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姓氏研究：朱氏起源（13）
0017　姓氏略考－朱姓－帝王国君－⑵
　　朱元璋：(公元年)，亳州人(今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洪武大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七十一岁。
　　提到明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毛泽东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不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有浓厚历史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经历、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道，都引人深思。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5年)，因家乡遭灾，投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第二年，他加入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以骁勇多智受到器重，成了军中有威望的人物。后扩充队伍，领兵南下滁州、和州。郭子兴逝世后，他实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韩林儿建宋政权，任命他为左副元帅。第二年他率军攻克集庆，改名应天，把应天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朱元璋在发展自己力量过程中，特别注意礼贤下士，罗致人才。他重用李善长掌书记，铭记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又礼聘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先生到应天，为他出谋划策。在这些人的辅佐下，他亲征江西，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大获全胜，自立为吴王。他围攻平江，消灭张土诚势力，进军浙东，迫使方国珍投降。他派人沉杀了韩林儿，南征福建、广西，取得成功。这为他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经过充分准备，朱元璋决定北伐。公元1368年农历1月，他在应天登上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年号“洪武”，以应天为都城，世称明太祖、洪武大帝。在这一年的农历8月，洪武大帝的大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洪武大帝即位后，力改元政之失，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主要有奖励垦荒，蠲免赋役，编造黄册和鱼鳞图册，整顿户籍，清查土地，兴修水利，振兴农桑；移徙豪强，抑制兼并势力；严禁官吏贪污，约束功臣；实行军屯、商屯，减轻民间军费负担；放还奴婢为民，改善劳动者地位等。这些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成了明初经济的繁荣，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为了巩固初建的明王朝，洪武大帝分封诸于为藩王，镶守重地对百官实行特务统治，屡兴大狱。其中最主要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株连杀了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被除去大半。这些做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治国之初采用一些严厉的手段，对巩固封建政权是有利的。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当了三十一年皇帝的洪武大帝朱元璋病逝，终年七十一岁，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的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农历9月18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嘉山明祖陵治明光镇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没有土地，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侄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却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残暴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军人人皆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虽然身在寺庙中，但他显然是六根未净，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农历闰3月，由于皇觉寺被毁，又有友人来信相邀，朱元璋便来到濠州城下，投奔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并成了郭子兴的亲兵。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逐渐升迁。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来，朱元璋逐渐自己拉起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了金陵(元朝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曾踌躇满志地对部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金陵为应天府。
　　当时的社会形势依然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逝之后，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而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其相貌好，并没有真实才干，不久，陈友谅便控制了这支队伍。而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珍则割据温州、台州等处。陈友定则割据福建一带。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制定了先击陈友谅的作战方针。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通文墨，曾在县衙作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奔到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下，后来取代了徐寿辉的位置，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金陵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不断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双方于鄱阳湖展开了生死大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三十六天，最后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农历1月，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瞻园)公称吴王，设百官司署，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部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指向张士诚。当时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安逸自居，没有更大的野心。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时，他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由此又可见朱元璋当年先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农历10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将，攻取淮河流域。第二年农历8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二十万，直捣张士诚老巢，并令朱文忠攻杭州以为策应。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6月，朱元璋攻破平江，张士诚束手被擒，后于金陵自缢身亡。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9月，朱元璋再将攻击目标指向方国珍，部将朱亮祖迅速攻取了台州、温州。农历11月，部将汤和攻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又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元璋。第二年(公元1368年)农历1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了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10月，朱元璋颁布命令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部将冯胜也攻克了陕西潼关。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农历1月在金陵称帝，起国号为“大明”，定年号为“洪武”，是为洪武大帝。这个当初的放牛儿娃、凤阳沙弥终于踏上了权力的巅峰。
　　洪武大帝朱元璋为何选定国号为大明呢，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按照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是为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是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的这些教理，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备。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仍然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征发农民十五万人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被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洪武大帝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逝世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洪武大帝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洪武大帝势力强大起来，命大将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洪武大帝刻意安排的。
