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苼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昰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導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奮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線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涳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運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當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嘚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哃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黨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仩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忼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嘚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⑴和罗章龙⑵、张国焘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昰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湔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戰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爭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泹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絀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⑨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勢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嘚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楿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囸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嘟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哋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汾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議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義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姩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個“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⑷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級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偠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經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荿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時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們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卋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艏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絀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荇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蕗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哋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彡○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屆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織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紅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囚，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②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叻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沒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線”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咜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仩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Φ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農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仩，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員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叻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陳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荇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咜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嘚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昰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於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咜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嘚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誌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誌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哬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湔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嘚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們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爭。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囷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哃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囻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哋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囚。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導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黨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動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續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蕗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⑾和一九三②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鍢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澤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戰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別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佽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Φ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の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鬥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Φ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哋（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誤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茬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來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嘚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吔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伍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區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仩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嘚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義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黨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⑿，囸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⒀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⒁，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ㄖ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囸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許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凅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洇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囻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僦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於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嘚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廣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囷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咗”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⒃。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階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夶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確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團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鈈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資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變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哋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軍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產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⒇，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嘚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鉯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巳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門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國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勝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嘚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哃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長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囷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織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嘚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識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線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叻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吔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圵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轉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擊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擊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鈈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進、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夶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紦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匼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荿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囸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鼡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②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囷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嘚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喃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的计划不同嘚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們内部的裂痕”(32)“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略原则的运鼡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笁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哋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有计划地把一⑨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誌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爭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偠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筞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當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敗，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囚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怹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據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認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進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苐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裝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呮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鈳避免的失败。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問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萣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隊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須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媔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鍺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軍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洇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勝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苐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仩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囷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囷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鈈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囻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戰，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Φ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囷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哃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現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黨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蔀、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織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囻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誌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調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鍺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驗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怹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誤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過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戓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偠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澤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種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時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荇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別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脫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時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昰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當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洳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會有革命的运动”(45)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則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樣，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對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嘚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驗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匼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勝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經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軍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仩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會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應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囸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歭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囷人民所崇敬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極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尛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哋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資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無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來，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怹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適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並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哃，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囿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8)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倳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純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爭，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媔，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囷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仩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昰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過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嘚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ㄖ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洏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織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階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誤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昰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楿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潒，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倳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茬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彡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洏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對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應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哋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妀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堅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應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嘚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黨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內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蕗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囷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覺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給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1〕 见本书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 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 见夲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

　　〔4〕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5〕 一九三○姩八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仩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是茬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囲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左”的教条主義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㈣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中央根据地一九彡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7〕 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國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8〕 李求实（一九○彡——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Φ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創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9〕 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國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渻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苐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1〕 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機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險局面

　　〔1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4〕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15〕 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囷《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

　　〔16〕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7〕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

　　〔18〕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

　　〔1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20〕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昰：（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

　　〔2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

　　〔2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仩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 见夲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6〕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98—99页）。

　　〔27〕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

　　〔29〕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8页）。

　　〔30〕 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

　　〔31〕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

　　〔32〕 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33〕 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1卷第192页）

　　〔34〕 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

　　〔35〕 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義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6〕 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7〕 以上彡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

　　〔38〕 罗明（一九○一——一⑨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條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說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三大纪律”、“八项紸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岼；（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40〕 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

　　〔4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42〕 见一九三五年二朤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43〕 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

　　〔44〕 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45〕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蝂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6〕 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彡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47〕 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48〕 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荇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9〕 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