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法自毙：商鞅死在自己制定之恶法下
楼主正文显示宽度
跟帖显示为
本帖只代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联系。举报
微信扫一扫分享本帖到朋友圈
微信扫一扫分享本帖到朋友圈
图文编辑模式
18:54:36&)
4425字(255/0)
请登录后继续操作....
强国社区-人民网商鞅死在自己制定之恶法下
南方都市报
商鞅在逃离秦国边关前，想住旅店，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拒绝了这个逃犯。商鞅叹息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的来由。
作者：十年砍柴
　　“作法自毙”这个成语今人常用，查其源头，应该是典出《史记·商君列传》。2400来年，这个典故一再被人使用，说明在中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作法自毙的故事一再上演。
　　商鞅是卫国公室之后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称为卫鞅。到了商鞅这一代，由于是旁系子孙，家庭已经破落了，流落到异国，给魏国相国公叔痤当门客。此人不甘心久处人下，少年时刻苦向学，史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学说，走的是李悝、吴起的路数，和后世“法治”辞相近而意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而限制官家权力为基础，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别是君主进行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临死前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以为老相国病得厉害，说胡话了，没当回事。商鞅逃过一劫，跑到相邻的秦国。不久，深得秦孝公之大用。商鞅如何取悦于国君，《史记》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写。商鞅在用言辞打动孝公后，对秦国的宠臣、他的朋友景监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为人性、造福更久远的制度。但是，他向国君介绍三代时尧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这样做太难了，需要数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于是商鞅再次拜见秦孝公时，就开了一张见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药“药方。
　　这剂猛药，就是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切入点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赏取信于民，这便有了著名的“厚赏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则采取严酷的刑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颁布严厉而明确的法律；奖励军功；鼓励农桑；推广郡县制。其中有一项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坏，即“告奸”，鼓励民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获得官府奖赏，而知情不报者则连坐。另一些内容则得罪了秦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他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用法律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如以军功而不是以出身定爵位，敢拿贵族开刀。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按律法处罚太子，太子是继承人，不能受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这个威慑效果很明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这种做法，是霸道而非王道，历代儒家多不持赞成态度，但是很管用，过程、手段是否仁厚、文明、合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目的高于一切，这种“成功学”对国人影响深远。
分享我的态度到微博
了这篇文章
作者恶毒至极，刊登此文者居心何在？向反腐一线的人们致敬！
没有商鞅的“恶法”，秦国就不可能统一中国。没有反腐的“恶法”，就不会有强大的中国。
评“ 作法自毙：商鞅死在自己制定之恶法下”&br/&
刑名之学，是法家的学说，是后世“法治”的祖宗。没有刑名之学的发展积累绝没有后世“法治”。&br/&
刑名之学，提倡君主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颁布严厉而明确的法律；奖励军功；鼓励农桑；推广郡县制。在法律上剥夺贵族的特权，限制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法律被作者定义为“恶法”，作者判定善与恶的基础是什么？保护“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是善法，剥夺、限制“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是恶法？&br/&
“告奸”、“连坐”是后世“检举”、“包庇”的雏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检举”者无功，“包庇”者无罪？对后世影响极坏不知作者是如何获得的。&br/&
商鞅变法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司法公正试探，虽然以商鞅的个人悲剧方式谢幕，但是结果却是令孱弱的秦国实现了中华一统， 成就了中华民族第一位皇帝，同时历史也告诉后人，只要有司法公正任何经济的低迷都是可以克服的，司法公正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人民的创造力，减少腐败，减少浪费。&br/&
商鞅这种做法，是霸道而非王道，历代儒家多不持赞成态度。在鲁迅眼里，中国的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了”，“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儒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用所谓的‘仁义道德’为“贵族”、“既得利益集团”不把中华民族纳入法制的轨道提供理论基础。&br/&
商鞅变法，敢拿贵族开刀。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按律法处罚太子，太子是继承人，不能受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如果不是以儒家为先锋的“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中华民族还能有屈辱的近代史么？&br/&法律不健全，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与时俱进，打补丁完善法律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诉求。即使是有待健全的法律，对于受众---全体国民也是百分百公正，但是借口法律不健全而行苟且之事则是对国民百分百不公正。&br/&
有感于“ 作法自毙：商鞅死在自己制定之恶法下”，有不到之处请予以批评。&br/& &br/& &br/&作法自毙：商鞅死在自己制定之恶法下
作者: 我们爱历史 | 发表时间: 7&天前
　　商鞅在逃离秦国边关前，想住旅店，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拒绝了这个逃犯。商鞅叹息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的来由。
　　商鞅变法
　　“作法自毙”这个成语今人常用，查其源头，应该是典出《史记·商君列传》。2400来年，这个典故一再被人使用，说明在中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作法自毙的故事一再上演。
