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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新编之叶生中八王爷结局是什么？八王爷最后死了吗？扮演者寇振海资料
来源：齐鲁在线
导读：寇振海上海星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神话剧《聊斋新编》正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火热播出，该剧由著名导演黄祖权、蓝志伟、麦炳华、谭朗昌联合执导，韩雪、陈龙、乔振宇、李宗翰、李金铭、胡可、柯佳鳌⒘...
上海星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神话剧《聊斋新编》正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火热播出，该剧由著名导演黄祖权、蓝志伟、麦炳华、谭朗昌联合执导，韩雪、陈龙、乔振宇、李宗翰、李金铭、胡可、柯佳鳌⒘钟油⑼跻恋攘煜沃餮荨！读恼卤唷纷钥ヒ岳淳捅ナ芡训耐虏郏友菰薄⒕缜椤⑻匦ТΥΡ煌芽冢蛱觳コ龅摹兑渡返ピ虮煌虏鄣母苯印&这内容跟叶生这个故事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聊斋志异》的原著中《叶生》单元讲述的是名叫叶生的人文章冠绝天下，可是屡试不中，而一位丁公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周济帮助他，但是黑暗的考场依然让叶生失败。叶生得了重病快要死去，丁公却仍不忍丢下他。叶生很是感动，死后魂魄不散跟随着丁公，而丁公并不知道，并让他教自己成器很晚的儿子，叶生出尽了自己的才华，终于让公子成名。当公子建议他衣锦还乡时，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死去。公子听闻倍受感动，厚葬叶生并资助叶生儿子进了学宫。这部作品凄楚感人，充满了作者对崇高友谊的赞叹及对黑暗科举的憎恨，而《聊斋新编》中的《叶生》却变成了皇权之争。如此大的反差也难怪网友观众频繁开炮了。&不但剧情面目全非，连人名都对不上，我怎么觉得叫新狸猫换太子更合适呢？&你这可就是名副其实的挂羊头卖狗肉了，而且你挂的那羊头都是用狗头改的&&&如果说前几部只是让蒲松龄生气的话，那看了这部他老人家真该从地下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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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创作思想的二重性
&&&&&&本期共收录文章16篇
　　摘要：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为抒其“孤愤”情怀，所以在描写吏治、科举制度和爱情婚姻题材作品时有诸多批判和揭露，但作者的创作思想有二重性，所以在书中即可看到主旨截然不同的篇章。在欣赏该书时，应以其最新的超越时人的思想为问题的主要方面，其价值也应以此为评判标准。 中国论文网 /4/view-4320390.htm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创作思想；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清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古代志怪传奇的集大成之作。鲁迅谓《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1] （P179），已成定论。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揭露和抨击，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批评，通过男女爱情婚姻问题的描写对封建礼教的冲击，是作者蒲松龄“孤愤”的抒发，也是全书思想价值最高的三个部分，这已为诸多研究者所指出。但《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作品，其创作思想并不统一，不同作品的创作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点，这也正昭示了作者世界观、价值观的二重性。本文即从《聊斋志异》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和对女性婚姻与贞节观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在创作《聊斋》时呈现出的二重性思想。 　　一 　　对封建统治阶级吏治的揭露，是《聊斋志异》中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章培恒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时所写的《新序》中即指出：“由于作者相当了解当时地主阶级的内部情况，所作揭露和抨击颇为尖锐，成为《聊斋志异》思想价值最高的部分。” [2] （P2）事实也确乎如此，许多学者和文学史教科书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在书中的例证较多：如诸葛城商士禹“以醉谑忤邑豪。