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射史学”是如何发扬光大
非毛化时代“影射史学”是如何发扬光大的&&&&&&&&&&&&&&&&&&&&&&&&&——兼谈中国学界三十年之怪现状
作者：老田
在huyaobang等人主持的非毛化时代，在影射史学方面，知识精英所取得进步是极其惊人的成绩，至今日，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史学研究的各个时代和领域。历史研究肯定不能脱离现实关怀，但是过分地比附就脱离了正道了，今天的历史学界除了职业利益和政治算计之外很难说还有多少“学术含量”。
影射史学在“深揭狠批”sirenbang时期，被一些个知识精英说成是sirenbang的发明创造，不少史学界名人一致表示要与其“划清界限”。三十年后来进行事实检验，我们非常诧异地发现，精英们已经把影射史学发扬光大了。
历史研究中间，有一个很细的专门领域叫做“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早期，恰逢huyaobang和杜润生等高官要为否定“农业学大寨”造舆论，这就给该学科发展带来了黄金机遇，该学科的大腕谭其骧、史念海等人，敏锐地把握到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机会，开始大势宣传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森林消失和黄河泥沙加重，这样就曲折地服务了当时的“主旋律”。一般而言，政治需要的提升有助于资源分配的倾斜，一个学科和学者群越是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需要，就越是能够为本学科挣得金钱、声望和地位，对于学者群本身而言，显然也是名利双收——至少可以评上教授，在公众媒体露脸，说不定因此有些“千钟粟、颜如玉”之类的收获。
因为huyaobang、杜润生等人要恢复小农经济，这对于严重依赖灌溉设施的中国农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所以受到许多老共产党人的反对，为了造舆论，杜润生说他想出两个办法来，一是为邓子恢平反（邓子恢本人身上没有任何“案底”&实际上无“反”可“平”，“平反”本身就是造谣的表现），二是开展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参阅《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123页）毛泽东时代集体农业的最大成就有两个，一是水利灌溉网，二是山区的梯田，大体而言，集体农业时期生产队工分数量的一半，都是发生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换言之，在集体农业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全国农业劳动日的一半左右投入了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都在数百亿立方米，中国农业面貌的改变，在化肥起重大作用之前，主要来自于此。在huyaobang主持的决策中间（笔者已经专门剖析过胡氏这一选择是愚蠢的“以短击长”，参阅拙文《毛泽东和邓xx是如何当少数派的》），为了否定集体农业为单杆造舆论，就要求宣传“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把兴修水利和改土造田宣传成是专门砍树的结果。并把土地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说成是与生态环境要求尖锐对立的东西，媒体往往选择批判“开山造田”“围湖造田”等等，并说这是造成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的原因。而在学界配合宣传最为卖力的，似乎是历史地理学领域。
又因为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域是黄土高原，假如可以证明黄土高原的地貌改变和水土流失加重来自于农业破坏，这就很好地呼应了huyaobang和杜润生的舆论需要。本来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研究从1958年大规模展开，到了1960年代中期初步成果都已经发表出来，甚至，到了1970年代早期，人类活动时期的气候波动都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依托这些可靠的材料，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学者群，作为熟悉古文献材料，同时又能够较好地把握地理理论知识的人士，应该能够做出较为切实的结论。但是，到huyaobang主持非毛化运动期间，为了迎合政治需要，相关的学者热情满怀，都忘记了苦心得来的可靠地质地理材料，转而以一种文献举例的形式来服务于政治。谭其骧为此写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论证黄河出现安流局面的原因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异常高的结果；史念海也写过《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载《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说“当时黄河流域雨水不甚缺乏，还可由森林到处繁密茂盛得到证明。森林能够温蓄水量，虽遇久雨骤雨，林中职水不至于尽量流出。由于涵蓄水量，就可以调节林区附近空气中的水份，因而能够形成更多的降水。这在现在已经是不再待释的道理。”这个所谓的“不待再释的道理”并没有任何根据，而只是一个时期马屁文人的宣传喧嚣而已。他们的论证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既然涉及到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区域，只要找到几个孤立的点，有证据说明这几个点上有森林，他们就借此得出结论说整个大区域森林密布，这个论证方法人人都熟悉，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两个人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就跟泰山北斗差不多，作为谭氏弟子、著名自由派葛剑雄先生在huyaobang死了很多年以后，原先的政治需要早已消失的时候，仍然继续坚持这一影射史学的著名结论。（参阅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变化，2002年12月2日在北大的演讲）杜润生和huyaobang他们要造谣，这可以理解：毕竟他们要想办法完成小平交办的任务，古人早已有“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施之”的说法。但学者也这么积极地贴上去，就太“下作”了，更何况是研究历史的学者？！
