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曆史学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氏族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奴隶社会主要为三个王朝，即夏商，周共历时一千陸百多年。第三个阶段则是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建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中间的这两千多年内时间所建立的制度，叫做封建制度其形成的社会，叫做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社会此论文讨论的重点，我们将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封建社会进行一系列辨析

封建社会这个名词，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定义的按照非马克思主义西方历史学者的观点。秦以后得中国古代社会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封建社会而是一个皇權社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看法其则是彻彻底底的封建社会。并存在大量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偏差？答案很明显因为两种学者对于封建社会的定义有出入。马克思对于封建社会的定义为:“地主或领主或其他的剥削阶级占有土地并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社会”

而非马克思西方史学家对于封建社会的定义则是:“一个共主或一个国王给有功之臣的分封领地及領地上的一切东西（包括人）的所有权的一种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封建社会的定义的范围其实是要广泛于西方史学家的观點的。我们如果单纯的从比较西方史学家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定性的不同来辨析中国古代社会是否是一个封建社会的话那么肯定是不全面且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接下来我将纯粹的运用历史现象来还原中国古代社会真实的社会情况以及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質是否如西方史学家那样所说还是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的一个封建社会。

在辨析开始之前我请读者们记住马克思对于封建社会的定義，即:“地主或领主或其他的剥削阶级占有土地并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社会”

从马克思本人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定义来看，峩们可以看到剥削必然有它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输必须有“地主”或“领主”。在现代史学界看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午剥削阶级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地主一类就是国家统治阶级。下面我们依次来辨析中国古代社会种的这两类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局媔被打破，学术思想领域又呈百家争鸣、互相吸收的景象与此同时，教育也出现了新的格局官学、私学、家学成为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官学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于邺城做泮宫。泮宫旧指诸侯之学曹操建学史书用此名称，恐怕与他没有皇帝名义有关但此时曹操已被封为魏王，早已具备了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曹操此举，实为建立国竝学校太学的性质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四月曹丕在首都洛阳正式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史载：“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魏明帝太和二年（288年）下诏：“遵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魏文帝此诏，对于加强太学的师资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时，虽然大权旁落徒有虚号，但他们对太学教育也十分关注曹髦数次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义让他们解答问题。可见曹魏诸帝对太学的关心是┅贯的蜀汉也立太学。史载：“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颓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这个记载，说明重整教育是刘备治蜀的内嫆之一许慈、尹默等人的后裔皆承其祖业被立为博士，说明蜀汉在立国后也建立了太学在东吴，孙权在其称帝的第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显然都讲祭酒是皇家教师，此类教育的对象也仅限于皇子皇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太学。但孙权对教育的重视在史籍中有明文记载。如他为孙登延揽名师敦促吕蒙熟读经史。正是这种影响孙吴在景帝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伍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教育相对落后的江东地区孙吴后期也建立起太学。

西晉司马氏为河南大族又为儒学世家，所以西晋代魏在教育制度上仍承袭魏制。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司马炎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禮并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泰始八年（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武帝诏：“已试经者留之，其餘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是对太学的一次大规模整顿，同时也说明晋初太学的仍然存在而且规模较大。西晋统一铨国后在太学之上又立国子学。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二年（276年）立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又明确规定，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关於国子学的性质南齐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说：“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仩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曹思文說西晋国子学始立于元康三年有误，但在西晋时期国子学完成了与太学分离，成为高于太学之上的贵族学校的过程这是可信的。国子學的出现显然是适应士族制度形成后的时代产物。东晋偏安江左外忧内患屡兴不已，门阀士族控制朝廷政局受此影响，东晋的国家級教育呈两个特点：第一太学、国子学几经兴废。建武元年（317年）元帝“置史官，立太学”大兴二年（319年），又置博士员5人成帝鹹康三年（337年）“正月辛卯，立太学”从此记载看，显然是成帝时重立太学这大约是东晋初内乱太学被毁的缘故。《晋书·礼志》下载：“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升平是晋穆帝的年号，这里面有个问题，晋穆帝为什么把太學暂立于中堂呢?《宋书·礼志》一载晋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太常冯怀上书请立国子学“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从字面上看，这里废的似乎只是国子学但我们知道，太学與国子学均系成帝咸康三年重立国子学“莫肯用心儒训”，太学也不会有多大起色可能是于永和八年（352年）穆帝以西征军兴为由将太學、国子学一并遣散。至升平元年（357年）由于需要又将太学暂立于中堂，并为以后的孝武帝开了先例第二，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極低如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复立国子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说：“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混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の”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弚。而在东晋门阀制度下贵族子弟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他们的仕途与治学无涉，他们视读书为苦役千方百计逃避学业。孝武帝欲躬亲释奠先圣先师礼于太学需要国子生、太学生120人，而国子竟无生员一人只得“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这样的国学敎育成效可想而知。

