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教会医院——弋矶山医院
基督教来芜湖传教时，除兴办学校外，还建立了一些医院诊所，进行西医治病，较有影响的一座医院即今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
　　弋矶山医院素有“北有协和，南有弋矶山”之美称，一直属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中年议会管辖。
　　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赫怀仁到芜湖，只身先在弋矶山西南角的一间破庙里安下身，挂起“施诊所”的招牌，籍以传教和医疗。由于芜湖当时缺乏西医，来就医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赫怀仁利用“庚子赔款”和美以美会的资助，才逐渐地兴建起医院大楼。但于1920年不慎引起大火以后，南京卫理公会改派传教士江德来芜，接替赫怀仁的院长职务。并在美国大肆募捐，又向中国煤油公司、烟草公司筹集大宗款项，扩建主楼和西楼，作为医疗和布道之用。另外，还在柳春园设立一门诊即“铁房子诊所”（1948年关闭），遇到严重病人即送往弋矶山医院治疗。1929年秋，蒋介石曾参观视察该院，为医院题字，即“芜湖弋矶山医院”，并捐款三百元，为扩建门楼之用。以后教会改派包让接替江德的院长职务，包让到职后，完成了主大楼未完成的工程，同时还设立了高级护士学校，命名为：“芜湖怀让护士学校”。
　　芜湖弋矶山医院，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由于是卫理公会所办，所以在创设之始，即是治病兼传教，在医院的二楼，设有一所礼拜堂，并派有专职权师，每逢星期日，凡是医生、护士、工友、病员等自愿参加。另外在给病人动手术前，医生必须进入礼拜堂祈祷后，方为病人动手术。解放后，弋矶山医院为人民政府所接收。
老芜湖医院﹙现为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老芜湖医院﹙现为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老芜湖医院﹙现为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建筑档案
　　◎地理位置：芜湖市赭山西路2号
　　◎建筑风格：折中主义建筑
　　◎建造时间：创办于1888年，1923年失火重建，1927年部分建成，1937年正式竣工。
　　【一】
　　弋矶山原名驿矶山。“驿”指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矶”则是突出江边的石山，燕子矶、采石矶都是江边览胜之地。天色晴明时，站在弋矶山头，看大江东去，水天一色；江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让人心旷神怡。
　　1888年，赫怀仁在此创办了“芜湖医院”，并担任院长，一手创立了安徽省第一所现代西医院。这座拥有无敌江景的医院至今仍在使用，新建的病房大楼位于医院大门入口处，而大门里面，弋矶山上，还保留着当初的建筑格局。
　　芜湖素有“半城山半城水”的美誉，境内遍布大小山头，这些山头大多不高，弋矶山已经可算最高纪录了。而弋矶山医院的建筑，便是依山形而建，又巧妙地融合了地势。走进医院大门，迎面有一条上升的山路，山路的两侧，分布着沈克非、陈翠贞故居、百年院长楼、百年专家楼和建于20世纪初叶的病房大楼。在建筑风格上，既有券廊式的洋楼，也有“大屋顶”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还有当时新兴的折中主义建筑，通过这些建筑，可以看见芜湖洋楼从晚清到民国的风格变迁。
　　【二】
　　走到山路尽头，可以看见覆盖着琉璃瓦的沿江长廊。站在长廊向右边眺望，芜湖长江大桥像钢铁巨龙横跨江上，江面不时传来轮船的鸣笛声，而背后则是芳草绿树鸟语花香。置身这样的绝佳风景中，对于病人的身心恢复大有裨益。
　　与整座医院的西洋建筑风格有别，沿江长廊采用的是中式风格，顶部的琉璃瓦，两侧的朱红柱子，供人休憩的美人靠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长廊的屋顶上还有许多彩绘壁画，历史人物、山水风光都有，将芜湖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一帧帧定格在上面。在表现手法上薄施彩绘，有苏式彩绘的清淡而近自然的质地。这里原来是供纤夫行走的狭窄栈道，现在已经成为观光览胜的绝佳场所。
　　走廊一侧的草丛中偶尔出现一只鹿，是动物塑像，让人想起合肥环城公园的那些动物雕塑。在草丛之上，树叶间露出坡屋顶，那便是百年院长楼和百年专家楼了。
　　【三】
　　在靠近沿江走廊的山坡上，有两座西式洋楼，灰色的是百年院长楼，红色的是百年专家楼。院长楼中，赫怀仁、包让等历任院长曾在此居住，专家楼里，沈克非、陈翠贞曾在里面工作。
