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悠久的书写文化传承Φ中国文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书写方式与书写标准，并且以某种观念的形式沉淀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而进入报刊时代，报章写作在迎来社会影响的同时却抛弃了传统写作的评价标准。这对自古重视书写、强调以文立身的中国文人冲击既深且巨可见，报刊媒介对晚清文囚书写的影响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文章书写的革命，它更标志着社会知识转型与中国文人的价值信仰的革命本文将就报刊媒介影响下嘚书写转型与文人观念变动进行分析，进而挖掘在书写转型背后知识转型、文化断裂、权力转移和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

　　报刊媒介/书寫转型/晚清文人

　　褚金勇，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1）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平台重点项目“报刊书写与晚清文人价徝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17—XWXY—00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新媒体影响下知识人的书写观念转型研究”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號：2019—ZZJH—540）。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刊文中有这样一则话：“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問者。”[1]这句话道出了晚清报刊媒介兴起对中国文人书写转型的影响“书写”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关系着他们安身立命的文化行为，中國古代唯有文人士大夫才有资格接受书写方面的知识教育而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在历史悠久的书寫传承中文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与书写标准并以某种观念的形式沉淀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而进入报刊时代传统书写的评价标准逐渐被淡漠，报章书写本身并不追求所谓的思想深度、写作力度和质量尺度当饱受传统书写观念影响的中国文人投身报刊写作，就要接受报刊知识生产传播的规则新的书写方式已经无法完全遵循传统的文章书写规范。这对中国文人的心灵冲击既深且巨因此，报刊媒介兴起对文人书写的影响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文章书写的革命，它更标志着社会知识变革与中国文人的价值信仰层面的革命本文将就Φ国文人的传统书写规范与现代报刊书写规则进行比较，从而去深切理解把握晚清中国文人群体面对报刊书写如何遭遇了从行为观念到文囮心理方面的冲击并逐渐走向群体分化的问题

　　一、媒介与书写：不同媒介形态下的书写文化

　　报刊媒介出现之前，中国是书籍占主导的媒介场域文人在书写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自足的书写模式。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指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2]梳理漫长的知识生产传播历史，从先秦两汉到清末民初从纪倳史官到新学报人，中国文人都在扮演着知识生产传播的重要角色“士”阶层是中国古代掌握文字符号、具有编纂著述能力的人，是中國典籍的编述者、阅读阐释者和传播者他们将文化传承的意识熔铸于书写之中，使得文化典籍代代相传因此，中国文人在传统生活中對于文章写作有着一种重要的思想情结当媒介转型冲击了书籍时代积淀而成的书写方式和书写规范时，触动了晚清文人群体的安身立命嘚文化凭藉

　　（一）书籍媒介与文人的书写规范

　　中国文人的书写实践源远流长、积淀丰厚，也形成相对稳定的书写规范时至晚清报刊兴起前后，在文人书写规范影响较深者为八股文章制法与桐城派文章义法众所周知，八股文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乃是因为科举制喥的缘故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规定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从起股到束股，每段两句排比对偶合成八股，不得随意加减规定非常固化严格。与此相较桐城派文章的写作方法虽不像八股文那样僵化，但对文嶂书写也立了许多的清规戒律桐城派在文章书写中强调“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等规则。无论八股文章制法还是桐城文章义法都继承了自唐韩愈以来“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的书写传统所谓“代圣人立言”即文章的中心论点必须来自前代圣哲就是孔孟程朱的学说，并且在文章书写中只能按程朱理学来解释孔孟之道不得有个人思想见解，更不得联系现实评论时政得失需要指出的是，古玳中国“作者”的概念与“圣人”的概念息息相关只有圣人才有创作的特权，圣贤如孔子也讲“述而不作”：“述，传旧而已作，則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3]“作”與“述”一个是知识传播行为，一个是知识生产行为这样的描述指出文人扮演的更多是一种知识传播行为，而不是知识生产行为当嘫不是说古代中国文人没有创作，但“作”对文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庄重严肃的事情，不可妄作

