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是张西曼教授诞辰120周年，谨发表小曼为九三人物传略编纂的25000余字的《张西曼传略》以
日是张西曼教授诞辰120周年，谨发表小曼为九三人物传略编纂的25000余字的《张西曼传略》以示纪念
小曼注：日上午，北京档案馆利用部严秀同志来电话，称经查阅市档案馆资料里没有收存有关张西曼的档案资料，我告诉她，我在45年研究中发现了多条重要资料，都与张西曼在北京的活动有关，是北京市档案馆里缺少的，现仅略举几例。
1、1909年张西曼在京师大学堂学习（见张西曼《历史回忆》）。
2、张西曼1919年被孙中山任命为中俄联络员，存台湾孙中山纪念馆，台湾政治大学原历史系主任唐启华教授提供线索。
3、1919年张西曼联合李大钊、陈独秀等率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1979年张申府的证明，周子信教授1986年发在《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文章《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团体是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受张西曼《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启发，李大钊随后联合张申府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4、1919年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任事务员的资料（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1920年教职员名录）。
5、1920年8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出版发行了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等47本著作。
6、1921年张西曼与熊希龄、李大钊等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会长，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张西曼任总务组副主任（见北京《晨报》和近代史所存《俄国灾荒赈济会》的纪念刊）。
7、1923年《中国大学成立十周年纪念刊》里有教员张西曼的照片（存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8、1923年张西曼在冯玉祥的学兵团任吉合、何吉沣、边章武的俄文教员（见吉合回忆录《我的革命生涯》）。
9、1929年经蔡元培先生提议，张西曼被任命为孙中山奉安专刊编纂主任，见台湾《传记文学》。
10、1931年张西曼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学生有于伶、宋之的、王季愚、陈沂等（见于伶回忆文章）。
11、1936张西曼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全国最先开设了《抗日抗战的国家总动员》课程（见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证明。）
12、1942年张西曼积极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赵丹（见黄宗江的证明）等等。
九三研究室主任岳庆平教授曾夸奖我“论从史出”，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事实填补历史空白,我写的《张西曼略传》，就是在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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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张西曼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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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曼是享誉国内外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播火者，中国与苏俄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文化战线的抗日民族英雄，也是九三学社、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创始人之一。其一生丰富多彩，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发挥重要作用，为反帝反封建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和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两次国共合作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为团结全国人民实行联苏制日方针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尤其是张西曼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英勇顽强地进行抗日斗争的宝贵经验和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认真总结，并将永远铭记，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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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招募万余反满骑兵南下
张西曼教授（），字百禄，湖南长沙人，1908年在父兄影响下经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进入族兄张百熙曾经主持的京师大学堂学习，
1911年1月为避清廷追捕北上留学俄罗斯海参崴，在校期间大量阅读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作，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利用暑假访问莫斯科、彼得堡，曾见过列宁，甚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2月受宋教仁、陈其美指派，曾深入海参崴深山为辛亥革命招募反满骑兵刘弹子部万余人南下受编为北伐骑兵团，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
1914年经蒙古回到东三省，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任翻译，同时开始马列主义传播，1916年认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万福华，曾到绥芬河传播马列主义，1917年与友人霍占一、邓西园、邓洁民等共同创立哈尔滨东华学校，被誉为创立该校的“五君子”之一，以后该校成为东北中共建党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考察学习的中转站。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1918年张西曼再度深入西伯利亚到新兴的苏俄学习考察，搜集了大量十月革命文献，并全部翻译成中文，向国内全面介绍十月革命。
1919年1月为共产国际即将成立从俄罗斯远赴上海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俄联络员。1920、1922年先后共三次建言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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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点燃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
向孙中山先生建议三大政策
1919年7月张西曼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担任事务员工作，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在蔡元培先生的完全同意和多方维护下，张西曼联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申府、瞿秋白、周恩来等百教十人秘密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点燃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星星之火，1979年得到张申府的证实。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分会分布于全国大都会，成员遍及全国，甚至在日本也成立了分会，由周佛海任负责人。
但以后因少数人观念和主张的差异，有其他近乎昙花—现的组织应运而生，如“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研究会”等，到了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因鉴于声势日趋浩大，北洋军阀更未敢横加干涉，也进一步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它们共同促进了1920年北京大学俄文系的成立和北京各大学的俄文斑（包括1924年交通大学的俄文斑）的纷纷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1919年7月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杂志—卷九期（1920年3月15日出版）第一一七页至一二五页上，就刊登了张西曼以“西曼”笔名撰写的《俄国诗豪朴思硁（普希金）传》。
要宣传一国的文化，语言是最重要的沟通工具，张西曼为在中国推广俄语教学到处奔走、呕心沥血，在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做出了重要的贯献。1921年4月4日，张西曼在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说：‘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这句话伴随张西曼的—生，成为他矢志不移促进中俄（苏）文化交洗的生动写照。
1920至1921年苏俄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旱灾，当时饿殍遍地,惨状环生,远亲不如近邻,
张西曼联合熊希龄、李大钊等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发动全中国人民捐款捐物援助饥寒交迫的苏俄灾民。由熊希龄任主席,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张西曼任总务组副主任。发动了上自大总统徐世昌，下到普通老百姓的庞大的慈善队伍援助灾难中的苏俄人民。
1920年8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出版了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国革命记实》等一大批十月革命文献和著作，今天研究发现竟达47本之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7月《俄国共产党党纲》被中国共产党印刷了两个版本，代替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2年1月《俄国共产党党纲》单行本初版本由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17本宣传小册子之一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正式出版．译者署名‘希曼’。正如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张西曼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所说：张西曼是我国早期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本书在20代多次再版，至今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法国里昂市图书馆和中国国内分别保存有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1926和1927年的版本。
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情况怀有极大的兴趣，接触了许多来自苏俄的人，1921年张西曼到广州再次谒见孙中山先生，张西曼看出孙先生以陈炯明变生肘腋，深切感到巩固良众基础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必要，认识到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环攻中，只有争取国际的革命盟友苏俄，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中国自由平等的伟大使命。这次孙中山先生下了最大决心，不但虚心参考了张西曼提供的近年编译的苏俄党政资料，还表示要尽一切力量促进中苏两大革命国家领袖和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与友谊，以期收到“联俄决策”预期的伟大效果，从而“英明奠定了民十二、三年的改造机构”，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1年《新青年》九卷5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证实日前（应该是7月）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步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已经由中国共产党下属的宣传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有“一角”和“三角”两个版本。