豪嗾家奴乱捶之。舁归而死”，商士禹二子出讼，案终岁不能结（《商三官》）。小偷入宅行窃，为梅氏所拿，典史却因“受盗钱三百，诬其女与通”，梅女因自缢而死。鬼妪骂此典史“袖有三百钱，便尔翁也”（《梅女》）。《成仙》篇成生所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揭露可谓是一针见血。更有潞城令宋国英：“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潞令》）。贪官酷吏们为何这般横行霸道呢？寓言小说《梦狼》中的白甲一语道破：“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复令上台喜也？”作者蒲松龄虽身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但他仅有薄田几亩，老屋数间，对于平民百姓的苦痛感同身受，对于当权派的贪婪和腐朽也看得最为真切，所以发之于文，即无比得犀利和痛切。 　　对于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猛烈抨击，只是《聊斋》作者创作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开明政治和清官们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的一个方面，就是作者将希望寄托在阴间或天界。《潞令》中宋国英暴死后，作者评论曰：“幸有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生起矣，流毒安穷哉！”而且“阴曹不与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李伯言》）。《阎罗薨》一文，魏经历的话也验证了冥界法治的公正：“阴曹之法，非若阳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这话同时指出了阳世之法的徇私舞弊。巡抚某公因见其父之鬼魂下油锅失声大号，而导致魏经历的死亡，这也证明了阴曹法治的严明。但在对阴间的描写上，蒲松龄的思想也具有二重性：他一方面要塑造一个与“阳世懵懵”政治完全不同的开明的阴间吏治，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将阴间刻画为人世社会的缩影。这后一方面，有公孙夏所说：“但有孔方在，何问吴越桑梓耶！”保定国学生某，因以五千缗买得冥中城隍的肥缺，幸遇关帝将其褫服笞杖，而未能赴任。但明伦在此篇文后评曰：“至仅出半资，居然五马，倚孔方之力，遂破原籍之例，冥中有此，真铜臭世界，阴霾地狱矣。”冥吏也如阳世小吏一样向人索贿，且以“此役不曾啖得一掬水”为恨（《刘姓》）。《席方平》一文，更可显出“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的冥世之昏暗，与彼时的阳间别无二致。鬼神皆可以金钱买通，又有何公道可循？其他如《小谢》中秋容被城隍祠黑判官强摄去欲“逼充御媵”，初见考弊司虚肚鬼王“例应割髀肉”（考弊司）等，凡此都是阳世统治阶层腐朽官吏的弊习在阴间的折射。谈论至此，即涉及到作者蒲松龄对清官的渴望这一问题。 　　吏治坏而思“清官”，作者蒲松龄有感于当世的朽烂，创作了《聊斋志异》中“清官”题材的系列小说。《于中丞》、《折狱》、《诗谳》、《老龙船户》、《太原狱》、《新郑讼》是其中的典型之作。正是这些断案小说告诉人们，“事无难办，要在随处留心耳”（《折狱》）。是为了肥己或讨好上司而屈打成招，还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做一个真正的民之父母，正是取决于为官者的清廉与否。 　　其实，《聊斋志异》中以阴间为题材的小说，也是作者“清官”思想的一种表现。正因阳世统治者的朽溃，所以想到冥间或许迥异于人世，政治更为开明；而一旦阴间也同阳世一样是充满铜臭的世界，这时就有上界神灵（如灌口二郎神）这一类的清官出现。这些都是作者乃至当时人们的“清官”思想在作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 [3] （P607）阳世吏治坏而思清官、思阴间，而冥世更腐朽时则思神灵，这都是“清官”思想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于成龙、费祎祉、周元亮、朱徽萌、孙柳下、石宗玉等都是被作者推崇的清官，是迥然不同于贪酷之吏的民之父母。“清官”形象是彼时人民的一种精神期待，是期待对不平事件的判断和对腐朽社会的裁判。表面看来，对统治阶级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与对开明政治和“清官”的追求是两件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才有作者在书中对这些无价值东西的撕破和对光明的向往。传统小说中对明君贤相的向往，公案小说中对清官的刻画，与作者蒲松龄在《聊斋》中的相关描写一脉相承。正如宁宗一先生所说：“清官思想不是宣传人民要求解放的力量，不是宣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宣传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的思想，‘救世主’的思想。” [4] （P124）这与作者的阶级成分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蒲松龄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虽然只是地位较低的中小地主阶级，但他也是毕生在向统治阶层靠拢，通过一届届的科举考试想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从而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向封建统治阶级宣战，他只是希望大批“清官”的出现，希望政治上的不断改良。当然，这就涉及到了《聊斋》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问题。
