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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尴尬——苏联电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 苏联电影工作者都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极大诱惑。这位被称为“残酷的天才”的伟大作家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强有力同时又颇具争议的创作对电影的表现力和电影艺术家的个性都提出了挑战。可以说, 在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 电影工作者面临的任务与改编果戈理、契诃夫、列夫· 托尔斯泰等其他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时的任务迥然不同。
&&&&& 在果戈理和契诃夫那里, 对社会生活的批判性揭露是作品的精髓, 而在苏维埃时代, 这种精髓是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 而且受到大力推崇在托尔斯泰那里, 最有价值的除了对沙皇社会的腐朽本质的揭露外, 还有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思考, 而在作这些思考时, 他并没有偏离传统的俄罗斯式的道德理想, 而且,与其渗透宗教道德的思想观念相比, 他笔下的艺术形象更加内涵丰富, 改编者尽可以取合意合理之处加以发挥而不至于伤其本质。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的成熟阶段则是一个道德倾向鲜明、表达方式激进的思想家。站在这位巨人面前, 电影界才气平庸的人惯用的全盘照抄或断章取义手法都显得捉襟见肘。当电影工作者作为一个读者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 他们尚可根据个人的修养和悟性朦胧地意会一些“公理”之外的东西而无须为表述给他人去斟酌词句。而当他们要改编这些作品时, 则在理解之外还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去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一种独特的电影形式, 艰难之处在于——这形式既要让大众接受, 又要让当时的政府文艺管理部门认可。
&&&&& 从整个苏维埃时期来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旧时代的一个病态的天才得到的是有保留的重视。他的创作中有许多让人一时间无法明确说“是”或“不是”的内容。在学术研究中这一切尚有争议和商榷的余地, 而在戏剧、电影、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方面, 却只能加以简单处理或干脆回避。
&&&&&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矛盾, 或者说苏维埃社会对这位伟大作家思想与艺术世界的理解上的禁忌将苏联的电影工作者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中。要想以“忠实原著”为原则进行改编, 则不免要在揭露社会的同时展示那些病态的人物, 正面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与社会主义时代观念大相径庭的宗教社会理想和道德训教, 那便要失去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理论倡导的古典作品的“人民性”。
&&&&& 要想改编出一部符合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要求的影片, 则必须在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社会批判内容的同时对其精髓思想进行削弱甚至完全抛弃。成为影片主要内容的东西势必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批判立场审视下的旧俄社会生活, 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 对文学原著中作者倾心塑造的正面主人公也必须加以修正, 使之符合类型化的阶级归属。这样一来, 观众得到的便是被肢解和歪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银幕上无处能显示其艺术天才和思想深度。
&&&&& 摄制于1958年的彩色影片《白痴》便可以使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银幕命运有比较典型的认识。虽然这部影片是根据原作小说的部分章节改编而成（原是构思中的多集系列影片的第一部），但这并不影响考察影片编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整体精神的把握情况。主要人物的性格与基本的情节线索都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 在改编之前, 导演伊万· 培利耶夫对原著小说有过精细深人的研究。他认为, 小说《白痴》的主要之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执着的爱、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及探索生活真理的强烈愿望。当然, 还有作家揭示人的深层心理、人的心灵隐秘之处的高超技巧”，① 同时, 从他对情节重点——人与金钱的力量——以及正面人物的表现重点——梅什金公爵——的把握上也可以看出,培利耶夫是想站在忠实原著的立场上拍摄《白痴》这部影片的。
