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究竟是不是“蠢猪式的仁义”？
是成王败寇还是兵者诡战？是一生无所为还是颇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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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搞明白宋襄公其人，必须要缕清楚以下这几个问题1.要对宋国有一个宏观全面的认识，包括历史渊源，内政外交，乃至地理环境2.宋襄公所处春秋初期时的国际形势3.弄明白‘霸主’这个名词的含义，职责关于第一个问题，《史记》中记载宋国历史的一卷名为《宋微子世家》，微子即宋姓，以微子启为祖，微子启，殷帝乙之庶子，帝纣之兄。纣王时期，微子启直言进谏而惹怒帝纣，后惧纣王迫害而出逃，及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平定殷商建国初期，殷商一族依旧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周武王封纣子武庚治殷，武王死后，武庚在管蔡的怂恿下起兵叛周，淮夷徐戎之殷族闻风而起，一时星火燎原，周公三年始扑灭叛乱，武庚一族自此而绝。然殷商六百年根基，其族自然不可能完全灭绝之，于是周公封带路党微子启于宋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使奉殷祭祀，借以统治殷遗民，所以在整个周代，宋始终以宾国自居，不臣属于周，而宋国爵位之尊崇，位列诸侯之首名位这东西，毕竟是虚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靠别人捧出来的，更不能是对头捧出来的，宋作为亡国遗族，受周室分封之时，便被周族加以无数枷锁以限制实力首先看军事上的枷锁周之初，诸侯国的军队编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周书·夏官司马篇》有如下记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而作为诸侯爵位最尊之宋国，又有多少军队呢？史无明文记载，宋封爵为公，当为大国编制三军，但如太宰子鱼（襄公庶兄）一再自称宋为小国，这自然是被周王室压制缘故，其军事实力应该为一军或二军宋之经济条件，史载“太宰主政教文德，司马主军旅。国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按说应该是君明臣贤，长治久安之国家，但终春秋之世，宋国却是大部分主要战役的主战场，其国民常年苦受战争之苦，这就不得不归咎于宋国的地理位置通过这张简略的春秋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宋的位置，处于中原之东部，鲁之西南，卫郑之东，陈蔡之北，为中原要冲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东西北三个方向全是周室姬姓贵族，这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周公分封微子启时用来钳制殷族的手段，基本上宋和周边北方诸姬姓国处的还不错，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没至于大规模战争，宋国地虽小不过三百里，但皆是平原之地，更是中原交通中枢，这便成全了宋人殷族之天性，开辟河流，使舟车发达，商业繁华，不愧所谓“商贾”这一称呼，正是取自殷商族名，所以宋自古便是富庶国家通过这张简略的春秋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宋的位置，处于中原之东部，鲁之西南，卫郑之东，陈蔡之北，为中原要冲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东西北三个方向全是周室姬姓贵族，这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周公分封微子启时用来钳制殷族的手段，基本上宋和周边北方诸姬姓国处的还不错，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没至于大规模战争，宋国地虽小不过三百里，但皆是平原之地，更是中原交通中枢，这便成全了宋人殷族之天性，开辟河流，使舟车发达，商业繁华，不愧所谓“商贾”这一称呼，正是取自殷商族名，所以宋自古便是富庶国家然正因为宋国土地势平坦，所以整个宋国，无险可守，面对强敌入侵时，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宋人只能不断地修筑他们的首都城市，砌盖城墙，宋之后迁都于睢阳，正是因为睢冉物产富饶，四面环水，他国侵略时，宋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物资集中于睢阳城内龟守，真是凄惨窝囊至极，周公旦之政策，真乃高瞻远瞩只有这些也就罢了，最最要命的是宋南方荆楚的崛起，这就带人到下一个问题，宋襄公之世的国际环境，以及第一任春秋霸主·齐桓公的登场处于中原南方的荆楚，乃是黎苗祝融八族中的一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前面高阳，黄帝，昌意这些名字可以无视，基本上楚乃是正宗的蛮夷之族，跟中原周王室不沾血亲。至春秋之时其语言风俗文字服饰与风尚，尚未与中原民族同化，而楚之君主更以南方诸蛮夷共主的身份自豪，楚之祖先鬻熊，在殷纣之世甚得蛮夷之心，文王为结好蛮夷，封其于丰邑，九传至熊渠，称王。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时乃是西周鼎盛时期，等级制度森严，北方只有周天子一人可以称王，不像战国时随便哪个诸侯，有了兵有了地就能自称王，而楚国君主自熊渠便已王爵自居，可知楚国对于周朝而言，很久以来就是双方对峙的不同政权到了周厉王时期，周楚两国矛盾更加尖锐，厉王好大喜功，没事就带兵侵扰荆楚蛮夷之族，自此周楚两国势不两立，而之后周厉王打开潘多拉魔盒（有误），盒中流出龙涎，由此引出亡国妖女褒姒再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为犬戎所灭，于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诸侯篡弑相仍，兼并日烈，纪纲荡然，这也就给了楚国北进中原观中国之政的机会率先发难的是楚武王熊通，以周不承认其位号为借口，率兵兼并姬姓随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其后楚数世君王，文王，庄敖，成王皆以入主中原为己任，灭申，邓，侵陈，蔡，至成王，楚师已兵临宋国城下，成王就是后来击败宋襄公的君王，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反派角色男二号此时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除了荆楚，北方戎狄也在虎视中原，春秋初期，正乃是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也是第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情势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中原几个主要诸侯国的贵族们，照样过着钟鸣鼎食的腐败生活，盖宫殿的盖宫殿，搞小三的搞小三，篡位的篡位，乱伦的乱伦，这些王室的姬姓贵族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而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却是姜姓齐国齐桓公，姜太公作为助武王君临天下的股肱之臣，其后代再次解救武王后代于水火之中齐桓公在旷世贤臣管仲的辅佐下，国家迅速富强，称霸于诸侯，率诸侯北灭戎狄以卫周室，南据召陵以扛楚师，真乃救世之英雄也，无怪一百六十年后孔子盛赞桓公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七章）被发左衽既是荆楚之风尚服饰，可以知道，直到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楚国对于中原周人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威胁不知道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到奇怪，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地方诸侯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老大，以后你们得叫我霸主，然后这个人还是个异姓贵族，这是什么个行为？