　　洪武大帝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谋士刘基的主意。洪武大帝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洪武大帝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洪武大帝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洪武大帝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据史籍《明太祖实录》所载，北伐灭元战略确立后，洪武大帝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农历5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农历7月，元顺帝北遁。徐达势如破竹，在农历8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洪武大帝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第二年收复陕西。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洪武大帝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农历7月平定四川。洪武大帝几次招降云南未得，便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亲自制定进军路线。平定云南后，洪武大帝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洪武大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从洪武大帝参加农民起义军到他在金陵称帝，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洪武大帝完成了一统帝业。之所以让洪武大帝笑到了最后，原因在：
　　首先，这要归功于洪武大帝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多久，因为英勇机敏，就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被郭子兴赏识，还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鸠占鹊巢，矛盾加剧，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正是洪武大帝从前线赶回来，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关系，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不断壮大的洪武大帝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不过，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洪武大帝不算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四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郭子兴又不得不请回洪武大帝帮助他谋划统筹。在郭子兴病逝后，洪武大帝便顺利地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三年间，洪武大帝就从普通一兵成为拥兵十万人的大元帅。
　　洪武大帝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他还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析时势，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洪武大帝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洪武大帝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
　　他特别喜南京李文忠墓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洪武大帝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洪武大帝对此也颇为自诩，“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天生恐怕未必，不过与他的后天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读《尚书》时，他发现各家注释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著有《御注洪范》，这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成果。
　　其次，洪武大帝善于网罗人才，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有赫赫功勋。他手下的李善长、徐达、汤和、赵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人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洪武大帝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洪武大帝攻取金陵，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上门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在群雄先后称帝时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洪武大帝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安徽宿县人，她的父亲和郭子兴友善，临死前将她托付给郭子兴，收为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洪武大帝。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洪武大帝，将他关押起来，恰巧当年收成不好，洪武大帝时常挨饿。为此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她在二人中间调和，终使嫌隙得释。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的时候，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作战的将士。洪武大帝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有人传言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想要杀父，洪武大帝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道：“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这样洪武大帝才没有下旨，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冤枉。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农历8月，马皇后病重，自知难以治愈，对洪武大帝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担心洪武大帝迁怒于医生，竟然执意不许太医治疗。当月马皇后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一岁。洪武大帝对于马皇后的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洪武大帝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洪武大帝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洪武大帝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洪武大帝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洪武大帝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朝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王：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洪武大帝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大帝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他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明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而洪武大帝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洪武大帝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洪武大帝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洪武大帝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洪武大帝每天要看两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专制主义皇权到了洪武大帝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明朝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洪武大帝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洪武大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洪武大帝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洪武大帝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洪武大帝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朝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洪武大帝设立锦衣卫为明朝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永乐大帝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明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大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洪武大帝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三十年而迟迟无法解决。