我们比较一下未曾响应huyaobang、杜润生等人要求的美国学者对相关材料的把握，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影射史学异化到了何等程度。何炳棣根据“山西午城柳树沟整个黄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的资料，做出的解读是这样的：“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脉、坡地和近水地区，都是不长树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蒿属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这个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已变得更加寒冷和干燥。”何教授也没有忽视古代文献证据：“通过考证《诗经》中提到的乔木和灌木的产地，可以发现这些植物实际上局限于山区、丘陵、坡地和河边。也就是说，撇开不均衡的季节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发不讲，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看来一直不能为木本植物的生长保持足够的水份。”“蒿属在黄土地区的优势同《诗经》中的记载决不是巧合。……蒿属在《诗经》中如此受到重视明确无误地表明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草原。”（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马中译，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3期）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只是简单与美国少雨地带做了个比较，就得出准确的结论：“（华北）大山和丘陵曾经长满树木，但无人知晓黃土地上的森林有多大范围；对此的估计从几乎完整的森林到几乎完整的干草原都有。前一种推测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该地区干旱、容易着火，在气候与地理方面其实非常近似于美国中部大草原和平原，那里的树木沿小溪边长大成林，并散布在岩石较多的较高山地。这种情形在中国肯定也是同样的。”（尤金&N&安德森著&马孆等译《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其实，历史地理学者都把历史长河中间人们的地域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只要简单比较一下为什么多雨的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到很晚的时期才被开发出来（欧洲的“边疆运动”更晚些），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跷——“为什么华北地区在前铁器时代就被先民开发出来了？”恩格斯有一段文字是尽人皆知的：“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中央编译局：《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正是由于过分简单地紧跟政治需要，肯定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大地上的农业扩张顺序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地理课题，结果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自己给自己的视野设置了不恰当的限制。
再对照一下自然地理学学者的结论，反差就更明显了，景可等人依据侵蚀-沉积相关原理，利用黄河下游的冲积扇的沉积量计算黄河中游的侵蚀量，得出结论：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的侵蚀量就达到9.75亿吨。他们认为，黄土高原在地质历史时期侵蚀量就已经很高，后随着人类活动影响加剧，侵蚀不断增加，大约在15世纪之后才发现加速侵蚀，超越自然侵蚀速率。（黄秉维等著《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2-283页）对于梯田对于水土保持的作用，甘肃定西县的观察数据是：在一次100mm左右的降雨中，梯田没有产生径流从而也就没有丝毫水土流失，而坡度9°和20°的农耕地产流量分别为371立方米/公顷和678立方米/公顷。梯田的土壤含水量一般可增高6%-12%，梯田的保水保土效益一般都在90%以上，平均亩产都比坡耕地增产1倍以上。（同上，第330页）
我们知道，陈永贵只是一个农民，他很清楚要修“保水、保土、保肥”的梯田，而把坡地称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很难说，这些历史地理学名家个个智力低下、愚昧无知，远远达不到陈永贵的经验认识水平，而是私心驱使他们要紧跟政治需要，以牟取可能的好处。原来总以为孔夫子不恰当地拔高统治阶级所以才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现在看起来不完全准确，这句话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精英阶层不能以自己掌握的各种人力资本去牟取私利的“高标准”，只有被统治阶级和劳动者才可以放任其“牟利”要求。如果精英阶层把牟利目标放在第一位，势必完全符合“高贵者最愚蠢”的毛泽东公式。从huyaobang、杜润生这样的高官，到历史地理学的教授群体，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是，他们在水土流失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在与陈永贵相比之后，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
1981年余英时访问中国的时候，被那些人“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是“在‘sirenbang’控制下，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sirenbang’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xx，最后是华国锋。……‘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sirenbang’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但是，余本人迅速发现：“多年来的实践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为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种思维习惯，某些历史人物已和某些现代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花时间去消除这种妄加比附的习惯。譬如，当人们读到某些作者批评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执狂而犯错误时，不自觉地会怀疑谁是真正受批判的人。最近对武则天在初唐的作用进行再评价时，也有一些人倾向归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对她淫荡的个人生活提出严厉的批评。暗示太明显了，用不着解释。”（余英时著&何俊编《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所不同的是，批判sirenbang的影射史学，余英时只是道听途说，但是，那些新时代的批判家们搞“影射史学”则是余英时亲眼目睹的。根据后来的陆续披露的资料，说批孔是影射周总理是彻头彻尾的谣言，这一点在范达人和周一良的回忆录中间说得很清楚。