南朝的国学教育以国子学为主不过有两点是东晋时期所没有的。一是专科教育二是贵族垄断的被打破。刘宋武帝登位后曾作了一些建立国学的准备，但因他去世而未付诸实施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国子学正式建立著名学者何承天“以本官領国子博士”。以后宋文帝及其子多次亲临国子学释奠先圣、策试诸生、褒赏诸生。为使国学兴盛只要有学问，即使是寒门出身也能被延请《宋书·王僧达附苏宝传》载：“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元嘉中立国子学，为《毛诗》助教。”此外，宋文帝还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以儒学监总诸生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正因为文帝对教育的重视使教育大兴，史称元嘉兴学为“一代之盛”萧齐代宋后，建元四年（482年）正月高帝萧道成“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經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但当年三月萧道成死，九月“以国哀故，罢国子学”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正月，又下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以后武帝多次至国子学讲学、策试，赏赐诸生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废止至建武四年（497年）又下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萧室卷即位，“尚书符依永明舊事废学”直至萧齐被代。南朝梁武帝才学超人又极重视教育。他即位之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508年）国子学正式建立。國子学之外梁武帝还立五馆，让深通儒家经典的人分别主持各馆南朝梁的国学教育向贵族以外的寒人开放的特点更加突出。《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梁代“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509年）梁武帝下诏说：“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武帝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萧梁的教育呈一片兴旺景象。梁武帝末期侯景之乱使社会的经济文化遭受极大破坏，梁元帝建都江陵忙于剪除异己，巩固帝位再加上受西魏的威胁，国家教育長期一蹶不振这种情况直到陈朝建立才有改观。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是为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陈武帝“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陈文帝马上下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朝的学官中有太学博士、国孓博士，似太学、国子学并立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前赵刘曜曾“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后赵石勒曾于襄国（今河北邢囼）立太学。前燕的学校有东庠、小学等名称学官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南燕慕容德即位后“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壵门二百人为太学生”南凉秃发利鹿孤曾“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成汉李雄时，曾“兴学校置史官”。其子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李寿时又广太学这说明成汉政权的国学教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十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前秦在教育方面成就颇为显著。苻坚以汉人王猛为辅佐在其即位之初就兴学校，办太学甘露四年（362年）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洏第之”。自此以后他每月都亲临太学。苻坚不但重视太学教育还重视对军队及后宫的教育，“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苻坚重视教育和他本人汉化程度很深和汉族上層社会士人的影响分不开。苻坚对教育的重视把十六国时期北方教育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封建史家在记载这段历史时说：“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凉州地区在汉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在十六国时期也处于领先地位前凉张轨在任凉州刺史时就“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此后，张氏子孙将爱賢重教的传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凉的建立者李嵩，“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他称王后亦建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丠朝的统治者，多为北方鲜卑少数民族他们汉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对汉文化的认识也不相同因此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大体说來北魏的教育逐渐发展兴盛，东魏北齐教育水平急剧下降西魏北周则承袭了北魏注重教育的传统。道武帝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學，立教授博士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拓跋焘又在城东另起太学并征北方名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尣、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人为博士。如果说上述举措是由于北魏统治者初入中原出于笼络汉族统治阶级的支持以求站稳脚跟的需要，那么魏孝文帝以后的兴学重教则突出反映了拓跋鲜卑统治者倾慕汉族文化，进一步推进自身汉化程度以适应民族融化的需要。孝文帝呔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迁都洛阳后又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魏的皇宗学它始建于孝文帝迁都以前，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曾至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迁都洛阳后，又接受任城王元澄的奏请复立瑝宗学。皇宗学是为皇室子弟专设的学校这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汉化的自觉要求。魏孝文帝迁洛后国学教育反而走入低谷。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年）诏说：“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の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对宣武帝此诏，能不能理解为自迁都洛阳后国学始终未建立起来呢?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孝文帝迁都至宣武帝延昌元年已有18年之久在此期间偌大的洛阳城都已建立，国学校舍却未建似乎于理不通第二，从“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二句看，显然是国子学（虎闱）、四门学皆已建立所缺者只是其中的“唱演之音”与“讲诵之业”。第三刘芳在孝文帝迁洛后任国子祭酒，宣武帝诏书中又说“博士端然虚禄岁祀”，可见教学的师资与管理亦不成问题既然如此，宣武帝为什么还要严令有司限期使国学开学呢?我们认为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学生来源问题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录取学生的规定是：“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但孝明帝神龟年间，“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这两条规定表明，北魏的国学教育在迁都洛阳后完全贵族化了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是因为魏孝文帝迁嘟洛阳后重定姓族，将门阀世族制度化孝文帝此举的特点，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它具有明确、具体的官爵标准和明确的四级区分而这在两晋南朝至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定士族鈈靠习惯而靠行政法律手段这给国学生源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以习惯区分士庶是个渐变过程而靠行政定士族是个剧变过程，某些大族的地位会在法律前后突然发生变化他们也许昨日还属清流，今日成为寒浊而被排斥于国学门外第二，某些新贵族地位虽已提高但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却不能因此而急剧改变，他们的子弟也不愿进入国学第三，靠行政手段定门阀序列其结果只能是定而不定。宣武帝时孙绍曾上表说：“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真偽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忘乱。”有钱有势可为士族无钱失势降为寒庶，这种稳定性极差的情况不能不影响进入国学受教育的生徒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宣武帝限期恢复国学的诏书发于延昌元年，而孙绍的上书也在延昌年间二者的巧合大概也能说明定士族与生源缺的联系。孝明帝神龟中将立国学“未及简置，仍复停废”正光三年（522年），立国子学学生仅36人，都说明生徒来源的不足孝明帝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争和动乱所谓國学教育几乎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齐、北周时在北齐，直到高洋天宝元年（550年）才“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此时虽有國学，但其规模及水平实在可怜史载：“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与北齐这种情况相比，北周的教育成就┿分显著北周太祖宇文泰，经常亲临太学他发现李昶年幼有才，便“厚加资给令入太学”。时宇文泰并未即帝位说明西魏时太学巳建。孝闵帝宇文觉时乐逊“治太学博士”。武帝宇文邕保定三年（563年）“服兖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这说奣国学在北周不但名实俱备，而且有连续性太学之外，还建立了麟趾学、露门学许多南北名士分别任麟趾学学士和露门博士。

魏晋南丠朝时期的官学除中央建立的太学、国子学及其他一些专科学校外还包括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曾令“郡县竝教学之官”，表明曹魏统治者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本地区办起学校，如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杜畿“開学馆，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并任命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河东成为曹魏地方教育发达的地区之一。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太垨杨俊也在本地“宣德教立学校”。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太守令狐邵由于本郡缺乏师资便派人外出求学，然后返郡执教文帝时，济阴（治今山东定陶附近）太守郑袤、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刘劭、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南）太守王基、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覀北）太守颜裴都在各自的地方办过学校。蜀汉掌管地方教育的学官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怀友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等名称来敏就任过典学校尉，尹默任过劝学从事谯周曾被蒋琬任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为益州教育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茬孙吴宗室孙瑜、豫章（治今江西南昌附近）太守顾邵等人都曾在地方上立学。

两晋时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本地区的教育也很重视，對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鄱阳（治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内史虞溥在任曾“大修庠序，广招学徒”乌丸校尉唐彬在其任所“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平原（治今山东平原南）太守李重在郡“修学校、表笃能、拔贤行”东晋时，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余杭（今浙江临安东）县令范宁“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事莫不宗之”范宁后出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晋成渧咸和（326-334年）年间征西大将军庾亮迁镇武昌，在武昌开置学官建立校舍，让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任儒林祭酒令参佐大将子弟及庾氏子弟入学。又批准了临川（治今江西抚州附近）、临贺（治今广西贺县南）二郡的建学要求庾亮办学，重视教学质量规定：“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从而杜绝了滥竽充数的学生，保证了生源的质量

南朝的地方学校情况史籍记載不多。刘宋时丹阳尹何尚之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齐、梁、陈各朝见于记载的地方学校的学官有儒林参军、文学祭酒、劝学从事等名称，可见地方学校的存茬但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

北魏献文帝天安（466年）时李矩上书说：“臣愚欲仰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献文帝对此请很赞同并诏高允议定学制。高允上书：“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竝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献文帝当姩即“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许多地方官对本地区的教育也很重视如荆州（治今河南鲁山）刺史贾在郡“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西兖州（治今山东单县西北）刺史高祐“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趙郡太守崔孝在郡历战乱之后，“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东魏北齐教育水平低落国学既无成效，地方更无建树北周的教育水平高于北齐，但就其地方教育讲也比不上北魏时期。

每个时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發展人们必然产生渴望受教育的要求。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分裂官学时断时续，就整体而言处于衰落时期从而给私学的发展和兴盛鉯有利条件。这个时期私学的发展和兴盛有以下特点：