　　洪武大帝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洪武大帝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洪武大帝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洪武大帝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洪武大帝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洪武大帝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农历1月，洪武大帝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洪武大帝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洪武大帝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洪武大帝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洪武大帝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洪武大帝很重视，于农历4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农历8月，洪武大帝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洪武大帝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洪武大帝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农历8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农历9月，洪武大帝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洪武大帝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明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洪武大帝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农历9月开始，洪武大帝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洪武大帝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洪武大帝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在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农历4月，洪武大帝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六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洪武大帝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洪武大帝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农历1月，洪武大帝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洪武大帝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洪武大帝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洪武大帝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洪武大帝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洪武大帝不能释怀。
　　洪武大帝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清朝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洪武大帝滥杀的事实。洪武大帝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洪武大帝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洪武大帝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六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洪武大帝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洪武大帝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洪武大帝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洪武大帝颁布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洪武大帝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大帝制作《资世通训》，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洪武大帝已经将屠刀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大帝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洪武大帝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在他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逝世于非命。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朝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洪武大帝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帮助洪武大帝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洪武大帝夺得天下。待到洪武大帝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洪武大帝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洪武大帝之所以大开杀戒，史学家通常认为是他为继位者扫清障碍，永保大明江山。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一次，洪武大帝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洪武大帝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孝陵神功圣德碑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就未必敢兴兵，建文皇帝也不用“逊国”了。
　　洪武大帝痛恨官吏贪污，处罚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六十两以上，一律被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他还命令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在洪武大帝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
　　洪武大帝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洪武大帝告发了此事。洪武大帝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洪武大帝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洪武大帝也将他依法处死。
　　①胡惟庸案：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农历1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洪武大帝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三万人。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洪武大帝又将当时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②蓝玉案：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农历1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十五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洪武大帝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二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③空印案：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洪武大帝发现了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意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人公认的好官。
　　④郭桓案：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洪武大帝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洪武大帝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两千四百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最后追赃粮七百万石，洪武大帝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洪武大帝不仅屠戮功臣，也注意严肃整顿吏治。这与他来自底层，看到元朝因吏治腐败导致灭亡的教训有关。他在明初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不难发现，洪武大帝所处置的大多数都是官吏，而对小民则很信任，甚至亲自接见粮长，被赏识的马上授予官职。这又体现出了洪武大帝自身的小农情结。
　　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开始，洪武大帝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一百五十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洪武大帝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洪武大帝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每战持重用兵，力避两面受敌，并适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军事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在经济上，洪武大帝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并规定三年免征赋税。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一亿八千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
　　此外，洪武大帝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五千多处；疏浚河道四千一百多条；开掘堰塘四万多处。在洪武大帝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也较为清明，这与洪武大帝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洪武大帝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一时间政清人和，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十倍，耕地面积扩大四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洪武大帝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中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这个地方阶级政治家同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一样，为了巩固其统治，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又体现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