这明显是谋反，其他诸侯肯定要群起而攻之，就跟袁术称帝一样，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但为什么作为最尊重礼节尊卑的周朝，所有的姬姓贵族在当时都能心甘情愿的尊齐桓公为霸主呢？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霸主这个名词的意义及职责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孟子·离娄·丁音》霸主这个词刚刚出现的时候，貌似没有后世那种雄浑壮阔之气概，只不过意为诸侯之盟主也，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便有了华夏民族太平则宫斗争权，外族入侵则团结抗战的优良传统，直到楚国兴兵伐郑，掳走郑大夫聃伯，撼动中原之后，周中元诸侯才团结在周室最强诸侯齐桓公手下，尊桓公为霸主，共同抵御外侮桓公称霸，其实力雄厚固然关键，更重要的是，桓公乃是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号召，九合诸侯，当时周王室虽弱，人心尚在，且中原诸侯皆姬姓贵族，桓公提出这一政治号召，效果事半功倍也，昔召康公主持周政时。封姜太公为方伯，令其征讨四方诸侯以辅佐王室，齐国遂有征讨诸侯之权，所以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是也桓公霸业，自召陵之盟步入巅峰，召陵之盟在整个春秋时代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起因缘于当初齐桓公娶蔡女，后来这个蔡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了桓公，桓公把她赶回了娘家，再后来蔡国降于楚，便献蔡姬于楚成王，桓公一来因为蒙羞私仇，二来蔡降于楚，中原门户已开，深忧楚人威胁，乃率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击破蔡国，进而伐楚，楚亦北上，双方会于召陵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从管仲这一席话中可以得知，齐国九合诸侯称霸的意义，便是率兵讨伐不臣，所以春秋霸主的定义与职责，便是匡扶周室，北挡戎狄，南拒荆蛮，内合诸侯，并不是谁实力最强谁就是霸主，要不然楚国的君主几乎可以称霸整个春秋前半段。真正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春秋时期只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五人，但也不能说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正确答案，之后‘霸主’这个词的定义逐渐变得高大上以后，西秦荆楚吴越这些未服王化的国家，强盛以后都派使节前往中原威逼利诱让诸侯尊他为霸主吹牛逼，称为霸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召陵之会无战而终，因双方势均力敌皆不敢冒进，打了一通嘴炮以后联军楚师便各自打道回府了，然而自此楚人彻底被中原联军军容壮盛所震撼，终齐桓公之世，楚人不敢北望，改变战略方向，向南边欺负吴越等小国了。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楚国的强大，此次中原诸侯会于召陵，包托了周室最精锐兵力·齐国的全部主力部队，以及南方边境国家的全部军力，尚不能耐楚军何，可以知道楚国到底有多么强大再之后，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宋襄公登上历史舞台中央了。召陵之盟13年后，桓公管仲相继去世，后世子孙不肖，齐所建立的中原联盟，随之溃散桓公英明神武一世，却在后继者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栽了跟头，桓公死后，齐六子争位，朝内又无贤臣匡扶，世子昭被公子无亏党羽易牙流放国外，世子昭奔宋求援，宋襄公受管仲遗命所托，率曹，卫等诸侯伐齐，杀无亏立世子昭为齐孝公。宋师退，齐四公子复为乱，宋襄公再平定之。想以齐之强盛，管仲竟然要遗命将世子昭托付给他国君主，可知桓公末年，齐室宫廷内斗之剧烈，身后又无强力人才可中流砥柱，齐国霸业自此而绝，诚令人叹息下面就来说说宋襄公这个人从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宋襄公的名望实力，还是比较不俗的，当时周室诸侯，王室庸懦暗弱；秦晋之地在闹饥荒，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无暇他顾；齐内忧重重；郑，卫，鲁皆是小国寡民，唯有宋襄公，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辅业之贤臣，复有安定中原，南抗荆楚之志，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子鱼不受，退而相国），所以霸主之位，此时除了宋国，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当然，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大个，也没有错，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上文，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且因宋仗义平齐乱，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外敌入侵，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个条件？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天赐良机！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仗着长得帅点，拳头硬点，没钱没粮没地没兵，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更不用说宋襄公了，这可不是我猜的，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子鱼谏襄公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劝襄公不要伐郑，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乃是“君将兴商”，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别人又不傻，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世子昭），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之后宋虽征东夷，伐曹国，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宋这个霸主当的，实在颇有水分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宋约齐楚于鹿上，齐候不至，后与楚约盟于盂，子鱼谏曰”宋小国也，小国正盟，祸也。”但宋襄公一意孤行，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宋襄公又说，咱们的口号是“仁义”啊，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子鱼奋力坚守国度，楚师五月不克。楚兵退后，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把襄公赎了回来。子鱼对他这个弟弟，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襄公回国以后，耻楚成王之侮辱，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奋而伐楚属国郑，想借此扬威定霸。