大批判时期的影射史学潮流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蔚为大观，特别是在与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间，对所谓“市民社会”的研究称得上是“异军突起”，这种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要人们相信：只有保护资本家的积累条件才能实现现代化。为了论证这一结论，许多学术大腕回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爬梳整理，说某个买办如何能干某个投机商积累如何迅速，如果不是共产党革命打断了他们的事业进程，他们说不定早就成了世界百强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说到底是要近代史中间确立资本家的主导地位，无论其人是依附权力还是海外资本。说到这儿，人人都知道近代史中间资本家从来都没有唱过主角，甚至连候补主角的曙光都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这些选择和运用历史材料的方式只能说是“有组织有系统的造谣”。
批判影射史学，看来只实现一个目的，改变了话语权的分配份额，从前掌握话语权份额最大的人，现在丧失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份额；反过来，从前没有话语权的人，通过在“深揭狠批”运动中间充当积极分子，现在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份额。话语权份额的再分配过程中间，还涉及到据以想象历史过程的理论变化，大体上，从前是靠运用马克思的词汇去获得话语权，这是老学界的潜规则，现在则是那些表现自己最勇敢地抛弃马克思词汇的人获得更大份额的话语权。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以及把西方的历史进程设定中国历史不变的标尺，这也是那个揭批查积极分子群体的潜规则，这些所谓理论都是替代马克思词汇。如果说从前的历史研究过度肯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话，呈现出一个“革命的教条主义”外观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就看得很清楚，现在代之以“反革命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手法雷打不动。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中国主流学界前赴后继，死不改悔地一以贯之呢？我很长时间找不到解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这是职业利益使然：每一个所谓的学者都过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结果就导致以有限的材料去比附旧有的结论，这就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我曾经听到一个考古学家说：“一个人要是运气好，一辈子挖一个古墓就够了。”他的意思是说，要是发现了一些稀奇的文物，就可以借此在圈内出名，职称、地位都不需要担心，一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几乎每一份考古报告，都被执笔人进行“拔高式解读”，因为文明按照西方的学术积累有一些特殊标准，例如社会分化、国家和城市形成等等，所以，很多人考古报告就拼命地强调墓葬和殉葬品的差别，以示自己发现了一个标志“阶级分化”的文明变革物证。由于职业利益倾向于鼓励人们去寻找那些有标志性的文物，结果，导致一种风气：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格外强调那些符合公式化标准的特点，恨不得为此“去钻皮出其毛羽”，而与此相反的证据就被选择性地、系统性地予以忽视。有个说话是“考古考古，连猜带估。”但是考虑了个人职业利益最大化的普遍心态之后，这个说法应该改成“考古考古，又蒙又糊。”这样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深深陷入“系统误差”，每一种教条主义都能够吸引到积极分子去建立，通过建立一种新教条主义去夺旧教条主义的话语权，在过去的六十年历史中间发生过至少两次：年间是那些以马列词句装点起来的革命教条主义者夺取话语权，年是反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夺取革命教条主义的话语权。
&&&在解读历史文献的时候，这些历史学界的一贯选择是强调帝王将相，甚至是把历史演进动力说成是大人物的剥削能力和压迫意愿造成的，这种研究帝王将相的所谓权威学者，曾经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们都是唯心主义。本来在非毛化时期的宣传中间，说毛泽东这个人过度抬高阶级斗争的地位，但是历史学家们的抬高程度连毛泽东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说大学里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如果说新教条主义和旧教条主义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从抬高帝王将相到抬高资本家的区别。一位历史学教授也很不满意他的领域，说几十年来中国的理论争论都是“西人与西人战”，没有丝毫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在最大化职业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在短期内就形成话语权再分配的新格局，此时，职业利益会在学界大腕们中间收敛成一种共同的利益需要——“稳定局面”，理论局面越是稳定，他们的话语权份额就越是不容易受到挑战。越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就越是手握批判大权，可以任意臧否学术文章和人物，维护与话语权垄断地位相关的发言权及其背后的言论尺度。学界的新教条主义团伙，还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共同经历——大多数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几届的毕业生，一位社会学者称之为“新三届神话”。大体而言，这些人虽然现在雄踞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霸主地位上，这些人的中学功课是相对差的，进大学后的规范学术训练也相对不足，但他们走上社会获得学界霸权地位的速度却空前迅速——以不足十年的努力攫取了通常情况下二十年也难以企及的话语权份额，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当非个别：“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早年在底层的混迹虽然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但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俗务化。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载）