　　二 　　作者在创作科举题材的小说时，其思想也存在着二重性的特点。我们一方面看到《聊斋志异》中对黑暗的科举制度大力的揭露和抨击，看到作者深潜于其中的“孤愤”；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众多士子通过科举之路而高中，跻身统治阶级之列，从而夫荣妻贵光耀门楣。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等篇中看出。叶生虽得丁乘鹤激赏，“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即放，依然铩羽”。叶生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遂魂托知己，教授乘鹤子高中亚魁（《叶生》）。研究者普遍认为叶生中有作者蒲松龄的影子，此文也可看出作者对科举制度的孜孜追求，并未因一时的打击而消磨殆尽。作为作者后期之作的《司文郎》和《贾奉雉》，则彰显出作者的无穷愤懑。狂悖不通的余杭生高中，而“初法大家”的王平子却落第，最能知文的瞽僧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司文郎》）在《王子安》一文中，作者更是对秀才入闱作了生动刻画：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从引文可看出作者对科举考试的沉痛体验，但作者对科举的不满仅限于“大骂司衡无目”，这正是《司文郎》中瞽僧所痛切揭示的。《贾奉雉》中郎生秀才也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奉雉也因“于落卷中，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而中经魁。其实，“与其说蒲松龄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倒不如说他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绪在恶意贬低嘲骂考官更为准确” [5]。 　　与对科举考试的揭露抨击相反，蒲松龄在创作时又十分期盼科举高中，并在《聊斋志异》中安排了众多士子的科考得意而步入仕途。《姊妹易嫁》中毛公即以牧牛儿之子的身份先中解元，擢进士，后以宰相归，为闺房扬眉吐气。胡四娘因嫁穷书生程孝思而被姊妹辈以“贵人”之称嘲笑之，终因程生“应顺天举；连战皆捷，授庶吉士”而为四娘吐气（《胡四娘》）。《龙飞相公》一文中安庆戴生也以科考乡捷而光耀门庭。狐女凤仙为激励夫君刘赤水科考高捷，以一镜相赠，并随赤水的用工与否而“作镜影悲笑”，“如此二年，一举而捷”。我们可以看到士子们在借文章吐气，也更能看出作者蒲松龄在描写小说人物高中时的欣悦。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矛盾心态，这亦为一些研究者所指出。范恪劼说：“蒲松龄的科举之路，考场竞逐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一方面是一连串的失败、失意、失落，一方面是至死不变的迷恋、迷信、迷惑。” [6]另有研究者指出：“他一方面赞同羡慕，认为科举制给读书人提供了获得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一方面对科举制运行中出现的腐败、受贿等问题表示极大的愤慨与不满。” [7]聂绀弩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聊斋志异》的反科举八股，不是从科举八股的一切方面来反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反对：一、做好文章的人考不取；二、做坏文章的人反而考取。” [8] （P321）进一步说：“《聊斋志异》并不反对科举八股，而只反对科举八股的流弊，反对科举八股的后遗症。” [8] （P333）蒲松龄对科举的不满和反对，与他自身在科举考场中的升降沉浮、尝尽世间百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 [9] （P285），对称赏自己的施闰章感激不尽；但此后五十年的科闱生涯，作者屡考不中，以致其妻刘氏在他五十多岁时说：“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9] （P278）而蒲松龄却未能醒悟，一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入贡。 　　终其一生，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爱恨交织，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慨，痛恨考官的“盲目”、“盲鼻”，痛恨科考中的黑暗和贿赂。但是，由于自身的限制，蒲松龄并非是反对科举制度，而只是揭露和抨击其中的弊端和流毒。