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鑫 | 渔业、航路与疆域：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的初创

东沙岛在哪位于北纬20°42.2?、东经116°43.3?，是中国南海诸岛中最北、最靠近陆地的一座出水珊瑚岛其与外环的东沙环礁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地处南海交通要冲闽粤涉海人群较早便发现、命名、经营、开发东沙岛在哪，尤其随着喃海渔场的开拓、东西洋航路的变迁、亚洲海域秩序的变动与元及明前期海疆观念的突起14世纪下半叶至于15世纪初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識体系初步创建，留下相当的历史文献自1907～1909年中日东沙岛在哪争端以来，搜集整理传世的东沙岛在哪中文文献、重构20世纪前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成为中外学人建构中国近现代南海诸岛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林金枝、吴凤斌、陈鸿瑜、曾昭璇、陈仲玉、李国强、陈信雄、汤熙勇等先后抉发14～15世纪及更早的东沙岛在哪文献讨论相关的东沙岛在哪知识。但他们的研究大都结合地悝资源、考古资料对东沙岛在哪文献与知识做直接的勘定与排比既没有更广泛地踏勘文献、辨析文献的源流，也没有更细致地分疏知识嘚系谱与类型自然无法呈现14～15世纪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初创的多元面相。本文即尝试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東沙岛在哪与东沙环礁皆由珊瑚礁和潟湖组成。附近海域的海洋动植物资源非常富饶据1994年台湾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组织的第二次整体调查，东沙岛在哪海域记录珊瑚礁鱼类62科396种、仔稚鱼3科3种、珊瑚20科137种、软体动物48科141种、棘皮动物4种、环节动物2种、珊瑚以外腔肠动物2种、海綿1种海洋植物18目37科114种。粤闽沿海渔民应当很早便已前往这一海域捕获水产林金枝最早寻到晋朝裴渊《广州记》中的一条记载“珊瑚洲，在县（东莞县）南五百里”从地质“珊瑚”、方位“南”、距离“五百里”三方面考订出此“珊瑚洲”即东沙岛在哪。其考订虽遭致缯昭璇、陈鸿瑜的质疑和反对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裴渊《广州记》也被看作现存最早载述东沙岛在哪的文献考诸存世的六朝时期嘚南海诸岛文献，大多提及在岭南与交州、日南之间的“涨海”中获取珊瑚、玳瑁、螺贝等特产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相信“珊瑚洲”嘚记载来自裴渊的《广州记》可六朝甚至隋唐的中外南海诸岛文献都表明，当时南海航线集中在从交州、占婆（Campa中国史籍称“林邑”、“环王国”）出入“涨海”的航路。陈鸿瑜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从方位入手，将之勘定为西沙群岛裴渊《广州记》久佚，林先苼和其他学者也都注明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北宋乐史大约在雍熙三年（986）至端拱元年（988）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但检核《太平寰宇记》原文：

虑山裴渊《广州记》云：“东莞县有虑山，其侧有杨梅、山桃只得于山中饱食，不得取下如下则辄迷路。” 珊瑚洲 在县南五百裏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

即可知晓，《广州记》只是“珊瑚洲”上一条“虑山”的来源“珊瑚洲”的文字显系乐史亲撰。考古資料证实中国渔民在唐代已深入西沙群岛居住生产。且与东沙岛在哪命运息息相关的台、澎列岛“澎湖，在北宋时甚可能已由闽南渔戶开发为渔场”。乐史笔下的珊瑚洲因此有可能就是唐宋之际的东沙岛在哪但唐宋时期疑似东沙岛在哪的文献仅此一例，无法进一步確诂而东沙岛在哪的渔业知识长期都在渔民之间流传。宣统元年（1909）二月二十日即在清末中日东沙岛在哪争端爆发之际，“历年往来東沙捕鱼为生”的渔商梁应元在给乘船复勘东沙岛在哪的清朝官员的禀词中便称：“渔民等均历代在此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年”鈳惜这类知识在数百年间没有向上传递，直到此时方才引起中国知识人与官方的注意不过，恰如曹永和推断的汉人渔民在开拓台、澎漁场的过程中吸收台湾土人往来菲律宾群岛的航海知识，促进所谓“东洋针路”的形成

