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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精神的自我毁灭——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进步作用的启蒙精神却无可避免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自身出发,寻找启蒙自我毁灭的根源,他们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由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与此同时,笔者也指出了这样的批判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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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海淀,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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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张和平;
论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在与阿多诺合著的名作《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对于正确认识哲学及人类文明,充分揭示其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科学地建设和发展哲学及人类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也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焦虑?文化困境的批判,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霍克海默尔的这一批判,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向,因而对他的这一批判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并指出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要弄清楚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首先需弄清在霍克海默尔那里“启蒙精神”指的是什么。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启蒙精神”并不单指18世纪的启蒙精神,而是主要指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也即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规范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霍克海默尔说:“总是致力于把人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下的进步思想”就是“启蒙精神[”1](P3)。“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1](P3)在霍克海默尔看(本文共计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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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及其存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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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克海默现代性批判的反思
摘要：霍克海默从启蒙异化、理性异化和科技异化等维度，以工具理性、极权国家和大众文化等异化力量为对象而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主要理路。本文通过对霍克海默从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切入的总体性文化批判范式，以及在这一框架下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文艺救世理论的反思，指出资本批判与文化批判范式的开放式对话应成为全球化趋势下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理念的重要转向。关键词：现代性批判；异化；文化批判；资本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中，霍克海默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颇具代表性和开创性。在吸取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精神，依循韦伯合理化理论批判路径，借鉴卢卡奇物化理论批判主题的基础上，霍克海默在异化、物化和总体性的独特语境中展开了对工具理性、极权国家和大众文化的总体化批判。应当说，权威服从与虚假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霍克海默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所在，但现实实践和创作环境的巨变使霍克海默最终由对权威与顺从的内在关联的心理分析转向后期的启蒙理性批判。这样，霍克海默借助于征服和被征服、进步与野蛮等范畴，将启蒙逻辑意识形态化并赋予其本体论含义，从而把西方文明的进程归结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的极权统治的启蒙历史，将启蒙统治扩展到被物化的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个范围。启蒙辩证法成为异化逻辑的全面展开和总体揭示。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就是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理性至上和技术万能为特征，以主体性为核心，以对人与自然的双重统治为宗旨的现代性事业，“上帝的万能”代之以“理性的万能”“科学的万能”是启蒙的根本命运。因此，总体性的启蒙异化集中表现为根本性的理性异化与支配性的科技异化，而其逻辑结果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的异化。这三个维度不仅不能截然分开，反而丝丝相扣、密切相关。在其内在本质上，启蒙异化即是理性异化，又是科技异化。异化思想成为霍克海默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和思维路向。启蒙是现代性的根源、来历和本质，现代性的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下启蒙理想破灭，现代性在禁锢其解放潜能的路向中走向变质、异化的结果，因此对启蒙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最终成为霍克海默现代性批判理论建构的基点。霍克海默指出，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神话的非正义，使人们从对自然的迷信和对神或上帝的盲从中解放出来，但是理性发展的极致却是逆变为统治一切的支配力量，宣扬主人精神的启蒙最终使理性变成了统治，目的变成了手段，人文精神变成了科学精神。