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共死了多少人_百度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共死了多少人
其余为平民，因为统计不清楚.4万人：约1800万，吉卜赛人被杀害50万人：死亡81万人。 法国； 南斯拉夫，欧洲各国被希特勒分子杀害的犹太人和其他人种有500至-600万人之多，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保加利亚，是受纳粹摧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死亡8，数据渐渐明了：死亡38万人。 美国在欧洲：死亡170万人； 希腊，仅奥斯威辛等三个集中营被杀害的就有290万人犹太人：死亡1万人、北非和亚洲战场死亡26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共有5700多万人死亡：死亡600万人：死亡2060万人。 苏联。 被纳粹军队俘虏的苏联士兵575万人中有330万人死于战俘营 ：死亡180万人：死亡21万人，其中国军135万，其中士兵有370万人，学者估计有1200万人-1800万人。 ┠请妩咑扰┨
00。 波兰：死亡2万人； 挪威：死亡16万人。 德国； 芬兰：死亡730万人。 在亚洲战场； 美国； 日本； 荷兰： 中国二战死亡人数一直说不太清； 此外。其中士兵死亡人数约148万，共军（包括游击队）约10万-12万多，不过90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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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最早。从1931年的“九61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就投入到局部抗战之中。“七61七”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欧洲战场直到1939年9月才开始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至于太平洋战争，则迟至1941年12月之后才爆发。在此之前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战争，有效地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可以说，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2.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61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日本国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先是局部抗战，尔后是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在这漫长艰苦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在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一刻停止与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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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版权声明：格上理财致力于好文精选、精读。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联系方式：文/朱维铮 | 文汇学人（微信号：wenhui_xr） 延安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由于因袭宋明统治者的汉族中心论，并且错解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遂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混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凡北疆诸族南下，概称侵华，反之亦然。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民主、自由和领袖世界的地位。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谁是中国人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清末章太炎着《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着《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如毛泽东强调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历史的中国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零零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直到民国，苏俄斯大林政权不顾列宁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信誓，制造了外蒙独立，还霸占了没有任何条约可据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讨论中国的历史，要确定历史的中国的界域，无疑不能限于民国版图。例如外蒙，从北朝到辽金元，都在当时中国王朝版图之内，并是元帝国的统治基地，满蒙八旗的联盟重心，怎可视作“外国”？延安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由于因袭宋明统治者的汉族中心论，并且错解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遂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混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凡北疆诸族南下，概称侵华，反之亦然。当年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组成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照录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檄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尚可谅解。因为他们为了唤起汉人的仇满情绪，将满清比作蒙元。但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伪满伪蒙政权，恰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绝不认同的。范编也许为了促蒋抗日，但将蒙元、满清都斥为侵略“中国”而建立的“异族”王朝，岂非汉族中心论并割裂历史？同样范着《中国近代史》，将曾国藩、李鸿章等均斥为“汉奸”，不顾他们镇压太平天国，主观上均在反对洪杨倡导拜上帝教的“用夷变夏”。范文澜二着，都以论代史，那论都奉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为圭臬，而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结，正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颠倒历史的出发点。需要指出，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号称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是全国的“马列主义基础”的教科书，致使历史系学生如我者，经过两年灌输，甚至对苏共党史较诸对中共党史，还要耳熟能详。当年胡耀邦号召思想解放，没有明确指出，必须批判这部教科书普遍灌输给中国干部和学生的斯大林史观，也许是他的一大失误。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中国的历史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倒是十六、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那以后，中国的历史着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着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着名的一部巨着，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着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着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着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着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着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着史更困难。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中国人要知中国史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譬如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一些阶级战胜另一些阶级，它的主干就是革命，包括奴隶暴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所谓者，因为斯大林毛泽东都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于是阶级斗争史又被说成农民战争史，它的本质是政治革命。那么在这之前的政治呢？早有极简单的回答，就是“狗咬狗”。全部人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被化约成如此干巴巴的教条，成为贯串历史教科书的“红线”，谁有兴趣学它？有很长时间，中国史不受中学生欢迎。大学里连文学、哲学、新闻、艺术等人文学科各系，也都不愿专设中外通史课程，也许由于重复那些教条没有意思。效应呢？休说别人，就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国的过去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并非“明末清初”。我们的媒体涉及中外历史事件和人物，频频出错，已属司空见惯浑闲事。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往古来今的历史不感兴趣，以所谓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证。