这个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史学领域，而是发生在一切学术领域。武汉某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大腕就是这样，此人现在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掌握着一个教育部社科重点基地，手下带的博士生通常有二三十人，外出讲学出场费在五位数（他对相关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评审有投票权），此人的研究方向虽然是三农问题研究，但实际上三年都挤不出一天下乡时间。对这个人来说，学术理论的变动，新情况的出现，对他都是一个威胁和不利因素，都要受到他本能的反感。但是，作为大教授，又不能没有声音发出来，写文章的质量权且不论，就算是抄袭也违犯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惯例——某次他抄袭到自己学生的头上了，此事被曝光之后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帮他摆平的。06年此公在《河北学刊》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他对文中所征引文献的内容竟然完全无知，谁也想不到他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想想也是，一个人有了地位，有了权力，来钱的机会就多了，时间分配原则就要跟着发生变化，花在学术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时间，对他而言已经属于高投入低产出所以是不合算的，投入研究的时间就只能最小化了，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其低水平抄袭乃至于抄文献都要抄错的“杰出表现”了。通过发表文章去维护学术地位，只是一般没有地位的初入行的年轻人的策略，对于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大腕而言，他们有另外的方式去维护自己——扼杀一切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使其尽可能少地产生影响，就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中共中央诚心诚意发布文件，热诚地希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但是，这些把持学界的大腕们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却是扼杀新思想。大体而言，这些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体制内的课题经费和评奖，每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到了，有位学术成就极高的青年学者累次在湖北社科评奖中间败北，内部人士称就是得益于这位大腕。与这种大腕们的巨大话语权份额相匹配的，是他们日益不敷分配的宝贵时间，这样，由他们把持的学术判别标准就不可能不是最简单的公式化和时髦潮流了，任何多花时间的标准都要遭遇他们全力反对。把“新三届神话”和“最小化时间投入”结合起来观察，就能够很好地理解教条主义“光芒万丈”的学术现实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维护学术地位，往往需要通过扼杀学术创新来实现；国家扶持学术研究的资源，在他们手里就异化成为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赃，控制学科点的技术性评审，在他们手里就成为捞取私利发展人脉关系的凭借。有位清华名教授到处说，大学造大楼是最好的，至少大楼还在，而分配给那些大腕的科研投入都毫无意义。大体而言，就算是在精英阶层内部，某些掌握话语权和科研领导岗位的大腕们，也往往是最腐朽、最堕落的一群。这些人大体上也知道自己学术不行，他们的优势地位没有道义基础，所以经常出来搞搞忆苦思甜——说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受迫害如何追求上进却找不到学习机会——这就象土改时老贫农控诉地主的剥削压迫一样，这种控诉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行不是我们自己不行，而是sirenbang让我们不行的；我们学术不行不要紧，但是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与邓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就这样，这些人通过诉苦和表忠心，潜在地宣讲一个“政治优先”的话语权分配规则——我们可以因为政治上极端坚定而要求更多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换言之，这些人通过诉苦来说出一个这样的道理：我们虽然学习差、道德差，但是政治好。曹锦清教授曾感叹“为何思想者放弃职守”，看看这些学界大腕的生存样式，就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不仅自己不思想，还尽一切可能反对别人思想。这勉强算是大腕们“政治好”的一种集中表现吧！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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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右派公知精英们是怎样伪造篡改历史的
——网论：严重质疑《毛泽东文集》
11:38:38&&来源：&&作者：sglljw
严重质疑《毛泽东文集》——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而作
首发于红歌会网 &
　　《毛泽东文集》一共八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文集》是怎样编成的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冯蕙写有一篇文章《&&/SPAN&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这里，我们一方面来看看她在该文的“选稿”部分中，是怎么说的，另一方面在【】号内稍作评论，严加质疑——