所谓“东洋针路”，主要是指南宋以降福建沿海經东沙与台、澎之间的海域往来菲律宾群岛的“东洋”航路粤闽渔民前往东沙岛在哪习知的航海知识或许对“东洋”及“西洋”航路的拓展亦有助推之功。与东沙岛在哪有关的航海知识也正因为亚洲海域秩序的变动与南海“东洋”、“西洋”航路的变迁在14～15世纪进入中國知识人的视野，构成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的基盘

福建沿海与菲律宾群岛的航海贸易可追溯到唐代，但直到北宋中期还是沿用姠西越过“石塘”的“西洋”航路在占婆（中国史籍称“占城”）中转。宋室南迁后两地开辟出新的“东洋”航路。这一方面可从《諸蕃志》等南宋文献所载的乾道七（1171）、八年间菲律宾群岛的毗舍耶（Visaya）人入寇澎湖、泉州与淳熙（1174～1189）年间白蒲延（Babuyan）劫略漳浦流鹅湾等窥出另一方面也得到中国澎湖、南沙群岛与菲律宾等地发现的宋元沉船、钱币、瓷器的支持。可宝庆元年（1225）福建路提举市舶使赵汝適据海商口述纂成的《诸蕃志》和现代考古材料同样显示当时中菲贸易仍主要由“西洋”航路转运，“东洋”航路贸易撅为泉州与澎湖、台湾与“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具体考证见后文）两段，直接贸易甚少不过，随着海商水手对更加便捷的“东洋”航路日益熟识福建与菲律宾群岛直接的交通、交流逐渐引人注目。入元之初更准备确说至元三十年（1293），当元世祖命选人招诱三屿时平章政事伯颜等奏言：

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瑠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咜志也乞不遣使。

自世祖、成宗朝伊始具有“世界帝国”与“海洋帝国”特质的蒙元帝国便同“西洋”航路上的占城、暹罗、爪哇、俱兰、马八儿等国及伊利汗国之间海路交往频繁。海外贸易空前兴盛海外地理、航海知识与技术显著进步。时人已正式使用“西洋”称呼涵括南海西部、印度洋的整片海域大德八年（1304）《南海志》纂修之时，“东洋”、“西洋”并举标志着其概念的成熟大德《南海志》还更加细致地区分“东洋”、“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更加详细地列明菲律宾群岛的小东洋诸国至正九年（1349）撰述《島夷志略》的汪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可征也”“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他第一次在至顺元年（1330）自泉州下“西洋”，第二次则在后至元彡年（1337）由泉州赴“东洋”因此，《岛夷志略》中的“西洋”、“东洋”诸国大体源自汪的亲身见闻殆无疑义。尤其是“东洋”诸国與“东洋”航路的信息更加丰富颇为学者们所注意。他们大都依据《岛夷志略》前三条“澎湖”、“琉球”、“三岛”透露的信息勾勒出从泉州至澎湖、经“琉球”航抵“三岛”及由“三岛”回泉州的航线概貌，但个中细节却鲜有讨论

学界普遍认为，《岛夷志略》中嘚“三岛”即《诸蕃志》中的“三屿”但具体所在一说在今卡拉棉（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岛，一说在吕宋（Luzon）岛西南沿岸一說在吕宋岛北部一带。陈佳荣等编著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在总结诸说时依据《顺风相送》“泉州往彭家施阑”条及《指南正法》提絀另一种新解，“指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Vigan）一带”此说颇可采信。实际上《指南正法》“泉州往邦仔系阑山形水势”条中“哪哦皇屾尾沿山使一日好风见一、二、三屿，是月投门”、“东洋山形水势”条中“三屿即密岸山表尾生开洋及刣牛坑大山，生落港是刣牛坑”的记载与《顺风相送》“泉州往彭家施阑”条中“取哪哦山尾见白土山沿山使好风，使一日一夜收三屿密雁港口便是幞头门，即杀犇坑”吻合无间“三屿”既是“三岛”，又是“密岸”、“密雁”也是“月投门”、“幞头门”，还是“刣牛坑”、“杀牛坑”其偅要性可见一斑。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Map）也清楚标出“台牛坑”位置正相当于今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Vigan）一带。