&&&&& 从改编的影片来看, 培利耶夫的确用各种手段突出地表现了原作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对人们心灵的损害、腐蚀的批判性揭露, 也表现出了对被侮辱的正直人们的深切同情。但是, 在人物塑造上, 尤其是中心人物梅什金公爵的塑造上, 培利耶夫进行了过于大胆的删削。他承袭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心理分析的蔑视, 认为影片可以对这些内容不加反映。于是, 他去掉了原作赋予梅什金公爵的生理及心理上的病态, 使之成为一个健全、纯真的人物。另外, 为了使之更合乎“理想的批判者”的模式, 培利耶夫又打磨去了梅什金思想道德意识中的宗教色彩, 尽管他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个人物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 对主要人物形象的修正实际上体现了培利耶夫面向当时观众接受模式的实用考虑。他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个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概括力, 又符合当时需要（至少是不与当时需要相抵触）的正面人物。他认为, 若能斩断人物与宗教的联系, 那么，“这个人高尚的道德面貌, 他的善良和同情心会更加清晰并能唤起广大观众的同情，因为这些品质本身就是高尚的”。② 在两难的处境中, 培利耶夫所选择的不是让他所创造的这个形象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有色彩, 而是“对梅什金的形象作如此的处理, 在今天也能起到某种教育作用, 哪怕只限于号召要同情人和要与人为善”。③
&&&&& 培利耶夫自认为如此处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提拔, 实际上, 这恰恰是对复杂的艺术人物的庸俗贬低。影片《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心灵世界纯洁、简单得全无俄罗斯民族特点, 他的反抗性、同情心也因之苍白无力, 在相对丰满的其他人物, 尤其是反面人物加尼亚、罗果静的对比之下, 倒是真显得痴气实足。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契诃夫那种以描写日常生活见长的作家。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在反映一定时期的生活, 不如说是站在自己鲜明的道德立场上对生活进行评价。舍此评价, 便无从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与独创性。而他的立场和评价也并非庸人所理解的那样仅存于其作品的议论和说教文字之中。在他所钟爱的人物身上, 道德主张和审美观念与精神、心理以及生理特点密不可分。精神的病态与生存的迷茫和痛苦透过生理心理的症状表达出来, 形成了对俄罗斯人民族性格底蕴的深刻有力揭示。没有了症状, 便没有了对病因的深人挖掘。为了避免改编效果上的含糊, 培利耶夫干脆抛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作在构筑情节和塑造性格上的复杂, 自作聪明地将人物定位于主意识形态制定的阶级属性坐标中, 然后打碎人物的肉身, 再将其按习惯模式重塑为正面和反面的“典型”。于是, 影片《白痴》除了人物装束和生活环境的民族特点之外, 竟让人无法看出是源自何人笔下的关于人与金钱关系的传统题材的作品。若是依据这部改编的影片来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得到祟高评价倒是一件奇怪的事了。他只不过是在重复巴尔扎克在自己作品中已经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的社会批判。
&&&&& 在影片的结尾, 编导没能容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观情绪, 他极力在悲壮的气氛中提高人物的精神境界, 描述了正义与真情在道义上的胜利梅什金公爵甘愿受辱, 要挽救娜斯泰谢· 费利波芙娜于水火, 而后者则以那一大包金钱为媒介慷慨激昂地逐个羞辱了虚伪、贪婪的上流社会成员们, 她本人则在赞美了梅什金的纯洁心地之后, 拿出赴汤蹈火、自我牺牲的架式与罗果静消失在弥漫着风雪的街头……这样的结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过于简单、幼稚了, 而且也为小说的其他部分改编为影片的续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 《白痴》第一卷以后的的内容已无法不失原本地发展为影片接下来的有机部分了。培利耶夫后来果然再也没有拍出续集。这种忽视艺术规律、曲解古典作品的艺术结构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值得我们深思。
&&&&&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思想家。他对沙皇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弊端的批判是非凡深刻的, 但是, 他的社会思想又是有着深厚民族生活基础的, 是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虽经历种种人生坎坷但仍锲而不舍追求理想的结晶。在改编时将其创作中的思想与内容有意识地割裂开来, 如果不是对现时社会思潮的无原则迎合,那就只能说是才能有限了。
&&&&&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于1951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进行的改编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 割裂思想与民族生活内容的有机联系会对艺术创作产生多么大的危害。