1922年3月23日张西曼为北京政府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和苏联远东共和国代表阿格辽夫之间任通译。
1922年8月19日在中央公园水榭为俄国灾荒赈济会理事长熊希龄、李大钊招待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越飞及其顾问的宴会上张西曼任翻译。
张西曼回到北京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旨，以“煌言”的笔名在1922年10月18
日北京《晨报》上发表《我们对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批评当时北京政府一再拖延中俄会议的错误态度。10天之后，进步的俄侨编辑的俄文版《上海生活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对于促进改善中苏关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由此可见，张西曼在与孙中山先生的交往中，对于孙先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949年由田汉撰文、李济深书写的（张西曼墓志铭）中所评价的：“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西曼实为建议者之一。”
&&&&&&&&&&&&&&&&&&&&&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
除担任翻译、编辑出版俄语教科书以外，张西曼还亲自担任教师教授俄语，1919年他曾在外交部北京俄文专修馆教书，瞿秋白就是这时期的学生；又积极协助北京大学恢复俄文系，曹靖华就是二期旁听生中的佼佼者。
1921年张西曼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与俄籍教授柏烈伟合作，出版了一本简明的《俄文文法》，销路很不错。
1922年至1924年，张西曼在冯玉洋的学兵团担任吉合、何基沣、边章武等所在连的俄文教员。
1923年张西曼出版《中等俄文典》，任教中国大学，还在冯玉祥的学兵团教授俄文。同时在北京交通大学创立俄文班，以后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张冲就是北方交大俄文班第二期的学生；
1925年出版《新俄罗斯》读本，同年利用俄国放弃的庚子赔款创办了中俄大学，推徐谦为校长。当张作霖东北军入关以后该校被解散，井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1926年将《中等俄文典》和《新俄罗斯》读本充分增订再版。
《俄文文法》、《中等俄文典》、《新俄罗斯》三本书配套成龙，摈弃了旧文字，开辟了十月革命后俄语教学的新天地，张西曼被誉为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
1927年大革命时期，张西曼南下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俄文法政学系主任教授和五校务委员之一。
1927年翻译出版了《苏俄民法》、《苏俄刑法》、《苏俄宪法》。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张西曼愤慨万端，积极营救武昌中山大学200余被捕学生出狱，当时张西曼因反对国共合作的分裂，拒绝担任武汉政府部长席位，表现了蔑视权位、威武不屈的精神。
1928年4月张西曼与高鲁、许寿裳等4人同时担任大学院秘书，协助蔡元培先生主持大学院对全国教育的改革工作．
1929年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俄文及政冶教员，是杜建时、黄翔，郭汝瑰等国共两党的很多将军的老师，同年，经蔡元培提议，张西曼担任孙中山奉安专刊编纂主任，出版了《奉安实录》等书。
1930年张西曼任教中央大学，教授《俄国近代史》，当时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杨晋豪在50年后还深情地回忆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1931年张西曼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政治经济系教授，于伶、宋之的、王季愚等曾受教于先生，兼陆军大学政治教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西曼任北平大学教授和陆军大学政治教官，他对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极其愤慨，于是怀着深深的忧虑之情，于同年12月初到山西汾阳访问主张积极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就如何抗日救国交换意见。
此后，张西曼毕生从事中苏文化交流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击日寇侵略，他积极推行联苏制日方针，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疯狂围剿“苏区”。这时已随陆军大学迁校南京的张西曼面见蒋介石时建议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联苏制日，力主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政权，实行孙中山“唤起民众乃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对日本帝国主义绝交、宣战。因救国热忱和建议不为蒋介石采纳，张西曼毅然拒绝了蒋所挽任的湖北省主席一职。并赋诗志感：“心系春晖图报力，神惭尸位与时违。却存饥溺存肝胆，不作渊丛误事机，以此酬恩还尽瘁，男儿大志未全非。”以表他刚直不阿、壮志未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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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万难为联苏制日创立中苏文化协会
&&&&1935年张西曼联合徐悲鸿、兄张仲钧、梅兰芳等人在南京创立了中苏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在文化战线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发展中苏友谊，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联苏制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
1935年5月，张西曼教授为实现多年来的“改造党政、消除内战、剪除外患”的夙愿，实现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训，进一步实现“联苏制日”的方针，联合徐悲鸿、其兄张仲钧和不少文化界人士，在南京发起“中苏文化协会”。协会的成立首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由日本驻南京使领派人调查张西曼发起中苏文化协会的动机，并买去中苏文化协会草拟的章程、计划之类，另一方面则暗示，若中方许可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就须同时策动中日文化协会的发起，并指使亲日反苏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多方阻挠。汪精卫亲自约谈张西曼表示坚决反对，并派遣亲日派的外交次长唐有壬三次到张家游说，以委任驻苏大使为诱饵，劝张改弦更张。基于民族大义、一身浩然正气、秉性耿直的张西曼先生却毫不动心，丝毫不为威服，不为利趋，排除种种来自各方面的艰难险阻，终于在1935年10月25日将中苏文化协会组建起来。该协会以沟通中苏文化和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为宗旨。会长由孙中山先生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担任，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颜惠庆、卡尔品斯基为名誉会长，而协会唯一的常务理事则由张西曼先生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团结了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为“联苏抗日”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聘请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先后担任协会的领导职务，中苏文化协会虽是民间团体，却能够在及其艰难的困境中得以生存下来，并逐步站稳脚跟，进而发展壮大。
中苏文化协会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化抗战的中心，其重要作用为世人所公认。南京中苏文化协会建立后，上海、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延安、香港等地竞相成立了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后，在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后，张西曼担任了唯一的常务理事，以中苏文化协会为阵地，做了大量促进中苏友好的工作．1936年张西曼翻译出版了《苏联新宪法草案》，1937年又翻译了《苏联宪法》，并将苏联哈萨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共和国宪法翻译传入中国。
日和2月20日，在张西曼的积极奔走和主持下，苏联版画展览会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举行，两地参观人数均在万人以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著名作家鲁迅先生2月24日在《申报》上亲自撰文表示赞赏。他写道：“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象（相）为我们所知道，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对张西曼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赞誉。这两次展览会不仅使中国广大民众了解了苏联的版画艺术成就，而且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1936年2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版委员会，张西曼任8名委员之一。2月8日，出版委员会决定设置杂志和丛书两个组，由徐恩曾、张西曼分别担任杂志组正、副主任，2月1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将已发行4年的《中国与苏俄》季刊改名为《中苏文化》月刊，正式出版发行了《中苏文化》杂志。3月1日，在张西曼的多方奔走下，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张西曼作为总会代表出席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并致辞。
1936年4月张西曼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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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救国会&&
声援七君子& 援助绥远抗战
1936年张西曼在担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期间，在全国第一个开设了“抗日抗战的国家总动员”课程，公开号召广大学子投身抗战，英勇抗击日寇侵略。
&&&&1936年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蒙奸侵略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抗战，南京救国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一次较大的群众性运动，打破南京白色恐怖下死气沉沉的局面。但在当时严峻形势下，若要发动公开援绥运动，必须有国民党上层人士出面才能实现，否则会受到镇压。张西曼对此表现得非常积极，经常与救国会的同志一起研究方案，制定措施。他力主要搞一次公开的、场面浩大的援绥运动。他说，他可以动员好多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由于张西曼和其他几位同志积极奔走联系，居然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亲自主持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元老也都亲临会场签名表示支持。这次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张西曼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广大听众无不动容。为积极支持绥远抗战，大会还发起募捐运动，张西曼不遗余力地奔走募捐。