由于身在其中，就不可能识庐山真面目，这与稍后的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形成鲜明对比。吴敬梓通过其所著的《儒林外史》，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痛彻的攻击，这是一位站立起来的文人在对科举制度和孜孜于科考的士子的群体的反讽，因为作者将自己也列在其中，遂使得反讽的程度更深，而感情也更为真挚。这是终生混迹科考的蒲松龄所不能企及的。 　　三 　　爱情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描写得最为出色，也最为读者津津乐道，而其中狐、鬼题材的爱情小说，更是描写得一波三折、荡气回肠，《青凤》、《婴宁》、《聂小倩》、《梅女》是其中的名篇。狐妖、鬼女在爱情方面较青年女子更为开放和直接：婴宁初见王子服，即将手中的梅花一枝落在地上（《婴宁》）；胡三姐主动逾垣与尚生厮会，并将其妹胡四姐介绍给尚生（《胡四姐》）；诸生冯相如坐月下，狐女红玉自墙上偷窥，后与冯同寝处（《红玉》）；鬼女林四娘也是主动来就陈宝钥，“两人燕昵，过于琴瑟”（《林四娘》）；女鬼温姬慕嘉平公子风流，入室自荐，愿托终身（《嘉平公子》）。凡此，都可显现鬼狐的不同寻常，其对爱情和性的追求也较凡间女子直接。其中尤为无视人间贞节者，是《荷花三娘子》中所描写的狐女，当宗湘若问其姓氏时，她说：“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她所追求的是感官的刺激和性的需求，而在言谈举止中对封建贞节观踏上了重重的一脚。而有些狐女、鬼女与书生们之间的爱情，是生死不渝，饱经挫折。莲香、李氏与桑晓之间的爱情，历尽生死曲折终成眷属（《莲香》）；狐精华姑医好傅廉天阉后，将其女三娘许于廉，而鬼女巧娘亦归之，“二女偕和，事姑孝”（《巧娘》）。表面来看，作者是在写鬼狐，其实是在写人，在写蒲松龄心目中的女性，也是在当时看来全新的女性。在鬼狐的世界里，爱情要光明得多；而其中的二女共事一夫现象，则是作者一夫多妻制思想的反映。
　　作者蒲松龄一方面在描写众多大胆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鬼女和狐女，歌颂她们的新观念和思想；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人世社会的爱情和婚姻，作者的思想则显得极为卫道，显现出对封建婚姻制度和贞节观的强烈维护，这一点在描写鬼狐题材的爱情婚姻时也难以避免。而在描写尘世间男女爱情婚姻时尤为突出，有时彰显出封建婚姻制度和贞节观念的血腥和残忍。如耿十八在病笃时对其妻说：“永诀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请言所志。”当其妻说出“家无儋石，君在犹不给，何以能守”的话后，耿急遽地握住他妻子的手臂恨恨而亡。待其还魂后，“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权衡耿和其妻的对话，其妻说得自为真心话，也合乎情理；而耿十八则是虚情假意地询问，希望自己的妻子生死相守，一旦得到与期待不符的回答，即恼羞成怒，恨恨而逝，即使复生也不能相谅（《耿十八》）。江西布商牛成章三十三岁病死，其鬼魂至金陵再娶，而他的原配妻子郑氏也改醮而去；成章子牛忠至金陵与其相遇，当其得知郑氏弃儿女不顾而改嫁之事后，即“唏嘘不乐”，终捉郑氏魂魄至金陵，“摘耳顿骂”且“口龁其项”，至郑当日身死。但明伦亦评论说：“子已十二，又有产可以抚之，乃不贞他适；又复货产入囊，弃两孤于膜外，其死宜矣。”（《牛成章》）作者蒲松龄和批评者但明伦都站在封建夫权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所以对牛成章的做法和郑氏的下场观点极为一致。更为恐怖和血腥的，则是《金生色》。晋宁金生色死前对其妻木氏说：“我死，子必嫁，勿守也。”金母也与木氏母约定殡后听任其女改嫁。而木氏在缞绖中犹不忘妆饰，更与邻妪所推介的无赖子董贵私通；金生色鬼起捉奸，董贵躲至邻妪家，又奸邻妪之子妇，结果董贵和子妇皆被邻妪之子所杀，木氏被其父疑为纵火者而误杀；后经官司判断，“木以诲女嫁，坐纵淫，笞；使自赎，家产荡然。邻妪导淫，杖之弊”。因木氏一人新寡不贞，致使一人坐笞五人被杀，报应可谓甚矣。而蒲松龄更在“异史氏”评论中说：“‘欲知后日因，当前作者是’，报更速于来生矣！”整篇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场对违反封建贞节观念的寡妇的惩治图。作者之于封建女子，在婚姻和贞节观上仍然不能摆脱当时之窠臼。 　　蒲松龄笔下的鬼女、狐女，以至于一些花妖和仙女，都表现出了高于当时女性的诸多观念，如对自由爱情、婚姻幸福、和谐家庭的向往等，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都呈现出了一种新女性的观念。当然，也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花妖狐魅所与交往的，多是像作者一样的士子和塾师。其实，这也正是作者蒲松龄在寒窗苦读的孤寂和远在他乡设馆的寂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白日梦。其中有些故事或许渊源有自，但是大部分情节则为作者的向壁虚构。花妖狐魅和读书士子、塾师间的爱情故事，是用以慰藉作者蒲松龄孤独的身心所作，是对作者灵与肉的某种程度上的安慰。这在作者蒲松龄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 [10] （P543），“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 [10] （P563）。