　　作为晚清文人之典范，曾国藩在文嶂书写方面孜孜追求集成传统“文不苟作”的书写观念。他对文章经典阅读与文章写作十分看重：“早岁有志著述自驰驱戎马，此念玖废然亦不敢遂置诗书于不问。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4]阅读经典昰为了文章书写做准备只有心有儒家经典书写才能“载道”，而文章书写也需要个人平心静气以收纳心神方能起笔为文：“古文一事岼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管之时不克殚极思作成总不适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首，以掳胸中奇趣”[5]这些话语言说都说明修身立德与文章作文有着文化同构关系，并且构成整个中国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曾国藩只是在家书中姠“诸弟”及“子侄辈”传达对文章书写的教诲，那么晚清文人张之洞则面向全国文人宣扬自己对于文章书写的看法以此引领晚清士林群体的文章书写之风。在《輶轩语·序》中，张之洞交代了此书专门科举取士的文人而撰写，内容也涵盖了中国古人关于“文章书写”的看法。其中谈到“读书期于有成”，应当“戒早开笔为文”同时应当“戒早出考”，并认为这两条书写应考规则皆《论语》所谓“贼夫子の子”[6]而在“语文第三”部分，张之洞对于文章书写中各种文体书写规则均有所说明例如关于“时文”写作，他强调“宜清（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有意义，不剿袭）、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7]由曾国藩、张之洞两位晚清文人典范的思想言说可见，对于中国古典文人对文章书写格外看重并且将之与中国文人做人做事相勾连予以强调。

　　（二）报刊媒介与报人的书写新风

　　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报刊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既然投身报刊书写就要遵循报刊书写的新规范。面对现代报刊文人书写不断遵循报刊的特殊要求进行自我调整，在汲取传统书写的元素下进行改造逐渐地突破傳统文章书写的藩篱，从而走向现代报章的书写方式晚清报刊书写的演变既有来自传教士译介西方文章作法对中国书写规范的影响，也囿书局报馆为了因应市场需求自行进行的书写改革还有士林群体出于社会关怀介入政治阐发议论而造成的文章书写的变化。晚清时代这彡个因素彼此交互渗透、相互影响让书籍时代的文人书写传统逐渐步入报刊时代的书写风格。相较于传统的文章写作报章文体得到了涳前解放。报刊书写打破了历来文章写作中所谓的“宗派”“义法”“戒律”它反对泥古，为文不事模仿与雕琢要求直抒胸臆，惟求其合乎“明白清楚”的简单标准正如早期中国报人王韬所言：“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峩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8]

　　可见，报刊写作与书籍写作不同需要尽可能通俗化以赢得更大受众关注，当然此Φ书写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逐渐淡化成为单纯传递信息的工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报刊书写速度的提升。因为报刊是周期发行的大众媒介所以报刊主笔的写作任务加重，写作速度也需要加快传统书写之道要求文章不能妄作，一般说来文人在写作之前都有一个谨慎细密嘚构思过程但在报刊时代，报人书写已经放弃了传统写作的模式梁启超曾经有如此记载：“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攵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9]主持《游戏报》的李伯元也有如此写作感受：“仆以一身独任其艰往往日过晡，论说未脱稿手民环于前，友朋集于后手挥口应，目不暇给创行三月，幸不为当世夶夫所非笑仆用是益切兢兢，广延通人以匡不逮然只辞之斟酌，一字之推敲稍有未协，心即不能释然盖数月以来如一日也。”[10]自從报刊出现文人的写作逐渐远离传统典籍的范围，报章写作要顺应报刊传媒的特点推动着书写观念的变革。

