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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教育救国的先驱
严复，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留欧学生，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评价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把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他精心翻译《天演论》等著作，对中国人起到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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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主持晚清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民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从参与创办的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到担任学部名词管总纂，一生近30年从事教育工作。他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高度，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构建的历史进程看，正式严复砌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学校与科举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强烈吸引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关注。一般来说政治开明、思想趋于进步的人往往站在学校、西学、新学一边；政治上顽固、思想保守的人却维护科举、中学与旧学的神圣地位。
19世纪60年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作为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方针，在早期对冲破传统文化教育的束缚部分接纳西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到90年代，变成维护传统中学的舆论武器。张之洞《劝学篇》一发行，就引起了维新派的责难与批判。很显然这场争论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如何从更高层次上理解两种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直接关系到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向一代知识分子提出的时代课题。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严复的独到之处，首先表现为他始终着眼于两种文化体系的宏观对比分析：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
在他看来，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根植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分歧。即是说再历史发展观上是“好古忽今”还是“力今胜古”；在天道观赏，是听其自然、委之天数，还是恃之人力、“日进无疆”，这才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而这种历史发展观和天道观的根本区别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领域：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喜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喜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坚毅。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上述议论，把中西文化的争论升华到世界观、哲学观的高度，使之具有科学形态。他批判对西学过分吹嘘，或者那些拿祖宗光荣为自己的愚昧辩解。他提醒人们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中体西用是不中不西，非牛非马。他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抛开枝节问题抓住本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新思路。所谓历史发展观、道德、伦理、学术以至于社会风俗等这些社会文化机制都是从更广阔、更深刻的层次制约着教育观念的嬗变、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向。事实上，直到严复发表上述观点的19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对西方教育的认识，刚刚开始由器物层次向制度层次转化，维新运动后众多教育家批评洋务运动“舍本遂末”的同时，主要关心的是“泰西各国遍设学校”，把发展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通过国家立法，在制度上模仿，严复则不同，他强调“今之教育，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统新故者，融合古今之谓也；苞中外者，兼采中西之谓也。”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为我国教育界、知识界开创了把教育问题放在古今中外广阔的文化事业中考察把握的新的研究思路。声、光、化、电要肄习，教育制度要模仿，但更重要的却在于探索制约教育发展的总体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与转移。其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中国教育界向西方学习的运动，逐渐地拉来了由器物的层次、制度的层次，向思想观念心理的层次过渡并进而进行综合考察的历史帷幕。尽管高潮真正到来，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但是严复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的这些探索，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萌发，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震古烁今的划时代科学巨著《进化论》，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这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同时代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也积极倡导达尔文之一，把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一切社会现象。1895年严复撰写《原强》开始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思想。1898年出版《天演论》，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新的观察自然现象、认识人类社会的理论武器：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的“天演”进化过程之中；“天演”的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不能消极的任天之治，应该积极的与天争胜；人类社会发展必将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这些清新的思想，在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人民耳边，敲响了偿命的敬重，震撼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胡适《四十自述》中回顾这段历史：
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实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可以说，直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一直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旋律，而他关于教育问题的诸多论述，正是以此理论为基石的。
严复认为，处于世界各国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幸免于天演淘汰之列，最重要的莫过于提高民族素质。国民素质好比土壤，各国富国强兵之策，只有根植于肥沃的土壤之上，才有可能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否则，将是淮橘为枳，任何治国方略、富强之策，莫能行之。国民素质高下的标志“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但是当时中国的现状是“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所以当国家危机的时候，文臣武将，往往一哄而散，以至于一败再败，割地赔款。中国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提高改善国民素质入手，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养全新的人才，中国就能富强，将教育社会功能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
“鼓民力”就是要使民众气体强健。
严复认为，健康的国民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发达的基础，他说：“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汰，少成为之业”。他还指出“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一个人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可能有旺盛的精神和斗志，当然也就不会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当时中国男子吸食鸦片，女子裹脚沿袭至深，若不改变则变法也是空谈罢了。
他认为改变这种白凤陋俗不困难，只要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能纠察禁用，做到人人自爱，不再吸食鸦片国家再明文禁止，不患不能尽绝。至于缠足，本非妇女所乐为也，只要讲明缠足的害处，国家明令禁止，也是能过做到的。他指出中国古代“妇人既无学文，致历来妇女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这正是造成妇女孱弱的原因，他指出“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而种乃进”，他把妇女自强看做国政至深之根本。鼓民力就是通过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国民素质。