1936年10月8日，张西曼由他的学生于伶陪同，到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第二回木刻展览会”，刚进展览大厅就巧遇鲁迅先生，热情的张西曼立刻奔上前去打招呼，两人大概多年未见，此刻显得非常兴奋，可惜未及详谈就分手了，这是鲁迅先生与张西曼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十几天以后，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张西曼怀着对知友沉痛的悼念之情赶到上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并亲笔写下了长长的挽联：&&&
鲁迅先生千古
继国父孙中山以后一人&
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死
做文豪高尔基同时战友&
奠黑暗时代光明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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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曼敬挽
此联恰如其分地把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与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及苏联文豪高尔基相提并论，生动地再现了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接着，张西曼又写下了《学习鲁迅）一诗表达了自己真切的怀念之情。在诗中张西曼深情地回顾了他与鲁迅之间的交往和友情，充分肯定了鲁迅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历史功绩。
1936年11月28日，南京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孙晓村、曹孟君被捕，张西曼为营救他们多方奔走，他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实在令人动容。
1936年12月，张西曼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7年2月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出版《普式庚（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集》，张西曼作序。是年中苏文化协会出版了张西曼翻译的《苏联宪法》（也称斯大林宪法）。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张西曼思想更为明确，行动也更加积极。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口诛笔伐、不忧不惧．为全民团结、一致对外、抵御日寇、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张西曼高举着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旗帜，成为国民党中旗帜鲜明的革命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序幕。张西曼更加积极地呼吁联苏抗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7月15日，张西曼参加了蒋介石召集有著名学者、教授及国内各党派知名人士200余人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会上，张西曼慷慨陈词，重申了联苏抗日的主张。张西曼所言所行博得众多爱国者的拥护，他们多次保护张西曼免遭拘禁。
1937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到达南京，张西曼为了给国共合作牵线搭桥，亲自出面四处联络，组织和推动了在梁寒操先生家里召开的有国共两党及第三方人士和外国记者参加的茶话会，在这里沈钧儒和千家驹等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
1938年1月，张西曼参加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列为发起人第一名，被推为理事，后又担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监事，从事抗战中的左翼文艺活动。又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名誉理事，这个组织先后救助了3万多名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儿童。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张西曼被推为监事。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张西曼以口笔做刀枪，英勇无畏地战斗在第一线，堪称冲锋陷阵的勇士。他利用每一次群众集会进行讲演的机会．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公开反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论调，被誉为向国民党反动派猛烈开火的“大炮”。如1938年2月27日在武汉各界追悼钱亦石先生的大会上，继邹韬奋报告生平后．张西曼就即席演说，着重强调国共团结，实现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全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象这样的实例举不胜数。
1938年3月，张西曼冒着生命危险两次挺身而出，为被康生、王明诬陷为“特务汉奸”的陈独秀辩诬，特别在第二次声明中更坚决表示“敢负责”为陈独秀辩诬，坚持认为陈独秀“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怒斥康生、王明等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族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张西曼正义的肺腑之言，却受到王明控制的《新华日报》无理的指责。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38年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举行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周年纪念会上，他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在大会上公开声讨行政院长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杀贼以谢国人。
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亦随之迁往重庆。张西曼在房荒严重的情况下，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寻觅会址，最后终于租到位于重庆中一路的一幢两层的楼房。此楼房位于市中心，有个大院子，还附设有餐厅和活动室，十分便于开展集会和开展各种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陪都重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要在那里找个公开活动的场所是十分困难的，张西曼则以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与1938年开始先后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的王昆仑、屈武、刘仲容等人密切合作，利用该会会址为中国共产党和各种进步人士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1938年11月20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办的俄文补习班第一届毕业典礼上，他代表总会致词，认为“目前学习苏联语文的意义，不在学会讲话，而在学习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以苏联抗战建国的经验，作为中国抗战建国的参考。”
1939年3月1日张西曼出席韩国临时政府纪念“三一”运动20周年大会并讲话，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为打击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对陪都重庆实施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两天中8000多重庆居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血流成河，城市一片狼藉，新华日报经理部被炸毁，5日张西曼第一个致函《新华日报》经理部表示慰问。张西曼后来续娶的魏希昭夫人就是在“五三”大轰炸中幸存的丧夫失子、右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
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协桂林分会正式成立，李任仁为会长，雷沛鸿、白鹏飞、李郭德洁、陈邵先、黄同仇、阳叔葆、陈纯粹、夏衍、司徒德、陈此生、万仲文等11人为理事，千家驹、刘仲容等5人为候补理事，并聘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名誉会长。从中不难看出，桂林分会囊括了桂系的全部头面人物。
1939年张西曼与王昆仑共同主持了中国艺术品送苏展览。这个展览在苏联持续两年之久，对苏联人民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寿辰，延安为此召开祝寿大会，并经吴玉章提议发起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此次集会之后，吴玉章专门致信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总会联系，报告延安分会的筹备情况，并寄呈筹备人名单。吴玉章信中写道，如有需面商之事，可就近与董必武同志接洽。
为促进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理解与支持，张西曼还与王昆仑一起主持了中国艺术品送苏联展览的征集活动，并于1940年1月2日在莫斯科隆重地举行了中国艺术品展览开幕式，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40年4月，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彭德怀为会长，朱德任名誉会长，陆定一等11人为理事。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并通过决议，号召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成立分会。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张西曼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驻渝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1940年9月3日，张西曼与周恩来在张曙追悼大会上先后发言，公开抨击了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买外汇、存外款、发国难财，病国肥己等卑劣行径。为此，主持正义、反腐倡廉的张西曼先生11月15日反而受到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的严重警告。
&&&&马寅初（）因抨击蒋介石、孔祥熙的经济政策1940年被捕关在息烽集中营，为营救他出狱，1941年3月31日，重庆大学学生举办“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张西曼与马寅初同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因直言抨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处境同样艰难，但张西曼不顾个人安危，第一个来到会场出席马寅初60大寿祝寿活动并率先在大会上进行演讲，呼吁营救因抨击蒋介石经济政策而被捕入狱的有识之士马寅初先生。许多来宾热情歌颂马寅初先生敢怒敢言的浩然正气和高贵品格。张西曼先生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他说：“过去历朝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可是，我却听不见他们的发言。仔细想了一下．原来言官的嘴巴只顾了吃饭就顾不得说话了。马先生虽不是言宫，但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因为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敢于说话。”并当场拿出一部《资本论》赠给祝寿大会。
&&&&张西曼热爱社会主义的苏联，当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时，他十分焦虑不安，但他却坚信，最终胜利必将属于苏联人民。多年来，张西曼一直“用诗歌、文章、讲演来赞美红军杀敌的英勇，鼓励中国民众对于苏联民众最后胜利的信念，更鼓励着大家争取民主的勇气。”