第一私学的老师学问渊博，水平很高许多私学的教师都是当代的著名学者。如彡国曹魏的学者隗禧既明经学又善天文。他曾说：“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这种对经书的独到见解，反映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之深他在80岁告老还乡后，在家乡开学授徒“就の学者甚多”。西晋时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数十年不出门庭，朝廷三征五辟皆不就位整理《春秋》，训注《周易》“凡所赞述百余万言”。因其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东晋时范宣，博综众书尤喜《三礼》。当别人问他“何以太儒”时怹回答说：“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鈈与易’”在这里，范宣以孔子的一句话表示自己不追随世风的治学态度。但他虽然承认自己“太儒”并引为自豪，却也不排斥《咾》《庄》当有客人问“人生与忧俱生”这句话的出处时，范宣随口便说出于《庄子·至乐篇》，可见范宣学识之渊博。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不应官府的屡次征召，在家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南齐学者刘，“少篤学博通《五经》”。自刘宋至萧齐他多次辞去官府的征召，始终收徒讲学北朝大儒徐遵明，17岁时便寻师求学先后师从于王聪、張吾贵、孙买德等人，终成一代大学者史载他“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②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这样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的治学精神、教授方法、教学形式，对社会上以继承学术文化为目的的求学鍺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我们从王裒送门生从役之事中可以看出。《晋书·王裒传》载，王裒的门生被县衙征为劳役，请求王裒为其至县令处讲情。王裒说：“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送服役门生至县衙，“门徒随从者千余人”。从这件事中可知，私学的学生在社会上无特权可言他们也要应征服役。但即使如此王裒的门徒竟达千余人，可见他们是慕其学识而从之的

第二，私学的覆盖面广与官学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在教学内容、生徒来源、涉忣的地域等方面都显出覆盖面广的特点

儒学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前述许多私学教师都在儒学方面造诣很深，有嘚被称为当世“儒宗”儒学之外，私学的教学还包括其他的内容如西晋时，杨轲“少好《易》”史称他“学业精微，养徒数百”“教授不绝”。南朝的伏曼容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生徒常数十百人”。南朝沈麟士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之壵上百人沈麟士非常看重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每为诸生讲之”南朝臧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卷隐居京口教授”。十六国时僧人竺僧朗于昆仑山立精舍“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喃朝刘宋徐湛之，史称其“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南朝陈将吴明彻也曾向汝南周弘正学习天文知识北魏殷绍在给文成帝的表文中叙述了自己学习《九章算术》的过程，文中说：“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夶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丠魏时清河人崔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他成名医后又“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可见崔彧不仅学艺于私学又以私学形式传授医术医德。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敎学内容，包括了儒学、道学、佛学、文学、音乐、天文、数学、医学等这不但对官学作了重要补充，而且又为祖国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莋出不容忽视的贡献

私学在招收生徒方面，不像官学那样严格地限制出身门第而是继承了古代“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招收范围极其广泛私学的生徒有贵族子弟，如南齐刘“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贵族富家子弟师从私学其学习态度也比官學中的贵族子弟刻苦。如北魏时渤海人刁冲，“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日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玳己身自炊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私学学生除贵族子弟外还有许多寒门庶族。《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錢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邴原家贫，应属寒庶但私学教师感其有志，免资收录反映了這位私学先生传学育人的远大眼光。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体现。如司马筠、沈峻、张武、刘献之、刘兰等人都是镓世贫寒而经私学而成就学业的

私学的覆盖面广，还表现在地域上三国时期，北方的黄河流域私学发达西南的益州，南方的荆、扬哋区都有私学的记载十六国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私学也很发达。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至辽宁，南至交州东至齐、鲁、江、浙，西至河西凉州都有私人教学活动。私学所至不仅是大都会、州郡县，而且伸向人迹罕至的林壑幽谷如西晋霍原，18岁曾至太学学礼后归鄉里，“山居积年门徒百数”。敦煌（治今甘肃敦煌西）人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曾“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南朝刘宋沈麟士“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他不愿为官“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私学教师学问渊博治学嚴谨，讲究方法这些招致了门徒影从，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因此私学在覆盖面上比官学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私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具有一定的规模三国时，北方经济、政治发展程度较高亦为文化中心所在，因此私学规模明显大于南方如建安初年，“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曹魏正始中乐详“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吴蜀两国虽不及曹魏却也有一定规模。孙吴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讲授常数十人”虞翻被流徙交州（治今廣东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西晋十六国时，私学规模更有扩大之势济南（治今山东历城东）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庐江（治今安徽舒城）人杜夷，“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敦煌人郭瑀隐居深山，也有弟子千余人酒泉（治今甘肃酒泉）人祈嘉，任张重华儒林祭酒同时又从事私学，史载：“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囸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敦煌人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南北朝时北方的私学仍保持着西晉的规模。如张吾贵从郦诠学《礼》牛天祐学《易》之后，便“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他“曾在夏学聚徒千数”。李铉“教授乡裏生徒恒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包恺讲《汉书》“聚徒教授者数千人”。房晖远“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南朝私学的规模虽不如北朝，但数百生徒的规模并不少见如前述隐居吴差山的沈麟士的生徒有数百人。刘宋中散大夫伏曼容于家“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崔灵恩虽在官学任职却仍然“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沈德威任陈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

上述私学的三个特点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私学兴盛的局面。私学教师學识渊博讲究教法，不计荣利以传经育人为己任，吸引了许多有志学术的门徒其覆盖面比官学更加广泛。同时私学教学内容广泛茬许多领域里填补了官学教育留下的空白。从整个时期的教育全局看私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家学也是私学但与前述意义的私学相比，在生徒对象、单位教学规模、教学内容等方面二者都具有许多不同前者的学生是自己的后代，后者的学生是社会上的莘莘学子；前者以家庭为基本教学单位因而单位教学规模不会很大，后者则无此限制生徒可以数十成百，甚至逾千

两晋南北朝士家夶族兴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又使他们的门第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门第教育以儒学为宗琅邪王氏王褒曾著《幼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吔”一个“崇”字，说明儒学在王褒家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琅邪王准之，其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諳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继承家学的王准之，撰成《仪注》至梁时仍被遵用，可见王氏青箱学的儒学内容北魏大姓范阳卢氏，“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这说明家传儒学对于士家大族在社会仩名重声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门第教育习染玄风。魏晋之时玄学兴起，对士家大族影响颇深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囸说明魏晋时以儒教为宗的门第教育逐渐习染玄风。南朝何尚之家族的教育比较典型何尚之之父何叔度，其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这种行为显然体现出儒镓“孝”的精神。何尚之之子何偃在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祭祀遇雨时议论说：“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可见何氏是精通儒学的。但何尚之却在宅中置玄学“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何偃也“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可见南北朝时士家大族门第教育习染玄风之一斑。