&&&&& 黑择明的电影创作注重理念甚于注重民族性。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欣赏不是缘于对俄罗斯民族生活与历史传统的关切和喜爱, 而是缘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的共鸣。在自己的影片中, 黑泽明将小说《白痴》的情节与人物日本化, 几乎一丝不差地在战后的北海道的冰天雪地中表现出来。影片的制作十分精心, 黑泽明称他“没有比拍摄这部影片更投进全部心力的了”。然而, 尽管影片拍得颇为出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的哲学寓意和心理分析用独特的电影语言直观地表达了出来, 但在观众中并未取得成功。日本观众对战后的日本人居然有19世纪俄罗斯人的性格与举止感到大为不解。正如日本电影史家佐藤忠男所指出的那样：“黑泽明在《白痴》中描写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行动, 这便是这部杰作被淹没在近乎是一致的严厉批评之中的根本原因。”④
&&&&& 而在培利耶夫的影片之中呢, 这种俄罗斯人特有的生活形象的本质却被有意识地丢弃了, 只剩下表面的、为当时主意识形态认可的东西。倒是黑泽明更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所在。他如此偏爱和崇敬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致于不舍得为了适应民众的欣赏观念和接受心理而大加斧正。这对于艺术追求明确的黑泽明来说也许并非评论界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惨重的失败, 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却可以说是深刻、完美的艺术魅力的胜利。
&&&&& 黑择明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培利耶夫很不相同, 他们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和艺术家的思维定势也因之大相径庭, 而这后者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的思想和美学价值取向。社会环境和思维定势使得苏联电影工作者处于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难境地中。他们舍不了这种艺术创造的诱惑, 但又无法承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力量对长期以来形成于主意识形态之下的创作模式的冲击。于是, 他们转而寻求一种妥协, 那就是培利耶夫这种利用原作的情节、人物, 加以改造, 提炼出“符合时宜”的主题的做法。
&&&&& 培利耶夫在谈到自己的改编经验时说的一席话也许最能代表苏联电影工作者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的妥协立场：&&&&& “将陀思妥那夫斯基的作品搬上银幕时, 可以把他对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社会丑恶之颤抖的、猛烈的、悲愤的反抗以及对那个社会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的深切同情作为最主要的基础。而将对心灵和肉体上的病态现象的深刻心理分析置于次要的位置上, 这是影片难以容纳的。当然，也可以倒过来, 把陀思妥那夫斯基式的心理分析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 但如果这样，影片便不能反映出原著的社会意义。”⑤
&&&&& 且不说培利耶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与其作品的社会批判内容对立起来的看法有失简单化、庸俗化, 单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道德理想的探索、对宗教与人的心灵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及对民族特性的挖掘置于价值衡量之外, 就直接影响到根据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改编影片的深度与广度。
&&&&& 若干年后, 当培利耶夫竭尽最后精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搬上银幕时, 他并没有超越原来的认识与方法的局限。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一部结构宏伟、内容丰富的作品，从一般的刑事故事到对社会变革的思考, 从《圣经》的戒律阐释到对当代道德观念的探讨, 还有道德行为冲突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复杂心态的展现。
&&&&& 在改编时, 培利耶夫首先要做的依旧是以适应电影表现为名删除一些情节线索。什么样的呢？首先自然是与宗教思想、哲学观念有关的线索, 不仅如此, 还有许多广泛的社会性内容被培利耶夫认为是“影片难以容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对科学触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宗教的恐惧在有关人物身上表现出的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贵族社会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思想斗争的历史背景法官在沉默的耶稣面前的辩解；还有反映了作者理想情绪的孩子们的形象——这一切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东西都被排斥在影片之外。
&&&&& 在影片中, 卡拉玛佐夫兄弟之间以及与其父亲所代表的各种道德观念、社会立场之间的冲突成为情节的中心, 尤其是伊万和德米特里作为主要人物得到了突出的刻划。在德米特里身上, 尚未被“卡拉玛佐夫气质”腐蚀掉的善良天性、自我牺牲精神, 还有对爱的真挚与其邪恶、放纵的另一面的斗争被编导牢牢抓住,提炼出爱拯救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题。
