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大波动
　　5月28日~29日，旨在探寻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力量与价值的“”落地西安。这座融合千年古都底蕴与世界城市梦想的伟大城市，迎来了一场汇聚众多行业领袖的价值盛宴。
　 “搜狐企业家论坛&蓝草坪论坛”以 “”为主题正式拉开此次活动序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先生就“通胀怎么办，宏观经济走势与趋势”一主题在本场论坛上进行了演讲。
　　就当前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增大的问题，余斌指出：“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要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需要着重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当制造业工资上涨，传导到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的时候，些行业面临着成本大幅度上涨，工资大幅度上涨的压力问题，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同步上涨。其次，煤炭原油价格高位上涨，而成品油、电力价格调整滞后，造成油荒和电荒，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今年开始我们面临着库存的压力明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预计全年经济增长跟去年相比将会回落一个百分点左右。”
　　对于宏观政策的重点，余斌表示：“继续以控物价为核心，同时要密切关注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变化，在稳增长方面做好政策储备。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机、力度和重点，今年有望实现经济增长9%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的良好目标。”
　　以下为演讲实录：
　　稳定物价总水平 防止经济大波动
　　【余斌】：我的演讲主题是“通胀怎么办，宏观经济走势与趋势”
　　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要树立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政策中有三大目标，第一个是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第二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十二五”规划确定“十二五”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以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需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在这宏观经济政策这三大目标当中，今年3月份两会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把它放在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上。
　　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出现过比较严重的通胀，但是随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降，通胀问题随时得到缓解，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的涨幅再度上涨。今年能否把物价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个预期目标的水平上呢？我认为着重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年初我国制造业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名义工资上涨15.4%，首先是在制造业出现了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同时还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和技术进步明显的行业，到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涨以后，制造业最终产品价格并没有出现同步大幅度上涨的趋势。这里有行业成本传导能力，所谓行业成本传导能力就是整个行业通过提价的手段对成本上涨的向下传导的能力。年一季度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传导能力出现了下降，低于近年来的平均值，制造业面对成本上涨的时候，它不能通过提价完全转嫁成本上涨的压力，但是并不能说制造业没有出现价格的上涨，它不能完全的转嫁，但是它可以通过部分成本通过提价的方式转出去。所以今年以来物价上涨我们发现一个信息，除了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外，非食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的趋势。更加严重的还在于2010年下半年以来工资上涨逐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转变，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早期的时候只是制造业工资上涨，由于制造业自身的特性，制造业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产品价格的同步上涨，但是当制造业工资上涨，传导了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服务业还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它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当这些行业面临着成本大幅度上涨，工资大幅度上涨压力的时候，带来了这些行业，这些产品价格的同步上涨。
　　2009年中美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美国人的工资水平比我们中国人高很多，应该说美国人工成本占的比重应该比中国更高，但是我们比较这几种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比他们高得多。比如说中国的棉花种植当中总成本劳动力成本占了50%，而美国不到7%，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耕作方式落后，而美国是一种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所以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下降。未来我们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从更大角度来讲，我们面对着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以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我们都应当通过提高效率的办法来消化成本的上升。
　　第二是煤炭原油价格高位上涨，而成品油、电力价格调整滞后，造成油荒和电荒，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影响。成品油、电力价格及时、合理调整，是保证供给的有效手段，但不利于总物价水平的稳定。为什么会出现油荒，2009年5月份出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的时候，可以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国际油价频繁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以22个工作日为调价周期，实际上并未根本解决机制透明与调价滞后的矛盾，流通环节仍然存在。前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出现油荒，国际油价刚开始持续上涨，按照国家规定的调价办法，多数人预计很快国家会上调成品油价格，国际市场成品油价格上涨带来加工企业的成本上涨和批发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又没有达到调价的窗口，批发价格大幅度上涨，这导致毗邻差价销售，导致销售企业没有积极性。
　　2007年以来，煤炭价格累计上涨65%，考虑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电力价格需要提高接近15%，才能完成转嫁成本上涨的压力。仅考虑直接影响，电价上调幅度需要超过8%。但2007年以来电价上涨幅度仅为2%，与前面两种情况的合理上涨幅度之间分别形成12%和6%的电价缺口。从本轮大宗商品涨价特征来看，金属、农产品价格涨幅高于原油，大宗商品价格取决于全球的供给需求、美元汇率、投机因素等，都会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其中投机因素并不能改变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方向，它的方向是涨价还是跌价呢？这跟投机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投机因素是进一步放大波动的幅度。全球新增石油供给主要来自欧佩克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中国原油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由于有裴克产油国多处于地缘政府风险较大的地区，原油供给的稳定性 和国际油价因此受到影响。从需求的角度来看，OECD国家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的比重在55%左右，是全球石油消费的主体，但新增石油需求主要来自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就存在分歧，究竟谁发挥的作用更大呢？美国人最近一段时期说中国是全球通胀的罪魁祸首，原油的价格为什么上涨呢？因为中国新增加的原油需求量很大，是世界上原油增量的主要来源。石油、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启动时点均集中在2010年10月底—11月初，与美联储讨论并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高度吻合，而此前大宗商品价格仅为温和的恢复性上涨。