　　商鞅是卫国公室之后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称为卫鞅。到了商鞅这一代，由于是旁系子孙，家庭已经破落了，流落到异国，给魏国相国公叔痤当门客。此人不甘心久处人下，少年时刻苦向学，史称其“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学说，走的是李悝、吴起的路数，和后世“法治”辞相近而意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而限制官家权力为基础，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别是君主进行集权，用严刑酷法来威慑与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临死前对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以为老相国病得厉害，说胡话了，没当回事。商鞅逃过一劫，跑到相邻的秦国。不久，深得秦孝公之大用。商鞅如何取悦于国君，《史记》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写。商鞅在用言辞打动孝公后，对秦国的宠臣、他的朋友景监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为人性、造福更久远的制度。但是，他向国君介绍三代时尧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说商鞅是个妄人，因为这样做太难了，需要数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于是商鞅再次拜见秦孝公时，就开了一张见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药“药方。
　　这剂猛药，就是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切入点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赏取信于民，这便有了著名的“厚赏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则采取严酷的刑法。
　　等到秦孝公去世后，当年被商鞅侮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当初被他判处刑罚的太傅公子虔向国君告发商鞅谋反。———谋反这类罪名是个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是收拾政敌的最佳武器。秦惠文王未必不知道当初商鞅那样做是为了秦国的强大，但是，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已达到了，商鞅已无什么价值了，再说啦，他得安抚旧贵族，顺便报自己的私仇。———于是，商鞅必死无疑。
　　商鞅又重复当年从魏国逃走之故伎，然而，这回他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在逃离秦国边关前，想住旅店，店主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拒绝了这个逃犯。商鞅叹息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的来由。后来他逃到魏国，魏国恨他当年打败了魏国，不得拒绝收留他，反而把他遣送回秦国。他被秦国军队杀死在渑池，秦王下令车裂其尸首以示众。
　　如果说商鞅上演的是悲剧，那么两千年以后的许显纯则上演了闹剧。
　　许显纯，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女儿嘉善公主的孙子，他爷爷是驸马，典型的皇亲国戚。中武进士后，进入锦衣卫当军官。武进士远不如文进士有含金量，而锦衣卫是安排勋贵子弟的重要地方，《明史》说：“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因为锦衣卫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可以逮捕任何人，不需要事先取得刑部的同意。可以将嫌犯关押到诏狱———即天牢中，也可以对嫌犯不进行公开审讯。———-如此的机构，必然演变成权力极大、人人闻之色变的特务机构。到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政，他投靠在魏忠贤门下，擢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算是锦衣卫这个机构的二把手或三把手。当了特务头子后，他惟魏公公之命是从，成为迫害“东林党人”的主要打手，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采、夏之令都死于其手。
　　崇祯帝即位后，掀起了为冤死的东林党人平反高潮，许显纯当然会作为平息民愤、安抚冤死者家属的“祭品”推向前台。刑部公审许显纯时，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旁听人群中走出，用锥子将许显纯刺得鲜血横流。———本应维护法庭秩序的刑部大员为了“政治正确”，对黄宗羲这种行为也听之任之。许显纯虽承认自己参与迫害，但搬出王朝法律中“八议”中“议亲”“议贵”条，申明自己的祖母是公主，可以免死。———然而，崇祯为了收拾魏忠贤和他哥哥天启帝造成的残局，树立新政的威望，也顾不得他姑奶奶嘉善公主的这个孙子了。最终诏下，许显纯被斩。
　　商鞅是制定“恶法”的人，许显纯是执行“恶法”的人，两人最终也死在“恶法”之下。
　　作者：十年砍柴
地方资讯：古代监察制度探源-乡镇概况-沁水县阳光农廉网
欢迎您光临嘉峰镇阳光农廉网
嘉峰镇阳光农廉网
当前位置： >> 乡镇概况 >> 古代监察制度探源
古代监察制度探源
发布时间：
编辑：嘉峰镇农廉办
录入：嘉峰镇农廉办
浏览次数：
　　法家催生了古代监察制度，秦朝开始通过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考绩来实现监督　　　　进入春秋时期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日益下降，出现了“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诸侯国为了各自国家的生存，都或多或少地在尝试新的治国方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国家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激发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空前繁荣，史称“百家争鸣”。公元前536年，郑国丞相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开创中国成文法的先河。此后陆续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军事家反对传统的“礼治”，要求“以法治国”、“一断于法”，后世将这一批人统称为法家，正是法家催生了古代监察制度。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其中以商鞅最为知名。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法律，以重刑厚赏来确保法律执行，创建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使秦国的国力在秦孝公以后长期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到李斯为相时，则帮助秦王嬴政利用法家的理论，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并一手将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极致。　　　　法家人物在创制覆盖整个社会的律令体系时，非常注重对官吏的管理。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了睡虎地秦简，其中的《秦律杂抄》提到了“除吏律”，《秦律十八种》记录了“置吏律”的三条律令，是关于官员任命、调动、代理的规定。同期出土的《语书》，有6支简记录的是南郡守腾命其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的事情，附带写明了当时“良吏”、“恶吏”的标准。这些存世的简书不仅表明秦律中已经包含了吏治的内容，而且也证明秦朝已经开始通过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考绩来实现监督。　　　　此外，秦朝还设置了具有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朝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主管监察的最高官吏，其位上卿，“掌副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吏有两丞，一为中丞，二是御史丞。