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如画的妙笔和超强的小说创作能力，为我们塑造了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的花妖鬼狐形象。 　　而与之相反，当作者一旦触及到现实社会中的女性，一旦接触到尘世男女的婚恋和爱情生活，则显得极为保守。这些女子必须遵守“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纲常制度，即使丈夫死去，生活朝不保夕，也要遵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规范。妻子必须完全忠于自己的丈夫，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否则，不仅会受到丈夫和翁姑的批评和责罚，还会受到作者的口诛笔伐和评论者的严厉谴责。这使我们看到作者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为开放，一为保守；一为主张主动追求自由幸福，一为主张恪守封建婚姻观和贞节观，不可越雷池半步。 　　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在封建吏治、封建科举制度和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上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其中对于封建吏治方面，一则是对于腐败吏治的揭露和讽刺，一则为对鲜明政治和清官的向往。而对封建科举制度方面，则显现出既揭露、抨击，又欣羡和向往；对男女爱情和婚姻方面，一方面展现出女子们对爱情和婚姻的主动追求和向往，一方面则极为严厉地苛责封建女子不能改嫁，不能失贞，不能越雷池半步。凡此，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作品主旨间的矛盾，而归根结底则是作者蒲松龄在创作思想方面显现出来的二重性，也即其矛盾的症结点所在。 　　《聊斋志异》的创作时间跨度相当长，作品数量多，而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作品会被作者赋以不同的思想内涵。在蒲松龄几十年的《聊斋》创作时段里，其思想是在逐渐地发生变化的；而其思想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这在其作品中都不无体现。其实，《聊斋志异》作者的二重性创作思想，是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正如吴组缃所说：“他们只能在思想感情的主要方面，或在思想意识的某一方面，突破旧有世界观的束缚，因而产生了或接受了新的思想因素；在他们旧有世界观里面，形成一个新的相互矛盾的部分。” [11] （P4）这就使得如蒲松龄这样的古代小说大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当世人难以企及的新的思想，而他们用这种新的思想去观察社会书写人生，也必然创作出新人耳目的作品。而他们那些仍然不能摆脱时代窠臼的思想，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我们看蒲松龄，看《聊斋志异》取得的卓然不俗的成就，主要是指他超乎前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强调《聊斋志异》作者的这些新思想，这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其他的则可看作矛盾的次要方面，这也是我们衡量一部古代文学作品在思想价值方面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准。作者蒲松龄所表现出的新思想，是远远超出明代和他同时代的诸多小说家的，所以，《聊斋志异》也足以称为中国文言小说中的巅峰之作。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宁宗一.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5]陈少瑜.文人的自缚与自救——蒲松龄创作心态管窥[J].东岳论丛， 　　1991（3）. 　　[6]范恪劼.孤愤是蒲松龄“科举士子”小说创作的动力[J].许昌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7（1）. 　　[7]张清法.蒲松龄科举观成因探析[J].名作欣赏，2008（4）. 　　[8]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七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9]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10]（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吴组缃.说稗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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