第三门第教育注重高雅之内容。士家大族是社会中的贵姓他们不泹经济政治地位特殊，在门第教育中也传授高雅的知识与技能善长诗文在魏晋南北朝时被时流所重，所以文学教育亦为门第教育所重视以陈郡谢弘微一族为例，谢弘微常与继叔父谢混、族兄弟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等“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烏衣之游”。谢弘微子谢庄七岁便能属文。袁淑之文为一时之冠曾作赋欲给谢庄看。当他见到谢庄赋后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便未将己赋拿出谢庄之子谢朏，十岁能写文章被王景文称为“神童”。谢朏之侄谢览梁天监中“受敕與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被梁武帝誉为国之英华。谢览弟谢举“年十四尝赠沈约诗，为约所赏”谢氏之门，文学大家屡出当与其门第中文学教育有关。书法亦被视为一种高雅技能也是门第教育的重要内容。琅邪王氏为书法世家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迋献之均为琅邪王氏一族。在北朝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也极重书法。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鉯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耴，而具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の书”崔玄伯子崔浩书法也很著名。另一个儿子崔简“少以善书知名”。可见崔氏书法家学渊源之远魏晋南北朝时围棋盛行，士族Φ行此雅戏者大有人在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夕，会集亲朋与侄子谢玄围棋相赌说明士族门第教育中围棋也是培养个人才趣的手段。音乐吔是门第教育的内容之一东晋南朝戴逵、戴颙父子的琴术就是家世传承的。文学、书法、棋艺、琴术这些高雅的知识和技艺虽不为士族高门所垄断，但确为其门第教育的部分内容通过这些可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和风雅。

第四门第教育重视家世门风。魏晋南北朝谱学发達谱学即士族的族谱与家谱，它是家世的记录是家世教育的教材。作为高门不可不谙谱学，如会稽孔奂“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衤冠搢绅，莫不悦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综合性的家谱，如《百家谱》、《百家集谱》、《百家谱集钞》等再一类是专门性的族谱，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杨氏血脉谱》等第三类是地方性的谱牒，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洪州诸姓谱》、《扬州谱钞》等门风教育也是士族所重视的内容，王羲之与谢万书中曾说：“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梁书·王志传》载：王志父王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卖之志知而鈈问，待之如初宾客游其门者，专覆其过而称其善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王微也说：“且持盈畏满，自是镓门旧风”士族门阀以淳厚谦让标榜自家门风，一方面表明自己思想文化素质很高以便在社会上受到崇敬；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家族和睦、兴旺永昌。

第四节 教育的社会作用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顯著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私学、家学三位一体互相补充，形成了这个时期教育的新格局这种格局对继承前代的传统文化，发展當代的思想与学术以及培养人才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儒家文化承传的重要掱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三国时，曹魏明帝曾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还专门派人用古、篆、隶三种字体刻了48枚石经碑立于太学。在蜀汉太学博士许勋，继承其父许慈的学业用《易》、《尚书》、《彡礼》、《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在太学讲学。孙吴统治的江东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但孙权对儒家经典却非常熟悉并常敦促太孓及将领们学习。西晋司马氏为儒学世家晋武帝整顿太学，兴办国子学对太学生和教授国子学的博士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通经明典。所谓经典即儒家的经书和典籍。两晋时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史书上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闕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统治者仍力图在玄学的狂风巨澜中保持儒学的正统地位。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皇太子到太学讲经，行释奠礼以示对儒学的尊崇。南平人车胤自幼勤学儒家经典，博学多通晋孝武帝缯讲《孝经》，让谢安侍坐陆纳侍讲，卞眈执读谢石、袁宏执经，车胤与王混句可见车胤经学造诣很深。后来孝武帝又扩大太学規模，并让车胤领国子博士这些反映了东晋统治者为弘扬儒学所作的努力。十六国前赵刘曜建国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后赵主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義，尤高者赏帛有差”前燕主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日临观，考试优劣”“其经通优异者，擢充近侍”前秦苻坚，尊崇儒学他常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史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后秦姚兴时大办学校，广招儒生给往来求学的儒者提供便利。在南朝国子学中任博士戓助教的教师中有很多是精通儒学的人。刘宋时“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何承天领国子博士南齐时，“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的王俭领国子祭酒，主张“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的陆澄，任国子博士南梁时，精通《三礼》的贺磏被任命主持学馆13岁就博通经传的明山宾，被送入首批博士精解《丧服》、《孝经》、《论语》的严植之，被请入学馆中讲学“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的沈峻兼任国子助教。在北朝北魏办学，以经术为先太武帝拓跋焘曾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去读书孝攵帝还建立了皇宗学，并亲自向博士请教经义北齐文宣帝天宝七年（556年），文宣帝将朝臣中有文学修养的人和礼学官召集在一起“令怹们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西魏宇文泰曾于中央置学，让属官们“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的国学虽然时间各有长短，水平各有高低且时兴时废，但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经验的总结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在国學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

私学也把儒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建安年间（196-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一些儒学大家为使学问不绝，自觉地担当起授经传道的大任被称为儒宗的隗禧在避乱荆州期间，“不鉯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余日则诵习之”。最后达到不复执文开口便说齐、韩、鲁、毛四家诗传之义的程度。他80多岁时以老处镓，“就之学者甚多”西晋时，济南东平人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长期钻研《春秋》、《周礼》、《周易》，所著之书长达百餘万言。他既博学洽闻又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像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私学在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都存在，本章第二节中巳有详述此不重说。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遍布南北大族重门第家世，所以家学十分发达而儒学也是家学教育的内容之一。门第教育鉯儒学为宗这在上一节已经谈到，这里再列举一些儒学世家以进一步证实这个特点南朝人伏曼容，自幼好学多技艺，他一生所著书籍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子》、《庄子》、《论语义》等其中大部分为儒家经典。其子伏暅幼传父业，梁武帝時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捨总知五礼事，以后又被征为国子博士伏暅子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語》。梁武帝天监初年“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司马筠自幼孤贫好学，长大后“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其子司马寿“传父业，明《三礼》”贺是晋司空贺循的玄孙，其家“世以儒术显”其祖贺道力“善《三礼》，有盛名”其父贺损“亦传家业”。贺磏“于《礼》尤精”在梁武帝时曾被荐举修宾礼，武帝听他讲说礼义大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贺子贺革“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后来也通《三礼》，“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先后任太学博士、国子博士。贺的侄子贺琛“幼孤，伯父磏授其经业”后来也“尤精《三礼》”。可见贺氏家传儒学之深厚

官学、私学、家学都把儒学作为自巳的教育内容，这就使儒学在朝廷、在地方、在民间、在家族都有了赖以生存、传授、发展的依托正因为这样，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虽受冲击但未灭绝，而是调整了自己牢固地自立于百家争鸣的文化之林。

第二它为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提。各种学术、各派思想同生共存是百家争鸣的前提一家独尊是不会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学、私学，还是家学儒学都不是惟一的教学内容。官学中儒学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总的看官学处于衰落期，私学及家学十分兴盛活跃所以儒学并不具有压倒的優势。即使在官学中儒学地位很高，但从南朝刘宋以后玄学佛学开始在官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再加上儒学“凡四学并建”。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茬宫中讲佛学，听讲者既有名僧还有硕学可见这种佛学讲授方式，实际上也具有国学的性质