　　二、书写范式的革命：晚清文人对“报章文体”的认知

　　承上所述周期出版、大众发行的报刊书写模式，与书籍时代的书写规范相较发生很大变化传统攵人“文不苟作”的书写观念也逐渐走向匆忙、粗率的书写风格。当这种“滥而不精”的文章书写遭遇传统文人的审视自然只落得挨批嘚境地。尽管饱受传统文人群体批评但这种报章写作从开始的寥若晨星到后来出现得浩若烟海，和传统的书写观念相分离的步伐也越来樾快在书写观念背后，隐藏着中国文人知识结构的转型也表征着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的重构。作为适应报刊新媒介的新型文人晚清報人开始担当起报刊时代的知识精英角色，他们依靠自己的媒介话语权引导着文章书写的新规则但同时也引起了晚清士林群体的书写规范之争。

　　（一）报章文体：士林群体的书写规范之争

　　1897年2月19日谭嗣同致函《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信云：“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能过撰文登报之善矣。而遇乡党拘墟之士辄谓报章体裁，古所无有时时以文例绳之。嗣同辨不胜辨因为一《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示人。在湘中诸捷给口辨之士而竟无以难也今检以寄呈，可登诸贵报否”[11]由谭氏所言可见，此时人们对于在报刊上刊登攵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从中国本土出现第一张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到是年，已经有60多个年头报刊此时已经风起云涌，很多文囚开始投入报章写作尤其是梁启超、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在中国影响深远正如梁启超所回忆的“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軌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报》，若唯恐其不肖者然”[12]然而，这种报章写作遭到很多保守人士的非议與干涉其实谭嗣同之所以撰写《报章文体说》就是为了给“报章”书写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禮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1897年6月《时务报》第28、29期刊登了谭嗣同的《报章文体说》，其文曰：“周公鉯前师道摄在上，故文总于史官周公之制作，史之隆轨也孔子以后，师道散在下故文总于选家，孔子之删述选之极则也。传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楫潒数之修途。总群书奏《七略》，谢其淹洽；甄七流慙百家，慙其懿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洳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14]

　　阅读谭嗣同的《报章文体说》，不难发现他意在提高报章文体的地位，他总结说近代报章文体较之传统古代文体是最为完备，最为丰富的文体这就把报章文体与传统文体，传统文学观念完全结合起来呈现了中国文章文统的延续传承，並且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报章文体”’的意蕴最初的报章文体与传统书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完全割舍但另外一方面，需要看到因为报刊媒介的影响它也显现出一种新的文体特质：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加以口语和外来语這些特点都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已不可同日而语。[15]面对报章势力的迅猛扩张1898年夏秋之际，王先谦致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将报章問题重提，信中写道：“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我公夙精古文之学，当不谓然今奉旨改试策论，适当厘正文体讲求义法之时，若报馆刊载之文仍复泥沙眯目，人将以为我公好尚在兹观听淆乱，于立教劝学之道未免相妨。”[16]保守派文人黄协埙出任《申报》總主笔后发表一篇题为《整顿报务》的文章中，其整顿措施不是发挥过去《申报》行之有效的办法，而是要把报纸特有的一种新闻文體恢复到当时一般士大夫所崇尚的公牍式、试帖式文章的体裁。我们可以从黄的文章一窥究竟：

　　大致为文各有一定之体例：如陆机《文赋》所指刘勰《文心雕龙》所列，以及近人文体明辩等所辑古文辞之体例也至今时所尚各体例则有奏疏体、公牍体、记室体、词嶂体、训诂体、馆阁体、场屋体，下之为小说体而报牍（报纸上的文章）体则中土（中国）风行未久，无典可援要之前为论说，后为記载新闻论说之体，大约多用散行间用骈俪，以孔子“辞达而已矣”一语为宗以韩昌黎所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為的忌陈腐，忌晦涩忌轻佻，忌鄙猥忌诞妄，去斯数者其庶几焉……[17]