伐郑前，宋襄公誓师曰：“如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而反对战事的子鱼，也只能无奈叹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楚师出兵救郑，宋急回师迎战，双方会于泓，爆发宋楚泓之战”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次年襄公伤重而死，宋经此战一蹶不振，遂降服于楚，终春秋战国，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生灵涂炭，正是宋襄公遗祸也纵观宋襄公一生，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却因自身野心膨胀，贪功冒进，改中原诸侯“尊王攘夷’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当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下场，否则泓之战时，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有强齐援助，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宋襄公之战略眼光，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于召陵之会，率整个中原的兵力，尚忌惮楚国兵力，不敢轻率从事。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简直躁进鲁莽至极。泓之战时，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行莽夫之事，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堪比后世之义和团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更不用说，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其覆亡，或早或晚也对于当时宋国，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小国不与争霸，广积粮缓称王，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出卖郑国利益，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此亦周公之先见。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以宋国子鱼，公孙固之贤才，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被其作秀所迷惑，盖因为，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正乃是滑稽之人，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
我只是想说仁义之战这种事情，本身没有对错，对或错要看有没有一个强势的天子。天子强大，臣子就不该乱来，天子式微，再守仁义之道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在秩序混乱的时代里，野蛮生长就是主流，道统不能当饭吃。但是要是有一个秩序，而且这个秩序是确保在在利益链条里的人能享有一定的好处，违背这个秩序好处就要被剥夺，就得掂量掂量了。就拿继承人争夺这件事来说吧，对于唐太宗、康熙这样的强势君主，他们的儿子中强势地争夺大位的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子们都是悲剧，而太子们最耀眼的竞争对手也是悲剧，最后得利最多的人都是给人感觉相对顾全大局的人，至少也是韬光养晦静待时机的人。在那个背景下，天子很强势，你破坏了秩序来自我扩张，别人是想动你而且动得了你的。你敢不仁义？苏洵说：“凡兵尚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是否进行仁义之战，就是在一动之利和他日的风险之间做一个选择。在楚军过河时风险我认为大概是来自于两方面：1.外部：来自秩序维护者的讨伐，周天子已经衰落了，你趁对手没有列好阵去进攻不是引起公愤的原则问题，所以这个担心不存在；2.内部：破坏这一套贵族的规矩，降低家族在国内统治的权威，称霸的好处可能被权臣窃取等等。但是你丫的一个小国想称霸，本来就是以小搏大，本来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就像一个可能会饿死的人要先考虑能不能吃上饭而不是食物好不好吃。冷战时期全球远没有现在那么乱，就是差不多的道理，那时毕竟有一组由两套秩序的大的国际秩序。
宋襄公的故事如果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就是怎么在秩序的宽严气候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大的秩序的建立与崩溃可能有很长的周期，而小秩序宽严气候的变化就来得迅猛得多了。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商业发展所揭示的，你要是什么都把自己摆在条条框框里，在纯白的区域里肯定难有作为，但是步子走得太大就碰上宏观调控又不能冲关成功就会倒，以罐头换飞机的南德、“中国民企的航空母舰”科隆等等企业的覆灭就是例子。我最佩服华为的地方是它在实现了和地方邮政合资这个绝妙的融资与拓展市场的策略之后，没有沉迷于这种商业逻辑，仍然愿意花大力气自主研发，所以这种模式的破灭对它也并不伤筋动骨，有多少企业是只能在一种气候下生存的？李嘉诚说：“我从来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灰色是个玄妙的颜色，有多少黑的东西才收手呢？
这样的问题就远远超出我低下的水平了。我只想说，没有什么人是完完全全的傻子，最傻的人是以为自己找到永恒不二法门的人，仁义与丛林法则都不是绝对真理，世界有它自己的逻辑，眼泪与笑脸世界都不稀罕，君子与小人都要接受风浪的洗礼。那些清高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比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者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更大，那些现在得意的痞子也不要觉得违背仁义带来的优势是多么持久可靠的。世界需要我们做什么，世界能容忍我们到哪一步？
抄一段自己以前的读书笔记：重耳流亡列国，同姓诸国如卫、曹、郑等，都不怎么礼遇他。对他客气的，齐桓、宋襄、楚成、秦穆而已。此四君无论成败，都是有志于霸业的，故眼光格局，自和卫曹郑辈苟且求存之国大不相同。春秋之霸业，肇因于平王东迁，王纲解纽，无以庇护诸侯，故各国不得不抱团求存。其时诸夏面临主要威胁，一是夷狄交攻，虽以齐之强，亦须乞师郑卫以御戎；二是天子丧失对诸侯之制裁权，诸侯内部之篡逆成本大大降低，郑卫宋陈莫不内乱。晋国曲沃代翼，既是天子失柄的原因之一，也是天子失柄的后果之一，故诸侯人人自危；三是内部兼并，以宋之地大爵尊，而见削于郑，则小国可知。鲍叔牙谏齐桓，以但治齐国，隰鲍为能，欲谋伯业，须用管仲。则举霸主代行天子权能整合诸夏，不待齐桓开风气之先，已为当时列国智者之共识。齐桓之世，齐之国力，殊不足道。荀子论兵，谓齐国天下之弱兵。春秋二百年，累败于鲁、宋、卫之辈。所以成霸者，以远于楚而近于宋鲁卫三次等强国，故每得从容合诸侯挟势而当夷狄。征楚之役，以包茅不贡为辞而不问僭王之罪，其怯楚之心可知。宋襄公以仁义自居，而曹南之会，以鄫子为牺牲，祭淮水之神。旧说鄫与东夷为世仇，宋襄此举在讨好东夷。但宋的主要班底乃是曹、邾、滕等淮泗小国。东夷主要国家徐国，曾嫁女于齐桓公，参与中国事务颇多，却并未参与伐齐、会盂、泓水等一系列宋主导的大事。可见宋襄求事东夷之说，未必是事实。何况以华夏之君为牺牲祭祀邪神，在当时乃骇人听闻的大事，宋之强邻齐鲁郑卫诸国，均无干涉的纪录，邾子甚至赤膊上阵为之帮凶，这也违反常理。我怀疑宋襄公以鄫子为祭，其事类西门豹。很可能是鄫国迁东夷后，被当地文化同化，行夷礼用夷俗，乃至以活人为祭，触怒了以仁义自居的宋襄，所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拿鄫子祭东夷之淮神以示警告。宋襄之举，在当时不但不会降低自己的仁义之名，反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乃有谋霸之图。宋襄谋霸，而求诸侯于楚成王，其心理依据，也无非是“各让一步”四个字。齐桓召陵之盟，楚国形式上被接纳为诸夏体系的一员，但楚国和诸夏之间，仍然有着深切的不信任感。盂之会，宋襄不带兵车，示之以诚，挟周朝三恪之崇高地位、盟诸侯定齐之兵威，获得楚国尊重甚至信服，并不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但结果却是悲剧性地被楚国绑票，落得颜面扫地。