“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宋学、汉学、章词小道，而讲西学和实学。
严复认为：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而已。形成了士子必求古训的思维方式。“禁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八股取书更是危害深远。要学习西方格致诸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和注重实证的思维方式。开民智就是学习西方的教民要术。
他赞扬西方近世之学史“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究学问的方法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即注重实际，反对浮夸。在教育方面提倡在学习时，“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即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因袭古人和就说，在教学逻辑、数学等科目时，应引导人们“思穷理之术”，在教物理、化学科目是引导人们“观物察变”，这才是真正的学问，才能开民智。
他特别以练军为例，说明只有西学才能开民智，使中国富强，他解释中国不是缺少将帅，而是将帅皆“患不学而无术”，因为科技进步，武器更新，战略战术的改变，要求“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学焉必不可。”如行军要有地理知识，要学习识图、测量等，新式枪炮要学习力学、化学、光电水汽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富国富民，必皆有事于西学，为了开民智，变法图强，只有设学堂、讲西学。
“新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代替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培养人民的国家观念、主人翁精神和新的道德风尚。严复认为：
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
&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剥夺了人民的人身思想自由，这是中国民德浇薄的根本原因。因为一切处于强制、压迫，民德也就没有进化而言。所以新民德，就是要把自由还给人民。“人的自由，而必以他人自由为界”人人都享有自由，人人都不得妨碍、侵夺他人的自由。达到这种境界，人人平等，道德日新，有“小己”的自由达到“国群”的自由。
在这里，严复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自由”一词引入伦理学范畴，很显然，废除专制政治、摒弃封建礼教，就实现了“新民德”的先决条件。
以上严复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论述，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依据的。摆脱了中国古代教育家以“建国君民”为出发点、以圣人言论为立论的传统模式。他强调教育中心任务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说明他意识到国民素质对中国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更深远的意义。同时，他始终围绕宣传西学、批判中学这一主题，吸收西方自然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德、智、体三育的论述，不仅具有浓厚的反封建斗争气息，而且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理论的特色。
由于受进化论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影响，他始终奉行“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始终坚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根本出路在于教育，1905年当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见到严复时候，孙中山请教前辈改造中国的方案，严复的济世良方是：
以中国民品质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虽不能说严复是教育救国论的始作俑者，但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严复第一次赋予在这种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理论内涵，而他本人则终其一生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实践者。
在近代教育家群体中，是严复最早的提出并深刻的论述了科学教育功能。在严复看来，科学教育功能包括：一是，在教育、教学、治学过程中导入科学的方法论；二是，把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严复推崇英国哲学家培根，称赞他首倡科学方法论，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进步立下首功。
严复将培根提出的奠基于经验论和归纳法的现代实验科学成为“实测内籀之学”。
实测，就是一切科学认识的获得必需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只有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的标准。
内籀，是指逻辑学中的归纳法，“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汇通，立为公例者也”。考察个别事物，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普遍的公例。
外籀，从一般到特殊，即根据普遍的公例或公理推断出具体的性质变化。“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的运用，认为只有“实测内籀”才能获得新知，创立公例，使科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日益昌盛。他反复强调：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
从《原强》到《名学浅说》，严复始终重视西方科学方法论。他把这种提倡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中学的批判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出在从不从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检验它的是非曲直。这样做因为前提是建立在不经过验证的古圣先贤心诚之说的基础上，演绎的方法再严密，其结论也于学术比多诬，于国计民生必无补。
把“实测内籀之学”的科学方法论引入教育问题的研究，严复主张：一、教育目的在于炼心积智，既要重视知识的增长与积累，更要重视受教育者的思维训练。二、为学求知要读“大地原本书”，读“无字之书”，“学于自然”，强调个人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三、重视归纳法的运用，强调“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四、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必使学者之心，与实物径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资耳食，因人学语”，注重自明而诚，贵自得，强调坐言起行合为一事。提倡以经验论和归纳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并以之为武器批判封建主义旧学，研究教育问题，是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家，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毫无例外的把培养政治人才放在首位。康梁主张：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严复则不然，他指出，学校教育应该重视德育，这是救亡图存的需要；但是学校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人才，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他的依据是，任何一个国家“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要想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一切皆有赖于科学。他告诫人们即使培养专门的政治人才，也必须使他们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因此就学校的教育内容严复主张：
“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滤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重视科学教育功能的主张，建立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认识基础上。
一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的向往与憧憬，他认为崇尚科学。政治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命脉所在，是西方教育文化发达的根本动力。
二是，对20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深恐惧，他的提倡科学也有惧怕和抵制剧烈社会变革的消极含义。追求真理和逃避现实的矛盾，使严复的教育观点在中国近代产生了明显的双重社会效应。如果说要追溯近代科学教育思潮和科学救国论的理论源头，严复是当之无愧的“一身而二任焉”。
严复最辉煌的时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他第一次给人们指出一种通过中西文化宏观比较，探索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方向的新思路。他启迪人们一个民族的教育问题，与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水平观念、社会风俗习惯，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有着全面的内在联系。
他强调的教育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使我国教育届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摆脱对经史之学的依附和儒家“富庶教”的传统模式，建立在一种新的哲学观的基础上。