1941年秋，张西曼精心挑选了一个名贵的五彩瓷瓶送给苏联驻华使馆，以表示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敬意。据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1946年10月5日刊行的1538号“新闻类编”第11页所载，该瓷瓶已成为莫斯科革命博物馆新陈列品之一。随后，他又将追随政府西迁之困苦生活中的最后一件纪念物约一盎司重的金表链捐作苏联红军抗战基金，作“捕杀人群蟊贼希特勒党的些微助力。”那时张西曼就深信，“希特勒德国一被消灭，苏联必将配合英美等盟邦回顾东方，帮助我们中国民众共同消灭最后的日寇。”1945年8月，他的这一预言成为现实。&&&&&&&&&
至今在重庆市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1944年中苏文化协会为举办高尔基逝世纪念晚会给重庆市警察局的报告，首先列入议程的是由中苏文化协会总会常务理事张西曼出席讲话并放映电影助兴。而在该报告上部最左侧有一行警察局长的批语：“交第四分局派员监视具报并上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苏文化协会所处环境是何等恶劣，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中苏文化协会在白色恐怖下能够独树一帜，旗帜鲜明地进行联苏抗日等一系列进步活动，这是与张西曼基于民族大义、无私、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苏文化协会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动进步文化活动、鼓舞人民抗日意志和勇气，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展览、报告，而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据点。这里是当时重庆文化人经常聚会的最佳场所，不仅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南方局的同志经常到这里参加活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也是利用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与国民党官方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见面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阳翰生曾撰文充分肯定中苏文化协会的历史功绩，他强调指出：“中苏文协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5年张西曼再次执教中央大学俄文系，是系里唯一的教授。
在长夜漫漫的雾重庆，张西曼以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的特殊身份，公开斥责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违背三大政策，使特务们既恨他，又不敢贸然下手，张西曼以他过人的服识和崇高的人格受到国统区广大人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张西曼为此撰写了《中苏友好保证了中国的复兴》一文，高度评价了这一条约的签定。9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亲临中苏文化协会参加为庆祝中苏友好协定而举行的盛大的鸡尾酒会。在酒会上，张西曼与中共领导人频频举杯，整个会场洋溢着欢乐友好的气氛。
1944年12月，张西曼开始在《新华日报》发表《民主与科学》杂志的征稿启事。从1945年1月至12月，《民主与科学》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共出版了12期（其中4期合刊）计8册杂志，为鼓吹民主、提倡科学、反对内战作出积极贡献！
1945年5月，张西曼与柳亚子、郭沫若、田汉、熊瑾玎、林北丽等创立了《革命诗社》，实际是柳亚子南社、新南社的继续，《革命诗社》以柳亚子为社长、张西曼为主编。在10月出版的《民主与科学》杂志一卷九、十期合刊上，发表了《“革命诗社”征诗启》，内容如下：
“诗以言志”，昔贤已贵代表民众之呼号：“文以载道”，内含应具针对现实之特点。旧酒新醅．何争形式?唐风宋体．各有优长。祗期传统骚情，无缘再滥。却幸感于忧愤，有力同抒。
援纠民主歌手，创立革命诗社，配合时代，争取光明。所愿人选新篇，流传大地；至望吟坛国士，时赐瑶章。
田汉& 林北丽等同启（以年龄为序）
《革命诗社》以张西曼主办的《民主与科学》杂志为阵地，发表了部分诗人的佳作，只可惜《民主与科学》杂志不久就被迫停刊，以致革命诗社失去了宣传的阵地，未能有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发动发全面内战。1945年11月，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重庆二十六家杂志，发出了“不要内战”的共同呼吁，响亮地提出：“我们为自身着想．同时为我们的子孙着想，万万不愿再见内战的局面。”
张西曼先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博得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有识之士的共同赞誉。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褒扬抗战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时，张西曼教授被授予“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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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曼的爱情生活
张西曼的前妻万重英()，系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万福华（）的二女儿，总排行老四，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万福华曾在1904年参与刺杀满清巡抚王之春未遂被关西牢八年，名闻一时，与宋教仁、蔡元培等老革命家都是好朋友。由于1916年万福华与张西曼在绥芬河相识，万福华很欣赏张西曼这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小伙子，遂包办了自己女儿与张西曼的婚姻，张西曼也很敬重这位老志士。但由于万重英嫌贫爱富，为人自私寡情，嫌弃当时很瘦削的张西曼的长相，从心里不喜欢张西曼，根据张西曼异母妹妹张东媛提供的情况：万重英曾恶毒地咒骂张西曼是“三猴子”、“穷鬼”。虽然万重英奉父命1920年与张西曼结婚，但因志不同道不合从一结婚就开始了与张西曼无尽的争吵，闹离婚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万福华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力主促成的却是一桩被张西曼称之为“不幸的婚姻”。
前妻万重英（）曾为张西曼生下三男五女，他们依次的名字是琳生(1925.3.－1993.10.)
、燕生(1926.7.－　，女)、大成(1930.10.－　2008，)、大化(1931.10.－2009，)、大年(1933.12.－1964.5，女)、大法(1936.7.－　，女)、大元(1937.11.－　，女)、大宛(1940.4.－2005，后名张燕，女)。
&因为是万福华的包办婚姻，万重英嫌弃张西曼人瘦家贫，夫妻二人婚后一直感情不和，闹离婚是家常便饭，最终因政见不一、感情破裂多年导致1940年双方协议离婚，张西曼此后多年在中苏文化协会过着单身生活，一日三餐只好在小饭馆吃饭，过着十分孤寂的生活。这桩包办的“不幸的婚姻”的结果是万福华生前没有想到的。
1945年秋，协议离婚后在中苏文化协会孤居6年之久的张西曼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偶然与前来救助革命青年的魏希昭相识。魏希昭（）是个热血青年，1929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4年考入五年制的山东医专学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时是山东医专三年级的大学生，与同班同学结婚一起流亡，投身国民党伤兵医院参加抗日救亡，1939年夫妻在复学途中途经重庆惨遭日机“五三”大轰炸，家破人亡，夫死子散，自己被炸断双腿，经医生救治，右腿被高位截肢，时年25岁。但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她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伤残，
1940年与川东地下党建立单线联系，1941年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实习一年后1942年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魏希昭为人正直善良，一直是地下党领导的革命者。1945年秋两人偶然的相遇，张西曼发现魏希昭虽然肢体有残疾，但是人品非常高尚，是难得的优秀妇女，竟然不顾世俗观念的束缚，主动追求身残志坚的魏希昭，写来一信说他“家庭协议离婚数年，诚恳愿结为终身伴侣。”魏希昭正准备奔赴解放区，接到信不知如何是好，就去请示当时领导她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受党组织“从旁协助张西曼从事革命工作”的任务与张西曼结为夫妻，从此张西曼得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陪伴他一起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这样张西曼这一位名噪一时的教授就娶了魏希昭这样一个右腿高位截肢、名不见经传的小儿科大夫，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朱蕴山副委员长在世时就说过：“张西曼这个人很了不起，单从与魏希昭结婚一事来说，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魏夫人1947年1月为张西曼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不幸夭折，1948年3月为张西曼生下最小的一个女儿大夏，后名小曼。
张西曼虽然与万重英感情破裂以至协议离婚，但对子女张西曼依然是疼爱有加，为长子张琳生入学事，日张西曼专门致函复旦大学校长章晋三先生请求帮助。
但自私寡情的万重英对张西曼恨之入骨，1949年初烧毁了张西曼的诗稿信函等大量资料，1950年初万重英更为报复张西曼捞取名利，恶毒诬陷魏希昭夫人是特务，破坏了她的家庭，制造了一起公然欺骗党中央的骇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被解散，1952年魏希昭夫人被清理出干部队伍，长期被公安机关当作“特务嫌疑”受到跟踪监视，这桩诬陷案使张西曼的英名在新中国被埋没数十年！正直善良的魏希昭夫人在多年逆境中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把父亲逝世时年仅1岁的小女儿张小曼培养出来，1970年小曼22岁开始搜寻张西曼生平资料，1985年在张西曼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李定副部长转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的嘱托“一定要把张西曼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这些材料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张小曼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辜负习仲勋书记的信任和嘱托，1995年在张西曼诞辰百周年时出版了建国46年来大陆第一本20万字的关于张西曼的专著《张西曼纪念文集》，2005年张西曼诞辰110周年时复印装订了46万字的《追寻先辈的足迹》（内容90%已在各个报刊杂志发表），2010年合作出版了20万字的《张西曼集》，2015年开始编纂《张西曼传》，填补了历史空白，在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下，仅靠一己之力完成着1950年解散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填补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俄罗斯学、中国边疆史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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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
1946年1月6日张西曼参加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创设的九三学社筹备会，跟楮辅成、许德珩一起并列为九三学社三个发起人之一。利用中苏文化协会的办公地址经常为九三学社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
