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中国新的竞争力在哪里？
全球经济有衰退的迹象，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中国最大的优势正在消失，我们新的竞争力在哪里？可参见新闻：再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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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要找到中国未来的竞争优势，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过去30多年，是什么东西引发了这样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教育普及、政府间的竞争……这些因素都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我认为在过去30年，中国增长的最大源泉在于以下三点。1，释放了劳动力的生产潜力。从80年代中期，劳动力开始可以自由流动为起点，中国高速增长的首要要素——城市化便开始加速。一个从事第一产业的 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动到城市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他的产出立刻成倍增长，一般认为这个增长的比例在300%以上。想象一下改革开放之初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了近一半到城市来，即使其他什么都不做，增长就已相当可观。2，释放了民营企业的生产潜力。从完全国企到放开乡镇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松动，效率更高的企业形式让资本的回报率始终保持高位。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分别投入到国企和民企中，后者的产出要比前者高出40%。这样的资本流动也促进了中国的增长。3，进入国际贸易体系，参与产业分工。高投资比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促进了产业集聚和专业化，这大大提高了产出效率，使中国能够以相当强的竞争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在加入WTO之后尤为明显。不难看出，这三大源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素市场改革和资源的再配置。当管制放松，原本被束缚的资源会立刻找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于是农民工自发流向城市，资本从国企流向民企，流向出口行业。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是1个老弱病残在耕地，5个壮年汉子却被关起来绣花，那现在的情况就是那5个汉子已经出来了二个半。那么，如果要在未来30年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我们必须把剩下的二个半壮年大汉也放出来。他们是：1，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低效，利率市场化也才刚刚起步，资本仍然不能有效地流向边际产出最高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这种现象会导致国有企业规模高于其最优规模，成为各种垄断企业，而民营企业的成长反而被限制。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价格存在相当大的扭曲，如果中国的资本价格扭曲下降到美国的程度，那么中国的工业生产率将上升30%到50%。2，进一步的劳动力流动。这就是所谓的半个大汉，一半已经出来，可另一半被卡在了户籍制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这样后果是在农业的边际产出仍然远小于工业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劳动力流入却已经提早枯竭，造成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假象。放开户籍制度，是解决劳动力半流动的最佳方案。3，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其实是最为壮健的一名大汉，但是这60年来他始终被牢牢关着。土地市场的资源放开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农业土地变为非农土地，其二是非农土地配额向东部聚集。一亩农业土地变为非农，其效率提高150倍；而一亩分配到中西部的非农土地配额转移到东部港口城市，其产出弹性立刻从接近0上升至1，这种庞大的生产力释放，也成为了当前征地冲突的根源，所以这名壮健的大汉，谁也不敢把他轻易放出来。中国过去的30年增长，靠的是要素市场改革释放的生产力，而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想要继续保持竞争力，要素市场仍然要进一步改革，以上三点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虽然这些改革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唯一的出路还是继续改革。
我觉得没有必要太过担心这个问题。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于是过去由廉价劳动和资源价格带来的世界工厂地位将无法延续。但这难道不是我们本来就希望的吗？一边谈经济转型一边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个什么意思？并且即使劳动力不再廉价，中国的制造业依然会很有竞争力，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成熟完整的产业链、较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庞大的本地市场，这些都不会消失。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某个拼命拖后腿的组织，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地“宏观调控”、各种脑残准入标准限制竞争限制产业自由发展、将资源不成比例地投入到低效国有部门……