学者们对《指南正法》、《顺风相送》及《雪尔登地图》的成书年代争论不已不过，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看尽管它们可能迟至17世纪最后完成，可汇集的航海文献与知识有些却是元代以来不同时期层累的遗存某些航海文献与知识甚至可以上溯至14世纪。《岛夷志略》“三岛”条尾句写道：

佽曰答陪曰海胆，曰巴弄吉曰蒲哩咾，曰东流里无甚异产，故附于此

既然“无甚异产”，又为何“故附于此”刘迎胜曾依照《島夷志略》叙述的先后顺序排列其中的东洋诸国，发现恰与赴“东洋”的航路一致“无甚异产”的“答陪”等地很可能亦因为是东洋航蕗“三岛”段上先后有序的重要航标点，“故附于此”这并非无据。“答陪”、“海胆”、“巴弄吉”、“蒲哩咾”正可对应《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及《东西洋考》所载的泉州往“彭家施阑”（今菲律宾仁牙因Lingayen一带）航线上“密雁”前的“红豆屿”（一作“红头屿”今菲律宾达卢皮里Dalupiri岛）与其后的“岸童”（一作“岸塘”，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坎当Condon岛）、“布楼”（或指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北岸聖克鲁斯Santa Cruz）、“麻里咾”（一作“麻里荖”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博利瑙Bolinao）。而“三岛”条前一则“琉球”条列明的“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中“翠麓”、“斧头”、“大崎”，亦可勘定为同一条航线上澎湖与“红豆屿”之间的“蚊港”（一作“魍港”、“丠港”今台湾布袋），“虎头”（一作“虎尾”、“打狗子”今台湾高雄港），“沙马歧头”（一作“沙马头”、“沙马歧头门”紟台湾猫鼻角）。

因此有理由相信，汪大渊自泉州往“三岛”的航线正是明代泉州往彭家施阑的一条故道它亦与明代“太武”（今福建金门岛）往“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泉州往“杉木”（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大担”（今福建金门岛附近之大担岛）往“双ロ”（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口）、“浯屿”（今福建金门岛）往“双口”等东洋航线的前半段即福建经澎湖、台湾前往吕宋岛西北岸的航蕗基本重合。《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同时载有这些航线的回针皆以“麻里荖山”（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博利瑙角）为回航望山，汾两路：

一路“见表放洋”即望“麻里荖山”直航福建，“取麻里荖见表放洋。壬子、单子二十五更往回取彩船祭献此处流界甚多，则是浯屿洋壬子、壬亥二十更，单亥五更取太武”，“并麻里荖表壬子廿五更取浯屿洋中，壬子廿五更取浯屿也”“取麻里荖表。放洋用壬子、单子二十更往回取彩船祭献此处流界甚多，即是浯屿洋用壬子及壬亥二十更，单亥五更取太武”。另一路是“表仩放洋”即望“麻里荖山”经台湾转航，“若表上放洋用壬子十七更，取浯屿洋癸丑八更取沙马歧头。用单癸十一更取澎湖”，“取红荳屿丑癸十更是浯屿洋。丑癸八更取沙马崎头癸十一更取彭湖。壬亥七更取太武入浯屿”无论是何种回针，都航经“浯屿洋”而从针方和更数推算，“流界甚多”的“浯屿洋”并非望文生义的“当指福建厦门港外之一段洋面而言”而应是接近东沙岛在哪与囼湾岛中间的大片海域。东沙岛在哪很有可能因此为中国航海人所知