1946年2月24日，张西曼与友人创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并任理事长。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二次波澜壮阔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随着旧政协的召开，张西曼为推动民主进程，实现以法治国，忘我地奔走呼号，积极联络各方进步人士，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政治高压，在1946年2月毅然决然创办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揭幕，会议名额38人，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及军事问题五项，同日公布政协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代表孙科等8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7人；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等9人；青年党代表曾琦等5人；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等9人。1月12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重庆成立，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综合五个专门委员会，主席团改为理事会，张西曼积极参与了协进会的发起，与会者同声疾呼当局实行经济民主化：撤消特务机关，使自由真正兑现。
1946年1月19日晚七时，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七次集会，当粱漱溟报告整军方案时，突遭特务袭击，一群暴徒将会场内桌椅全部捣毁，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1946年1月26日上午11时，佩带枪支的宪警和便衣特务等四人搜查了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黄炎培的寓所，民盟主席张澜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向国民政府严重交涉。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五项决议。2月9日，“人权保障委员会”发起人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张西曼出席并发表演讲。2月10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庆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3000人，会议进行中间突遭一群暴徒捣乱会场，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及《大公报》记者等十余人，是为较场口血案。血案发生后，张西曼立即亲临市民医院慰问伤员。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张西曼领衔发起，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中国民主宪政的彻底实施，为真正实现以法治国，为配合各革命团体争取民主的斗争而组织成立的一个具有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团体。不仅包括社会各界贤达，还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等人。张西曼积极参与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创建工作，并被推为理事长。理事会成员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潘梓年、华岗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德珩、朱学范等许多同志，理事会由张西曼亲自召集，每次都有他的发言，使听者无不动容，以后还在成都、上海、南京建立分会，积极开展活动。
1946年2月18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
通过会章，并决定2月19日召开第三次筹备会，会议讨论的项目有（一）、要求宪草审议委员会遵守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之原则修改宪草，（二）、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严禁各地党政军机关侵害人民自由，（三）、要求政府切实执行豁免田赋明令，严令粮政机关各省军政当局立即停止变相征粮行为。该会还讨论了较场口事件，通过致函慰问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暨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诸先生，信中说“本会对于暴徒破坏民主组织之铁的事实，无限愤慨。除对你们敬致慰问外，誓为正义后盾，共同争取全国人民所急需的和平民主事业之彻底完成。”。
1946年2月24日下午二时，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中苏文化协会餐厅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章程)和《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十一项政治主张。选举张西曼、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潘震亚、章友江、李澄之、王卓然、伍丹戈、崔国翰、马哲民等廿五人为理事。并通过组织机构名单：
理事长&&&&&&&
秘书处主任&&&
孟宪章& 焦敏之
组织处主任&&&
李澄之& 许德珩
宣传处主任&&&
张雪岩& 马哲民
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潘震亚&
林亨元& 何思敬
农民委员会&&&
吴藻溪& 张雪岩
工人委员会&&&
妇女委员&&&&&
彭敏炯& 孙荪荃
青年委员会&&&
甘祠森& 伍丹戈
儿童福利委员会&
孙荪荃& 魏希昭
教育委员会&&&
周新民& 王卓然
宪草委员会&&&
詹熊来& 雷启汉
理事宋云彬&
陶大镛& 尚丁
候补理事 杜国庠&
章友江& 崔国翰
李侠公& 丁日初
丁雨山& 葛一虹等
孙祥麟& 柳亚子等
大会在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宪法做实施准绳，但有宪法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都曾有过宪法，但他们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法西斯独裁国家。本会以‘民主宪政’命名，就是表示本会同仁希望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宪政，而是民主的宪政。
本会认为最近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点。&
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五项协议，基本上符合于民主原则，如能一一付诸实施，是推进中国走向民主的正确道路。因此，本会表示真诚拥护，并愿为促进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本会认为正在举行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应该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十二项宪草修改原则，更深刻研究各民主国家的宪政趋势，切实把握当前中国国情，并继续与发挥政协的精神，以便汇综理出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原则的宪法草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这是推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大道的重要步骤。但是，有了好的宪草，还必须有深厚的民主力量做基础，必须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施行无阻，有利于和平民主事业建国的推行。因此，政府当局所宣布的四项诺言必须完全兑现，人民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等和其他自由权利，必须有切实的保障。沧白堂与较场口的丑剧及殴打新华日报与民主报的事件，绝对不许重演。现政府必须根据政协决议，在和平建国纲领的基础上，立即实行改组。本会认为争取立即实施这些必要步骤，当前的急迫任务。乃是中国人民大会通过的十一项政治主张是：
一、要求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施蒋主席的四项诺言，制止破坏政协成功及阻挠修改五五宪草的一切企图，迅速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一切非法拘捕之人犯，并要请政府确定政治犯名词界说；
三、要求政府令各地当局，禁止非法逮捕要求民主政治的人士；
四、要求取消保甲制度及包办式的现行地方自治机构，解散一切特务机关，严惩贪官土劣，扫清农村民主运动及农村科学化的一切障碍；
五、要求政府制止干涉人民团体的自由活动，废止一切妨碍人民团体的法令；
六、要求立即取缔教育统制政策，废除党化教育，修改现行一切教育法令，革新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人事，藉以扫除民主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障碍，发扬学术精神，提高学术水平；
&七、要求一切党派立即真正退出一切学校；
&八、要求制止在收复区的变相征粮；
&九、函请宪草审议会采纳本会对司法改革的意见；
&十、要求立即确立平行外交政策，增进中、苏、美、英的邦交，藉以奠定远东大局，巩固世界和平；
&十一、要求保障国际新闻自由，立即撤消禁止爱金生等六记者来华命令。
1946年2月22日，重庆大中学生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党棍流氓特务假借学生与市民的名义，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重伤该报员工杨黎原、徐君曼、管佑民等人，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25日致函表示慰问，信中说：“此次贵报营业部之被捣毁，与诸先生被殴伤，实一连串的有计划的沧白堂暴行校场口血案等继续与扩大。堂堂陪都，丑行迭出，敝会闻之，深为愤慨。……并祝早复康健，继续为民主和平事业而努力。”
1946年2月27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到有张西曼、张雪岩、李澄之、孙荪荃、吴藻溪等二十余人，会上讨论东北问题，继东北名宿王卓然讲话后，邓发同志发表讲话，他说“受伤的民主战士成了被告要受到审判，凶手反成了原告，真是岂有此理。”何思敬教授指出较场口特务暴徒打了民主人士，是破坏立国方针，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会上还通过致电慰问被特务暴徒捣殴的燕大及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慰劳马张周三人，庆祝整军方案成立，抗议佛朗哥判处民主分子十人死刑等议案。
据1946年2月28日《新华日报》消息，因黑茶山遇难的邓发系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理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为纪念邓发专门致函周恩来，内容如下：
“恩来先生大鉴：
邓发先生生前为本会发起人及理事之一，此次与王若飞先生等同机遇难，本会同人哀痛无似，先生毕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对本会会务发展尤多贡献，兹经本会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邓发先生为本会永久理事，邓发先生光荣的名字永远保留在本会理事名列之中，以资纪念！敬祈鉴照，并转邓先生家属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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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启”
1946年3月4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致函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指出法西斯暴徒已日暮途穷，指出“一连串发生的沧白堂之石头，较场口之铁尺，以及1946年3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宪草委员会18日对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公开建议，提出“宪草审议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本会碍难缄默，特公开建议四点意见，以供全国人民及宪草委员会采纳。”
1946年3月18日，在欢迎李济深、李任仁、田汉以及才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叶挺、廖承志的宴会上，张西曼即席发表演说，回忆了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精神，呼吁国民党民主人士与各党派及社会人士，同法西斯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1946年3月21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张西曼、盂宪章、吴藻溪、张雪岩、焦敏之、甘祠森、孙荪荃、艾毅根、严希纯、漆文定、詹熊来、雷启汉等出席，讨论会务及时局，通过抗议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声援并慰问四大学被侮辱的陶大镛、李相符、彭迪先三教授及慰问被特务捣毁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等决议六项。
中国政府内的顽固分子，他们没有企求中国和平的诚意，更没有为人民谋幸福的愿望，他们只有保持个人禄位和权利的私欲。该会又说“要使中国政治民主化，也不是简单的改组政府，最主要的是打击现在中国政府内的一切顽固分子，使其不能再把持政权、财权和军权，使他们不能再进行只顾他们私欲不顾人民利益，法西斯独裁政策和反民主的内战政策”
