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2分之1减负3又4分之1加正2又4分之3减正5又2分之1等于多少
14-10-21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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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2减负3的绝对值等于多少，要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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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5
还有一步｜-5｜等于5
-2-(-3)=1绝对值该是1
-2-（-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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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中国式减负” 减负就像减肥那么痛苦?!
“减负”无疑成了今秋开学的热门话题，但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至少发酵了十多年，只不过每年都是在“口水”中被淹没。今年教育部发布的“减负十条”征求意见稿，再次让国人看到一种“快刀砍乱麻”的决心。然而，在尚未理顺“减负”后的升学、招生、就业等社会评价体系的现实下，“中国式减负”在多数人看来还只是一个梦，一个难以实现的“中国梦”。
“减负”喊了9次，为何喊而无用？
在我国，教育“减负”的政策长期存在。据统计，在过去的58年间，“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新中国成立后发出的第一个减负信号是在1955年，而当时因为生活困难，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呼吁“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而在上世纪60年代，尚未实现义务教育，“小升初”是要经过多轮考试的，压力也不小，1964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显然负担不那么容易减下。直到1988年，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减负的若干规定》，但其实中小学生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进入21世纪前后，随着“小升初”升学压力的加大和择校竞争的加剧，小学生压力越来越重，教育部颁布的“减负”政策越来越频密。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一次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2000年2月，教育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首次将“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今年8月22日教育部新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何这些“减负”政策都没有奏效？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关键在于长期以来减负都被当成一项行政命令下发，至于有没有执行、执行效果如何，并没有人追究。
减少作业量，为何反对意见最大？
每次喊“减负”，必提减少作业量，这一次更是把作业从小学阶段剔除，连一到三年级都不用考试了。这样就能奏效吗？恰恰这一条被反对的意见最大。不少家长认为，布置作业和考试本身并没有错，这两者从来就是巩固和检验孩子学习的主要手段。只不过，在当前升学压力沉重的大环境下，作业已经变成了一项机械工作，而考试也变得很是功利。多数家长强调，只要作业不把孩子逼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或者是把考试拿来排名或当成学校的政绩，就没多大问题。
然而，恰恰相反的是，跟多年来的“减负令”背道而驰的是小学生们的任务越来越重，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指标化管理已经根深蒂固，进而渗透到最应该有创造空间的教育上。
教育专家熊丙奇指出，改革考试不是要取消考试，而应该把原有的死板考试，变成动态的、适应教育规律的考核方式。要达到这样的考核方式，就必须改变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变了，考试自然也变了。这个评价体系包括学校的升学率、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考核、校长和老师的岗位绩效。
可悲的是，家长交钱读书是希望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最后却成了教学指标化的产品，成了学校向上汇报工作的一个符号。反过来，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只看分数最实际，同样强化了老师和学生必须追逐分数的单一做法。
为何出现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很多业内人士都提到，只要中国社会的考试制度未变，只要义务教育尚未均衡，“减负”政策就会一直失灵下去。
小升初、中考、高考……在当前追逐分数的集体模式中，一个再有改革气魄和创新精神的校长或老师，都无法摆脱整个游戏规则。而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家长们也会让孩子“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受伤的可能还是硬扛的孩子们，而减负政策则丝毫无损。
从作业减量，到“无作业日”，其实许多减负往往是一种局部的想法、短暂的尝试，而不会成为常态和共识。从老师来看，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生“减负”意味着自己要增效，自己的课堂要能让学生吃饱，才能让学生课外有充足的快乐时间又不至于成绩下降；对家长而言，最担心的莫过于减负等于减分，这是他们最无法接受的结果。很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也不想他们对学习不上心，于是出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
这就像一个人要减肥，本身的体质没变，却突然要求断绝供应食物，必然无法支撑其身体的运作，而如果为了保证供应，肯定会越来越肥。教育体制就像一个骑虎难下的大胖子，无论怎么治都会很痛苦。我们只看到了减体重必须少吃，却没看到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调理才能真正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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