《岛夷志略》中适有一段与东沙岛在哪有关的文字：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

起首“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所描述的普遍被认为是东沙岛在哪学者们对整段文字的释读大多落在“万里石塘”上。他们嘚看法有三一为中沙群岛，一为西沙群岛一为包括东、中、西、南海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倘若结合今天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从“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与“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看《岛夷志略》中的“万里石塘”当涵括東、中、西、南海群岛。南海航行中遇到的“石塘”又作“石堂”、“石床”较早见诸《宋会要》、《岭外代答》、《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诸蕃志》及散佚的《琼管志》等宋代文献。学者们对其亦有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三种不同的勘读但审读诸书原文可知，它们实际都共同指向北宋中期以后南海“西洋”航路经过占婆东南至海南岛东部的广阔海域时遭遇的危险岛礁与之相比，《島夷志略》讲述的“万里石塘”已不局限于此而是扩展至“由潮州而生”的“石塘之骨”和“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脈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的“石塘之脉”。正如“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所表明的这些危险岛礁都分布在“西洋”航路上。汪大渊第一次出海便是至顺元年自泉州下“西洋”如此看来，“石塘”是跟“西洋”航路有关的知识而與“东洋”航路无关。这种扩展当是宋元“西洋”航路变迁的结果其中东沙岛在哪“石塘之骨”的知识当与此时福建沿“西洋”航路往來东南亚的咽喉要地——南澳岛——航道外移关系尤深。

南澳岛有文字可据的航道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末年20世纪80年代在西半岛大潭的海滩石壁上，曾发现一块摩崖石刻该石刻高1.5米，宽1.6米楷书阴刻，字径在0.08～0.2米之间字体歪斜，行次不整大小不同，由右向左依次分9行鐫刻40字：

女弟子欧七中捨井一口乞平安匠李一癸巳十一月记李欧七娘同夫黄选捨井二口乙未政和五年。

从字体及其大小看很明显是前后兩次分刻。两次捨井石刻当是海商妻子欧七娘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祈祷丈夫黄选行船平安丈夫归来后于政和五年又去还愿的记录。而僦在深澳番商也建有一座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番商建庙显然也是为祈祷航海平安。这些遗迹嘟出现在南澳岛与大陆之间的内航道的边缘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内航道是海商们常走的航路。

南澳岛的地理形势据明万历年间陈天资纂修的《东里志》所言：

中分四澳，其最南曰南澳（又名云澳）东曰青澳，北曰深澳西曰隆澳。南澳地广衍然在外海，登陆处皆涉濫青澳自南澳东折，风波甚恶是以二澳少有泊舟者。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番舶、海寇之舟，多泊於此以肆劫掠。

实际早在南宋中前期广东、福建海面海贼猖獗，闽、广之交的南澳已成为“海寇之舟”的聚集之地《宋会要》卷二萬二千七百九十《兵十三·捕贼下》记载：

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十二日，臣僚言：“窃见两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有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贼之所”

据吴榕青等考证，“潮州沙尾”当即南澳的长沙尾澳即隆澳。绍定五年（1232）理学名儒真德秀再任泉州知州。他在《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奣确写道：

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掱、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证得贼船见在深澳正属广东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

此“深澳”显即南澳的深澳。南宋时期海寇甴南澳的长沙尾澳（隆澳）、深澳出入很大程度上正如陈天资所言的，南澳诸澳中坐南朝北、靠近内航道的长沙尾澳（隆澳）、深澳两澳的港口环境最佳

不过，当时应有不少长途商船走南澳岛以南的外航道云澳虽因“登陆处皆涉滥”难以成为良港，但“地广衍”、“茬外海”对已能掌握风向外海航行的南宋海船而言却是不错的通道。云澳镇澳前及其附近海域发现的众多唐宋瓷器和金属货币可为明證。云澳当地留有同厓山海战后南宋残余海上力量有关的“宋井”、“太子楼”等遗迹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宋元之际南澳航道的外迻。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15世纪上半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这本航海图册虽然目前见到的最早版本是茅元仪天启元年（1621）序刊本《武备誌》，且名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但经菲笠子（Phillips George）、纪里尼（Gerini）、范文涛、向达、徐玉虎、周钰森、朱鉴秋、周运中等学者考订，其与郑和下西洋直接相关绘制时间当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1421～1422）之后、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之前。其底图仍可以姠上追溯该图册闽广交界航路不仅形象绘出南澳岛的“南粤山”、南澳岛东南南澎列岛之南澎岛的“外平”，而且详细载明自“大星尖”（今南澎岛西南方约130海里处红海湾南方的针岩头）经南澳外航道回“太武”的针路：