至此，“启蒙倒退为神话”，启蒙所张扬的理性重新让位给神话的无理性，作为反宗教异化产物的启蒙驱走上帝而使人类自身成为新的奴役制造者，将启蒙精神催发的“文明”返回到“新的野蛮状态”，并最终导致启蒙自身的毁灭。这种更深层次的异化也就是启蒙的辩证法。通过人类对神秘力量的控制来赢得对自然的支配，满足人类的维存欲望是启蒙与神话的共同本质，但启蒙精神不仅将人从对自然的恐惧中引导出来，还将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并将对自然的盲目统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不可逆转地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奴役和破坏。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日益膨胀，人类也陷入更深的自我束缚当中，统治者借助于科学的合理性和自然的必然性加强了被统治者的顺从，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正是启蒙精神的极端表达。更可悲的是，“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启蒙精神带来的是比任何一种外在的专制统治都要牢固的经济必然性的强制。由于人们根本无法摆脱被市场逻辑支配、统治的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物化状态，启蒙的理性就变成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现实中的人们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其所谓的自由不过是通过自我否定、压抑和欺骗而换得的一种集体性压迫。总之，启蒙辩证法作为一种主体哲学和宰制理论，其目的就是通过征服“他者”来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和目的性，而启蒙思想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就是对人类经验的全方位的物化、异化和理性化。启蒙异化的历史正是现代性异变的过程。在霍克海默看来，新旧权威统治的转换和更替是现代极权社会的典型表征。在对统摄现代社会的“权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霍克海默从极权的文化心理的经验事实批判进入到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中。作为主体性的标志和现代性的支柱，理性是启蒙与神话对立的真正基础，是启蒙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深层根源。霍克海默尖锐地指出，理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形式化、工具化为主观理性。主观理性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顺世主义特征使其沦为贬损人的价值，压抑人的自由的一种新的异化力量，因此其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话，就是一种新的宗教。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受到资本的挟持和自我持存的推动而沦落为“万能的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和“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其最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和普遍的价值危机，导致人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异化。理性作为一种否定自身的力量而逐渐走向了错误、混乱和反动，它逼迫个体不断压抑内心，以失去本真为代价来服从于集体需求，从而使思维日渐失去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并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霍克海默强调，整个人类一直都是通过剥削、屠杀和压迫其他生灵，甚至是人类自身来自我确证的。因此膨胀的主观理性必然要竭力把别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把控制、统治及压榨人作为自我实现的前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算计与迫害使人类整个社会生活也未能摆脱被异化的命运，现代性编制的工具理性“铁笼”最终造成了宗教、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理性的形式化使得公正、平等、幸福和宽容等内在于理性之中或者是由理性来核准的理念和价值被完全按照对人的有用性、对人自我持存的意义来衡量，关心伦理、价值等问题的宗教因此被中立化，民主政治也因民主原则失去理性的基础而化为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支配却无意或无力反抗的极权统治。在认同专制、独裁和压迫的文化工业的宰制下，遭受异化、取消厄运的艺术同真理割裂开来，教育也发展成同化、奴化、物化，成为顺世哲学的宣传媒介。工具理性侵占下的大众文化最终沦为取消真实性和抹平个性化的虚假意识形态。理性的主观化、独断化取消了价值的合法地位并彻底摆脱了价值的约束，其直接后果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技术至上的泛化，而科学主义的独裁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妄正是资本主义走向总体异化的支配性力量和启蒙幻想最有力的合法证明。启蒙用科学从神的统治下解放人，但又要人服从科学和物的统治，从而使科学精神丧失人文内容而发展成为控制和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的科学沙文主义，使人成为“工具的延伸”。作为启蒙精神的物化，科学技术虽然推进了文明进步，但同时还充当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掩盖社会危机，培养顺从主义的奴化意识以服务于极权统治，变技术的合理性为统治的合理性。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种科学的统治逻辑。因此科学的危机与普遍的危机是分不开的，科学反映的正是当前的社会矛盾，技术的非理性应用使得社会总体的非理性状态得以持续。在实证主义思潮和方法的影响下，理性原有的形而上学维度被取消，抽象理念成为启蒙运动祛除神话的武器，数字成为启蒙精神的准则，怀疑一切不符合实用原则的事物，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成为独立符号体系的科学所追求的不再是概念和图像、知觉的幸福和真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利用和资本。它不仅作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充当政治统治的欺骗和宰制工具，将人变成物、工具、机器，而且还把它促成的分工延伸至经济生产、语言和文化领域，使自然物丧失质的多样性，使语言失去否定性，使艺术效仿科学而迎合世界。霍克海默断定“错误不在机器”“人性本不恶”，现代性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自我持存的冲动及其驱力下的工具理性。对于如何摆脱现代性危机，霍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论主张呼唤新的启蒙、新的理性，建立哲学和理性的批判潜力，以培养拥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判断的能力的“反思性主体”；同时调整科学技术的前进方向，恢复科学自省、批判的锐气。