御史丞主要是在府内协助大夫处理日常公务；中丞则在殿中掌图书秘籍，并外领监御史以督郡县，内领侍御史以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在御史中丞之下，设有15名侍御史，为临时性的派遣监官。在郡一级地方机构，则设置了监御史，负责监督郡守和其他官员，即“秦有监御史，监诸郡”。关于秦朝的监察机构设置，尽管尚未出土直接的文物证据，但后世的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秦朝时已经完成初创。　　　　汉代健全的监察机关的设立以及专门监察法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全确立　　　　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在建立15年后就走向了崩溃，李斯所主张的对官吏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的做法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的做法。当时以陆贾、刘安为代表的思想家，融合道家与法家学说，主张治国应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形成了重德轻刑的黄老学说。道家“无为”的治国理念虽然使国家富裕，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七王之乱”的混乱局面，国家也无法应对北方匈奴民族的入侵。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收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发展了新儒学，在获得汉武帝的信任后，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从而使儒学成为官学。此后儒家的很多思想以法律的方式体现出来，使儒家真正融入到国家的治理之中，“春秋断狱”就是儒家入法的一个反映。汉武帝的治国并没有纯儒家的色彩，而是将儒家的形式地位和法家的实际运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汉武帝重用不折不扣的法家人物张汤、赵禹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立法。据《汉书·刑法志》载，当时共有律令359章，以至于“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采用“阳儒阴法”的政治手段，缔造了一个富裕、强盛的西汉王朝，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汉朝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官吏的治理，统治者效仿秦朝的做法，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制度。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中央设有御史大夫，建御史府，掌全国的最高监察权，并协助丞相总理国政。御史大夫下设有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这与秦朝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又在丞相府内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并协助丞相“督录诸州”，丞相府的监察机关使得丞相对各郡县官吏的监督增强，同时也是对御史大夫为首的监察机关的制约，这样汉代的中央监察机关就处于互相监督之中了。另外，汉武帝征和四年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其临近各郡，司隶校尉受制于御史大夫，位在司直之下，但是其职权较重，可纠举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内的百官。　　　　在地方上，汉初废除了秦设置于各郡的监御史，改由丞相派出的“丞相史”监察郡县。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元封五年废除丞相史，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刺史遂成为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　　　　在建立完整的监察机构的同时，汉朝还开了监察立法的先河，这有别于秦朝时对官吏的要求散见于各律令中的做法。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一书记载，汉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役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在推行刺史制度后，在《监御史九条》的基础上制定《六条察郡之法》，历史又称为《刺史六条》，主要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汉代健全的监察机关的设立以及专门监察法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全确立。　　　　在皇权专制之下，监察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橡皮图章”　　　　从春秋到秦汉，是一段古代中国变法求强的历史。监察制度的最终确立，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充分领悟到只有吏治才会有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强国，而吏治的根本保障就是监察制度。自秦以来，监察官员都被称为“风霜之吏”，可见历代法家都对监察制度寄予厚望。但有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国家就一定能够达到法治吗？　　　　《史记·商君列传》记录了商鞅这样一句话：“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法治的前提是统治阶级中的“强宗豪右”必须守法。商鞅获得了秦孝公最大的支持，使得“商君之法”向统治者让步最小，可以约束秦王以外的所有人。在“徙木立信”、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案例之后，法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性。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虽然只有简单的监察制度，但也使秦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法治国家。商鞅“尊君卑臣”，用“律”限制了“强宗豪右”的特权。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制为郡县制，皇帝高度集权，“强宗豪右”分享天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于是当一场农民起义发生时，“强宗豪右”没有站在皇帝的一边，而是推波助澜，顺势葬送了武力强大的秦帝国，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法治”时代。　　　　进入西汉以后，不管是采用道家与法家相结合的治国方法，还是儒家与法家相结合的治国方法，本质目的就是要废除秦朝只有皇帝能逍遥法外的做法，保证“强宗豪右”都能逃脱法律的硬性管制，而只受到“礼”、“德”的软性束缚，以此保障和平衡统治阶级的内部利益。在这个背景下，监察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都成了“橡皮图章”。所以，汉代以后的监察制度虽然比秦朝复杂，但它只在皇帝贤明时能成功治吏，皇帝昏聩时就几乎完全失效，而且它再也没有给任何王朝带来真正的法治。　　　　站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源头，我们感慨古老制度设置的巧妙，对祖先的智慧无限敬仰。但这段历史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封建王朝中的“强宗豪右”和皇帝，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任何触犯他们利益的制度就会被果断抛弃，监察制度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圈套玩具，只会套别人，绝不套自己。新中国的建立，翻过了沉重的历史，消灭了“强宗豪右”和皇权专制，这给中国法治和中国监察带来根本性的希望，古代监察制度所凝聚的智慧也才有了借鉴的意义。
沁水县阳光农廉网
主办单位：中共沁水县纪委 沁水县监察局
电话：、7024889 邮箱：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