其中关键，在于宋襄误判了楚国的处境。楚国为周之异姓诸侯，爵微国小，自立国之初，即深受江汉诸姬歧视。其“不与中国之号谥”，以蛮夷自居，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毋宁说是遭受歧视后的强烈反弹。这种“受难”情结，历代以来已经固化成楚国上下的基本价值观了。楚成王初年结好诸侯重贡周王，对楚国其实是好处多于坏处的，但在楚国主流认识中，却又是一件憋屈的事情。齐桓迫使楚国进贡包茅，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楚国吞并江汉的既成事实，是齐桓楚成两个大政治家形成的默契双赢局面，而对楚国一般贵族心理而言，却是一种巨大的冒犯。楚成王得位不正，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也必须维持扩张政策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宋襄公设想的宋楚双赢局面，确实符合楚国的利益，却不符合楚成王的利益。宋襄单车赴会，为楚成王绑架，在一般舆论中，宋国固然丢脸，楚国更令人齿冷。唯在楚国国内舆论看来，却是极为解气的一件事。宋的国力，当时比齐国弱不了多少。但其地缘环境远不如齐国。齐楚交战，主动权在齐，齐桓公可以集结诸夏之力，楚国只能被动应战。宋楚交战，主动权在楚。郑陈附楚之后，楚国随时可以对宋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宋国却没有集结诸夏的时间和空间。虽则楚国因此而失信于诸侯，霸业推迟百年，可谓因小失大，但对楚成王来说，却是得大于失的。敌我矛盾，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所谓将要右，兵要左。东方不败的教主宝训“对敌需狠，斩草除根”，这个其实是针对一般教众的宣传。对正邪双方的上层分子来说，适用的则是完全另一套逻辑，即石原莞尔所谓“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结束”。拿破仑时代之前，欧洲战争，一向以避免主力决战为指导思想。因为在统治力低下的时代，战争的收益不一定比得上战争的消耗。拿破仑从革命法国获得了近乎无限的人力补给，于是也习惯了以消耗战方式击垮对手的打法。代价则是法国人力资源透支，再没缓过这口气来，从此一蹶不振。所以对理智的决策者而言，将战争的规模、后果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触及对方底线，是一种彼此的默契。国际公约、江湖规矩，本质上都是对这种彼此默契的确认。违反国际公约的无底线战争，一方面会招致对方的残酷报复，另一方面会引发第三方的不安全感，导致四面受敌，战略态势恶化；违反江湖规矩、江湖道义的后果，也差不多。红花会惯用的口号”对这种人不必讲江湖规矩“，潜台词是：”这人是个不讲规矩的人，所以可以使用极端手段加以报复。“这是合乎自然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宋襄之仁”，也不仅仅是宋襄公个人的迂腐而已。春秋之世，楚国之强，非诸夏联手莫能当。后来城濮之战，楚国初尝败绩，那是晋文公合晋、秦、齐三巨头加宋卫鲁三小强之力。泓水之战宋小强带着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弟挑战楚国大佬，输是天经地义之事。明知必败还要打，是因为盂之会被绑架，实在太丢脸。愤而开战，就算输，好歹也是条汉子；就此认怂龟缩不出，那宋国从此可就真别混了。宋襄好歹也是齐桓公看好的托孤之人，眼光见识绝对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懂。后来楚庄王派申舟使齐，不向宋国借路。宋国认为这是无视宋国的主权，宁可孤注一掷与楚国开战，也不能容忍这种外交礼仪上的羞辱。当时的宋国可比宋襄时代弱得多了，尚且无法采取现实主义策略认怂。盖在当时价值观中，韬光养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智慧，反而认为是一种自弃合法性的行为。对执政者而言，政权合法性的权重，当然大于国家利益。故宋襄不能不对楚开战，哪怕明知道打不赢。盂之会之后，宋襄威信扫地，已经丧失了称霸的可能。泓水之战，实际上只是荣誉之战，胜负无关政治利益，意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楚军大大咧咧地强渡泓水，又在宋师前慢条斯理地列阵，军事上十分业余，简直不像楚成王一朝的风格。而宋襄不肯半渡而击，不鼓不成列，十分配合地跟楚军比烂，也不像个急于复仇者的心态。想来楚成王吃准了宋襄是个聪明人，谋霸失败之余，犯不着和楚国死磕；而宋襄以弱势之宋，也不愿真把楚国给打疼了招致全面报复。泓水之战，很可能是一场默契的仪式表演罢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有过考虑其实围绕宋襄公是否犯傻，主要就是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能大将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
楚军开始渡泓水河，向宋军冲杀过来。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的。等楚军布好军阵，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
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都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1，在当时文化环境下，是否犯傻。当时是春秋，春秋不想战国那么功利。春秋时期，礼义尚未崩坏---至少孔老是这么感觉的。2，是否固有思维影响。应该是有一部分，至少宋襄公是以仁义为宗旨，所以只能贯彻这个宗旨，违背了就要被人取笑。甚至霸主地位被质疑。3，是否属于一次失败的精心操作的计划我从小就想过这个问题。本来我认为有可能是本来有个精心的计划，卖一个破绽，没想到有些突发事情打乱了计划，造成满盘皆输。比如，拿破仑的滑铁卢。曾经以为，宋襄公想通过，把楚军前锋打乱，逼退造成前军败退冲击后营。但是，我后来重新审看了相关文献，也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论点，发现如果要做到如上的战略意图，必须有一支强军铁军来冲击对方的首阵，而宋襄公显然缺乏这点。所以我现在认为，宋襄公并不是战略上有比较高的意图。而是纯粹的贯彻自身的仁义关于题目中蠢猪式的仁义 仁义没有愚蠢与否的定义。是否吃亏，其实就是古代说的君子可欺以其方
严格来说任何仁慈都是愚蠢的。就像任何战争都是野蛮的一样。如果你想，尽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挂上一个单调又绝对的标签。但并不妨碍别人看到更多东西。
2013年最后一次答案。考研倒数三十天，答题太费时间了，这个答案过后我再写答案我就剁手！在此自律：每天只刷三次知乎，每次不得超过三十分钟。答案： 的答案在史料上没什么问题，至少我是没看出来。绝大多数观点，我是支持的。但在对宋襄公的解读上，有点偏颇。而且在史实中夹带私货，没说清楚哪些是自己想象和推测，恐怕会误导一些人。所以我这篇答案，要说的主要有三部分：①我认为应该如何评价、看待宋襄公。史书到底写了些什么。②春秋时期真正的霸主是谁——不是齐桓公。③宋襄公所代表的古代战争原则，并不只在中国有，国外也有。一、春秋三传中的宋襄公和我眼中的宋襄公我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从小我就喜欢看书，先是从儿童科普开始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读书是一件可以被别人称赞的事情。问题来了，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喜欢读书了，只把读书当成达成『获得称赞』的目的？答案是——这只有我自己知道，旁观者因为立场和喜好不同，会得出不同看法，无非四种。①这家伙作秀呢，根本不喜欢读书，也许他小时候喜欢，可现在就是作秀而已。②他还是喜欢读书的。③他应该喜欢读书，但也知道读书『作秀』可以得到称赞。可以并存，这不矛盾。④他从小到大都没喜欢过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得到称赞。我看宋襄公，就是第③类。伍知友看宋襄公，属于第①类。请看伍知友的原文：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 不用我多说，很明显，伍知友在对宋襄公进行解读的时候，已经带入了恶意揣测。