......，并提出三项“安定东北方案”，以便停止东北内战。
1946年3月27日《新华日报》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对东北问题意见”为题报导了21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临时会员大会通过的主张，认为“东北问题必须实行和平民主而不允许实行内战独裁，政府应迅允三人小组赴东北，并应增请民主联军代表为委员”。
据1946年4月2日《新华日报》载“张西曼教授今日即离渝赴京（指南京），其主办之《民主与科学》亦将迁沪出版。”
1946年4月5日的《新华日报》报导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都分会成立的消息，原文如下：
“本市消息&
中国革命先进张西曼教授等所主持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以来，声势日见发展，对于国事贡献尤多。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成都文化界联谊会、成都妇女联谊会、成都各大学学联、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国民教育学会、业余时事研究社、成都文协分会、东北青年联谊会等十团体共同发组成都分会，业于3月30日成立，并发表宣言。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社会上的影响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4月8日，从重庆赴延安的专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邓发等l7人全部遇难，张西曼和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同人立即致函中共代表团表示慰问。
1946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关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呼吁停止东北内战”的报导，提出三项主张：
（一）东北内战必须停止，政府应给予东北小组以工作上之便利，协商解决一切问题，东北之民众武装应予承认，伪军不应庇护，政府应立即停运军队去东北。
（二）任何国家不应替一方面运输军队，接济军火，而使内战扩大。
（三）遵守政协决议，停战命令，整军方案必须在全国各地彻底实现。
4月18日在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筹备会启事上，张西曼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在同一天的《新华日报》上还登载了张西曼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70余人共同联名上书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的消息，呼吁重视中国严重局势，指出“东北内战是因美国不当措施所助成，援华贷款应在中国政府改组后实行。”“希望一本该会拥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中国政府军队，以及运送中国政府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目前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在该信的最后说“总之，中美两国素具深长友谊，中国人民本希望获得伟大美国友邦之帮助，使有利于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道路。中国人民现在有最大决心与力量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并肩为世界的和平民主共同奋斗。敬致
民主和平敬礼！”
1946年4月21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致函美国马歇尔将军，&
请速调处停止东北内战，应尊重民意寻求协商解决，帮助我国人民求得和平与幸福。22日《新华日报》发表“本报特讯”报导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东北人民利益，大肆发动内战，以致情势越演越严重，人民对此极为关切，都希望立即停战，也就是希望国民党军队不要在‘接收’的名义下，进行内战。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特致函马歇尔将军，吁请迅速展开制止停战工作，帮助我国人民求得和平与幸福。该会在追述马歇尔将军对我国和平的争取的光辉成绩之后，接着很沉痛地说到“重庆新华民主两报与北平调处执行部之被捣毁，均系彼等少数分子有计划的阴谋。贵营业分处此次之被捣毁，又彼等无数阴谋中之不可分的一部分，本会闻讯，深深的愤慨，谨函慰问并祝再接再励，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而继续努力。”
1946年4月22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理事会，讨论筹备成立重庆分会事宜，并讨论重庆卫戍司令部限制人民游行请愿的自由问题，认为这种行为与蒋主席四项诺言相抵触，拟发表抗议宣言。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张西曼虽然已于4月回到南京，仍被推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议提出“愿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
&&&&&&&&&&&&&&&&&坚决反对内战，积极投身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蒋介石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张西曼强烈反对。11月，张西曼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
1995年张西曼的学生、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研究员高叔眉在张西曼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深情地回忆起张先生在中央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写道：
“1946年秋，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俄语组的同学们以及其他院系的同学们约百十来人，齐集四牌楼中大校门口右侧刚刚落成不久的“中央大学校友会堂”新址，聆听张西曼教授关于时局的讲演。据说这次活动是中大的一些进步社团组织的，张西曼教授此时已不在中大任教，但他还十分关心他曾经供职的母校，特别是他曾经直接授课的外文系俄语组的师生们的教学生活。只要一有空当或接到邀请，他&
就毫不推诿地回到中大来作报告．纵论天下大事，放谈中外古今。我记得，这一次是在一个秋阳普照的下午。当张西曼教授由会议主持人陪同进入会场时，同学们顿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多人还拥上前去抢着与他握手问好。张教授和蔼可亲，笑容可掬，频频点头挥手致意。在他走到讲台之前足足有好几分钟是被大家团团围住和簇拥着的。西曼教授戴着一副眼镜，个子比一般人高，面色白暂清癯，额头高而宽，头发却是黑黑的。学者的潇洒风度，长者的慈祥谦和，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张教授的讲演一气呵成，声音宏亮，慷慨激烈，气宇轩昂。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中，历数蒋介石国民党如何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教的种种事实，特别是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背信弃义大搞独裁大打内战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张教授愤怒地指出，无论从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本义上讲，亦即&
从民族民权民生上讲，还是从三民主义的新政策上讲．亦即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讲，蒋介石都完全违背了、背叛了，而且老早就违背了、背叛了。从大革命到现在，蒋介石一直打着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干的却是反对人民反对民主的反动勾当，中山先生原本是为国为民的三民主义被他蒋介石搞成了独家经营的二民主义，就是民脂民膏主义嘛（记得全场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他蒋介石，四大家族，他们是怎么肥起来的昵？就是以实行三民主义之名行搜刮民脂民膏之实来满足一已之私、一党之私、豪门之私而肥起来的！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南京，国民党的首都，学生们为什么要在蒋介&
石的眼皮子底下搞学生运动呢？就是因为蒋介石违反民意，不给学生吃饱饭却要借助美国佬的援助，即所谓“美援”打内战，甚至扬言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所以才从反面激起了全国老百姓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义愤，所以才使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蓬勃浩荡的学生运动……，西曼教授的这一番义正严词的话，真是落地有如金石声，使我顿时热血沸腾、胸中翻滚，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促使我热烈无所畏惧地立即投身到中大后期的学生运动中去，这是一段多么生动的回忆啊！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后仅仅两天．7月l7日张西曼挥毫写下了“公朴，我们民主战士的伟大楷模！”一诗，庄严地宣告“民主战线绝不战栗、动摇，反要因此加强愤恨与斗争勇气。公朴，我们民主战士的伟大楷模，你那精忠报国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同你一样的坚强英勇，不达到自由民主的目的誓不终止！”表达了张西曼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
日，张西曼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是中国内战造成的》一文，指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借中国此前发生了1930年爆发的中原蒋冯阎大战，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杀人盈野，生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零，而随后少帅张学良率东北军精锐部队入关援蒋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以及1931年西南政委会与南京的对立这两大自相残杀的内战之机，日寇乘隙攻虚，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物产富饶的东北四省，奠定了此后进攻华北、华南以灭取全中国的侵华战争，张西曼在这篇落款为“九一八国难十五周年草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文章最后写道：“在所谓胜利灾难后的今日，鉴往知来，痛定思痛，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切要体验“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明训，大家悔悟内战的足召灭亡，一秉公诚，相忍为国，彻底尊重民意，从速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来奠定民主统一的光明前途吧！”
&1946年10月，张西曼撰文庆祝苏联29年国庆，他回顾自己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走过的道路时写道：“十月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
1946年11月张西曼发表谈话，反对蒋介石排除各党派，单独召开伪国大的专横行为，并和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1946年11月7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理事长张西曼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十月革命怎样感召了我》的长篇文章，以庆祝苏联友邦二十九周年国庆，文章最后说：“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虽然我精神仍在痛惜中国民众未能及时克服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继续作祟。然而我仍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追随中国革命群众之后，在革命三民主义的大下，完成民族解放和实现民主宪政的任务。”
1947年1月27日南京《人报》记载了南京中央大学1月25日纪念大会上，“张西曼愤慨语
中国不容何党出卖 国共合作才有办法”
“张西曼教授极为兴奋地说：我是一个革命党人，远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时我就参加，从事革命工作。......