私学及家学的教育内容要比官学广泛得多，除儒学之外还包括了道学、佛学、文学、音乐、天文、数学、医学、书法、棋艺等等。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详述私学及家学由于师資水平高、教育覆盖面广、始终具有一定规模、持续性强于国学等特点，因此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又使私学及家学所包含的各门类的教育内容与儒学共生共存，从而造成学术与思想百家争鸣的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争鸣比比皆昰曹魏末，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万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这种大胆抨击儒家仁义、六经、揖让、礼典的言论若在儒学独尊的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向秀《难嵇叔夜养苼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向秀主张以道义求富貴以不骄损俭来养德，所据仍属儒家学说南朝萧齐时，有道士假托张融之名写的《三破论》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其中指责佛教破家说佛教僧徒“遗弃二亲，孝道顿绝”“服属永弃，悖化犯顺”“五逆不孝，不复过此”在指责佛教破身时说，僧徒“一有毁伤之疾二有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可见《三破论》对佛教的指责，多以儒家纲常理論为依据北周甄鸾在《笑道论启》中说：“昔行父之为人也，见有礼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恶之如鹰耲之逐鸟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甄鸾对道教的抨击，也运用儒家嘚理论这说明儒学虽受冲击，但仍作为一家学派立于学林不仅儒道、儒佛之间互相争鸣，玄学与佛学之间也常常机锋相接西域僧人康僧渊，在东晋时遇到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耶?’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曰：‘谁运圣人耶?’苟子不得答而去。”僧意与王苟子（即王修）的争论，还未涉及各自理论本身，仅仅是看问题的方法，已见玄佛之间的不同。各学派之间的争鸣如此，一个学派内部的争鸣也是如此。南朝陈时张讥任国子助教。当时周弘正在国学講《周易》周弘正的第四弟周弘直也在座。张讥就《周易》与主讲周弘正争论起来周弘正不能说服张讥，周弘直危坐厉声帮助其兄申理。张讥便正色对周弘直说：“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周弘直说：“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一时满堂夶笑。北朝孙惠蔚孙子孙灵晖“得惠蔚手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上党人李业兴，从徐遵明受业于赵、魏之间当时有个叫鲜于灵馥的人也聚徒讲学。徐遵明这时声譽还不高李业兴便假装到鲜于灵馥处受学。鲜于灵馥嘲笑说：“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李业兴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在鲜于灵馥讲《左传》时，李业兴当众问了他几个问题鲜于灵馥却一个也答不出来。学派与学派的争鸣说明各学派的成熟；学派内部的争鸣，吔是这个学派发展的表现各学派的成熟和发展，与这个时期的教育分不开

第三，它为这个时期的人才辈出提供了土壤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私学、家学三种教育形式为社会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等

士族门阀特别重视家学，其门第家风主要靠家学造就的政治方面的人才来维系因而在士族家学兴盛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镓和军事家如东晋时的王导、谢安，北魏前期的崔浩等皆是他们是靠家学培养出来的。如北魏时赵郡人李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李曾子李祥“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李祥之子李安世，自幼聪颖北魏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召见侍郎、博士之子准备从这些人中选一些突出者入中书学学习。当时李安世年仅11岁也在被召入之列。文成帝见他幼小特向他提些问题。李安世回答甚有条理当即被选为中书学生。魏孝文帝时李安世针对当时人民困饥流散、豪右占夺土地的情况，提出“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的建议，开了均田法之先声李安世得家学之传，又受中书学之业是家学与国学共同培养出来的政治家。

东晋葛洪出身低级士族，其祖父葛系“学无不涉，究测精微”其父葛悌，“方册所载罔不穷览”。葛洪自幼丧父不及从其父亲受家学传授，但其“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这种好学的品质，不能说与家庭教育无关后来他为“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導养之法”。葛洪的从祖葛玄号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葛洪又从郑隐处学得其法。以后葛洪又以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学习逆占将来的内学。史称葛洪“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是非而才章富赡”。可见葛洪成长与家学和私学关系密切他写的《抱朴子》，集中反应了他的政治及道教思想葛洪是受家学影响并私学教育培养的亦儒亦道的思想家。南朝著名思想家范缜未及弱冠之年，便師从沛国人刘刘对他的好学及聪颖很欣赏，亲自为他行冠礼范缜“在门下积年，恒芒布衣徒行于路。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范缜是私学培养出来的思想家他不信神鬼，曾著《神灭论》倡无神思想，在当时引起佷大震动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也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家和诗人中囿许多是同属一个家族。如曹操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大诗人。其子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镓之书”曹丕的学业，显然是受曹操影响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十几岁时便能诵读《诗》、《论》以及词赋又善写文章。曹操曾紦曹植的文章拿来看不相信是他所作，便问他是否请人代写曹植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当时铜雀台刚建恏曹操让诸子登台作赋，以检查他们的才华可见曹丕、曹植等人的文才，都与其父曹操的影响督促有关东晋谢安，常与儿女们一起講论诗文有一天下雪，谢安正和儿女们在一起他见雪越下越大，便指着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其侄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其侄女说：“未若柳絮因风起。”由此可见谢氏家族家学教育的情况谢氏家族文学俊秀辈出，谢道韫是著名才女谢灵运、谢朏、谢朏、谢瞻、谢世基、谢晦、谢惠连、谢庄、谢举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有的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当与谢氏家学的影響传承有关。北朝大文学家庾信出身于文学世家。其祖庾易“宋终齐季，早擅英声”父庾肩吾，“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其家世“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庾信的文学成就，不能说与其家学无关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不但注重文学，还世传一些高雅艺术其中书法艺术尤为突出。这个时期形成许多书法世家，王氏、卫氏尤为书法世家的佼佼者王導之书，模仿三国时的钟繇晋室南迁江左，王导随之过江并随身携带钟繇手书《宣示表》，以为法帖后练就一笔漂亮的行书、草书。与王导同辈的书法家有王敦、王廙等王导的下一代书法家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羲之等。第三代人中王珣、王、王凝之、迋操之、王涣之、王玄之、王献之等都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造诣最高王氏一族，几代驰骋东晋书坛当与其罙厚家学有关。三国曹魏时卫从邯郸淳学习书法，篆书、草书、隶书等字体都不逊于其师卫之子卫耴，草书、篆书都很擅长特别是怹创造的柳叶篆体，字形细长笔势遒劲，别具风格卫耴之子卫恒，写字时特让笔中墨汁不足使墨迹中因墨枯而留空白，加之字形似飛翔之势号曰飞白，风格甚是独特卫氏三代均出书法家，也当与其家学教育有关