宋襄公被概括成一个既不是真的仁义，又有野心但又无能狂妄的人。智商低道德水平也不高。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 我查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查了查《史记》，都没看到宋襄公在鹿上之盟的时候提出『仁义』为政治号召让其他诸侯认他当老大。宋襄公很有可能真的想复兴殷商，但这不代表他坚持的『仁义』是为了复兴殷商所做的『秀』。宋襄公完全可以既想要复兴殷商，又想每一场战争都堂堂正正的打。因为春秋时期打仗的『潜规则』就是那样，是『礼』的一部分。宋襄公以小国国力想要称霸甚至复兴殷商，却又想堂堂正正的遵守『礼』，那显然是痴人说梦。宋襄公傻、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一口咬定说：宋襄公自以为高明拿『仁义』企图忽悠诸侯，又蠢又虚伪。鄙人以为，话不能这么说。这步子迈得大了，会扯着蛋。下面进入史书原文时间。《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鶂退蜚，风疾也。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戹，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於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於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於泓而竟卒。宋襄公想要复兴殷商，这个念头应该是有的，但是『仁义』 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　　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宋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怎么责备宋襄公的呢？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馋可也。 总体来说，子鱼的观点就是：『你丫要讲仁义，一开始就不该发动战争妄想称霸乃至复兴殷商啊！你既然都发动战争了，就别扭扭捏捏讲什么仁义和礼啊！』所谓一不做二不休，要么好人做到底，要么不择手段送人归西。子鱼的观点非常危险，他的论点再进一步就是：『做不了圣人，那我就当个恶人好了！』这是种极端思维，或曰『两难推理』（ 第一个答案的第一条）。但恐怕是春秋以来许多人心中日渐增大的一种声音。（也是现在很多人有的想法） 贵族们追逐权力和头衔，他们不可能放弃，不可能做到子鱼所说的『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你要是心疼敌人二次受伤，那你一开始就不该去打他啊！爱护老人，那你看见老人上阵就直接得了！既然不可能做到这么爱好和平和人命，你又要当老大发动战争，那就只剩下你死我活不择手段。事实上，这也是历史趋势，后来战国不就尸横片野血流成河了吗？其实不仅仅是中国这样，外国历史也是这样。这点后面再说。接着看史料。◎　僖公二十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书？记灾也。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冬，公伐邾娄。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曷为为执宋公贬？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従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恶乎捷？捷乎宋？曷为不言捷乎宋。为襄公讳也。此围辞也，曷为不言其围？为公子目夷讳也。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执未有言释之者，此其言释之何？公与为尔也。公与为尔奈何？公与议尔也。◎　僖公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娄，取须朐。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秋八月丁未，及邾娄人战于升陉。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旱，时，正也。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雩。执宋公以伐宋。以，重辞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捷，军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与楚捷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会者，外为主焉尔。释宋公。外释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与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与楚专释也。
◇僖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也。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希望伍知友能够说明一下，他所说的『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到底是真有史书根据证据确凿的结论，还是他个人基于有限史料，对宋襄公心理揣测的一种解读。说个人观点可以，但在一堆史实中『夹带私货』，可就不太好了。如果伍知友能拿出史实铁证，或更加严谨详细的把自己对宋襄公的心理推测的过程写出来，想必众人都乐见。否则多少有些许误导之嫌。—————————————————感觉得来条分割线——————————————————春秋时期，或者说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是怎么样的呢？伍知友一笔带过，说是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 我贴两件事情，让大家有更直观的认识，是为补充。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见，倒数17~18行）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这段实在颇为搞笑，容我随便翻译一下吧。必须加粗！晋国和楚国打仗，晋国战败撤退，楚国士兵在后面追（据说一般是追五十步）。追到一半，这晋国的战车陷进坑里动弹不得，楚国的哥们儿见状就停下车，给晋国战士支招：『你把那个车前横木卸掉试试。』车果然就能动了。谁知道跑了几步，车还是陷在坑里出不来，楚军见状又喊：『你把大旗和车轭也拆了试试。』这下车才彻底从坑里出来，然后双方继续你跑我追。晋国战士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逃跑一边回头挥手喊话：『楚国的同志们谢谢哈！你们果然是超级大国，打仗打得多，逃跑也特别有经验嘛！』所以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也会死人，但是应该属于『意外伤亡』、『战时受伤不治而死』（如宋襄公）或者『宁死不屈』才导致死亡。输了逃跑或者投降示好，一般不会被赶尽杀绝。赶尽杀绝的也有，勾践灭吴国就是，那是春秋晚期了。简单说一下吧。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阖庐是夫差的老爸，这两人是吴国国君。阖庐在和越国战斗中受伤所以才死，夫差当然要报仇了。可是夫差带领吴国打败越国后，没有灭越国，甚至没有杀勾践报杀父之仇。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夫差去了黄池，要和晋定公争夺霸主之位。勾践乘机带着部队把吴国老家给踹了，俘虏了吴国太子。夫差其实是收到国内情报的，可他光顾着和晋国抢老大名号，甚至把报信的人杀了。后来夫差回国后，吴越讲和。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馀，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雠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馀，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冬，吴及越平。