由于“反抗的因素内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霍克海默还主张通过重塑艺术的批判和否定精神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弥合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分裂。在中后期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等著作中，霍克海默仍坚信“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主张“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以实现人与内外自然的和解，进而达到人类普遍解放、保证现代性延续的目的。但由于批判范式的转变和批判范围的扩大，霍克海默不再对启蒙理性抱有希望，而是陷入了对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极端仇视和对现代性的整体拒绝的理性悲观主义，尤其在实践上更是进行了政治上的极大妥协和退步。霍克海默延续马克思、韦伯、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传统，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状况与主体人的生存现状着手，而进行的以“启蒙”“理性”“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批判，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个人心理异化、科技异化、大众文化异化等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异化现象及新的统治形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问题，从而体现了对现代人的存在命运的深切关注。霍克海默开创的这种现代性批判范式不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理论的奠基意义，而且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是批判根基的缺失、批判范围的扩大以及过于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也使得霍克海默的理论构想留下了诸多遗憾。1、批判根基的缺失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应该建立在存在论上的社会历史根基上，现代性批判首先应当是一种社会存在论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因此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的最终或首要的指向应该是作为现代性之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而不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理性逻辑和技术逻辑。包括现代性批判在内的所有文化批判都应该内在的和关联于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由此可见，启蒙异化或者说现代性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类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持存及其推动下的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思维科学，而在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用抽象的文化批判置换资本主体性批判范式的做法必然要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存在方式。由于将资本统治看作一种先验事实而导致对现实中真正批判要素的忽视，霍克海默根本无力超越问题本身，其哲学也只能解释世界，而无法承担改变世界的使命。因此，除了个人抵抗之外，陷入深度文化焦虑的霍克海默等人无法提出与总体异化相对应的总体政治策略，更没有建构出成功的理论所应有的实践和现实维度。这并非忽视霍克海默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语境，而简单、粗暴的用资本主体性原则全盘否定和抹杀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的深刻洞见和天才推断。实际上，正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缺失将霍克海默的异化批判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特定历史生成语境分开，从而在时空上扩大化、普遍化，并最终把现代性问题归结为纯粹的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掩盖了由于资本抽象统治而引发的现实社会的真正矛盾。霍克海默致力于从奴役自然的逻辑中挖掘出对人的宰制，并将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自由解放的前提，这无疑是极富深刻性与前瞻性的现代性诊断，但他并没有揭示出对自然奴役的方式是如何影响的社会关系体系。这究竟是一个历史事实?还是一种逻辑过程?实际上马克思早就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揭示出控制自然与统治人类的内在关联，这种讨论只不过是在利用表面化与扩大化的人对人、人对自然的统治掩盖深层的阶级统治。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缺失使其最终陷入抽象的认识论。鉴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暧昧态度，霍克海默以自由与平等之间互相对立、互相限制的关系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最终走向脱离革命实践，幻想用纯理论的批判来促进社会变革的道路。“由于启蒙辩证法假想的是一种自我再生的、稳定的、不会遇到任何重大革命性对抗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就庸俗化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辨证分析，将其革命理论简单化而成为一种乌托邦理想。简言之，对基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文化批判的过多倾注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历史命运，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批判。尤其在资本逻辑依然强劲、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依然显著、国际间的剥削关系依然深刻的今天，单一的文化批判注定是软弱无力的。而晚期的非政治化、非革命化倾向更让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实践渐行渐远。2、理性批判的悖论这种存在论意义的缺失在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中得到放大和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在继承韦伯合理性遗产的基础上，将其理性悖论强化和扩大化，并冲动地对启蒙现代性进行整体拒绝，以至于在拒斥启蒙理性普遍性逻辑的同时，无形中把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陷入对理性发展道路的全面否定和对普遍真理的根本怀疑。因此，启蒙辨证法并不“辨证”，尽管此“辩证”非彼“辨证”。由对启蒙理性的思考切入对西方文明的全面检视，体现了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开拓者所彰显的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同情心。