　　冯蕙说(下同)：[《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
　　【质疑一：这就是说，毛主席的文章“正确”、“不正确”，选不选，删不删，都要由你们编辑者说了算!从毛主席的文稿中这里抽一点，那里抽一点，竟然可以“集纳成为一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编辑成的《毛泽东文集》，究竟是毛泽东的《文集》，还是你们的《文集》?说什么毛主席的文章有“不正确”的，所以不能选入，这“正确”、“不正确”到底由谁说了算?为什么毛主席的所谓“不正确”的文章不能公布于世，让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呢?难道你们就是毛主席著作的最终“审判官”，一切都得听你们的?】
　　[《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质疑二：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中，收录了1975年7月以后毛主席的多篇重要文稿和谈话记录稿，但是都没有被收入《毛泽东文集》。这里，大家不妨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篇目：
　　1、《关于&&/SPAN&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2、《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3、《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4、《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5、《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以上几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有其他的)，竟然都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拒之门外，还说什么“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毛主席最后一年多的思想和生命，竟然成了一段空白!】
　　[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
【质疑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77年编辑出版的，到1982年，发行数至少有上千万册，其中收录的70篇毛主席的文章，已经公诸于天下，是怎么也收不回去的!可是，《文集》的编辑者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口所谓“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硬是把许多重要文章一删了之!这些被删掉的文献主要有：
　　1、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2、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3、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5、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6、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7、驳“舆论一律”
　　8、《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9、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10、《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1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大部分重要内容被删除)
　　1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几万字被删剩几百字，还改了篇名)
　　13、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共七点，被删去第五点“闹事问题”)
　　14、事情正在起变化
　　15、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6、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17、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8、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做革命的促进派
　　20、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毛选》第五卷中《&&/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
　　【质疑四：毛主席的《&&/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删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的大量内容和按语，其目的可谓昭然若揭。资本主义批不得，机会主义碰不得，即使是毛主席批一下、碰一下也不行，也是“不正确”的!
　　比如，《&&/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开宗明义第一篇，是毛主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王国藩等二十三户贫农用三条驴腿组织起来的“穷棒子社”，被毛主席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是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缩影。可是，这竟成了《文集》编辑者的眼中钉，非拔了不可!
　　由于王国藩合作社的影响实在太广、太深，毛主席的《&&/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又早就出过单行本大量发行，许多人都知道《按语》的第一篇是介绍王国藩合作社的，所以编辑者就搞了个偷天换日的卑鄙花招，把《按语》中另一篇关于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按语，提到了第一篇，而原来的第一篇被删了个精光!这样一来，王国藩合作社就仅仅成了一个勤俭办社的典型，二十三户贫农为合作化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就被《文集》编辑者一笔勾销了!毛主席所赞扬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就不见踪影了!