　　4月份CPI同比上涨5.3%，涨幅较3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5%，居住价格上涨6.1%，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仍是带动CPI上涨的最主要动力。未来两个月，由于CPI翘尾因素较高，加之粮食和猪肉价格仍将高位运行，预计5、6月份CPI涨幅仍将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一方面需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三大需求中只有投资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消费的增长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出口增长跟去年同期相比也是下降，之所以在今年年初整个经济增长仍然能达到相对较高水平，我们认为主要是库存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很多企业预计物价还会上涨，当企业持有通胀预期的时候它会增加库存。从今年开始我们面临着库存的压力明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会跟去年相比回落一个百分点左右，达到9%。在社会消费者零售额中，50%以上的部分与住、行消费相关，而且增长最快。受汽车消费刺激政策退出、原油价格上涨、一线城市治理交通拥堵等因素影响，汽车消费从前两年的高速增长转入正常增长轨道。房地产市场调控、限购政策的实施，与房地产有关的消费需求也呈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物价上涨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但是经济增长也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这样宏观政策需要在“控物价”和“稳增长”之间的回旋余地缩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机、力度和重点，今年有望实现经济增长9%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的良好目标。宏观政策重点应继续以控物价为核心，同时要密切关注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变化，在稳增长方面做好政策储备。我们认为一味地控制物价，实施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我们将会付出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风险，这样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同时关注，控物价或稳增长。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经过了30多年，从世界其他国家同样的经历比较来看，以快速推进工业化为特征，高速追赶的进程即将结束。我们认为从现在看我们不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下降是必然的，但是当经济增长下降的时候，对我们的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很多地方都会产生影响。比如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大多数行业和企业经济增长如果10%以上，很多企业、行业都能够取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当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增长2009年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5%的时候，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大量的企业亏损。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从10%回落到7%左右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让绝大多数的行业、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能够实现盈利呢？我认为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以后摆在我们企业家面前的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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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德国工业化也迅速进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集中就更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明确指出：&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20。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经济发展规律中看到了当时德国走向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21可见，中央集权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必然要求，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对更广大的统一市场的需求则构成了中央集权坚实的经济基础。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接踵而来的保护关税、军事备战以及殖民扩张等一系列国家事务的需要，也都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加强中央权力的新要求。正是与这些要求相适应，从政治方面看，&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化的趋势&22，呈现出中央集权而非联邦制的特点。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央集权政府在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中对经济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赶超的典范。
　　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与联邦集权是有密切联系的。美国独立后，尽管地方政府有相当的权力，但国家大权仍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当时美国工业化有三项重大的政策支撑：一个不受管制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结构；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对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是一个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奠定贸易保护主义与金本位制基础的最基本的、且构成美国所有发展政策特色的因素，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结构。如果脱离了国内统一市场，金本位制和保护性关税都可能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损害美国的重要利益。美国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面对来自地方和州政府的挑战，美国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建立并主动行使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假如未能成功地压制美国南方的分离主义，将有可能使得美国国内其他地区陷入支离破碎的分离状态，&&从而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基于上述理由，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央政府恐怕无法成为美国市场统一和维护的有力推动者，并且在事实上无法防止美国联邦的崩溃。&23可见，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业经济发展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而不是分裂的中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作了有力的诠释。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它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建立高度集权的政府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进行控制和指导，尤其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达到已有的现代化目标，是战前的日本和战后的东亚NIEs(新兴工业经济体)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工业化或从落后农业国变成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重要原因之一。&24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也得益于一种集权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府以集权主义的现代形式去推进国家建设，使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25在韩国，经济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为韩国威权主义政治赢得了现实基础。朴正熙政权建立之前，韩国经济发展缓慢，1960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78美元，后来有人回忆当时情景时说：&60年代初期，即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人们几乎不敢想象南朝鲜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那时候，每当大麦收割以前，许多农民上山剥松树皮以供全家充饥。&26正是由于实行集权主义政治，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统一的市场和经济条件，从而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超越式发展。
　　俄罗斯在1998年以后呈现出一种中央再集权的趋势，这种再集权不是单纯政治改革，而且还有这样一些目标：&巩固中央控制地方的行政杠杆，以恢复俄罗斯国家能力；削弱地区精英的资源基础、打破地区市场封锁、借助全俄集团占领地方市场等，提高地方管理的效率。&27这些目标试图通过实现俄罗斯各地区所有政治进程在中央控制下的垂直融合，来实现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从上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过程来看，一个民族的崛起和超越式发展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化进程提出了中央集权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又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政治保障。
　　五、当前及今后一段历史时期仍需加强中央集权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用事实证明了中央集权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实行中央集权不仅为现实的发展条件所规定，而且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中国人口众多，由于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差别很大，我们决不应忽视中央集权在现阶段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国家稳定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总体上看，中央集权目前在中国仍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审视，没有哪个大国的崛起不依靠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更需要正确认识和维护中央集权在国家稳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和权威，就会出现地方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就会以地方利益损害国家利益最终破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邓小平对此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28实行中央集权，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