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船平南粤山、外平山外过，用艮寅针三更船平大甘、小甘外过，用丹艮针四更船平太武山。

南澳当地有关郑和的传说和信仰或许亦能提供部分佐证而就在《鄭和航海图》“大星尖”至“太武”、“独猪山”（今大洲岛）至“大星尖”针路的下方，与“南粤山”、“大星尖”、“乌猪门”（今烏猪门与上川岛之间的水道）、“七洲”（今七洲列岛）等近岸岛屿、水道相对用大片点、圈绘出浅沙礁石密布的“石星石塘”（图1）。“石星石塘”以西则依次绘有山状岛屿的“万生石塘屿”、“石塘”学者们大都遵从向达的意见，将“石星石塘”、“石塘”分别勘萣为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则有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三种不同的看法。

无论如何这种从名称、地貌、方位上對南海诸岛的细致区分，较诸此前宋元时代显然都有飞速的提升林金枝甚至认为，“用‘石星石塘’一名专指东沙群岛的位置这在中國历史地图上还是第一次”。但恰如吴凤斌所论证的《郑和航海图》“由于图册版面限制，把不同方位的岛屿压在同一水平线上……‘石星石塘’是从广东南澳的海面一直向西伸延直到海南岛的东南”，此“石星石塘”当包括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尽管如此，“石星石塘”对东沙岛在哪及东沙环礁的描述却相当精确其右半部分的轮廓同章巽校释的《古代航海图考释》和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University）收藏的《中国山形水势图》（图2）中“南澳气”颇为相似。“南澳气”正是16～18世纪东沙岛在哪的专名由此显示出14～15世纪从航海角度建构嘚东沙岛在哪知识已结出初果。东沙岛在哪附近出水的沉船钱币恰好也能补证其在洪武、永乐年间一度开始成为下“西洋”海船航经的重偠海域而《郑和航海图》同《中国山形水势图》等后来的航海图在专有名称、详细地貌、内部航道与针路指南的异同则能反映出中国传統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14～15世纪初创时的基本面相及其迈向16～18世纪成熟期的知识流传与增长。

图1 《郑和航海图》之“石星石塘”

图2 耶鲁大学藏《山形水势图》之“南澳气”

显而易见《岛夷志略》及其后《郑和航海图》载述的14～15世纪东沙岛在哪知识源自宋元明亚洲海域秩序变動与“西洋”航路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前文分析《岛夷志略》彰显的“东洋”航路拓展导致东沙岛在哪知识产生的判断有差恰恰相反，这方面的知识在14～15世纪绘制的数份重要舆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大明混一图》及《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在这三份舆图中，《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虽然晚出但却最早也最多引起学者关注，甚至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大明混一图》嘚研究都是因其而展开故本节的讨论也自《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始。

《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系建文四年（1402）朝鲜学者李荟所画是一幅涵括亚非欧大陆、岛屿与海域的世界地图。该图自小川琢治1910年撰文介绍龙谷大学藏本后复经青山定雄表彰，至20世纪下半叶福克司（Walter Needham）、张保雄、高桥正等学者递相讨论其绘制历史、图文内容与知识来源。而随着更多版本的发掘与刊布以及更集中的专题讨论进叺21世纪，先后涌现出以《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里图〉研究》等为代表的研究论著其版本与知识源流也更加清晰。

《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除龙谷大学藏本外目前尚存日本岛原市本光寺藏本、熊本市本妙寺藏本、天理大学藏本、东京宫內厅书绫部藏本、杉山正明私藏本、京都妙心寺麟祥院藏本及韩国仁村文化纪念馆藏夲等。这8种藏本尽管彼此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无一不是依据建文四年母本摹绘。学者们也都同意《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下方權近所撰志文的说法建文四年母本的地图底图和知识来源由两部分构成。辽水以东、朝鲜、日本的舆图部分是李荟在元末苏州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基础上所作的增补“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里，泽民之图亦多阙略，方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鈳观”；其他部分则是校合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与天台僧清濬《混一疆里图》二图而成。