　　在《文集》中，被编辑者大刀阔斧地砍掉的《毛选》第五卷收录的按语还有：
　　1、《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
　　2、《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
　　3、《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4、《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5、《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
　　6、《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7、《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8、《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9、《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10、《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11、《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
　　12、《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
　　13、《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在这些按语中，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邪气，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多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但是，都被《文集》的编辑者看作是不可容忍的，甚至连“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也不容许了!】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
　　【质疑五：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被删去了两部分重要内容。1月18日的讲话全删了，说是“不宜选入”;1月27日的讲话一共讲了七点，被从中间活生生地挖去了第五点“闹事问题”，直接从第四点跳到第六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毛主席不识数呢!现在看来，这些被删的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大家不妨读一读。两次讲话的全文，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77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质疑六：这是又一篇被《毛泽东文集》删掉的重要文献，很奇怪，已经在《毛选》第五卷中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到《文集》编辑时就不能全文选入呢?是不是又触犯了什么禁忌呢?其实，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掩耳盗铃能行吗?所谓“盗铃”，就是从几万字的篇幅中选取了几百字的一小段，怕露痕迹，还另起了个篇名。但是，只要看看这篇文献的部分内容就可以知道，编辑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多强烈了!】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质疑七：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所论及，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丰富内容和科学涵义。它们已经经受并且正在经受长期的革命实践的检验，一些被某些人視为“不正确”的、“错误”的观点和文献，不正在越来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吗?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现在就来充当毛主席著作的“审判官”，说什么这个正确那个不正确，只有毛主席所说的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照《文集》编辑者的那个所谓“选稿方针”，毛主席的著作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这个、选那个，删这篇、删那篇，难道能编辑出一套全面的、完整的反映毛主席著作全貌、体现毛泽东思想全部精华的《文集》来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什么都有假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连“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也有假的了!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抹煞毛主席著作的光辉，就能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能把毛泽东同志“改造”成一个合乎你们需要的资产阶级庸人吗?可以告诉你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
　　附录：
　　冯蕙《&&/SPAN&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选稿”部分摘要)
　　[作者简介：冯蕙，女，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SPAN&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略——)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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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加删减地出版毛泽东全集是时候了/no_text-&李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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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帖
　　不加删减地出版毛泽东全集是时候了/no_text
　　2.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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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帖&
　　sglljw：：伪造毛泽东文稿为哪般?令人生疑的所谓“毛泽东文稿”
　　人民网：伪造毛泽东文稿为哪般?令人生疑的所谓“毛泽东文稿”
　　一篇伪造的所谓“毛泽东文稿”——“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
　　作者:&sglljw
　　伪造毛泽东文献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确凿无疑的现实性了。
　　这一方面来自社会上(包括网络上)一些反毛小丑的“创造”，比如所谓毛主席关于“抗日”、“宪法”的讲话等;另一方面则出自党内、体制内的某些权威部门、革命元老、学者专家等出版的“文集”、回忆、论著之类。
　　剖析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篇伪造的所谓“毛泽东文稿”》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发现一篇令人生疑的“毛泽东文稿”，篇名叫“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这里，先全文照录如下：
　　-------------------------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1〕
　　(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2〕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3〕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4〕。“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5〕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
　　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6〕，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7〕，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略……)本篇一至四和六、七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本篇五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本篇八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2〕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有毛泽东手稿。