首倡科学的教育功能，第一次把以经验论和归纳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导入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治学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启蒙作用，强调学校教育以科学知识为内容，清算了中体西用的消极影响。
严复早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基础，1867年15岁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系统的学习了英文、算数、几何、光学、天文等近代科学知识。25岁时候，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欧留学，通过耳濡目染，潜心钻研的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教育的感受、理解，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反省认识，得以建立在亲身体验和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坚实基础之上，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做出独特贡献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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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思考
辛亥革命网
00:00 来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文海 查看：次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研究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哲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各个领域都围绕着文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所谓“文化热”的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乃是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现的逻辑结果。
　　一、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先后承续、连绵不绝的历史过程。讨论当前的文化发展趋向，首先得从历史的回顾作起，看一看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逐步变成了半独立国家，中国社会从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了109年时间。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国内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阶级构成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另一方面，许多在文化类型上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同中国发生了尖锐的对抗。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化领域，便造成了在文化问题上激烈的冲突和论争，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等等。有人归纳说，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四个字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
　　当时，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有一系列的问题：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对待西方的外来文化？其中一个最为严峻也最为实际的问题是：面对着利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略、压迫、凌辱中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吸取他们的先进的文化？捍卫祖国独立和尊严同学习西方二者是根本对立的，还是可以统一的？
　　在上面这些问题上，近代社会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一种是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曾经极大地对近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一部分人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坚决拒绝、一概排斥的态度，认为对西方文化的任何吸取都是极端有害的。当然，持这种态度的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的是政治上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敌视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用夷变夏”，会造成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有的是一些具有朴素爱国思想但对外国侵略者缺乏理性认识的下层群众，他们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走向盲目排外，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些人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才是尽善尽美的，这是中国的“国粹”，是“一国精神之所寄”，“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不仅如此，他们还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远较欧洲现代文明优良，只有孔子和儒学方可救济欧洲，支配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如果把上面的主张称作文化复古主义，那末，与这种主张处于另一极端的则是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持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民族文化只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西方文化则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所以，他们的行为准则，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描述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唯恐不力”。[1]他们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声称“非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全部照搬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极端的崇外”来取得民族的“新生”。
　　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影响巨大，历时弥久，但通观近代历史，思想界的主流，却基本能够注意到革新中国传统文化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相统一，坚持抵抗侵略同向外国学习相统一。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就一面坚决抗击英国侵略军，一面积极阅读西方书报，以便了解西方，并提出了十分著名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简洁明了地表述了抵制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长技”的相互关系。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着重点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但也包含着“中学”和“西学”可以互相结合、互为表里的合理成分。到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并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这既是一次具有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斗争，又是一场按照资本主义蓝图来改造封建统治的政治改革。维新派的信条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挽救祖国的危亡同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逻辑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2]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康有为明确提出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严复也强调，“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3]到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埋葬了最末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在这场革命的准备过程中，革命派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一方面又强烈呼吁要敢于和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的长处。他们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不把他们的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孙中山更鲜明地提出：“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既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对古代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又主张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并且明确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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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塾里接受的。我们大家族的教育，新旧杂陈。父亲...