在”华尔街见闻“看到篇文章，感觉是对本问题较好的回答，并且与排名第一的答案相呼应，贴出来给大家瞅瞅。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从阿迪达斯生产部门撤离，到摩托罗拉的在华大裁员，中国依赖投资基础设施，仰仗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肖耿和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过去30年推动中国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可靠，现在必须重新设计支撑经济增长的四根支柱。From Project Syndicate在过去三十年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全球生产体系。但是现在中国决策者必须应对三重挑战：欧债危机的恶化，美国复苏疲软，以及中国本身经济的放缓。这三个挑战是相互联系，对任何一个挑战应对不当都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衰退。要评估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风险和能做出的应对，你必须理解中国“为世界制造”这个生产体系，这个体系依赖四个独特但又相互依赖的支柱。第一根支柱即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它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和其相关的供应商分包商，整合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加工组装，通过一个复杂的网络进入全球市场。这个模式起步于沿海和经济特区，现在整个供应链已经遍布全中国，“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的产品从动物标本一直到iPad。没有第二根支柱“基础设施网络”，就不会有“世界工厂”这第一根支柱，国有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控制了物流、能源、道路、电讯、航运和码头。这根支柱高度依赖计划，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控制，它的质量、规模和相对的有效率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和产出起到战略支撑作用。第三根支柱是“中国的金融供应链条”，它为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提供了所需的资金。这个供应链的特点是，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居民高储蓄率，金融市场的相对低发展，以及一个封闭的资本账户。最后一根支柱是“政府服务供应链”，中央和地方官员通过监管、税收、批准，几乎影响生产、物流以及金融系统的每一个方面。很多海外观察家忽视了中国政府干预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中的创新。中国通过整合“政府服务供应链”，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物权、降低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风险。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在提供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全球供应链的配套服务吸引FDI方面已经非常纯熟。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社会媒体、人口、城市化以及资源约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上述四根支柱都在承受压力。生产供应链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长，和外资向成本更低的外国搬迁的压力。同时全球投资者都在质疑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中国的专家正在辩论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怎样的顶层设计才能让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进行改革？投资者担心中国股市不振、监管风险，和政策上的不确定，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包括房地产价格，利率和汇率。导致中国经济更加难以被读懂的，是其四根支柱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对全球其他更为复杂的互动。首先有利“世界工厂”的条件已经开始消失。生产成本——劳动力、资源、监管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在一直上升，而西方的消费泡沫已经破裂。第二，早期成功的“中国基建”是建立在廉价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上的。但是尽管中国有了更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生产成本的18%，而美国的这个比率为10%，各种内部低效率状况造成了这个成本差异。第三，中国金融体系的成功建立在国有银行对基础建设的大规模融资，以及FDI和出口带来的大量外部资金。金融体系还没有充分解决金融包容性造成的挑战，特别是向中小企业和农村提供资金，以及对产能过剩企业过大的风险敞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没有第四根支柱的稳固支撑，前三根支柱无法站立。直到目前，中国的成功建立在地方政府和各部委之间积极的竞争之上，各地方政绩依据GDP和财政收入表现评定。不幸的是，这导致了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需要官僚体制内部复杂的协作，来克服利益群体造成的阻力。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对支撑目前经济的四根支柱进行深刻的重新设计已经成为共识。第一，生产链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重整基础设施，意味着强调质量高于质量，要削弱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促进市场的力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对抗腐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竞争，降低进入壁垒，和移除过剩的产能。对于金融供应链，关键要解决系统风险，重组激励机制，让投资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资产泡沫。中国奇迹是由政府服务供应链的所有部门的创新推动的，中国要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政府体制改革。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金融试验区的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新经济极度依赖治理的质量。中国官员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有序的进行体制创新，并确保了所有四个经济支柱的完整。链接地址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两个大前提：1. 