从历史上观察，每次青年运动的兴起，都是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如西汉，如北宋，如明末，如五四都是。苏联在大革命之后，从未闻有学生运动，实因其政治上轨道之故。
政协开会，会使中国政治协商发掘一条光明的道路，不幸又没有这是我全国人民的耻辱。反实施，今天来纪念“一二五”运动，更加觉得惨痛。
美军在协助解除日本武装和遣送日俘任务完成之後，仍留驻我国境内，暴行累累。这是由于我国政治不开明，动分子的作风，出卖了我国国格，尤足令人痛心。希望中大的同学们能继续一二五运动的伟大精神，负起改革政治的责任，务求政治决议和四项诺言完全实现。我们需要民主，决不让任何党派利用作升官发财的工具，我们绝不容许这种拉拢谄媚分子而屏弃革命分子的现象继续存在。只有国共合作，国家前途才有办法。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
1947年5月4日，张西曼参加南京大中学生“五·四”座谈会，发表了寓意深刻的重要演说，全文刊载在学联专刊《南京的五四周》上，他说：“年年检讨五四，但年年坏，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先决条件，不完成，则建立民主建立科学。”张西曼在演说中，呼吁继承五死精神：要民主，不要独裁；要和平，反对内战！本来张西曼因血压太高，医生不让他多说话，但在那样热烈的场面下，他抑制不住他的声带，跳出台面，咆哮似地说：“拼了老命我还是反对内战！”张西曼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昂陈述“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只有民主与反民主，封建与反封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反帝国注意及其走狗的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会后中大学生发表宣言，各地纪念五四的活动，促使当时已在萌动中的爱国学生运动思想日趋成熟。
&1947年5月10日到20日，从南京开始发展到全国，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学生运动。18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布《维护社会秩序办法》威吓学生，20日在南京爆发了由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学生组成的请愿大游行，遭到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五·二0”血案，第二天张西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慰问受迫害的学生，并竭其所有捐款数百万元法币，这是张西曼在早晚两餐食稀粥的困境中的奉献。
为抗议血案、响应运动，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数十万学生罢课、游行，继续遭到疯狂镇压。
学生运动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阶层人民运动的配合，还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其中，张西曼先生以他老同盟会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学教授的身份，以他亲身的体验，向学生们讲话，给学生们以启发、支持和鼓励。
1948年5月20日，在沉痛纪念“五·二
O”血案一周年的日子里，“反扶日、反迫害、反卖国”九个鲜红的大字，傲然雄视着全会场。围坐在雨后半干的中央大学民主广场上的是南京市大、中学校一万多个满怀愤怒的学生，
张西曼这晚显得特别年轻，他说：“抗战是为了求自由，争民主，但在惨胜以后却是贪官污吏把持政权，把全国的青年逼上无路可走的&
境地，豪门资本逃到美国去了。华盛顾，林肯的不肖子孙竟然利用国际贫困混乱，来扶植反动力量的成长。……有人希望学生只读书，不要问国事，这是非常荒谬的。……在争取光明争取民主的奋斗中，任何迫害决不能破坏我们救国的共同信念，望各位爱国志士继续努力！”
&1948年6月23日、24日两天的长沙《晚晚报》连续登载了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史越的报导，在一篇“张西曼教授解剖司徒人格”中，张西曼对“反扶日”运动发表谈话表达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是美国运动．……就整个声明而占，他代表了华尔街，就他个人来说，把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声望最后摧毁了，所以不能再把他当作‘中国之友’看待。”张西曼回忆了一擘往事：“马卿（指马歇尔）一九四四年底抵渝，我有封信给他，主张美国如果要调解中国内战，首先就要放弃军事援华的愚蠢行动，和苏联协调，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平。马卿复信中称赞和感谢我的宝贵意见，但是因为他有成见在胸，不能接受我这老革命党人代表民众所提供的意见，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错误到今天，这样只有增加中国问题的困难，乃至增加他们本身的困难和失败。”张西曼在谈话中对学生运动表示了高度的同情：我很佩服他们力量的伟大。这些青年当然是时代改造的中坚分子。他们对现状表示积极和不满，可以证明他将不会走上欺骗和压迫民众的覆辙。我积极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青年时代不但有进步，而且可以说有必然成功的条件。”他笑着说：“我是极端重视伟大人民和青年力量的人，中国前途一线生机可以说都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肩上。”张西曼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被指责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他被开除了国民党籍，免去立法委员职务。同年夏天，张西曼的家受到特务的搜查，他的行动受到监视，被列上了黑名单。
1948年秋，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俄语组的同学们以及其他院系的同学们约百十来人，齐集四牌楼中大校门口右侧刚刚落成不久的“中央大学校友会堂”新址，聆听张西曼教授关于时局的讲演。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中，张西曼历数蒋介石国民党违背中山先生遗教的种种事实，特别是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背信弃义大搞独裁大打内战的倒行逆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张教授愤怒地指出，无论从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本义上讲，亦即从民族民权民生上讲，还是从三民主义的新政策上讲，亦即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讲，蒋介石都完全违背了、背叛了。从大革命到现在，蒋介石一直打着孙中山先生信徒的旗号，干的却是反对人民反对民主的反动勾当，孙中山先生原本是为国为民的三民主义被他蒋介石搞成了独家经营的二民主义，就是民脂民膏主义！学生们为什么要搞学生运动呢？就是因为蒋介石违反民意，不给学生吃饱饭却要借助“美援”打内战，甚至扬言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所以才从反面激起了全国老百姓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义愤，所以才使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和平的蓬勃浩荡的学生运动：……”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落地有如金石声。
在衣食忧苦中，在政治高压下，张西曼不忧不惧、口诛笔伐，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继续坚持斗争，他赋诗志感：“两餐菽水自承欢，遍地呻吟国破残。可耐冬来仍敝氅，寒窗呵冻考乌桓。”诗后有小注云：&&&
“年来内战惨烈，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超出平均五六万倍以上，薄俸日益不足养家。我因减少消费，早晚两餐皆食稀粥，然环观饥室遍地，又不禁忧愤万端也。入冬更难举火温室，徒穿十年前撤退武汉时所制之旧破大氅裹身取暖，勉强继续历史民族学上之发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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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精深的西域史专家
张西曼教授早在1932年就开始了从事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并担任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理事长及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
1934年2月20日，国民政行政院第148次会决定筹备组织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3月13日正式成立，张西曼担任该会委员。委员会经过五次开会议定了计划大纲，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四类，并组成相应的四个委员会，张西曼为各组召集人之一，又担任常务委员一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同年12月刊布了厚达350多页约20
万字的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条理清楚，切中实际，浸透了张西曼教授的心血，成为以后历任新疆实际统治及领导者的重要资政参考，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此时盛世才倒向苏联一边，疏离中央政府，使张西曼无法参与新疆的建设，因此张西曼开始从事西域古民族史的研究，1935年他在《西北问题》1卷4期、《开发西北》3卷5期、《蒙藏月报》3卷
3－4期发表的《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一文，张西曼深厚的史学功底引起了中外西域史学界的瞩目。
　　1936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张西曼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2
月又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张西曼无法安坐宁静的书斋，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日，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假座重庆生生花园召开成立大会，由张西曼任主席并致开会词，该会的使命是将研究介绍整理中国边疆文化资料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之沟通、发扬边疆文化、纠正过去研究边疆文化学术之错误，选举张西曼、马鹤天、常任侠、陈纪滢、贡沛成、黄奋生、曾学孔、王文山等九人为该会理事。
　　1941年，张西曼在《边政公论》1卷2期发表了《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1944年，张西曼又在《说文月刊》5卷1－2期发表了《乌孙即哈萨克考》。1945年，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1卷7－
8期上发表了《哈萨克(乌孙)大事年表》，该年表起于公元前11世纪，止于道光2年，系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史书及苏联史学家及档案学家韦亚特金之《哈萨克共和国史略》，并参考其他史书写成。
1947年，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在南京将张西曼几十年来关于西域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了《西域史族新考》一书，收辑了张西曼历年在西域史方面的学术专著，是当时研究西域古史和新疆现实方面的很难得的珍贵资料，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并被译为英、法等多国文字，更得到日本西京帝大西域学权威羽田亨教授的来函推崇，更激发了张西曼研究的兴趣。