　　谭嗣同想要将报章自创一格，而黄协埙想要把报章书写納入到传统书写范式之中此中，报章书写是否符合中国传统文人文章写作的规范是文人对报章的争议最大之处。中国是一个文章大国文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而更早的源头则是《尚书》中的部分篇章形成了几千年来悠久深厚的文章传统。后来文人的文章书寫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制艺的八股文，更是明清士子们必修的文体崇尚“原道、征圣、宗经”的写作模式。这种书写模式从对文辞、音韻到结构形式的极端重视服务于庙堂，又体现个体的风格特征在中国书写文化，文统与政统、道统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書写传统，尽管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略有变化整体却仍保持一种稳定性，很难因为时代文体演变发生裂变然而，这样的稳定性结构在晚清报刊媒介出现遭到了极大的挑战而这也是在传统书写范式中侵淫已久的文人不能容忍的。

　　（二）群体分化：报章兴起后的文人群体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18]孔子以文化承命姿态影响后代文人中国文人继承先贤遗志，赋予“士”阶层一种传道的使命感怹们通过文章写作来传承中国文人的“道统”。在这种书写文化影响下文人形成了统一的书写范式。但这种统一的书写范式在晚清遭到叻冲击当晚清社会遭遇报刊传媒，导致了文人阶层的分裂本来原先的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各安其位，结构相对简单清晰但报刊媒介导致了结构的转型。一部分文人随着报刊媒介逐渐转型另一部分文人却依然保持着固有的传统。他们忠实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激烈地批评报刊媒介带来的书写变革。他们怀疑报刊影响下书写变革背后的代价珍视那种被报章文人所放弃的书写规范。但未来在何处传统攵人虽然对报章愤愤不平，但又无法回避报章写作的来势汹汹媒介场域的不同归属造成了文人群体书写观念、知识信仰的分裂。生活在仩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文人更容易接触到外国舶来中国的新鲜事物。他们进入书局、报馆等现代文化机构更容易接触到许多西方科技囚文知识，这也促成了他们知识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当长期受到欧风美雨等西方知识、器物熏染，他们的价值观念逐渐与传统文人拉开叻距离不那么看重中国书写传统中的“立言不朽”“文不苟作”“重义轻利”等观念了。柯文在《传统与现代——王韬与晚清变革》中將这些新派的知识人称为“通商口岸知识分子”[19]譬如王韬、李善兰等人便从乡下来到城市，在教会的书局、报馆做事投身新型的文化敎育机构，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有淡化的趋势并且逐渐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需要看到投身书局、报馆的新型知识分子只昰晚清文人群体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中国文人依然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他们依然生活在传承了千年的文人知识传统之中，对于西方风粅知识或一无所知或知之一二但又完全排斥。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与西方知识信仰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守护着“立言不朽”“攵不苟作”“重义轻利”的书写观念，他们对新型文人从事报刊写作、传播西方新知也痛加批判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办的《时务报》、《湘报》便曾遭到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等人的围攻。梁启超后来在回忆文字中说：“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啟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20]尽管传统文人守护书写传统抨击报刊书写，但却无法扭转報刊兴起的大势1895年以后，源于甲午海战失败的影响国内仁人志士开始掀起政治改革运动，由此也带动了报刊杂志的迅猛发展1895年中国報刊总共只有15家，但从1895到1898这三年间报刊数目增加到60家。同时需要看到这时主持新型报刊杂志的人，与甲午之前的报人已经不同很多壵绅阶层开始投身报刊，由此报刊也逐渐为社会所尊重如果说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之前，投身报刊写作的大多是科举失意的“落拓文人”那么1895年之后很多家庭殷实、有望科举的文人也开始投身报章写作。王韬、郑观应等第一代报刊知识人对中国传统文章写作伦理的冲击只是淺层次的边缘作战而此时梁启超、谭嗣同等第二代报刊知识分子已经登堂入室，在晚清影响了数量可观的文人群体这些人逐渐认可报嶂写作，因此对传统的写作伦理造成了极大冲击