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是对地球资源（能源、矿产、空气、水等）的争夺和对其他族群劳动力的剥削（「让脏活累活都给别人去干」）。2. 国家之间的竞争，手段是发展高端（先进）生产力或技术，比如美国的文化（电影、音乐）产业、日德的制造业等。原理非常简单，因为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高端，所以落后国家无法在国内发展替代产业，只能通过出让资源或承担低等工作，来交换得到先进国家产品和服务。小前提：1.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发展，除了市场经济制度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出卖廉价劳动力、接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2. 中国在生产力或技术发展方面，在精神文化产品方面进展甚微，而在生产制造方面基本上则只达到中低端产品的进口替代、中低端技术的引进改良的程度。3. 中国目前缺乏发展高端（先进）生产力的环境。一，国有企业在知识、技术、人才、制度、市场等方面掌握了最多的资源，但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和委托代理制度，在创新性、积极性、灵活性、持续性等方面难以与美、日、德等国的跨国企业和初创企业抗衡。二，民营企业掌握和积累的资源非常少，而习惯了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思维模式，大多数难以转型为能着眼长远、扎实积累的技术型企业。三，受制度和文化限制，国内教育和科研机构大部分演变出争权夺利、投机倒把的商业化氛围，一方面难以培养真正的技术研发人才，另一方面也难以持续得产出具有竞争力和实用性的成熟技术。 结论：1. 中国只有发展高端（先进）生产力或技术，才能建立竞争力。2. 如果中国不针对「小前提」中第三点提到的制度性问题进行改革，中国不可能拥有新的竞争力。（当然，中国廉价劳动力人口远远比东南亚国家多，同时国内制度和市场相对也较成熟，可以继续维持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一段时期。）
中国未来的竞争力都是或有竞争力，不确定。如果有，将来自于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如果政府不愿意改，中国已经是强弩之末。史上许多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未来的样板。
按目前中国的企业的现状，要有强的竞争力很难，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缺乏一种创新的机制，一种体制！源头在教育领域，政治体制等。要强国，路遥遥。。。
确实没必要担心。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大，原本沿海地区有劳动成本优势的产业可以往内地转，形成国内发展的梯度结构。问题在于在一个财政分权，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国度，这是很难实现的
归根到底还是人。思想智慧，人力资源，内需市场……
我认为如果放开互联网审查，大力开展在线教育，培养更多专业人才，是中国现在最具发展的一个手段。人才培养数量级超过其他国家，人多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么强的审查力度。因为解放劳动力，其实能提高的已经相当有限了。拿智能手机高速发展的这几年来说，国内软硬件公司发展带动的GDP和消费确实不容忽视。IT业三巨头BAT在国内的实力同样没有任何企业能小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说一点拙见，不全面。私以为中国最大的潜在实力就是众多的人口，如果这些人口继续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就很难做强。所以应抓教育和技能培训，让最宝贵的资源“人”，发挥其效用，做只有人才能做的工作，而不是机器人做的工作，比如富士康的流水线，在那里工作我认为就体现不了人的作用。打好教育基础，使大量的有丰富知识与专业技能的人参与到社会发展中，会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另外轻工业和手工业也是发展的方向，竞争点，概括说，我认为未来应向着高技术，以人为本的方向进行发展，突出人的作用。
已有的回答说的有些大，不好理解，我来说点通俗易懂的。一个人在社会上，比如张佳玮、张宇辰、黄继新、芙蓉姐姐，他们的竞争力表现在什么地方？是长相、财富、智力、劳动力还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人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能力；二，个人占有的资源，比如名下的房产、矿产、公司、存款；三，个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亲友、同学、同事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就体现在以上三个方面。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人，来分析国家的竞争力表现在哪些方面：一，国家中的人，他们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能力。劳动力当然是一个竞争因素，虽然这两年老说民工荒民工荒，但中国的劳动力总量还是庞大的，还是在增加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相对于其他国家是一个竞争优势。（参考：“对于2012年中国新增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降的状况，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25日对此回应称，尽管出现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未来一个时期，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还是在增加的。” ）另一方面，人口众多，市场规模也大，13亿人每人买一支牙膏都是100亿元，放到美国就只有二三十亿元。无论牙膏也好，汽车也好，食品也好，手机也好，人多形成的市场规模绝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别的国家（除了印度）没有的。稀缺所以有价值。技术上，中国的高铁技术，互联网技术（比如微信），（两轮）电动车技术，有些技术还是相当先进的。有些比美欧比不上，算不上世界顶尖，只能算二流三流，但够用也能发挥它巨大的优势。北大清华还算世界的二流三流大学呢，但还是能培养些人才。比如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因为人家都不玩了，留给你玩。但他确实还可以玩，因为现在国内有这个需求，很多乡镇的人之前没用过电脑，买台笔记本也不错，没必要赶世界潮流非要买平板。价格公道，性能优良，移动性能好，为什么不买呢？这是中国国情造就的优势。管理能力，说的就是公司、政府。中国有那么多矿产资源，那么多人，那么多技术发明，怎么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怎么让它们发挥最大的价值？