霍克海默似乎并没有陷入将极权，神话和倒退视为启蒙必然命运的宿命论，而是相信启蒙内在涌动的反权威暗流将最终可以超越自身，通向乌托邦，但他同时又矛盾的赋予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启蒙以“原罪”，将对理性异化、科技异化的批判转变为对理性、科技本身的过度否定。这就很容易使异化永恒化和泛化，陷入深度的理性悲观主义和悲观反向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之中，进而留下简化现代化进程，甚至是人类整个文明史的嫌疑。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将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极端的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而未能完成对启蒙的启蒙，而且使批判逐步陷入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最终以迷失方向的结局告终。N.多德也提到，启蒙辩证法“自视为是对现代社会中理性成长后果的批判，但又拒绝依靠理性来为这一批判提供基础。”由于怀疑被彻底异化的理性寻求真理的能力，而拒绝依靠理性为其现代性批判提供基础，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最后只能沦为“无根”的批判。也就是说，由于长于拒斥、解构理性，却没有完成对理性的重建和恢复，霍克海默以批判寻求超越的理论努力充其量只能算作“未完成的批判”。因此，虽然作为特殊时期的极端理论，霍克海默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深刻而富有创造性，但深刻并不意味着准确，霍克海默的失误在于局限在意识哲学的范畴内，将非常时期的社会全面危机在时空上泛化和扩大化，结果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僭越的同时，实际又陷入对理性的崇拜中，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之间的矛盾。3、艺术救世的困境单纯理性的反思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文化救赎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为现代性危机开出的普遍性药方。毫无疑问，文化是现代性的显著标识和敏感神经。在大众化、平面化消费过度盛行、文化帝国主义日益猖獗的今天，遭受现代奴役的大众在呆板同一的文化商品和空洞无物的娱乐消遣中更多的享受着被欺骗的快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在新世纪得到了更广泛、更夸张的延续和发展。正是对于异化文化的深恶痛绝，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本雅明相对辩证的大众文化乐观主义进行了修正，并陷入对大众文化的激进、彻底的批判中。他们呼吁恢复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自由本质和创造个性，试图借助艺术的救赎来扭转理性的逆变。在深受康德美学影响的霍克海默看来，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具有自律性和灵魂超越性的、消解异化的革命力量，是对现实存在和给定性的否定与批判。但由于他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极大的片面性，作为心灵寄托的美学和艺术救赎之路又明显带有虚幻主义的色彩，因此最终只能化做失意的时代呐喊。由于现实的异化来自现实的商品和资本拜物教，因而只有靠物质力量才能根本消除，最终实现个体化和社会化的历史统一。且不说将艺术定格于古典现代艺术而漠视艺术动态发展的片面，也不说对大众历史文化创造和批判作用的低估，单纯这种美学式的期待如果转化为现实的体认冲动，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显然，这种文化艺术批判和审美救世主义特别的显示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贵族式傲慢，“他们把艺术与大众文化放到对立的位置上，一个是自主的个人灵感的产物，是文明的最后避免所；另一个则是上层统治者目的具体化的虚伪的产物”。似乎艺术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与特权，一旦成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就变得媚俗、消极，甚至成为操控心智的巫术。如果是这样，艺术如何成为普世化的救世良药，而不只是精英艺术家们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玩物?文化精英又如何拯救不能解放自身的普通大众?此外，霍克海默眼中的科学技术似乎与艺术有些势不两立，然而科技与艺术元素的融合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同艺术相比，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的科学技术，无疑是超越异化的最根本力量。现代性是历史的不断生成和逐步展开，并随着时空的转移而进行着画面的不断切换。历史境遇的不同决定了各种现代性批判话语理论旨趣的差别所在，因而进行不同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对话就成为当下尤其全球化背景中现代性的重要转向。由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集中与分散、微观与宏观、同一与多样互相作用的双向过程，因此资本批判与文化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主要范式缺一不可。而且现代性的历史维度和共同的理论关切与批判走向也促使两种批判范式走向相互融合。当然任何形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都应该在资本批判的框架下做进一步的展开，作为现代性之根本的资本建制关涉现代性批判的普适性与根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并没有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病症进行有效的防治，但它们却有助于我们对自身已经或将要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保持更清醒的认识，走出一条兼顾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良性发展之路。总之，应当在资本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相互协调中，挖掘现代性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互为表里的真相，揭示理性异化以及背后所遮蔽的劳动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延续，以摆脱在全球各个角落以不同表象显现的现代性危机。只有在全面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粉碎资本和技术的压迫性同谋，实现文化现代性和技术现代性的均衡与调和，才能走出现代性的危机和倒退，回归现代性的本真面目。参考文献：[1][2][9][10]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4、192[4][6][7][8]麦克斯·霍克海默著，曹卫东编选，渠东、付德根等译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48、215、213[5]麦克斯·霍克海默著，李小兵译，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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