辛亥革命网以“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一贯...　　在评价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思想的天枰上，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比较看重康梁统筹全局政改先行的“大变”、全变、速变”思想；而对于严复强调教育，注重提高国民素质的渐变思想似有轻忽之意。有的论者说：“在他（严复）看来，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革命，也不是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是用办教育来开民智、新民德。由于他长期坚持这种观点，使得他越来越赶不上形势，逐步地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确实，由于严复坚持教育救国的观点，使他在戊戍之年，未能与康梁谭等并肩战斗，仿佛置身事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又使他于本世纪初未能与孙中山携手合作，投身民主革命。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严复变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1905年，严复在英伦会唔孙中山时曾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并不认为严复的教育救国论有什么不对，而且恰恰肯定严复作为“思想家”的考虑是深远的。只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候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以下所引均见此书）经过近百年的世变之后，重新研究严复的变法思想，确实令人感到：历时愈久，其深意越明。
　　一国的强弱存亡、国际竞争的优胜劣汰，均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下。这是严复的基本观点。1895年，严复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懦弱）拘兀ㄓ廾廖拗鞣芷渌剑蚱淙航痢Ｒ越林海腽汉范嘀恰Ｖ种裼觯≡蚵踩瑁笤蛎鹜觥薄４瞬槐赝ü秸隳艿玫街っ鳎澳ッ鹄０埽鲇谧匀弧保谌死嗬飞希庵质录耙巡恢布浮薄Ｑ细慈衔泄挚雇馕晁月旁獍荇墒堋吧畛艽笕琛保痈旧峡矗故怯捎凇懊窳σ哑}（困乏不振），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严复就中西国民素质迥异的根源、首宜变革中国专制立法之旨、谋国救时之道、变法的关键与准则等作了精避的阐述。
　　一、 中西“教化政法”不同，国民素质迥异
　　严复认为中西国民素质之所以相形见绌，是不同的“教化政法”造成的。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治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圣人之意”并非不知世上有无限的宝藏。但是他们认为人心是灵敏的，若经常加以启发开导，人们的“机巧智能”可以造成“不测”的后果，其所以不以开发民智为务，是由于他们相信“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人口越来越多，开发活动日益扩大，终会导致物质供不应求的“不足之势”。“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人民安于鄙陋愚昧的状态，从事生产以供养“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让士大夫钻研“人人尊信之书，反复沈潜（深思）”，以应科举考试。“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伺养父母妻子）”。这是统治者“牢笼天下”、平息争端和消除“祸乱”的最有效手段。“民智因之以日窳（Yu低劣），民力因之以日衰”，以致“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这原是“圣人计虑”所没有想到的。
　　“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之所以至此地步，严复说他敢于“明目张胆”地为大家“一语道破”：“其教化学术非也”。不仅“赢政、李斯”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代经典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五位名人，也都负有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赢政、李期以小人欺压百姓；“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用其意”，动机“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人们必须服从封建皇帝、不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则相同。“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之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换句话说，除弊复振之法，一要治本，二要渐进。
　　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素质，一国的政治便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其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上述规律在各国屡经试验，无不得到证实。故论治国之道“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成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意即安于苟且之治的国家，在国际剧烈竞争之天演场上不免要被淘汰。很显然，在严复看来，欲使“善政一举而莫能废”，国家“既治不可复乱”，惟有大力进行开发民智的教育。为此，必须改变“立法愚民”的宗旨。
　　二、“立法愚民”的宗旨首宜改变
　　严复认为近代中国国民素质之所以低劣，皆源于历代帝王窃国防失奉行“立法愚民”的宗旨。因为国家原是人民的“公产”，“而秦以来之为君”者，都是“窃国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窃之后，又惟恐国家的“真主”觉醒起来造反，夺回国家的主权。于是制定了多如“ 猬毛”的“法令”。“质而论之，其十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由于人民才是国家的“真主”，因此“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窃国者方“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
　　严复说：“专制之国家，其立法也，塞奸之事九，而善国利民之事一”。“吾国一切之法度”，都可证明“此言之不诬”。“法敝之极，人各顾私”。对此，严复就中西法制政俗的不同作了客观的比较。他说，在西方，凡事只要不超越个人的范围，“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一涉社会，则人人皆得而问之”。中国则不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有君主和官吏“得以问之”。假使人民参予“社会之事”，便被看成“不安本份之小人”。对于他们，官吏可以绳之以“危法”。既然如此，“民有所事，各恤己私，而以自营为唯一之义务”。此乃“法制教化使然”。
　　严复深有感慨地说：“平生常叹国人，上下行事，不离两途：一曰短命，一曰绝嗣。短命者，利一日之私，不为己后日地也；绝嗣者，苟一时之安，不为后人计也”。严复针砭中国封建专制立法之敝，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肤理。他放眼国际大环境，正确地指出：“顾用如是之法度”，其国家必不能进步；不进步的国家与进步的国家为邻，那是危险的。所以“居今而言变法，其首宜变者，在乎此旨”。立法愚民、防奸为主的宗旨首先应予改变。