这需要各大公司充分发挥管理能力。江浙的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巨大的聪明才智和管理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接着怎么走？政府怎么当好裁判员的角色，而非亲自上阵搞经济，怎么简政放权，怎么引导资源发挥价值，怎么激励企业家和社会中的人激情创造，这些都需要考虑。做好了就是竞争力，做不好就是拖后腿。二，中国有的资源。这就是教材里说的，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地下有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玉石，古董，各种矿产。地面上有森林，土地，河流，动植物，房产。海里有各种鱼各种虾。这些都是资源。相比小国日本，这些东西的竞争力不言而喻。三，国家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外交关系。目前跟非洲、欧美日韩的往来都还不错。虽然有摩擦，有磕磕碰碰，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比改革开放前好了不知有多少倍。与非洲关系好，与德国关系好，与美国关系好，至少经济关系发展良好，也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归结起来，看人，看技术，看管理，看资源，看外交关系。这就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中国的竞争力，哪个方面都可以提升，到处都是增长引擎：劳动力技能上可以提升，技术上可以提升，管理上需要大大的提升，资源需要更精细的开发利用，外交关系上可以营造更好的周边关系。
只要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稍有一点认识，就不得不惊讶于二者巨大的差异。按照西方哲学的口径，中国从未产生过真正哲学，只是在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中斤斤计较和突发感悟；而按中国哲学的观点，西方哲学一向在巨大而迷惘的体系中徘徊，绝望于逻辑的琐碎和实证不得的苦恼。两者除了都可被称之为哲学和基于人类原始的认识相当之外，无论外延或内涵都毫不相同。甚至有人认为，或可将“哲学”之名特定为西方哲学，而将中国哲学另予它名（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不禁让我想到曾有人建议，由于龙在中国和西方完全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为不使中国的神兽受到西方怪兽的误解，应将西方之“Dragon”译为“德拉根”，而将中国之“龙”译为“Loong”。不禁苦笑，此种作为无疑为画蛇添足，自卑而已。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哲学碰撞，远比政治经济等领域来得剧烈。林语堂先生在《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将其感性的总结为不相信系统哲学、估量和价值的不成比例。中国哲学对于系统论和逻辑近乎遗忘，经典中一个“故”字前后往往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系统论和逻辑正是西方文明沿承自古希腊以来，乃至近代工业文明科学演进和政治发展，哲学方法上的根本原因和光荣传统。然而中国文明并非不承认理性，只是对于理性有着自以为更深层次的理解，即鲜活而现世的不去追问具体的推理过程和因果关联，以最终的正义结果和现实秩序作为评判标准。所以孔子对于任何社会和文明的最后评价，一定在于这个模式是否能培养出好家庭、好父子、好兄弟、好夫妇，而无所谓他们究竟在奉行如何的信仰体系和科学观念，或者他们这样的信仰和观念究竟为何是合理和合适的。
中国哲学和中国的绘画艺术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几近于早熟。中国绘画跳跃过写实阶段而直入写意，不泥于透视方法直入抽象与后抽象范畴，而中国哲学尚未经历理性的光辉，所以也就没有后理性时代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直接将所有的过程丢在一旁，用实践检验一切真理。在西方运用理性和人权作为核心价值的近三百年中，中国哲学连同中国文化一起成为落后世界的一部分，连中国人自己都认为“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和“利己主义”的中国文化应当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西方科学的辉煌成就与西方哲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有着巨大关联，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在此领域不得不承认是先天性缺陷的，在中国哲学放弃具体推演的潜意识中，科学的精确和缜密无异于一种聪明的糊涂。等到中国人发现这聪明的糊涂已使西方遥遥领先，中国人固有的现实评判方法似乎即可宣判中国哲学的死刑。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固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介于死刑和死缓之间将死而不忍的复杂心情。
然而当历史发展进二十世纪后半页，西方文明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物质方面无疑较之从前更加发达，但西方文明已经无法解释自己的哲学。科学的大踏步发展将各种宗教信仰变成科学的对立面，宗教与科学的不可调和，将由基督教衍生出的理性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诸位先贤坚信不移的基本价值，通通被科学和逻辑摧毁的一干二净，伦理和科学的意义仅仅只在于“要伦理”和“要科学”，再也提不出任何符合逻辑和系统论的理由。西方文明挂靠在基督教的理性和人权光辉，由于因之大发展的科学一一破败，从前的种种信仰和团结，也都因为这些基础价值的破败和无法解释，分崩离析。过去的信徒，要么精神分裂，要么盲目依从。就这样，现代西方文明借由理性和人权构筑的现代体系，反而因逻辑和系统论的强迫症，陷入巨大的精神空虚。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现代文明是否已经衰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我们没有能够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答案。依循西方固有的逻辑和体系观念，在业已成为无根之草的理性价值中试图建构新的信仰，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当目光触及东方，中国的传统观念在这一问题几乎有天然的答案。我们文化的终极关怀不在于人是否“理性”，是否应当和应符合某种价值，而仅仅在于“人”本身。“儒家关心人性和人本，佛教关怀的也是人在宇宙中怎么安放自己”（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跳跃过西方自我构建的现代价值，直接关怀人的究极价值，并不抗拒任何现实的利益考量，亦不纠结在社会存在的合理和合法性。这几乎是一种天然的普世的不须因果的乐观情怀。