&&&&& 的确, 爱拯救人生的思想渗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 是他的道德观、宗教观的首要之点。培利耶夫在奔向这一主题时走了一条捷径——躲过了心理思辨, 跳过了宗教狂热, 也绕过了时代生活的沼泽。这样一来, 小说原作中精神探索的艰辛道路被大大地简化,人物也因之失去了许多深度和立体感。比如，格鲁申卡在小说原著中本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女性形象, 气质与品格之中负载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重的理想观念, 而在影片中她却显得十分单薄, 只是作为虽为生活所损害但未失爱心的理想幻影出没于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生活之间。
&&&&& 可以看出, 培利耶夫在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改编影片时极力所做的一方面是删除原作中有争议的、不为时代观念所重视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寻找原作中的“亮色”, 人为地使之上升为驾凌一切的主导旋律, 最终,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郁的悲剧气氛中调和出乐观的结局。为了达到目的, 有时便不惜抛弃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个人特色的思想、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
&&&&& 特定时代的观众和艺术评论家也对这种做法给予认可。毕竟他们和电影工作者一样, 已经习惯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和接受模式。无奈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得夹在一些二流作家之中, 挤在电影制片厂的门口, 等待某个导演再次从他的百宝囊中拣去一些故事与人物充作某部二流影片的素材。
&&&&& 靠着相当大的牺牲,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在培利耶夫等人的提携之下登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生活的前台。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对培利耶夫以及同时代人有怎样的诱惑力、怎样的启发性, 事实的确是培利耶夫的电影拯救了这位伟大的作家, 而不是他的深刻与宏伟充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的苏联电影。
&&&&& 在苏联观众与评论界看到《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影片时的欢欣的背后, 隐藏着俄罗斯古典杰作在思想禁锢时代的悲哀与无奈。在50一60年代, 苏联电影虽有突破, 但是思维定势仍未从根本上动摇。苏联的电影工作者还不能做到无偏见地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 因而, 也就无法利用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开辟当代电影的新天地。
&&&&& 在苏维埃时代, 由于思想方式和艺术表现上的定势与禁忌的束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无法深入、全面地反映于银幕之上, 尽管这时有着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相当高的艺术创作水平而到了所谓的“后苏联”时代, 极端的自由气氛弥漫于社会思想和艺术创作领域,而且, 对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思想的关注与日俱增, 这也许正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复兴于世的大好时机了。然而,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无人问津的角落奔到打起新招牌的电影公司门前时, 他又悲哀地发现, 今天的俄罗斯电影已经急剧地商业化了, 好莱坞的味道日益浓厚, 他的那份深刻思想与批判精神因为不能带来票房收人而又一次被无情抛弃, 只有扭曲的人物和犯罪的情节还让一些跟在好莱坞后面亦步亦趋的二流导演在粗制滥造时髦影片时兴味盎然。
注释① 苏培利耶夫《培利耶夫文集》第一卷, 苏联艺术出版社1978年版, 第174页。② 苏培利耶夫《培利耶夫文集》第一卷, 苏联艺术出版社1978年版, 第178页。③同上。④引自日佐藤忠男《黑泽明的世界》, 李克世、崇莲译, 李正伦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2页。⑤ 苏培利耶夫《培利耶夫文集》第一卷, 苏联艺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97页。
--------------------我写作，是希望被远方的人相爱。楼主
电影频道看过《卡拉玛佐夫兄弟》片段，那个光头演得很出色。很想再看，碟片没淘到，谁有资源啊。。。佐藤忠男出过《黑泽明的世界》,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这个肯定有意思
--------------------美好的时光里，感受创作的美好
管理员给此回复奖励了
《卡拉玛佐夫兄弟》正版DVD有，以前看到过，这种电影估计很少有碟商会出，看在线又是国语配音，所以要是能淘到9区碟真难得
--------------------微博/u/
呵呵，卖碟大姐一见我，就说没看到那个光头。。。
--------------------美好的时光里，感受创作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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