一般认为春秋时代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既公元前479年。鲁哀公二十年，越国围攻吴国。鲁哀公二十二年，夫差自尽，吴国被灭。其实吴国在阖庐时期是很威风的，因为吴国在伍子胥的辅佐下打败了楚国。方法嘛~可谓是游击战的雏形：吴国三支军队依次袭击不同地方，楚国每次都是倾巢而出，但是吴军见人来了就跑，不打。结果当然是楚军逐渐疲累。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之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这手段『光明正大』吗？不算是。但比起宋襄公反对的『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不在险要地方阻击敌人，也不打阵势没摆好的敌人。）这种谋略，不算乘人之危，还算是遵守了基本规矩。夫差『以德报怨』不杀勾践，却被勾践乘虚而入（夫差当时在黄池），最后终被灭国。小国不守『礼』，放下一部分文明规范，甚至彻底丢掉底线就能战胜强国。（吴胜楚，越灭吴）要是大国也这么干，会怎么样？答案是，秦国统一六国。商鞅变法和秦朝暴政，诸位可自行百度。春秋初期之所以还守住底线，我认为也不仅仅是当时人的『道德』水平就比后来高。或许因为：一者，在春秋早期并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强大到灭掉另一个中等以上的国度后，还能无惧其他大国去讨伐自己。二者，在初期的时候，战争的积怨还没深到像后来的吴越那种程度。三者：早期各国领袖，多少还顾念点血缘亲情或婚姻。但随着时间流逝，一来开始有人慢慢的不守规矩还捞得到好处，二来仇恨开始积累，三来秦、楚、吴越等本是蛮夷的居民学会了先进生产力和文化、制度却没有褪去原始的暴力、血腥、征服欲望，更是搅乱局势逐渐破坏、原有规则。如果吴国和越国都像宋襄公那种作风，吴国不可能打赢楚国，越国也不可能灭掉吴国。这历史的『节操』，是一点一点没掉的，春秋时期贵族正大光明如同体育竞赛般的战争风格，也是一步一步被蚕食殆尽的。因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更何况，那些诸侯一开始也高尚不到哪里去，只是比起后来的战国时期要高尚，争权夺利还有个底线，还守些『礼』罢了。春秋争霸的根源是人心权欲，这本身就是危险甚至恶劣的。再怎么好的明规则、潜规则都不能抵挡败坏的扩张。每人每天堕落一点点，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无间炼狱。而像宋襄公这种人，落得个遭人嘲笑的下场，虽然活该，但细想之下，岂不唏嘘？勾践却成为了『卧薪尝胆』的『励志』人物，怎不忌惮？不过春秋时期的这种战争风格，似乎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根据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前两章的论述，商朝时候会使用奴隶或战败国的士兵上前线。周能替代商，一个原因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前徒倒戈』，也就是商派来的人倒戈了。这些人，不是殷商的族人，而是殷商的战俘、奴隶。所以，我觉得春秋时期的战争风格，很可能是周人刻意塑造出来的。让贵族去打仗，平民奴隶不能上战场，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阵前倒戈。战士战士，那『士』，是贵族。当然也有平民去参战，但仅仅限于农民中选拔，工商业的人不行。被选中，那可是极大的荣誉。 中有一段话夫是，生物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管仲针对农民说了这段话，而对工、商他没有说。关于春秋时期谁有资格参战的资格问题，更多的史料我暂时想不起来还有哪些，欢迎补充或更正。虽然周革掉殷商，其动机里肯定也有很多权力和野心的成分。周公是周朝制度的奠基者，他所用手段，也算是萝卜加大棒。分封殷商残部为公侯，除了有一些『良心』成分，另一个现实考虑应该是：周人没有实力把殷商和其他族裔的贵族赶尽杀绝，建立秦朝般的集权统治，周公也不可能穿越式的想出集权统治这种招数。（后来嬴政这人渣可就有足够实力了，而且人家还没良心）但周人也真是比殷商要善良温文。比如，殷商还有用活人祭祀的习惯，周没有。那些用作祭祀的人称『人牲』，殉葬的称作『人殉』。这我们就得说回宋襄公了。作为殷商后裔的宋襄公，还真是打过拿活人祭祀的主意。他打算把鄫国国君拿去祭祀社神。子鱼反对。最后到底有没有杀成，我也暂时没查到资料。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所以说，宋襄公这个人，固然不是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但也不是什么完全贯彻『仁义』的圣人。我不觉得宋襄公高贵，我也不觉得他卑劣，他就是春秋时期一个守规矩原则但是又志大才疏最终祸害自己和国家的庸才罢了。复兴殷商也好，遵守古老战争原则也罢，包括想拿活人祭献，恐怕都是一条筋的傻劲头。他的智商是硬伤，这点可以确定。他坚持战争原则，与其说是仁义，不如说是心高气傲，不屑于（事实上也是无能）耍谋略手段。宋襄公不可能是懂得『伪装』玩弄心计的人。心怀野心懂得玩伪装的人，大多数智商都是比较高的，至少不会太低。又蠢又虚伪的人，有，很少很少。而甄别这种『双低』的人，只能靠一点：他有没有在利益面前卸下伪装。宋襄公终其一生，没暴露出这点。那么，也只能认为他真的只是蠢了。一个动物走路鸭子一样，长得像鸭子一样，味道也像鸭子一样——那它就是鸭子。照我看来，对古老战争原则的坚持早就深入宋襄公骨髓，他就算在演戏也是演给自己看，这叫做自我标准。宋襄公才不管别人说他『蠢』呢。子鱼劝他暗中带兵去会见诸侯，他都不肯。真要是懂得『伪装』以达到目的人，早就采纳子鱼的建议了。宋襄公连『防人之心』都没有，这点智商，怎么能指望他懂得伪装、算计别人呢。 （还有一个说法是宋襄公甚至为了避免子鱼不听自己话暗中带兵，把子鱼也拉着一起去。 请见 中的『目夷四谏』。 《公羊传》中有：『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 』可见子鱼当时的确和宋襄公一起赴会，至于是不是宋襄公硬拉着去的，不能确定。
据伍知友说，这部分可能在《尚书》里。 ） 总而言之，宋襄公这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恪守春秋战争原则，凡事都想着『赢也要华丽丽的堂堂正正的赢』的人。按照现在流行语：中二病绝症患者。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他实在称不上什么邪恶心机（智商不足），『仁』说不上（活人祭祀、为了当老大发动战争）『义』他倒是有一些。比起后来的勾践、秦始皇、清朝皇太极等人，宋襄公还是值得尊重的。但是那智商，也却是可笑。宋襄公给我的启示就是：要想堂堂正正的战胜，就得有绝对的实力。否则别得罪他人，妄图称王称霸。现代社会中的竞争，也不是战争般的你死我活，为此也不必去耍伎俩，还是正直些好。更不该用宋襄公去讽刺现代社会中进行公平竞争的人。宋襄公妄图称霸或复兴殷商的动机本身不算高贵，甚至有些丑恶。但至少他手段干净，不搞恶性竞争，也就没恶劣影响。一个不堪的动机搭配光明的手段，总比一个良好的初衷搭配肮脏的方法，要来的干净。二、真正的霸主齐恒公在葵丘和诸侯们开会，那次会议秦国和晋国两个大国都没去。所以齐桓公这个霸主，有点水分。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春秋真正犀利强悍威风八面名利双收的霸主，是晋文公重耳。成语『退避三舍』就是他和楚成王的故事。晋文公当年逃亡在外的时候一路受委屈，但是宋襄公对他有恩惠——送他车马二十乘。楚国痛扁宋襄公后，宋国就依附楚国了。晋文公即位一年多的时候大干了一票：周襄王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当时北方的蛮族）带叛乱，晋文公摆平了狄军、消灭叛乱把周襄王送回王城。依附楚国三年都不到的宋国，马上就转头跟晋国好了。所以楚国就要打宋国，晋文公虽然也吃过楚成王一顿饭（退避三舍）但比起宋襄公的车马二十乘，那是小事一桩。而且楚成王自称蛮夷又称王，还打了依附晋国的宋国，晋国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这就是晋楚城濮之战，结果晋国胜了。所以我们可爱的宋襄公，可以说是为晋文公做了嫁衣、铺了路啊~我看这是真爱！后来践土之盟，除了秦国，各国基本都都到场了，甚至还把周襄王也『请』去了。不过秦国没去。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 谈起践土之盟的盟书如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 晋文公重耳，尊王攘夷称霸诸侯，威风八面名利双收！