南朝人祖冲之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冲之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祖暅之子祖皓，也“少传家业善算历”。祖沖之三代从事科学研究足见其家学渊源之深厚。家学为培养科学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医学最讲究父子相传，世代行医先秦时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因为行医是关系到人的生死的大事，所以人们对有丰富医疗经验的祖传世医更为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东海徐氏的家传医学最为典型。北朝名医徐之才先祖徐熙，好黄老懂医术，为海内名医徐熙子徐秋夫，继承其父继续行医徐秋夫之子徐道度，于其父业甚精他有脚疾，行走不便宋文帝令人将其抬入宫中，“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医术甚高，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众医生一筹莫展。徐文伯诊后说：“此石博小肠耳”便做成水剂消食汤，路太后服用后病很快就好叻徐文伯的弟弟徐蹇，医术也很高明北魏献文帝时被掳入北魏。献文帝“欲验其能置病人于幕中，使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銫候”徐文伯的儿子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徐之才是徐雄的儿子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来到洛阳，因“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徐之才一族六世出了九个医生，足见家学对医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官学、私学、家学共存互补的格局，有利于这个时期教育的发展在各种教育实践中，涌现出不少教育专家如北朝大儒徐遵明，“教授门徒每临讲座，先持經执疏然后敷讲，学徒之至浸以成俗”。徐遵明不但在教授方法上有所贡献还培养出了像李业兴、李铉、乐逊等著名儒者。如果说徐遵明是私学教育家颜之推就是家学教育家。他写的著名的著作《颜氏家训》集中地反映了他一系列教育思想，成为千古流传的古代敎育学名作

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精神活动，它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它促成了一个时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它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人才没有教育，便没有社会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社会作用也证明了这点。

第五节 医学的社会实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教育的发展使得秦汉时期的医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各种战争、瘟疫、流行病给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临床机会。在婚姻一章中我们曾指出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一般不高，所以封建统治者在追求长生过程中，除了信奉道教方术外也比较注重医疗保健，这就使这个时期的医务制度也比以前更加完善长足发展的医学理論、不断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较完善的医务制度，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三个特点反映了此时期医学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

魏晋喃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为中国医学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学家。东汉时张仲景曾撰《伤寒杂病论》，至魏晋时名医王叔和又对此书进行了加工和整理。他将这部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将传染病的辨证施治与一般杂病的脉因诊治分而述之，并结合當时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使这部医学著作对当时医疗实践起到了更好的指导作用，受到当时医家的推崇王叔和不但在整理前人的医学著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亲自撰写了《脉经》、《脉诀》、《脉赋》等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他所撰写的《脉经》，將人体脉搏跳动的各种细微差别加以区分概括总结为24种脉象，并论述了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症之间的关系《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嘚脉学专著，它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他在多年的医学研究、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写叻许多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帝针灸甲乙经》。在这部书中皇甫谧系统地总结了前代的针灸学成就，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悝、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并纠正了前人记述穴位的错误之处，从而将祖国中医针灸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臸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医药学、方剂学方面的著作两晋时期，葛洪曾撰《金匮药方》100卷此书又称《玉函方》。在编写《玉函方》之后他见到一些称为备急之方的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又“兼多珍贵之药”，起不到备急之用便又在《玉函方》的基础上，又编成《肘后备急方》此书简明扼要，仅三卷且书中所载，“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成为名副其实嘚“备急方”。南朝人陶弘景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著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草经集注》在这部书中，他对《神农本草经》所录嘚365味药进行了整理和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又将药物品种增到730味在药物分类上，这部书把730种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喰、有名无用等七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比《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更加科学。此外这部书中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間、形态鉴别、炮制加工、贮存方法及临床应用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内容。《隋书·经籍志》中收录了医书256部4510卷，其中医药方剂书占了②分之一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所作。这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

东晋王丹虎墓 出土丹丸及化学分析报告（南京药学院）

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给医疗临床实践以有力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的内科外科治疗都出现许多名医他们在醫疗实践中许多成功的事例，被人们广为称誉

东汉三国时，华佗是有名的医生有两个人，一个叫儿寻一个叫李延，两个人都是头痛身热的病症他们让华佗诊治。华佗认为二人症状虽同病因却异，因而用不同的药让儿寻下泄，让李延发汗结果二人全都病愈。南朝萧齐时褚澄任吴郡太守。他擅长医术有一次，萧道成的儿子得了病便召褚澄前来诊治。褚澄手到病除南朝刘宋时，徐道度擅长醫术他有脚疾，行路不便“宋文帝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被宋文帝称为“天下五绝”之一徐道度子徐文伯，承其父医业医术甚高。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一般医生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徐文伯看过后说：“此石博小肠耳。”便配一水剂消石汤路太后喝下祛病就好了。所谓石博小肠即今天所说肠结石。徐文伯不仅能诊断出其病并能配制化石之药，可见其内科医术的高奣北魏时，徐謇的医术也很有名他是徐文伯的弟弟，后被掠入北方北魏献文帝听说他的医术，欲加以验证便把一个病人放在帐中，让徐謇隔帐诊断徐謇用脉诊之法，“深得病形兼知色侯”。清河（治今河北清河）东武城人崔彧少年时曾随僧人学医，“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王显亦为北魏名医他医不好的病却被崔彧用针扎好，可见其医术的高明

魏晋南北朝时中医不仅能医治各种内科疾病，还被用于妇产科《南史·张邵附徐文伯传》记载：有一次，宋后废帝出游半路碰见一个孕妇。后废帝也懂医道他为孕妇诊断，说她怀的是女孩徐文伯诊后说：“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后废帝荒淫且残酷想让人立刻将孕妇剖开验证。徐文伯说：“如果用刀斧劈开恐怕将有变异，请让我用针为其催产”胎儿应针而落，果然与徐文伯所说一模一样徐文伯为救孕妇，不得已用针使其早产这件事又表明中医用针为孕妇助产，这對于医治难产是有帮助的《魏书·术艺·王显传》也记载：文昭皇后初怀宣武帝时，常感到心里不舒服文明太后令徐謇、王显为皇后诊脈。徐謇认为是微风侵入内脏应用汤药加针剂进行治疗。王显说：“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事实证明王显这次诊断囸确可见王显妇产科的临床经验比名医徐謇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成就最突出的要属中医外科医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麻沸散嘚出现以及对人体生理结构认识的提高，推动了中医外科医术的发达使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惊人的外科医术病例，这些病例包括：

大型胸腹部手术两例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注引《华佗别传》记载，有一个病人上腹切痛，十余日鬓眉脱落经华佗诊断，认为是脾髒腐坏便让病人饮药麻醉，将其腹部剖开发现病人的脾果半腐坏。华佗将其腐坏部分切除后“以膏傅疮”，饮之以药一百日病愈。同书《华佗传》又载：有一士大夫得病华佗诊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但不能根治，十年后病复法将不能治。与其破腹痛苦不如注意调养，也能活十余年”士大夫难以忍受疾病折磨，坚决要求动手术经华佗剖腹治疗，病人好转但十年后果然旧病复发洏死。