中华文明的这种哲学观，或可将人类近三百年来急速发展而暴露的自我矛盾得以匡正。人类现代文明的极速跨越，由于其出发点和基本观念的无法解释，至于伦理道德崩坏无治，将现代人陷于麻木、冷漠、孤独、压迫、嫉妒、盲从的通病，乃至于战乱纷争，互相吞噬，人作为个体的无助感和机械感不能克服。为了不看到长此以往现代文明趋于自我毁灭的悲惨结局，我们必须着力探索人类未来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靠非宗教的现实价值的三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或许能比西方迅疾猛烈的三百年现代文明，更可能提供指向迷宫出口的答案。
我认为新的竞争力在于3点：
１．高科技的发展。目前这方面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比如说通信，软件，高端制造
业，新材料技术等。
２．制度改革，主要是给民营经济国民待遇，放开现有的垄断行业，鼓励自由竞争。
３．改革政府，让政府更有效率运作，不再乱花纳税人的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保，医保，教育
改善内部环境，争取外部资源。
进需攻，退则守。
奇怪为什么没人提及产权这个重要的原因
竞争的关系，要维新，创造更高的价值，新的竞争力与我们的科学技术紧密相关
如果我是领导人， 我会希望人口素质提高， 天朝不再是劳动力密集型。我手下替我赚钱的是大把精英而不是大把SB。。。。so，转型呗。日媒：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制造强国”转变
　　《经济新闻》3月26日文章，原题：从制造大国到强国的关键 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一直向世界供应大量工业产品，如今正努力成为领先于世界的&制造强国&。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经面临极限，但同时也显示出自认制造业是国力源泉的执着。
　　&中国汽车电子技术较弱&,提供车载设备和地图信息数据等的民营企业、武汉光庭科技董事长朱敦尧如此感叹。
　　全球汽车行业如今正竞相研发通过配备摄像头和雷达来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为了掌握未来汽车制造的主导权，谷歌和苹果等信息化技术(IT)巨头、以及在图像传感器技术领域具有优势的索尼等其它行业的企业也纷纷加入竞争。汽车产业的竞争版图有可能被明显改写。
　　中国新一代汽车仍是电动汽车唱主角
　　中国似乎没有跟上这种世界趋势。虽然号称具有占世界4分之1的新车销售规模，但在中国提到新一代汽车，如今仍是纯电动汽车(EV)唱主角。&中国汽车产业为了在世界上生存，必须开发自动驾驶技术&，朱敦尧董事长自己率先行动，在武汉成立了产学共同研究联盟。
　　&目前的中国汽车产业就是明天的中国机器人产业&，持这种观点的是中国大型机器人企业、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截至2014年接近20万台。由于人工费上涨，在制造一线引进机器人的积极性正在提高，到2017年将超过40万台，有望成为世界最大规模。
　　但是，这个巨大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被日本发那科和ABB等外资企业控制。这种局面与外资品牌车席卷中国市场的汽车行业如出一辙。&在中国机器人市场，国内企业在完成发展之前就被卷入了与外资的激烈竞争&(曲道奎总裁)。技术实力较弱的中国企业非常烦恼。
　　&&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也显示出对制造业的危机感。
责编：李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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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为何这么便宜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包括很多欧美的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唯一的武器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论据有一定的道理，软件行业的工程师的市场价格和发达国家比，大概是三分之一，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比例拉的还要大。所以我们的劳动力从普通的民工到有技术含量的工程师、管理人员，我们普遍工价比发达国家低，这当然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光看这个变量不够，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价还要低啊，那个时候就没有看到中国有什么国际竞争力的东西。那个时候一个中国的工人是美国工人的工价的百分之一。　　为什么更便宜的时候没有竞争力。要理解中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要加两个变量。一个就是劳动力是一个要素，要素不能直接变成产品的，尤其不能直接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要让劳动力变成产品，就要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的成本非常之高。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组织成本非常昂贵，因为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体制，内部的信息损耗非常大，人们没有动力好好工作，劳动力是很便宜，但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非常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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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我们被所谓“供需矛盾”，“中国人太多了”，“市场价值决定”之类其实不然的理由忽悠得太久了！ 上面是引述,详细请进: 参考资料： 回答者：jl_huang - 门吏 三级 7-8 16:09中国向来是专制的 由少数人给多数人洗脑了
供大于求只是一个方面。本质上是因为我国现代化程度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单位时间创造出的财富较少。如日本，人口密度远大于我国，人口数量少于我国，资源少于我国，但经济却强于我国，是因为人家一个人每天创造的财富是我国一个人的几十倍。要提高劳动力价格，首先要提高全民素质，加强劳动的附加值，那种简单的机械式劳动要尽量由机器完成，而人则要去完成更高级的劳动。
劳动力多，供大于求
人多，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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