最后，让我们来说说古代外国。三、德不孤，有远亲此段关于具体战事的内容都来自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中的《环球同此高贵》一节，出于个人『创作』热情，我用自己语言说一遍。另一些，则是我看其他书籍和节目中得知，请恕我记忆力有限无法一一注释出处。先说古希腊，希腊人打仗也是要找个开阔地方、摆好阵型才开打。只要有些世界历史常识的人也都能知道，大多数希腊士兵，重步兵，装备得自己出钱的。所以奴隶肯定是无法参战的。希腊人打仗，基本也都是贵族对贵族，至少是自由民对自由民，打仗是高贵光荣的。他们也很少耍花招，所以一个『特洛伊木马计』就够他们大谈特谈。在中国呢？三十六计，五花八门；更不用说孙子兵法等著作了。我们耍计谋，都耍出完整理论了。哪怕是在现在或者近现代、中世纪，欧洲那群人也真是比我们『老实』。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和波斯有过节，有位波斯将领听说了希腊人打仗的方式，很困惑：『你们语言相通又住的近，为什么不谈判。既然要打仗了，为什么不找个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其实波斯人以前也这样。比如，公元前479年八月波斯和希腊在普拉提雅平原会战。（宋襄公的泓之战在公元前638年）‘波斯那可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大帝国（至少比古希腊统一集权多了），那军队的集结效率真是没话说。波斯人先到了，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而希腊方，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联军还没到齐，只有零星的部队到达。如果这时候波斯人见一群灭一群，他们赢定了。可是，波斯人按兵不动。他们等啊等啊，等到希腊联军凑足了十一万人，波斯的统帅这才开战。结果老实高贵有效率的波斯人，被同样老实高贵但迟到拖拉的希腊联军痛扁一顿，波斯惨败。亚历山大大帝说过一句话：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前夜他决绝了部下的提议，不肯偷袭波斯大本营。不过他比宋襄公有实力。他赢了。高加美拉战役亚历山大还比宋襄公幸运，他善有善报。他遇见了另一个『宋襄公』。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进军印度，到达印度河，遭遇波鲁斯。亚历山大是骑兵，马骑兵，远道而来那是疲惫不堪。波鲁斯呢，也是骑兵，骑大象！可是波鲁斯却等着亚历山大的军队过河集结完毕。集结完毕了，他还不动手，我想他当时肯定对下属们说：『先让他们歇歇。』结果波鲁斯和宋襄公一样，惨败。不过这个印度版本的宋襄公波鲁斯也善有善报。亚历山大还继续让他统治他的国家，也用国王之礼对待之。据说，波鲁斯英俊潇洒威武挺拔有八块腹肌外加人鱼线。所谓有缘千里来搞基——啊，不对是，英雄惜英雄。亚历山大如此对待波鲁斯，也不足为怪。不过话说回来，宋襄公好歹比夫差幸运，至少他没碰上勾践。说回印度，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有规定：战争不能使用『狡诈武器』。我估计现代战争的洲际导弹、隐形战机在古印度人眼里就属于狡诈武器吧。联想到网上流传的印度军方的趣闻，说不定还真有点历史原因。法典还规定，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老弱妇孺伤残病患，逃兵俘虏观众。甚至『胆小鬼』你也不能打他。还有~没穿甲胄、解除武装、睡觉中的人也不行。你要违反规定会怎么样呢？——谴责你，强烈的谴责你，还鄙视你，诅咒你上不了天国。或许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开始原始社会大家互助友爱，到了奴隶社会残酷起来，又来开始讲规矩了，到了封建时代又开始乱来，直到近现代节操和共同守则又开始被重申。我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现在的和平，尽量遵守规则。不要用『正确的目的』为借口去行卑鄙伎俩，还狡辩说是『被逼的』。更不要认为做不了圣人完人，就表示可以为非作歹，就去否定小小的善行。所谓『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除了反侵略战争、自卫等生死攸关问题外，剩余的时候，还是多学学宋襄公、亚历山大、波鲁斯的『贵族气』吧。有些原则和底线，是要尊重和推崇的。只是对于不遵守原则和底线的人，我们也不能太手软。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战犯，该毙了还是早些毙了好。姑息养奸，可不是什么高贵，而是愚蠢了。
我觉得倒谈不上蠢。只能说是时代变化了，用后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去衡量前一个时代的行为，后一个时代的人会很不理解。宋襄公作战的方式，属于很讲“礼”。打仗守礼是礼制社会推崇的行为。但这种作战方式搁到春秋战国这种凭实力讲话的时代，就是脱节的。凡是说宋襄公此举不明智的人，大都是在用成王败寇的思维去衡量。每个看法（也就是观念、社会意识），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我个人不倾向下价值判断。
基本上，不能算聪明也不能算愚蠢，就是一个还守着旧规矩的人，按照往日的体系行事，只可惜他身处的是一个旧日秩序逐渐崩坏的时代。要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不能简单从现代的观念出发，也要考虑到当时时代的普遍观念和行为准则。具体到宋襄公这个人物，他的人生不算全无亮点，兄弟让国并且之后完全没有反目说明在政权交接以及和兄弟的私人感情处理上无亏，扶立公子昭，鹿地之会时力压齐楚成为盟会之主，都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名声，甚至在一些史书中被认为是五霸之一；尤其款待公子重耳，在之后为楚国大军压境时宋国的留存留了很好的伏笔。而他人生中主要的黑点，一是盂之会时不带护卫被楚国抓走，二是著名的泓水之战时不肯“半道而击之”，结果为楚郑联军所败。那么从宋襄公的行为来看，他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呢？基本被总结为“仁义”，但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就是“礼”。“礼”在周代一直到东周前期，都不仅仅是礼节礼貌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代表着广义的行为规范，也就是“法律”。所以“礼”即“理”。这一点在宋襄公的行为中得到了一贯的体现，比如对齐国的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和晋国的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的善待和扶持，公子昭和公子重耳在抵达宋国的时候，都是流亡公子，也就是被国内的当权者欲杀之而后快的人物，但宋襄公能够以礼相待，这些善缘都在之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回报。但要说宋襄公的这些举动是发自于内心的善或者长远的筹谋，我觉得都不靠谱，只能说是当时普遍的准则。比如送还公子昭的时候，组成联军的只有卫、曹、邾等几个小国，所以军事实力委实算不上强大，如果不是齐国国内的政治导向是之前被屠戮过的管氏等大族对无亏和竖刁的不满，两个主要的反派被齐国国内的贵族杀掉，这基本就可以视作无谋的举动了。但对宋襄公来说呢，或许仅仅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么简单，完全没有关于他事先料算齐国国内形势的记载，好在结果还不错。相信对重耳的善待也是一样，谁能想到之后会有城濮之战，并且是晋国胜利了呢？反正我不信宋襄公有这种远见。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只是遵循当时贵族对流亡公子的一般做法，给予援助，仅此而已。关于盂邑之会，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是两点：也就是当时盟会的目的和一般性流程。盟会其实是个齐桓公首创的新鲜事物，历史大背景当然是郑庄公之后，周王室的急剧衰弱和对诸侯控制的无力。自郑庄公击败周桓王率领的联军后，周王室算是被打脸打得啪啪响了，连一个形象上的诸侯共主的地位都维持不住。那么在这个权力真空之下，齐桓公很好地把握了机会，在灭掉遂国之后又归还在战争中侵占的土地后，算是有了广泛的“国际”名声，成为实力和信用都让大家信服的国家。