　　严复一反二千余年来以君为主的立法准则，提出了一条以民为主的立法准则。法之兴革存废，不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三纲”；而是取决于是否有益于提高“民之智、德、力三者”。严复说：“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且对于三者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协调，不使他们发生偏差。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都是对民力、民智、民德的检验和证明。“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
　　三、“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
　　严复认为“古今谋国救时之道，……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何谓“标本”？他先后有两种说法：其一，所谓“标”，即“练兵”、“筹饷”、“开矿”、“通铁道”、“兴商务”等等；“至于其本，则为加意培养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其二，“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两种说法，措词虽不同，而含意实相通。严复论述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
　　（一）治本是治标的基础。就治标的各项实务而言“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亦洋务新政之所以“不能收其实效也”。
　　（二）标本并治，不可偏废。严复说“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不可”。“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
　　（三）标本缓急，因势制宜。就客观形势而论标本之轻重缓急。“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匪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
　　严复强调“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欲鼓民力，“必禁鸦片，禁缠足”；欲开民智，必当“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欲新民德，则非改革政治体制不可，实行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而非局限于“办教育”。严复所谓“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其“议院”应由民选而非由君主国立。全国郡县长官均由各地民众推举，而非由君主专制系统自上而下地内定和任命。如此则议院立法、地方行政，才能体现民意、维护民权，真正自治。严复认为这是“欲民之忠爱”其国、“欲教化之兴、商务之兴”、“尽地利、辟道路”、“欲民各洁身自好”而争相磨练于善的必由之道。
　　四、“除旧布新”“去旧存善”
　　变法图强，无论治标治本，都不能不涉及除旧布新问题。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治本治标虽有主从之分，但除旧布新的准则一致，即必须是“益民之智、德、力者”。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所谓“除旧布新”、“去其积习”，并非主张不别善否，除旧务尽。他赞成英人摩利“去旧存善，慎于抉择”的观点。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引“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习）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当变法形成一种潮流而汹涌兴起之际，对于旧习之善与不善，“往往俱去”。不知旧习中之“善者”，意即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而保存下来的，假若抛弃这些“善者”，“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只是“去旧存善”的识别抉择之功，非一般柔顺拘泥之人所能胜任，“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
　　如何解决上述难题？严复提出的办法是：不问中西新故，一以能否愈愚定取舍。他解释说：“中国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因为“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正是愚味。从现在起，“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为此，严复确立了两项原则：一、凡“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二、凡“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严复不仅强调了开发民智为当务之急的变法思想，同时也阐明了中外结合新故会通的科学态度。有人认为严复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说法，显与事实不符。
　　有人批评严复“歧视劳动人民，总是埋怨中国人民愚昧落后”。客观而论，中国人民的愚昧落后，乃是封建专制主义代代相因故意造成的千年沉疴，也是封建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这是不容讳言而又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对此，国人唯一应采取的态度是，正视人民的愚味落后，致力于开发民智彻底摆脱愚昧的现状，唤醒民众，铲除制造愚昧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严复正是这样的思想家。他在满清王朝的专制威胁下，在天津《直报》上撰文公开谴责“秦以来之为君”都是“窃国者”，他们为了“长保其所窃而永世”，立法治民，“必弱而愚之”。从而揭露了人民愚昧落后的根源。同时，严复又大胆宣传人民才是国家的“真主”，呼吁当局改变立法愚民防奸为主的宗旨；积极倡言救亡图存的治国之道“尤以愈愚为最急”，务使人民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并且通过自治与参政的实践，培养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至于有人批评严复“在法律上所抱有的‘刑以威小人’的观点，更是反映了他歧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之说，显然是错把严复关于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概念，误解成了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阶级偏见”。请注意严复是把“嬴政、李斯”也归入“小人”之列的，足见认定严复“歧视劳动人民”的依据不能成立。
　　经历了各种“世变”的近百年史业已证明：严复强调治国“尤以愈愚为最急”，无疑是意义重大的远见卓识。严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育救国结合宣扬政体民主化改革的伟业之中，作为后人，有责任客观地评价他的变法思想；继承严复开发民智实现民主的未竟之志，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普及现代化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凡属愚民之敝政、腐败之吏治、扰民之恶法，侵权之暴行，导向精神奴役之邪教，均在针砭之列。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这是法学界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出处:法律史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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