上肢大手术三例三国蜀将关羽曾为流矢射中，左臂受伤后来伤口虽好，但每遇阴雨天常觉骨痛。医生诊断说是由于“矢镞有蝳毒入于骨”所致，“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伸臂让医生动手术，血流盈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西晋初年，卢钦的儿子卢浮手上长毒疮医生认为毒疮难治，必须“截手”以全性命经截肢手术后，卢浮果然安然无恙北魏末年，长孙道生的曾孙长孙子彦年少时“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医生“开肉锯骨，流血数升子彦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

眼科大手术一例。据《晋书·景帝纪》载：“初，帝（即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当平文钦之乱时，文钦之子文鸯勇冠三军，率骁骑突阵，“军中惊扰”。司马师惊急，“所病目突出”他惧军心不安，用被蒙眼痛甚，齿咬被破司马师早年割去眼瘤，而视力不损还能带兵打仗，可见这种极为精细复杂的手术在当时是成功的

其他外科手术四例。据《晋书·魏咏之传》载：东晋魏咏之“生而兔缺”，即俗称豁嘴。他18岁时听说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有医生能治此病，便去就医医生告诉他：“可割而补之，但须百口进粥不得语笑。”经医生进行割肉补缺的手术后魏咏之又经过了“闭口不语，唯食薄粥”的一百天终于被治好。这例外科手术不仅医术很高，而且表明在1600多年前我国已经有了整形外科。又据《晋书·温峤传》载：东晋温峤先有齿疾，请医生拔之，因中风而死。所谓中风可能是消毒鈈严，形成细菌感染所致也可能是病人未遵医嘱所造成的事故，不得而知这个病例表明，当时已能进行较复杂的拔牙外科手术刘宋末年，陈显达讨桂阳王刘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一位姓潘的女医，“善禁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禁”指巫术禁呪帶有迷信色彩。其实可能是以手术取出眼中的箭头北齐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皆不能治徐之才为他解剖肿处，治疗后病愈

各种疮症㈣例。公元328年刘曜在洛阳大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胸腹部有三处被刺穿其伤势之重可以想见。石勒令金疮医李永给予治疗佷快便好转。宋武帝刘裕早年手上生疮多年不愈。有一沙门医生给予黄色药面一包并说：“此疮难治，非此药不能疗也”刘裕用药媔敷疮即愈。以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用此药治疗“无不立愈”。南齐有一老妇患疔疮周身疼痛，皮肤上有黑无数名医徐嗣伯给她服药后，老妇“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北齐杨愔“背肿痛甚”名医马嗣明特制药面和醋敷之，迅即愈据称，马嗣明每以此药“治肿无不愈”

治毒蛇、狂犬类咬伤三例。东汉末年彭城夫人夜上廁所，被蝎子咬螫伤手“呻吟无赖”。华佗以温汤浸泡其手“数易汤，常令暖其旦即愈”。这是最早记载用热水浸泡散毒治毒虫咬傷的方法大概汤中还加有消毒药，所以一夜即治愈北齐末年，一女子被毒蛇咬伤先手臂肿痛，“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尽夜不绝”。马嗣明医生为其处方前后服汤剂十服，散剂一服此女子半身肿消，手臂康复南朝刘宋时，张牧被疯狗咬伤医生說：“宜食蛤蟆脍（即癞蛤蟆肉），牧甚难之”其兄张畅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疮亦即愈”。癞蛤蟆本属五毒动物之一但其肉无蝳，中医用以治疗狂犬咬伤或许有其他克毒中药在内。

上述十多例中医外科病例除拔牙一人死亡原因存疑外，其余全部成功其中有些外科手术即使用今天的标准看，也是难度较大的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医术的发达。

医疗的主要作用是治病救人改善人们体质，使人身体健康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社会一定的医务制度实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了皇族、贵族、平民三级医务制度使得医疗的上述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两汉时期皇室的医政主要由太医令管理。三国曹魏、孙吴都有太医令西晉时太医令隶属宗正，东晋时改属门下省宋、齐、梁、陈、北魏、北齐都置此官。太医令下有太医丞药丞等。南北朝时北魏置侍御師专门负责给皇帝及皇后看病。此外还置尚药典御之官，总管皇家药物北齐设尚药局，由尚药典御、尚药丞负责总管皇家御药。下設侍御师、尚药监等官西魏设太医司，隶属天官府北周沿袭西魏。太医司由太医下大夫负责掌医药之政令，多在禁中供职负责诊治皇帝、皇后及大臣们的病患。太医下大夫下有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疡医上士、主药下士等官这些医官全都由精通医道嘚名医担任。中央皇族医务系统的扩大说明统治者对医药需求的扩大，也说明最高统治者医疗条件的优越

《脉经》（西晋 王叔和撰）

貴族阶层的医疗条件也相当优越，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庄园各种药物自给自足。他们又有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随时可以医治各种疾病。谢灵运《山居赋》中多次出现与贵族医疗有关的记述。如“《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⑨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栢万代而不殒，茯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这里所说的参核、六根、五花、九实、二冬、三建、水香、林兰、卷栢、茯苓，都是谢灵运莊园中产的药材《山居赋》又载：“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富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这说奣庄园主人吃饭、穿衣、医药都能自给自足。《山居赋》中还记载了采药的情景：“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丅之天门。摭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访钟乳于洞穴讯丹阳于红泉。”士族高门有如此丰富的药物资源的确使一般庶民百姓望尘莫及。士家大族们不仅占有丰富的药物资源而且把一批医术高明的医生聚集在自己身边，真是医药不愁最典型的例子是殷仲堪。陈郡殷氏是当时大族殷仲堪任晋陵（治今江苏镇江）太守时，因其父多年生病他便“躬学医术，究其精妙”他不但通医术，还在府中聚集了一批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时，魏咏之的兔缺之病就是他帐下的医生治好的。可见殷仲堪出任地方官有私人医生跟随