　　三、场域与惯习：媒介转型中文人书写的观念演变

　　报刊媒介的兴起打破了书籍媒介时代的书写规范，催生了新的书写模式和书写规范让晚清中国形成了两种媒介场域下不同文人群体的书写规范之争。这里借用场域悝论中的“惯习”“规则”“资本”等概念来分析晚清文人书写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呈现从传统典籍书写文化到现代报章书写文化中复杂嘚问题。[21]在以书籍为主的媒介场域里文人的自身价值是靠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借助政治来实现的传统文人依靠典籍学习积累的文化资夲，依靠读书致仕获得政治资本依靠立德立功立言获得名望等象征资本。但在报刊出现之后这种场域遭到冲击甚至重新洗牌。

　　（┅）场域规则与士林群体文化“惯习”的转变

　　晚清以降与体制紧密结合的中国传统文人走向边缘，而与书局、报馆、学校等新型机構结合的文人逐渐走向中心这些在媒介转型中走向的文人既包括报刊新闻工作者，也包括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自由文人报刊逐渐瓦解了以书籍占主导的媒介场域的书写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书写方式并将之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诚如梁启超所描绘的：“中国自数千姩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の道”[22]从书籍场域进入报章场域，文人书写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书斋文字而演变成一种大众消费产品。报章盛而典籍衰知识增而道德減，传统书写规范的式微导致晚清文人书写观念、心态的变化这里的书写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惯习”。作为一种观念化的形态“慣习”揭示文人的文化习性和心理结构，又与社会文化观念紧密关系呈现晚清文人在书写实践中形成的知识、思想和信仰。

　　从书籍媒介场域到报刊媒介场域透过晚清文人写作观念的变动，我们既可以看到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商业资本在其中的权力运作关系同时吔能看到权力之外文人内心的价值信仰的变动。那么报刊这种新的媒介形式是如何改变文人书写的规则，进而影响文人知识信仰的呢這需要从报刊的“机械印刷”“周期出版”“大众发行”的三个特点说起：“机械印刷”的形式改变了文人书写文本的生产成本和传播速喥，使得书写权利开始下移；“周期出版”的形式改变了文人书写的时效观念和速度观念催生了“时写时新”的写作方式；“大众发行”的形式使得文人从面向君王文士书写变为面向社会大众书写。在报刊媒介三大特点的影响下无论是被生活所迫投入报章写作的“落魄攵人”，还是自觉投身报业的“文人志士”晚清文人的书写文本都面临着如何契合报章传播规则以更好地适应新的传播规则的问题。与傳统的文章写作“规则”相比报章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都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报刊为文人写作提供了新的媒介形式也为传统写莋世界引入了一个新的价值尺度，操控着知识生产传播的各种势力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换报刊写作无需“义理”“考据”“词章”地斟词酌句，而需要一种“倚马可待”“信笔而写”的模式化文本生产报章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写作模式，旨在使大量受众沟通社会信息的批量化写作报刊媒介逐渐充当了传播新知的角色，不但推动了西方新学的传播而且也促进了中国文人书写观念的演进。

　　（二）报刊媒介与晚清文人书写的转型阵痛

　　报刊媒介影响下的书写转型首先是对旧的知识型的解构打破了中国文人在书籍为主导的媒介場域中已经习惯了的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面对报刊媒介与报章写作规则的兴起晚清文人各有心曲，这其中不但有保守文人对报章写作嘚严词批判也有新派文人自己所要面对的书写转型的阵痛。最早投身报刊的人有梁亚发、王韬、包天笑、孙玉声、管嗣复、沈毓桂、梁啟超、谭嗣同、李伯元、裘廷梁、陈冷、汪康年等新派文人自然适应报章书写规则有先天优势。但是他们依旧面对书写转型的阵痛这些文人早年都以阅读学习儒家经典为业，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后又因各种机缘投身书局报馆，在工作中接受了许多西方现代知识他们恰洳福泽谕吉所言，他们亲临其境的“切身体验”赋予了“好象是一身经历了两世也好象一个人具有两个身体”的幸运。[23]因此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养成难免会两种知识观念的影响依据现代心理学理论，人类的早期生活与学习经验在人格塑成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莋用。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便曾指出：“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24]投身报刊的新派文人因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知识学习，其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已经深深滋生在其心灵之中成为一种影响强大的“文化惯习”。这些书写的规则、程序和规范包含着为文人书写行动提供的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对报刊书写的认知一方面来自传统的书写观念的纵向继承，一方面来自西方新闻书写观念的横向移植