1947年由张西曼讲述、戴聪顺记录的《新疆的民族与纠纷》一文在《社会评论》发表，这是一篇以古论今之作，指出“新疆的危机，不在民族的外离，不在异国的侵略，主要在我中枢本身”，很有新意。
1947年，张西曼关于新疆的边疆史地的著作《西域史族新考》出版。
1948年张西曼参加南京大中学生“ 五·四
”座谈会，因痛斥国民党腐败无能，行动受到特务的监视，张西曼在南京已经无法公开立足，遂转入秘密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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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风雪险阻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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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祖国医学科学
1948年底，张西曼悄然来到香港，找到潘汉年同志，表示要带领留在南京的家眷同奔光明之地，潘汉年为他做出“带家眷，走陆路”的安排。张西曼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回到南京，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交通员王克勤、周大言及一个正需从上海撤退到解放区的女同志游世华接上关系，12月24日夜雨中化妆带着残疾的魏夫人和年仅9
个月的小女儿开南京越过重重封锁线从武汉渡江进入解放区。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难困苦和危险丛生的北上之路，当张西曼挈妇携雏冒风雪险阻到达解放区以后，日在中原军区和2月26日在江汉军区先后受到李先念、邓子恢和陈毅等军区领导人的亲切会见。
1949年1月，张西曼的《历史回忆》一书出版，内有回忆录38篇。涉及1911年辛亥革命招募反满骑兵，1919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35年中苏文化协会等多方面内容
1949年3月2日张西曼全家抵达北平，张西曼立即投入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政治活动。
　　1949年4月16日，张西曼与夫人魏希昭一同出席了柳亚子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主宾共80余人。除了16位社友外，60余位各方来宾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周恩来、叶剑英等均亲自莅会，张西曼作为来宾还讲了话。在会后的合照中清晰地留下了张西曼、魏希昭伉俪的身影。
张西曼又出席教育部门的座谈，为新中国的教育提供宝贵意见。1949年4月底张西曼又参加了民主东北参观团，6月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7月2日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发现痰中带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癌。在手术前夕，张西曼亲书遗嘱：“曼生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自愿将遗体捐献“做科学上继续解剖研究之用”，“以福利于后之患者”，为中国医学科学的进步而献身，表现出彻底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明大义的魏希昭毅然遵嘱执行。
　　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教授在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身患肺癌于建国前夕不幸病逝于北平，年仅54岁，身后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李达、周扬、陈绍禹（王明）等1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等出席告别仪式，周恩来亲笔为张西曼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并成立了以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
张西曼病逝的消息传来，张西曼的好友柳亚子闻讯悲痛万分，在他的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闻张西曼兄恶耗，甚骇悼，函希昭吊唁：并函衡老(指沈钧儒，字衡山)，请其代列姓名于治丧委员中。余于文代会开幕时，曾晤西曼于怀仁堂，旬日之间，人天顿隔，悲夫!
在柳亚子的《磨剑室诗词集》中还收录了柳亚子一首情真意切的“张西曼挽诗”：
西曼以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夜二时半(注：实际应是1949年7月10日凌晨)病故协和医院，诗以悼之。
记曾文宴渝州共，更喜心情隗市开。　　
谁料浃旬成永诀，恍闻天半起惊雷。　　
密书在箧休轻展，壮志临危总未灰。　　
僻处郊园生死隔，未能一恸抚棺来。　　
卌载堂堂见此张，天人三策意难忘。　　
铁函心史凭谁续，夔足遗嫠要共商。　　
及见澄清原不恨，独怜怀抱未全偿。(遗嘱以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痛苦的人民为恨。)
　　 黄垆向笛中南海，跃马辽东更断肠。
柳亚子先生在这首悼诗中首先回顾了与张西曼的交往．并以“永诀”、“惊雷”形容他难过悲痛的心情。因为柳亚子先生住在颐和园，消息和交通均很闭塞，竟未能为好友最后送行，以“生死隔”、“未能一恸抚棺来”表达了柳亚老痛惜和遗憾的心情。在第二段中以“卌载堂堂”、“天人三策”颂扬了张西曼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格、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苏联共等三大政策的历史功绩，并提出了“铁函心史凭谁续”的疑问，用“夔足遗嫠”表达对身有残疾带着一岁幼女的魏希昭夫人在张西曼逝世后可以预料到的艰难处境和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忧虑，颂扬了张西曼遗嘱中“生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愿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协和医院“以福利于后之患者”的壮举，最后一句则以“更断肠”三个字表达了柳亚子对闻听张西曼噩耗后无比悲痛的心情。柳亚子1950年还写了一首诗“只惜堂堂张早逝，未开北社好坛场。”由于张西曼的过早逝世，使柳亚子继南社、新南社、革命诗社之后在北平成立北社的梦想未能实现。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再次失去丈夫的沉重打击，魏希昭痛不欲生，但她不愧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奇女子，在重大打击面前，强忍悲痛，饱含热泪，为深深敬爱的丈夫、战友和老师办理了丧事。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李达、沈钧儒等19名中央首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949年7月12日在协和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式，朱德、谢觉哉、聂荣臻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出席。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均登载了消息。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
　　张西曼逝世当月，魏希昭饱蘸着心血写下了情深意切的悼文：　　《挽西曼》“啊!在过去黑暗罪恶的世纪里，你那四五十年如一日的火，不知灼伤了多少吃人的猛兽，不知撒下多少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火种。你已经勇敢地走完你的历史道路，你的生命虽离开我们，你的火种在人间，你没完成的事业有我们千万战友和后死者继承。”
1949年8月周恩来总理应魏希昭夫人之请亲自为张西曼教授题写了“敬题”的墓碑，落款是“张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魏希昭夫人又找到田汉、李济深书写了记载了张西曼详细生平的墓志铭，称赞张西曼“反帝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郭沫若也为张西曼题写了碑文，对张西曼向协和医院捐赠遗体解剖的义举“闻者知与不知，莫不感泣”。张西曼遗体葬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199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朱宗震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了如下的记载：
1949年8月20日应魏希昭夫人之嘱题张西曼永念集
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纯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待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
张西曼没能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未能为人民大众所期望的大有作为于新的中国，实在令人惋惜。但是，对于张西曼教授在诸多方面的不朽的历史功绩，尤其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乌克兰、韩国等世界各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1995年在张西曼教授诞辰百年时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讲话中称颂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在1995年6月致张西曼诞辰l0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贺信中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而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他还说：“张西曼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永存，在中国的成就中，及在不断发展的全面的中俄合作中可以得以证实，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记者安德列撰写的文章中，称颂张西曼是“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
1999年10月5日，在庆祝俄中友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在北京饭店一层大厅讲话中，以“喝水不忘挖井人”的成语深切怀念三十年代张西曼教授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为加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重大贡献！
2005年12月因为张西曼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事迹，小女儿张小曼代父亲张西曼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金质奖章。&&&
2015年是张西曼诞辰120周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卫国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张西曼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70周年，张西曼逝世66周年，张小曼和有关方面正在准备纪念活动和出版传记等著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牢记这位为中华民族无私无畏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和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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