　　〔3〕　这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公布的原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揭发材料。
　　〔4〕　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5〕　周总理，指周恩来。
　　〔6〕　王海容、唐闻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信中说，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要求汇报一些问题。当他谈到江青在大寨会议的讲话时，毛主席说：放屁!文不对题!然后接着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7〕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汇报时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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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众所周知，所谓文稿，顾名思义，是作者亲自撰写的文章、稿件、信件、批语等，以及经作者本人审定的报告、讲话、谈话的正式记录稿。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这篇“文稿”，共有八个部分。除了第二部分，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有毛主席的手稿外(见注释〔2〕)，其余七个部分都是毛主席谈话或讲话记录稿的摘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编后记”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
　　那么，上述那些谈话或讲话的摘录，是否经毛主席审定了呢?从行文来看，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毛主席肯定没有审定的。比如第五部分，据注释〔3〕，出自“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揭发材料”(第三部分也出自这个“揭发材料”);又如第八部分，其中“放屁，文不对题”一句，据注释〔6〕，出自王海容、唐闻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信。当时，毛主席已经逝世，当然谈不上“审定”。
　　第二，毛主席是否审定付诸阙如的。比如第一、四、六、七部分和第八部分的后一句话，都没有在注释中说明是否经过毛主席审定;只有第二部分，说明了“有毛泽东手稿”。
　　第三，毛主席根本不可能审定的。这主要是指这篇“文稿”正文中，对所列举的毛主席的话作的说明和介绍，比如第八部分的“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等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整篇“文稿”末尾，注明“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但据注释〔1〕，这几个文件先后下发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和“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都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因此，毛主席不可能圈阅，对其中的谈话或讲话的摘录，特别是对其中的说明和介绍文字，更不可能审定。
　　很明显，以上这些“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有的甚至根本不是记录稿，而是事后的“揭发材料”)，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完全违反了该书自己规定的“一律不编入”的“编辑方针”!
　　更重要的是，这些谈话或讲话摘录本身的可靠性与正确性，是大有问题的。其中也有几种情况：
　　第一，自相矛盾。比如第八部分中的“放屁，文不对题”这句话，“文稿”正文里说是华国锋报告中央后毛主席说的，而注释里却说是邓小平汇报时毛主席说的，真可谓前言不搭后语!
　　第二，采信孤证。比如第三、五、八部分，有从王海容、唐闻生联名写的一个揭发材料和一封信中引用来的所谓毛主席说的几句话。这些话是不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样的?既没有正式的记录稿，又没有旁证，就凭王、唐的一个揭发材料、一封信，就能确定吗?在考据学上、在法律上，证据确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孤证不立”，而王、唐这样的孤证，竟然被采信了!
　　第三，断章取义。比如第七部分中的“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说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讲的，而据第六部分介绍，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有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参见《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其中毛主席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显然，毛主席的话是针对“批判经验主义”这一问题讲的，前面明确说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后面又说要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人“作自我批评”。但是，“文稿”却掐头去尾，只孤零零地截取了中间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在前面加了“他们的问题”一语，似乎毛主席说的是整个“四人帮”问题。这就完全歪曲了毛主席这些话的原意!
　　另外，在第一、三、四、六几个部分中，也是这样，对毛主席的谈话砍去前言后语，东摘一句，西引一句，甚至在注释里也没头没尾的加上一句。这样七拼八凑而成的所谓“文稿”，能算作是“毛泽东文稿”吗?
　　类似这样的“文稿”，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还有数篇，比如“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一九七五年七月)”等，内容大多是有关“四人帮”的。这些“文稿”在篇末均注明“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但都是毛主席逝世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也就是毛主席既不可能圈阅，更不可能审定的。
　　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编后记”却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几篇编入的“文稿”中的毛主席谈话或讲话的摘录，都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恐怕很难自圆其说吧。
　　这样的“毛泽东文稿”，怎么会不令人想到“伪造”二字呢?!
　　=========================
　　附：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廿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他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唐闻生&王海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
　　相关资料：
　　这里还有三段伪造、篡改的所谓“毛主席关于不要迷信宪法的论述”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载的毛主席正式讲话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可作对可作对比。
　　按：以下三段所谓“毛主席关于不要迷信宪法的论述”，前两段是伪造的，最后一段是经过篡改的。具体情况就不分析了，如果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毛主席关于不要迷信宪法的论述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载的毛主席正式讲话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可作对比。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
　　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1]指清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指袁世凯政府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一四年的约法，曹锟政府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一九二五年的宪法草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5-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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