然而，历史论着虽多，却极少吸引人阅读，于是以假乱真的“戏说”式的所谓讲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真史。如今人们则信甚么皇帝太后之类的伪史是事实。秦始皇成为爱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后继续长胡子，康熙祖母没死便自称“我孝庄”，残忍的独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乐又导致举国腐化的乾隆则成为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对和珅敬佩得五体投地。类似例证，不胜枚举。中国历史被糟蹋到这种程度，“以史为鉴”从何说起。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日本右派颇知历史，首相议员不顾谴责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致当今日本青年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父祖对亚洲各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可怕的灾难。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民主、自由和领袖世界的地位。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我们批评台湾当局“去中国化”，但回避检讨我们漠视中国真历史，容许大众传媒宣扬假历史，那效应同样是“去中国化”。我常说学历史没甚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我也不赞同笛卡尔式的观念，将现代和传统断作两撅（参看史华慈）。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所以拥有全球传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中国所以在近代世界成为域外列强争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历史活力。古典的百家争鸣，儒家早已分崩离析，但它终于熬过秦汉“安宁术”的打击，因为它自居弱势，既迎合权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诸派学术补充自身。结果汉代经学虽已脱胎换骨，但外表还奉荀况改造的孔子形象作为偶像，正如圣保罗新创的上帝教义还要用耶稣基督命名一样。以后中世纪经学不断迎合改变了的权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将佛道等教新说，纳入自身的经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师都是假孔子。五四后周予同先生曾综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经学史就是假孔子的发育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重考“圣名史”，指出没有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汉的孔子之术，到汉晋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颜之道，直到朱熹死后百年才由科举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个观念形态接连畸变的长过程，况且从明初二祖到清雍乾二世，连朱熹也非复生前原貌，更不消说孔孟都早成仅为帝王术掩饰的文化符号。符号史不等于真历史。我们自幼至壮，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变，行为、思维和心态也无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不论回忆是否五味俱全，却谁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但通过回忆，深思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怎样从幼稚变得成熟，或由天真变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屡屡在类似的坑洼处跌倒。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但回顾历史，却可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假定有一门学问，可使个人、民族、和世人，都变得比较聪明，那就是历史。向大学生建议习史中国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亿人口中得入大学的，不过千分之一。因而中国大学生既属罕有，往往自视甚高，乃知自视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学历愈高，识见愈窄。上海市民谚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后一语明显受毛泽东所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谬论影响，但不可不承认这是对学界分工专化窄化之现状的一种讽刺。陈景润便是显例。比较地说，人文学者的眼界较开阔，而历史学家特别是“通人”的眼界更开阔。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秦皇汉武以来，历史学家就经常被历代统治者憎恶，尤其当他们重历史胜过重政术的时候。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受天刑”，尽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后千年了，到文革还是将“资产阶级”史学当作由头，可知历史学家的命运，总在负面。我曾怀疑“八亿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断，当然也认定历史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我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学点中国史。理由很简单：你是人，当然应知人兽乃至动植物区别的由来；你是现代人，当然应知地球村史，所谓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是现代中国人，当然应知道今日中国的先民，怎样历尽艰辛，给今日中国各族居民，开创改变了当前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从满洲入关，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确曾以辽金元的失败史，当作历史的镜子。以满驭汉，禁止满汉通婚，宣称满文为国语，中央政权实行满汉双轨制，不容非八旗汉人染指兵权，乃至重新审定全部传统经史典籍，用权力强迫删改统治者发迹乃至其先民的历史，这都似在民国官修清史中再现。满清属于历史已九十四年，民国在大陆成为过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汉书》以来两千年的“隔代修史”传统，蒋介石退出大陆前，没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证明这个政权非继清的“正统”。倘若驱蒋立国，时逾半个世纪，胜朝史止于残篇，居然由权力干预，耗用亿万民脂民膏，集合万千专家浅人，不顾《清史列传》、《清史稿》和众多实录野史，早将满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实厘清，用所谓新编清史，冲击民国史乃至国共斗争史的研究，乃至转移人们对于共和国史的视线。这现象岂非值得深思。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的主要是六国的史着，活埋的主要反体制的文化精英。那以后，从汉武帝到清高帝，无不视此为文化专制的不二法门。民国从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由恢复读经，到重尊孔孟，到复辟独裁，几乎成为历史循环现象。现象相似不等于内涵一致。袁世凯非张勋，孙中山非蒋介石，不待智者可知，但是从袁世凯、孙中山到蒋介石，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民主”中间，越来越转化成例外，乃至相反的界定都被称作中国特色。居民多达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单挟人口优势，已可傲视全球。可惜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来改去，没有脱出康熙时代已与法皇路易十四并驾齐驱的范畴。君主专制固然可作为大一统的纽带，但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以至民主共和，都可成为强国之本，早在清末便已成为反清各党派的共识。民初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拥戴清室复辟，一个比一个失败更快，可知中国人反对君主专制，蓄积已久，因而君主体制既被取消，哪个自以为有军即有权的人物，如敢复辟帝制，无不千夫所指，多则不到三月，短则仅有十天，就全盘皆输。介绍几本书历史教人聪明，读史却很辛苦。况且比较翔实、简明、可读又给人启迪的入门史着，实在少见。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书，有志于了解一般中国史的同学，不妨选读这样几本书：（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是费正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国通史。宋以前诸章由赖世和执笔。由蒙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章是费正清写的。他设定的读者对象为西方知识分子，却很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尤其我们至今没有像样的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有二零零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译本。另外，他的经典性名着《美国与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等，也都有中译本。（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3）钱穆《国史大纲》。（4）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作者：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号：wenhui_xr）格上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为可投资资产3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提供定制化的家族财富管理服务，助您实现家族基业常青！24小时专享热线：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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