　　巩固党的团结和实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需要中央集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21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团结。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29而中央集权恰恰是实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中央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发达的大国相比较而言，就更需要中央集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30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来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央集权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历史时期仍然是现实需要的。
　　（二）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央集权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央集权，加强中央权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而且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超越国界的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央政府在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协调本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方面的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举措以及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效应，也说明了必要的中央集权对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克服市场经济固有弊端的现实重要性。
　　其次，中国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贫困问题必须依靠政府集中权力。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起，就出现了城乡居民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当前，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数据显示，&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31邓小平曾经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央政府集中权力承担起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有效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和解决贫困问题的责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加强调了合理的分配制度的重要性，&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32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依靠中央集权来协调和统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分严重的情况，将会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统一。很多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扩大是正常的，市场力量将自动缩小区域差距，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但从发展现实来分析，这种观点有些极端。&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日益过大。&33从更深层次上，地区间的不平衡和过度的经济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区域差异性加上同级政府之间很难自动发生有效的协调机制，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来宏观调控和统筹发展，平衡各地方的财政能力。否则，实现全国统一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维护社会稳定客观上要求实行中央集权
　　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4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总的来说是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逐渐分化，利益结构也趋向复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敌对势力正极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这也使我国社会稳定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得依靠中央集权和权威。邓小平说得很深刻：&如果没有中央&&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35维护中央集权和权威，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巨大变革，是&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使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其利益遭受损害而不满，新的利益获得者则有一种要求无限制扩大自己利益的倾向。利益在不断地重新分配，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之中，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利益与观念上的冲突不断发生。如果任其发展，这些冲突就容易诱发社会的无序与混乱。这就要妥善处理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引导和调控社会的良性运行。
　　（四）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中央集权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条件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极具不确定性的形势，需要通过集权来保持中央的权威和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如果说近代鸦片战争的历史是西方列强遏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有一股力量在遏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在市场的争夺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历来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甚至不惜派出坚船重炮去抢占市场。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期望的自然是一个分裂而不统一的中国，一个没有强有力中央集权的中国，一个只有地方竞争混乱而没有凝聚力的中国。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了更有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了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必须始终以中央集权作为政治前提和保障。
　　此外，需要说明实行中央集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从经济角度来看，强调中央集权，并不是简单把应赋予地方的权力收上来或牺牲地方利益。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出了一个总原则：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但同时必须注意，&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36因此，向地方下放权力绝对不是削弱中央集权和中央统一领导，相反，地方拥有一定范围的自主权，必须以维护中央集权为前提。第二，从政治角度来看，不要误认为中央集权就是把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改革中央集权体制，继续深化改革就是进一步放权。这些错误认识和理论误区对于维护中央权威是有害的。第三，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加强中央集权，并不是削弱社会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自由发展的权利。加强中央集权，是为更好地保护社会发展的权利，是在不危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
　　中国经历的统一与分裂交替的历史警示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顺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又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和社会条件，就必须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中国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更加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从现实条件出发，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中央集权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为中国伟大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作者：孙彩红，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
　　余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市，1007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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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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