齐桓公在管仲建议下，以尊奉周天子为名号，开创性地建立了盟会制度，相当于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基本上我觉得会盟诸侯国并成为盟主，算是春秋霸主的基础标准之一，因此齐桓公才会被称为“春秋首霸”，而在这之前的郑庄公因为没做到这一点，所以尽管也以周王室的名义建立过联军，但也只算“小霸”。那么开盟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与会各国在尊奉周王室的名义下，确认周王室王权真空的国际秩序，也就是“周王室虽不顶用但我们名义上还是臣下，齐国你是带头大哥我们跟你混你吃肉我们喝汤。”当然这个带头大哥随着实力变换是会变的。二是针对具体事务做出各国都承认的约定，比如齐桓公初次盟会议定宋君到之后的北伐山戎，有诸侯国的国政，也有涉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事务。注意这个名义上的尊奉周天子很重要，尽管楚国在僭称王爵时会盟了一帮汉江流域的小国，也是不算数的，所以只有后来的楚庄王是霸主，早点的熊渠熊通都是不算数的。一般性流程就是大家约一个事，约好了就歃血为盟，歃的顺序基本是同等爵位的按照国家实力和名望排序，实力强名望大的先歃，然后是名望实力弱的，然后是下一级爵位的。所基本历来都是强的公国（如齐）、弱的公国（如虢）、强的侯国、弱的侯国这个顺序过来。盟会上的约定是很严肃的事情，答应了就得去做，如果不做，剩下的与会国可能就再开一次会然后一起来打你呢。最后呢，可能还会约定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地点。然后就要说到盂邑之会的前情了，也就是鹿地之会。鹿地之会的与会国是宋、楚和齐，当时齐国因为刚刚经历过内乱，加上主君刚刚上位，所以无论国力还是声望都下降很多，而楚国虽然国力最强，但真正的爵位实际只有子爵，宋襄公认为自己扶立了齐孝公，加上又是公爵，自然应该主持会议，事实也是，齐孝公在道义上被宋襄公带着联军送回国内才上位的，只好居于其后，而楚成王则看出了宋襄公对名望的追求超过了宋国的实力，因此算是坐视了宋襄公成为此次会盟的盟主，但是实际上已经有所打算了。事后约定在盂再次会盟。不管齐楚两国的表现和打算，只说宋襄公的理解里，当世实力最强的大国在盟会中都屈居宋之下，又有了之后的约定，虽然齐孝公最后没署名，但“按照约定”，那下次开会还是我话事啊。之后被楚国挟持，只能说他想得太美了。而楚国在这个阶段，还一贯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规矩破坏者，只认拳头大说话。到了孟之会，宋襄公还想按照鹿地之会的顺序自己先歃做带头大哥，楚国就不愿意了。宋襄公的逻辑是1、按照爵位来，我是公爵，你楚国虽然称王，但那是僭称，实际还是子爵，当然排我后面；2、我们上次说好的啊；3、你这次敢不守规矩，不怕下次大家一起干你？问题是他没考虑到楚国1、按照周王室分封的爵位来就不会称王了；2、早就看上次顺序不爽；3、还真就不怕大家一起干他而且齐国不行了大家不一起跟着他干已经是好的了。结果真就不守规矩在盟会上“摔杯为号帐后涌出五百刀斧手”把宋襄公给劫了。那为什么鹿地之会没发威呢？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鹿地之会的时候，还没有中原大国和楚国会盟过，所以不知道是个什么事儿，没有准备，结果鹿地之会上宋襄公把自己底给漏了“大家都在我宋襄公的领导下开展新的国际秩序吧，楚国你虽然实力强但是是子爵所以先听我的话”；二是鹿地之会的与会方还有齐孝公呢，虽然齐国暂时衰落，但也是可以和楚国抗衡的主儿。可见在宋襄公的理解中，国家实力根本没“爵位”“声望”和“约定”重要，这算是一个思维盲区。而造成这个思维盲区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对于时代的变迁仍然缺乏认识，还停留在秩序完整的状况下，但当时已经缺乏这种仲裁者了。加上楚国在春秋前期确实下限有点低，非常之不守规矩……齐国灭了遂国，还把领土还给人家，充分展现了大国的国际担当；楚国灭汉东诸国如黄国随国，那是吃国不吐骨头，因此土地和人口才迅速膨胀，成为“千乘之国”。这俩对上，宋襄公不吃亏就有鬼了。再说泓水之战，基本上思路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在春秋前期，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基本还和西周的状况维持了比较多的一致性。比如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并不以兼并实地为要，因为你打下来这片地方吧，人口不够也没用。国和国之间，有巨大的空白地带。也不太以杀伤人命为追求，参战的都是贵族，互相之间多少有点血缘关系，打得太猛伤感情啊。《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必须为政治服务，在这点上真的算是相当符合。所以这样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刚刚干完一架的两国转眼又和好如初，因为没真的打出火气来啊。不仅战争目的上，就连战争形式上，也受到相当的约束和规范。比如战争前的卜筮程序，卜、筮之间相互冲突该如何取舍定论。像周礼上还规定了大国三军小国一军这种……看连参战人口都定了，很多时候不用打大家比比大小就知道胜负了。所以春秋前期很多战斗都不是一个国对一个国，你两军我一军，不打就知道输赢了啊，怎么办呢？还有盟友啊，虽然我只有1，但我叫来三个1，凑一副炸弹不信炸不掉你个2啊。然后包括打起来，怎么鼓噪进军啊，赢了怎么追击啊（不能多追，超过三舍就犯规了，这就是“退避三舍”中三舍的出处），败了怎么出礼金啊都有规矩。宋襄公再一次吃亏在这种规矩上了。我猜测，不半道而击，不仅仅是出于仁义，很可能更多是一种规则的要求。“礼”就是要求大家找一块开阔地车阵面对面对冲好像石头剪子布一样拼个胜负，你突然出一个史波克，这游戏能玩？我们玩的还是不是同一个游戏？以后还能不能做朋友？可惜啊，当时的楚国就是这样一个不讲规矩不跟你玩同一个游戏不和你做朋友的赖皮啊。所以毫无悬念，宋军又输了……想想都满脸全是泪，宋襄公就是这样一个“你和人谈规则，人和你比拳头、比狡诈、比谁会破坏规则”的杯具。他还在绕着凳子转圈等着抢凳子呢，楚国已经直接抽了把凳子坐下了。吃亏的，总是老实人呐。
李清照的爹写过一篇《战国策》的读后感，里面有句话，很好，可以给你参考。“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诡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相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李格非书战国策后》）就是说，诸侯们干的事，卑鄙龌龊，实在上不得席面，不过是策士利嘴把话说得漂亮罢了。宋襄公最后怎么跪的，他是想趁人家半渡而击之，借口说仁义之师放你过河再打，他是输在大脑实在太浅陋了，蠢是蠢，要说仁义那就冤枉他了。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怎么会蠢。纵观他一生，也有卑鄙，也有高尚。而泓水之战，只能说是一种信念或者坚持吧。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他和礼一样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在春秋初期及周前，战争以使对方屈服为目的，不是征城夺地，讲究一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从出师、行军作战到战后都有礼的要求。在行军途中，过天子之城需有礼，过名山大川需祷告。两军将战，要先致师，卜筮，祭祀先祖，然后誓师。两军交战，需循鼓令进退，这些都有严格要求。作战结束，投降的敌人要赦免，不能伤害受伤的敌人，追敌不能超过三舍，即四十五里（"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还要祭祀战场附近的名山大川和建庙告捷等。而在宋襄公时，战争却是以诸侯兼并、争霸为主。这就造成战争更加讲究实用性，更不择手段，一些旧礼被认为是繁文缛节，不合时宜的而被抛弃。这时仁义的坚持者也就成了所谓不知变通的人，迂腐之辈，再加上韩非子的一刀，“亲仁义之祸”，和到了近代，毛的“蠢猪似的仁义道德”，更是彻底将宋襄公钉上了耻辱架。（他总让我想起最后的武士）虎头蛇尾，不知所云年，莫怪莫怪。关于春秋间的战争礼仪，可参见晋齐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每读此，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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