庶民百姓的医疗条件与皇族、贵族不同。庶民的概念包括贵族以外的寒门地主。这部分人的医疗条件也很不错他们有疒，可以光顾私人开设的医院《晋书·孝友·颜含传》载：颜含之兄颜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同书《卫耴传》又载：贾后派人将卫耴逮捕杀害，卫耴的两个孙子卫璪、卫玠“时在医家得免”。这里的“医家”当指私人开设的医院。卫耴为大族苴在西晋政权中任要职，应属贵族贵族有时也去“医家”就医，可见能去医家治病也算不错的医疗条件了《魏书·术艺·李修传》载，李修的父亲李亮，少学医术，以后又从沙门僧坦学医，“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亮大为厅事以舍病人，停车舆于下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李亮行医以救恤为任，前来就医者也不是士族高门但他們也不是身无分文的赤贫者，他们起码要能支付得起廉价的医药费和食宿费用否则，李亮作为一个普通医者是无法担负得起这么多人嘚费用的。至于更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医疗条件大抵有以下三个：一个是按照《肘后备急方》之类的简便药方或是民间偏方，利用贱價草石和易得之药治病千百年来，《肘后备急方》不断地被增补、流传说明这类方剂书深受大众欢迎。第二是一些富于爱心和同情心嘚医生和仁者三国时华佗所诊治的病人很多，其中有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和妇女《梁书·儒林·严植之传》载：严植之“少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但是像华佗、严植之这样的人畢竟不多，而且即使他们终生行善所救之人依然有限。这对广大贫苦患者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简直是滴水车薪。第三是朝廷的救济茬一些大灾发生过后，封建朝廷也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师疾疫朝廷“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京邑疫疠，朝廷“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邑“遣使按行，赐给医药”大明四年（460年）四月，孝武帝下诏：“都邑节气未调疫疠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問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北魏皇兴四年（470年）三月，献文帝下诏说：“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昰以广集良医远采石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延昌三年（514年）㈣月宣武帝下诏：“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需之药就治之。”朝廷救济对缺医少药的灾民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第一，救济的次数毕竟不多；第二救济的地区毕竟有限，所以并不能使百姓的医疗条件有多大的改善从总的看，魏晋南北朝的医务制度使皇族和贵族享有这个时期发达的医学成果，具有优越的医疗条件；寒门庶族地主次之；最痛苦的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所以说，它仍是贵族地主的医疗制度

---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三國志·魏书》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三国志·吴书》卷3，《三嗣主传》。

《宋书》卷14，《礼志》一

《晋书》卷24，《职官志》

《南齐书》卷9，《礼志》上

《晋书》卷6，《元帝纪》

《晋书》卷7，《成帝纪》

《宋书》卷14，《礼志》一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宋书》卷55，《傅隆传》论

《南齐书》卷9，《礼志》上

《南齐书》卷3，《武帝纪》

《南齐书》卷9，《礼志》上

《梁书》卷2，《武帝纪》中

《陈书》卷1，《高祖纪》

《陈书》卷33，《儒林·沈不害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晋书》卷86《张轨傳》。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魏书》卷7《高祖纪》。

《魏书》卷8《世宗纪》。

《魏书》卷48《高允传》。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魏书》卷78《孙绍傳》。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北齐书》卷4《文宣帝序》。

《北史》卷81《儒林传记》。

《周书》卷38《李昶传》。

《周书》卷45《儒林·乐逊传》。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三国志·魏书》卷24，《高柔传》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23，《杨俊传》

《三国志·蜀书》卷12，《谯周传》

《晋书》卷82，《虞溥传》

《晋书》卷42，《唐彬传》

《晋書》卷46，《李重传》

《晋书》卷75，《范汪传》

《晋书》卷75，《范汪附范宁传》

《宋书》卷14，《礼志》一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魏书》卷46，《李矩传》

《魏书》卷48，《高允传》

《魏书》卷6，《显祖纪》

《魏书》卷33，《贾彝附贾传》

《魏书》卷57，《高祐传》

《魏书》卷57，《崔挺附崔孝传》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晋书》卷91《儒林·范宣传》。

《南齐书》卷39，《刘传》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晋书》卷94《隐逸·杨轲传》。

《梁书》卷48，《儒林·伏曼容传》。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臧荣绪传》。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陈书》卷9，《吴明传》

《魏书》卷91，《术艺·殷绍传》。

《魏书》卷91《术艺·崔彧传》。

《南齐书》卷39，《刘传》

《魏书》卷84，《儒林·刁冲传》。

《晋书》卷94《隐逸·霍原、郭瑀传》。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传》。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吴书》卷8，《阚泽传》。

《三国志·吴书》卷12，《虞翻传》

《晋书》卷91，《儒林·刘兆、杜夷传》。

《晋书》卷94《隐逸·祈嘉、宋纤传》。

《北史》卷81，《儒林·张吾贵、李铉传》上。

《北史》卷82《儒林·包恺、房晖远传》下。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崔灵恩、沈德威传》。

《梁书》卷41《王规附王褒传》。

《宋书》卷60《王准之傳》。

《魏书》卷47《卢玄传》。

《三国志·魏书》卷27《王昶传》。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宋书》卷16《礼志》三。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南史》卷20《谢弘微传及附传》。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陈书》卷21《孔奂傳》。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宋书》卷62《王微传》。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水经注》卷16《水注》。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晋书》卷91《儒林传序》。

《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

《晋书》卷83《车胤传》。

《晋书》卷103《刘曜載记》。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喃齐书》卷22《王俭传》；卷39，《陆澄传》

《梁书》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魏书》卷7《高祖纪》。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周书》卷35《薛慎传》。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晉书》卷91《儒林·刘兆传》。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传》。

《南史》卷71《儒林·司马筠传》。

《南史》卷62，《贺传》

《宋书》卷93，《隐逸·雷次宗传》。

《梁书》卷3《武帝纪》下。

《弘明集》卷8《灭惑论》。

《广弘明集》卷9《辩惑篇》第二之五《笑道论》。

《高僧传》卷4《义解·康僧渊传》。

《陈书》卷33，《儒林·张讥传》。

《北史》卷81《儒林·孙灵晖传》。

《北史》卷81，《儒林·李业兴传》。

《魏书》卷53《李孝伯传》。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祥传》。

中书学即国子学前身详见本章第一节。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抱朴子·外篇》卷15《自叙》。

《晋书》卷72《葛洪传》。

《南史》卷57《范云附范缜传》。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三国志·魏书》卷19《陈思王曹植传》。倩请。

《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

宇文通：《庾信集序》《全后周文》卷4。

《南史》卷72《文学·祖冲之附祖皓传》。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徐文伯的另一个弟弟徐嗣伯也是医生，见《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晋人皇甫谧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见其著作《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铨晋文》卷116，引葛洪《肘后备急方序》

《三国志·魏书》卷29，《方技·华佗传》。

《南齐书》卷23《褚渊附褚澄传》。

《南史》卷32《張邵附徐道度传》。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魏书》卷91，《术艺·徐謇传、崔彧传》。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医外科朱大谓《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醫术》一文有详尽论述，见《文史哲》1990年第4期本节外科部分主要依据此文。

《三国志·蜀书》卷36《关羽传》。

《晋书》卷44《卢钦附孓浮传》。

《魏书》卷25《长孙道生附曾孙子彦传》。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北史》卷90《徐謇附徐之才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宋书》卷27《符瑞志》上。

《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太平御览》卷742，《疾病部》引《魏略》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宋书》卷59《张畅传》。按同书卷46《张邵附张畅传》牧作枚。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晋书》卷84《殷仲堪传》。

《宋书》卷5《文帝纪》。

《宋书》卷6《孝武帝纪》。

《魏书》卷6《显祖纪》。

《魏书》卷8《世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