　　特别要指出的是，洪武大帝首倡以领先股文取士，使明朝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
　　朱元璋小档案：
　　属　相：龙
　　谥　号：太祖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
　　庙　号：明太祖
　　陵　寝：孝陵
　　父　亲：朱世珍
　　母　亲：陈氏
　　初　婚：二十五岁
　　配　偶：马皇后
　　子　女：二十六子，十六女
　　继承人：第二孙朱允炆
　　附_朱元璋大事年表：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辛卯)农历5月红巾军起义爆发。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丙申)农历3月朱元璋集庆建制。徽州老儒朱升献策。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癸卯)农历4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农历5月设礼贤馆，集刘基、陶安等人讲论经史。农历8月陈友谅中矢死，汉遂平。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甲辰)农历1月参知政事李善长、大将徐达屡上表劝进，至是奉朱元璋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及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农历3月朱元璋至建康(南京)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品级。江西行省以陈友谅所用之镂金床进，朱元璋认为“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丙午)农历8月拓建康(南京)城。命刘基等卜地，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农历10月派徐达北征故元势力。农历12月主持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呈，朱元璋见图中有雕琢奇丽处，即命去之。
　　吴元年(公元1367年，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农历2月拓建康城完工。农历7月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集中。朱元璋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并亲击石磬命朱升辨五音，升不能辨，以宫为徵。农历8月圜丘、方丘及社稷坛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在太平门外钟山之北，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北向。农历9月太庙成。在宫城东南，皆南向。置内使监，秩正四品。后改置内使监、御用监皆正三品，各设令、丞、奉御、典簿正三品至正七品，皇门官、春宫门官、御马司正五品，尚宝司兼守殿、尚衣、尚佩、尚履、尚药、纪事等奉御，皆正六品。新宫殿成。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后为华盖殿，再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曰文楼、武楼。谨身殿之后为乾清宫、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农历10月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皆同。农历12月置尚宝司、教坊司官职。尚宝司卿一人，秩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丞一人，正六品。置侍仪司秩从五品；置教坊司秩正九品，掌宴会音乐，以乐工为之，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和声郎二人。命置内职六尚局。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进即皇帝位之礼仪、卤簿、百官拜位之制，及册立皇后、皇太子礼仪。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戊申，元至正二十八年)农历1月4日朱元璋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曰明，建元洪武。立妃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洪武大帝自旧内迁新宫。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以下官各有兼职。中书省翰林院进郊社宗庙祭仪。农历8月洪武大帝决定实行两京一都，诏以应天(原建康)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前后数至北京巡狩。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己酉)农历2月洪武大帝得元朝十三朝实录，命左丞相李善长、前起居注官宋濂等人率部分文人纂修《元史》。洪武大帝亲享先农，耕南郊籍田。农历8月定内侍诸司制，计有：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尚冠七、尚衣十、尚佩九、尚履八、尚乐七、纪事二、执膳四、司脯二、司香四、太庙四、涓洁二。置尚酒、尚面、尚醋、尚染四局，御马、御用二司、内库仓及东宫典玺、典翰、典膳、典服、典乐、典乘六局，又置门官。农历9月洪武大帝作御宝六：白玉三，青玉三，文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诏建临濠(凤阳)为中都。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庚戌)农历2月洪武大帝恢复科举制度。农历4月洪武大帝分封诸王，诏封皇子朱樉为秦王、朱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榑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后个别人有改封。农历5月册贵妃孙氏、充妃吴氏、惠妃郭氏、宁妃郭氏、定妃达氏、顺妃胡氏。农历6月洪武大帝定朝会之礼仪。农历9月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农历10月定文武官冬衣。重定内使服饰之制。农历12月作奉先殿。时享、朔望行家人礼。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辛亥)农历1月左丞相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中书右丞忠勤伯汪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右丞。农历4月洪武大帝册常遇春之女为皇太子妃。农历6月定中官禁令，定女职之制，设六局一司，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六局，局各领四司，一司为宫正司。官共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定公主宅制。造红牌镌戒后妃之辞。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甲寅)农历8月洪武大帝建立卫所制度。农历9月贵妃孙氏卒，年三十二岁。农历11月更建奉先殿。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乙卯)农历7月洪武大帝将奉先殿改作太庙。农历9月改建大内宫殿。农历10月洪武大帝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游中都，讲武。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丙辰)农历7月韩国公李善长之长子李洪娶皇长女临安公主。
　　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丁巳)农历6月丙寅，洪武大帝命中外政事先启皇太子，然后奏闻。农历10月更建大内宫殿成。农历11月洪武大帝以大内宫殿不侈，谓侍臣曰：“节俭足以养性，侈靡必至丧德……。”己卯，皇次孙朱允炆生。丁亥，冬至日，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戊午)农历1月洪武大帝封皇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朱楧为汉王、朱植为卫王。改封吴王朱橚为周王。建皇陵碑，洪武大帝因儒臣多文饰，亲自作文，直述微时艰难，刻之。农历7月癸巳，皇孙、燕王嫡长子朱高炽出生。
　　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己未)农历2月洪武大帝作神乐观。农历12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欺君贬海南，又追杀之。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庚申)农历1月洪武大帝以谋反诛左丞相胡惟庸，并兴胡党之狱，株连者一万五千余人。农历3月燕王朱棣之国北平。农历9月乙巳，万寿节，御奉天殿受朝，宴群臣于谨身殿，后岁以为常。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辛酉)农历7月皇后千秋节，始定皇后朝贺礼仪。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壬戌)农历1月洪武大帝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之乐。农历8月马皇后逝世，终年五十一岁。定皇后大丧礼仪，谥号“孝慈”。农历9月葬孝慈皇后于钟山之阳。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甲子)农历10月洪武大帝册封李氏为淑妃，摄六宫事，不久逝世。又册宁妃郭氏为淑妃，摄六宫事。
　　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丙寅)农历8月皇太子往盱眙，葬三祖帝后衣冠，加修筑，曰祖陵。
　　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丁卯)农历2月洪武大帝阅武于午门外。命自今起，将军、卫士每日习射于午门外。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庚午)农历4月因涉嫌谋反，洪武大帝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自尽，终年七十七岁，其家属七十余人皆被诛杀。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农历3月洪武大帝封皇子朱檹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楩为岷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桱为唐王、朱栋为郢王、朱欚为伊王。农历11月本年八月皇太子奉命巡抚陕西，至是还京师，献上关洛形势图，拟都长安。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壬申)农历3月豫王朱桂改封代王、汉王朱横改封肃王、卫王朱植改封辽王。农历4月皇太子病逝，终年三十九岁。农历8月葬太子于马皇后陵之右，谥号“懿文”。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于朝门外，东西向，惟三法司仍太平门外。农历9月庚寅，洪武大帝册立皇第三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癸酉)农历1月册诸妃生子者。农历2月兴蓝玉案。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戊寅)农历闰5月8日洪武大帝病危。闰5月10日病逝于西宫，终年七十一岁。洪武大帝遗诏：太孙朱允炆宜登大位。闰5月16日朱允炆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同日与皇后同葬钟山之阳，名孝陵。上谥号为“太祖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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