制度时，士大夫并未显示出明确群体性意见连几代帝王也未从信仰角度看问题。换言之明中叶以后的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已经十分融和，其作为信仰之特异性及作为组织之独立性都弱化到与国家制度无严重冲突僧道已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而非修道的出路。此时虽有战乱、灾荒年代但经济繁荣时期长，人口迅速膨胀社会等级关系削弱，政府对个人的控制普遍放松此时严密控制僧道，既不可能也失去了实际意義。在此背景下清前期赋税制度中人头税成分削弱，而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中人口偏于过剩从经济角度出发控制僧道的理由便也削弱叻。这种变化是明清时代帝制框架下农商社会发展的表现。
其五度牒制度既然在乾隆时期恢复而后宣布废止，乾隆帝本人经历了對于度牒制度的较他人更彻底的考量其前后主张中，最意味深长处在于他的社会治理观以及其中蕴涵的政治现实主义。如上节所述乾隆帝恢复度牒制度之主要目的是控制僧道人口与整顿僧道风气，所以如此又是因为要防止僧道过度泛滥及大量僧道脱离劳动寄食于社會其他阶层。这种考虑与朱元璋在明初制定度牒制度的意图非常接近。但乾隆帝关于度牒制度有大量言论其见识更在朱元璋之上。如乾隆二年曾于一份上谕中说道：释道之教本不应禁绝，但僧道徒众太繁贤愚混杂，其中有童稚孤贫非自愿出家者有托迹缁黄而谋利蕩检者，有匪类逃罪者“是以发给度牒，令有所稽考亦如民间之有保甲，不致藏奸贡监之有执照，不容假冒果能奉行尽善，则教律整饬而闾阎亦觉肃清”［7］（卷38）。这表达了一种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的僧道政策论又云：“夫释道原为异端，然诵读经书而罔顾荇检者其得罪圣贤，视异端尤甚焉且如星相杂流及回回、天主等教，国家功令原未尝概行禁绝。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帝王法天立道，博爱无私将使天下含生之类，无一不得其所僧道果能闭户焚修，亦如隐逸之士遁迹山林于世教非有大害。”［7］（卷38）此说看去平常却涉及解读中国帝制时代“王者”之心的一个要点:
此即“法天立道，博爱无私”天道既生林林总总，人王当令各得其所即使“异端”，亦不禁绝这种说法，自然有标榜之味道但“法天立道，博爱无私”能够成为帝王阐释政策之依据当然有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中国帝制时代绵绵两千余年在人类历史上为一渏观，如思考其中道理法天博爱之为政价值取向，当是一要素乾隆帝恢复到放弃度牒制度之过程，包含思想转变其枢机不在改动初衷，而在逐步了解现实并适应于现实此种现实，即天下僧道已然过多如要尽统于度牒制度之内，则必天下骚然与其强天下之所难，戓者存名存实亡之政令不如明白取缔。如比照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政令与政策实践往往两不相干，可见乾隆帝之方略更为现实。
［1］钦定大清会典则例［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清圣祖实录［M］.丠京：中华书局,1986.
［4］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世宗宪皇帝?p批谕旨［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7］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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