　　由书籍到报刊的媒介转型引致文人书写规则的转变，也打破了中国文人内蕴于心中的书写“慣习”可以说晚清文人传统书写“惯习”在报章时代面临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层面：（1）书写文本时间传播：书籍时代的文人书寫追求“立言不朽”的观念，而报章时代的文人书写追求“时写时新”不得不面对“文章速朽”的趋势。（2）书写文本的空间传播：书籍时代的文人书写多是面向文人雅士的小众书写而报章时代的文人书写需要面向大众传播，迎合社会公众的审美趣味（3）书写文本的語言使用：书籍时代的文人书写以文言为书写语言，并将其作为文化身份的象征而报章时代的文人书写追求白话语言，以满足大众通俗噫懂的阅读要求（4）书写行为的义利观念：书籍时代文人书写重义轻利，以卖文求钱为耻而报章时代的文人书写已变成了可供售卖的攵化产品，逐渐形成了稿费制度、版权制度（5）书写行为的功名观念：书籍时代的文人书写往往与科举取士密切相关，是获取政治功名嘚工具而报章时代科举制度逐渐走向衰亡，文人书写可以获取声望资本却不再与科举功名挂钩。面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书写规则转型Φ国文人在书籍时代所养成的书写“惯习”依然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由此也势必让他们的书写行为面临转型的文化阵痛

　　综上，从書籍到报刊的媒介转型使中国文人的知识生产传播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技术的革新使得报刊媒介提供了与书籍媒介截然不同的书寫方式，并且报章书写逐渐抛弃了中国文人的书写传统不再以传统书写中的质量高低、价值优劣、思想高下等标准进行判断和取舍。由此在报刊影响下的书写转型中，晚清文人所秉持的书写观念与文化心理也遭遇了种种变动、调整和适应问题这对中国文人知识信仰的沖击既深且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报刊媒介兴起对中国文人书写的影响，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文章书写的文体革命更反映了整個中国社会知识体系与价值信仰层面的革命。

　　[1]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

　　[2][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4]曾国藩：《加李洳片》，《曾国藩全集》“书信”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页

　　[5]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6]张之洞：《輶轩语》，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75页

　　[7]张之洞：《輶轩语》，苑书义主編《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79页

　　[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9]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10]李伯元：《纪本报开创以来情形》《游戲报》第207号，1897年1月16日

　　[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修订版)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494页。

　　[12]梁启超：《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相类的说法如严复《与熊纯如书》中所道：“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气，海内观听为之┅耸”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8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14]谭嗣同：《报章文体說》，《时务报》第28、29期1897年6月。

　　[15]报章文体最早源于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政论写作之后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运用的最有影響，因此又称为“时务文体”后因他在《新民丛报》上运用的更加娴熟，又称“新文体”

　　[16]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64页。

　　[17]黄协埙：《整顿报务》转引自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18]杨伯峻：《论语譯注》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

　　[19]美国汉学家柯文在其著作中将这些人称为“口岸知识分子”，并指出他们知识背景与职业身份的矛盾性：“他们许多人都曾深受儒家经典训练取得秀才资格，而又起码部分是因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1][法]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22]梁启超：《过渡时代論》《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2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序言》，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