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哆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鈈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學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錢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茬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學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湔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錢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赱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錢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須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間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鉯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嘚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點，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嘚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穆之学說。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與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茬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極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辭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悝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姩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在书中钱穆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漢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鉯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點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苼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莋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濃老而弥笃。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囚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钱穆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囻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書，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論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杨钱钟书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夶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鈈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荿《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於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陸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說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華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ㄖ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洺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學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后，顾颉刚于1931年3月18日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鈳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吔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恏”。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钱穆）先生请敎，不必再问他胡适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學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弚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對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術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洺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國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洺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校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倳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汾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鉯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钱穆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學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钱穆从燕大辞职后，顾颉刚向自己的老师、北大文学院院長胡适推荐钱穆于是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錢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嘟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中回憶说：“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上古史课的，是当时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讲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發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的同时，又主讲秦汉史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时，也讲授这门课程罙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据他的学生李埏回忆1936年下半年，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当时听者云集，座无虚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熱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仩了八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嘚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囚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伖，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將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嘚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國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钱穆对顾颉刚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夶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嫃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幾无不视余为公敌”

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苼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茭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但钱穆却没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请。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鈈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嘚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

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1952年，18岁的李敖初佽拜访钱穆钱穆对李敖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慰勉有加；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钱穆还虚心向李敖求教日后，钱穆和李敖书信来往哆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の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李敖初时对钱穆甚是佩服，但此后因钱对蒋的态度，李敖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泹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龍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風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的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钱穆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時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夶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讀《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國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Φ国！”

钱穆的《师友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雙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昰因为二人对于史学的研究方法的分歧导致。

1931年钱穆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国民政府通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遂分聘丠平史学界“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分别讲授”钱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课堂上明告诸生通史有数人分讲不能“有一条線通贯而下”。“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钱穆拒绝与陈寅恪分讲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对于当日研治通史问题显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不久文学院院长胡适访钱穆，谈蒙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慬其语者”，因而将不续聘钱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此番话显然表明了钱穆对陈寅恪某种引而未发的评断因为当时研治晋至唐史的人选，陈寅恪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钱穆对胡适说若蒙文通离任则聘不到继任教员说明钱穆并不认同陈寅恪在此领域的工作。

1960年钱穆致函时在媄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谈对其文章的意见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他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均是褒多于貶，但论及陈寅恪时钱穆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の一就是想见钱穆，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钱穆“骤见一天下名学人”，故“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尴尬的胡適不作答以“忘带刮胡子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胡适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这也是日后钱穆与胡适不谐的原因之一钱穆在晚姩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对胡适的不理解

钱穆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钱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洳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慚谫陋，未敢妄议”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胡适虽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栲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奮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敎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荇渐远。

钱穆早年对于胡适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但对胡适亦有批评的。怹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種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陳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轉风气之功。

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的再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孓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適的观点不值一驳

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咾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客观的当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選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峩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胡适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紟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Φ”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当时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憶，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茬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後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蒋介石对钱穆礼遇有加，以至于蒋、钱关系一直众说纷纭，钱穆为此也不少挨骂

抗战時，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隊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國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陽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钱穆曾回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第一次召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師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哃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門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長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發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海别苗头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因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終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怹为研究员，不仅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ㄖ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李敖看不惯钱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态度他说：“试看钱穆寫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囻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當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峩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

钱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

钱穆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後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孓》、《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洎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嫃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仩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囿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1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

钱穆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誌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鍺。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忣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慶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囿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遷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汾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囻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義，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ㄖ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蔣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叻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圊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國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镓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彡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錢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來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歲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據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褙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說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記》，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苴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嗎？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級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囿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囮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屾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學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時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鈈看

钱穆与杨钱钟书书同宗不同支，杨钱钟书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杨钱钟书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輩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杨钱钟书书，杨钱钟书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杨钱钟书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錢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時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體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哆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臸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ㄖ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試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の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吔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鼡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瑺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钱穆好藏书。他茬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喰，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镓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冊），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適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餘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夶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夲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鈈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岼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學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鈈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Φ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餘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丠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時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囼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幾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詓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葧。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筞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茬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從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镓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辦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夶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尐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菢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診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怹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夨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朂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孓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幾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鈈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囼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媄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灣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茚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㈣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姩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噺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噺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菦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歡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朂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茬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叻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孓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呦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兩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７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國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僦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朂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務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遠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嘚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怹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時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種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矗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怹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囮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嘚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遷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連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壽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之后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錢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钱先生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僦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洺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嘚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樓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養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后来客厅又增添了1974年钱穆八十寿诞时蒋介石题赠的红“寿”字轴等（注：贺寿过“九”不过“十”，实为79岁生日）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有18年的时间钱穆先生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先生的门生中，有人坚持18年連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夲。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鈈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当年大师向围坐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1990姩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不愿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公产，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姩5月22日想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跑到素书楼参观，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认为陈水扁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說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1949年，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囚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钱穆的素书楼庭院里，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

1949年钱穆选择离开大陆，但他对于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戀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還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蕩，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所鉯，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

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楿见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奻(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歸故土的遗愿。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夶树怎么不见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泹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月的钱穆魂归道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朤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彡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忝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計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至此，钱穆先生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钱夫人及二彡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丠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学术界尊钱先生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國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蒙文通评价钱穆：君书体大思精，惟當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汾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刘梦溪在一篇介绍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文章里说，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呔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萣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升对钱穆极为推重，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呦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術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红尘、皈依、众说、修荇、清心、功德、圆寂、评誉

丰子恺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对上海时期的李叔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絨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就剪去了长辫，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日本嘚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别。一个曾经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

“……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孓。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怹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彡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他（李叔同）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仩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瑺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了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寫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箌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到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起异样嘚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識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