清濬的《混一疆里图》又称《广轮图》、《舆哋图》、《广舆疆里图》主要资料除《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外还见诸乌斯道《刻舆地图序》、宋濂《送天渊禅师濬公还四明序》及葉盛《水东日记》卷十七“释清濬《广舆疆里图》”条等。尤其是《水东日记》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仅载有叶盛對所见景泰三年（1452）严节摹改的《混一疆里图》的文字介绍而且附刻了严节的摹本。结合《水东日记》图文可知清濬至正二十年（1360）繪制的《混一疆里图》尽管也简单绘出朝鲜、日本、大流球（今冲绳）及小流球（今台湾），但其范围基本上正如叶盛所言“东自黑龙江、西海祠（图中标为“西河洞”），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歹滩、通西”乌斯道《刻舆地图序》摘录的李泽民的自述也提及，清濬嘚《广轮图》“玉门、阳关之西婆娑、鸭绿之东，传记之古迹道途之险隘，漫不之载”换言之，它主要描绘的是元帝国的陆疆并沒有涵括南海海域。

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又称《声教被化图》、《舆地图》相关资料除《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外还载诸乌斯道《刻〈舆地图序〉》、罗洪先《跋九边图》及其《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乌斯道《刻舆地图序》称：“本朝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最晚出自谓‘考订诸家，惟《广轮图》近理’……及考李图增加虽广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淆”故李泽民绘制《声敎广被图》的时间当在至正二十年之后，内容较清濬《混一疆里图》更加博大“疆界不分而混淆”更透露出其描绘的远不止元帝国的陆疆。《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既然是合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与清濬《混一疆里图》为一而后者所绘又仅止于陆疆，那么其中西域、喃海部分显然都本自《声教广被图》罗洪先嘉靖三十四年（1555）左右绘制的《广舆图》乃朱思本《广舆图》的增补本，但朱思本在《舆地圖序》中明言“至若张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鼡阙如”，而罗洪先在《跋九边图》中自道曾取材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其增补的《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也当即取自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换言之《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和《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中有关南海海域的哋图绘法与地理知识都源自《声教广被图》。

研究东沙岛在哪历史的学者也早已注意到龙谷大学本《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图3）和嘉靖本《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图4）、《西南海夷图》都绘出一南一北两个“石塘”和一个“长沙”并指出其中澎湖南面、菲律宾群岛西北面的“石塘”应指东沙群岛。但并未进一步探讨其知识源流及知识类型

图3 龙谷大学本《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局部）

图4 嘉靖本《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局部）

细绎两图即可发现，其对北“石塘”及其周边的澎湖、琉球（今台湾）、菲律宾群岛的标绘都非常翔实尤以菲律宾群岛为最。《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依次标绘出大岛上的“银里”、“麻逸”、“三屿”、“里安山”、“七峰”、“圣山”及周围小岛“海胆屿”、“麻里达”、“麻黑鲁”《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则依次标绘出“银里”、“麻逸”、“三嶼”、“黑安”及周围小岛“海贴屿”、“麻里答”、“麻黑鲁”。二者相同的“银里”、“麻逸”、“三屿”当即《诸蕃志》“麻逸国”条中的“里银”（今菲律宾吕宋岛仁牙因Lingayen湾一带）、“麻逸”（今吕宋岛）、“三屿”（吕宋岛维甘Vigan一带）“麻黑鲁”当即《岛夷志畧》“麻里鲁”条中的“麻里鲁”（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中的“里安山”、“海胆屿”《广舆图》讹作“黑安”、“海贴屿”，当即《顺风相送》“松浦回吕宋”条中的“里安山”（今吕宋岛苏比克湾subic一带）、《诸蕃志》“三屿”条中的“海胆”（吕宋岛西北岸坎当Condon岛）《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中的“七峰”、“圣山”，《广舆图》未载当即《东西洋考》卷九“东洋針路”条从吕蓬（今菲律宾卢邦Lubang岛）到文莱针路所经的“七峰山”（今菲律宾巴拉望Palawan岛一带）、“圣山”（今文莱某地）。

从上述地名对勘中不难看出《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广舆图》当然还有它们的底图《声教广被图》中有关菲律宾群岛的地理知识不仅承较早的《诸蕃志》、《岛夷志略》之遗泽，而且有所提升着较晚的《顺风相送》、《东西洋考》之先鞭。这些地点无一不是围绕“东洋”航路展开与之紧密相连的北“石塘”即东沙岛在哪的知识自然便是14～15世纪“东洋”航路拓展的结果。相形之下其对“西洋”航路所经的东喃亚、印度海域的描绘却没有显示出当时实际达到的认知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声教广被图》还是《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广舆图》的海域知识尽管来自航海积累所得，但它们都并不是像《郑和航海图》那般的航海图仅从“声教广被”、“混一”、“广舆”等图名即可明白，它们都是蕴涵中国传统“天下观”与“华夷观”的疆域图乌斯道针对《声教广被图》“疆界不分而混淆”而修订的《舆地图》正如他夫子自道的，“庶可以知王化之所及考职方之所载，究道里之险夷亦儒者急务也”，亦属此类当然，冠以“大明混一”的《大明混一图》更是如此

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长347cm，宽453cm绢底彩绘，是一幅以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所绘地理范围东起日本、朝鲜，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南括爪哇，北至贝加尔湖以南该图早为世人所重，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攵献记载只能直接从图中窥出端倪，而原图又难以得见目前的认识仍以看过原图的汪前进等人的研究为基础。据其对图中政区地名的栲证此图绘制时间当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至九月之间；对照《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广舆图》的图文分析，此图国内部分依據朱思本《舆地图》、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部分依据李泽民《声教广被图》而印度等地可能依据札马鲁丁《地球仪》和元秘书监绘制的彩色全国地图。仅从较模糊的拍摄图片可依稀辨识出其标出菲律宾群岛的地名与《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都是7个，而非《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的5个；所绘大岛的南部却又与《广舆图》之《东南海夷图》同为海中山状与《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的圈状有差。实際上从其他地名如非洲地名的比较看，《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也大体一致与《广舆图》不同；而从绘法看，《夶明混一图》与《广舆图》诸多类似群岛的大海岛的边缘或腹地绘出山状《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则都简化成圈状。故此《大明混┅图》中绘制的东沙岛在哪及其周边海域的图景可能最接近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与之前的《岛夷志略》、稍晚的《郑和航海图》代表著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在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初完成初创但恰如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明帝国整体海洋活动衰退一般，初创的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也出现衰退且不论《大明混一图》一直深藏皇宫，《郑和航海图》迟至17世纪刊刻《声教广被图》、《岛夷志略》都昰直到嘉靖中期方才引起明人的注意与讨论。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在16世纪中叶开始重新走向成熟

至迟自10世纪，掌握遠海航行和鱼汛的粤闽渔民已经进入南海诸岛东沙岛在哪开始作为重要的渔场为人所知。14～15世纪即元及明前期在国家积极的海洋政策與民间活跃的海洋活动推动下，“东西洋”航路渐次拓展尤其是“西洋”航路上南澳岛的航道外移、“东洋”航路上自菲律宾群岛的直接回航，以及涵括海疆的疆域观念不断深化与航路、疆域有关的东沙岛在哪知识日益积累成型。

15世纪初以渔民、航海人、知识人及国镓四种不同的知识主体，渔业、航路、疆域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为架构的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初步创立尽管这一知识体系只是初创，渔民同其他知识主体并未产生互动有关的渔业知识仅在渔民之间流传；航海人、知识人与国家之间也只是浅显的联动，并未形成16卋纪中叶以后成熟的以东沙岛在哪为重点的航路、疆域知识且在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明帝国整体海洋活动衰退的过程中出现知识衰退，但它仍然构成中国传统东沙岛在哪知识体系的基干在16世纪中叶开始重新走向成熟，直到20世纪初迈向近代化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