　　这两座楼在弋矶山医院的建筑群中属于老前辈了，建于二十世纪初，都是砖木结构，也都采用券廊式建筑，这是当时各地租界内最流行的洋楼样式。百年专家楼现在做了医院的档案管理科，沿着木楼梯拾级而上，足音仿佛被上好的木料吃进去了，只有轻微的钝响。墙上挂着医院往日的黑白老照片，让人像是步入时光长廊。
　　黑白照片中的赫怀仁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嘴唇微抿着，没有肃穆感，倒像是黑白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另一张老芜湖医院病房内景照片中，中外护工共处一室，悉心护理着病人，中国护工的头上拖着长长的辫子，外籍护士则是卷发温婉的形象。
　　走出院长楼的门外，柱廊尽头淡青色的水天一色。赫怀仁院长结束工作后也曾在这里眺望江景吗？
　　【四】
　　1927年，弋矶山巅建成了一座西南为三层、北面为七层的病房大楼。这座大楼的形态从建成之初至今没有变改，正立面三段式构图，清水红砖墙面，四根多利克柱支撑着顶端的山花墙，上面写着信仰、盼望、仁爱、喜乐、和平十个字。张开的东西两翼合围出一片青草地，草地中央树立着一座白求恩的塑像。眼前的景色层次分明，最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中间是红砖墙和白色石柱，近前则是绿草地，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
　　大楼采用的是折中主义的建筑风格，所谓折中主义，是将古今中外各种建筑元素熔于一炉的一种风格，三角形的山花墙和门厅的柱廊是古典主义的元素，在建筑细部则抛弃了古典建筑的繁复装饰，以现代主义的简洁利落组织建筑元素。
　　转到大楼背面，依着地形，正面三层的大楼背面建成七层。大楼主体围出半封闭的天井，西侧矗立的烟囱不但是承重的部件，也成了构图的要素。烟囱旁边的空间里，大楼层层上升，形成一种秩序感十足的空间格局。靠前的一面墙上，三面窗户突出墙体，全部以立柱支撑，看起来像是童话中的城堡。
　　病房大楼的东翼部分是稍后开始施工的，到1937年底竣工，弋矶山医院的主体建筑至此全部完工。时光荏苒，东西两翼的病房外墙现在爬满了爬山虎，绿叶红墙白色窗帘，几乎可以入画。当然，高级享受意味着高昂收费，据说当年病房大楼的收费是楼层越高，价格越贵的。
　　【五】
　　弋矶山医院在20世纪初曾享有“北有协和，南有弋矶山”之美誉，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前来。
　　1929年沈克非、陈翠贞夫妇前来弋矶山医院工作，夫妇俩分别任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和儿科主任，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们的故居就在山门入口处不远，山路的南侧。故居是一栋中西合璧式的小楼，楼高两层，地下室一层。楼顶采用的是中国古建筑的歇山式屋顶，建筑主体采用西式建筑，一楼的窗洞有圆形拱券，二楼有一方宽阔的露台。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低调出世，正像他们妙手仁心的医者品格。
　　因为专家云集，声名远播，连政界要人都曾慕名来到这里。1928年11月，宋美龄偶感风寒，在弋矶山医院住院。出院时，蒋介石亲临弋矶山医院接夫人出院。1929年秋，蒋介石还曾参观视察该院，并为医院题字，还大方捐款三百元。当时有护士按下快门，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资料。
　　由于蒋介石的示范作用，何应钦等军阀也曾先后来到这里，捐款赠银。
作为战略要地的芜湖，1937年成为日军侵占的目标。日，日本侵略军中岛贞雄率第十八师团侵占芜湖，残酷实行“三光”政策，与同年同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如出一辙。当时弋矶山医院的法籍院长包让揭露，仅从街上抬入医院抢救的断肢缺臂受害者就有近300人。另据当时萃文中学校长美籍爱尔兰人华尔敦不完全统计，被杀害倒卧在街巷血泊中的“尸体就有2500多具”。因为亲历了日军攻陷芜湖，还接济过芜湖码头的扛包工人，华尔敦被称为芜湖的拉贝。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华尔敦已当上弋矶山医院代院长，也是最后一位洋院长。
附：美以美会与卫理公会
美以美会（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1784年－1939年）是从1784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个基督教卫理宗的教派，从1784年到1844年是在美国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南北分裂后到1939年，是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的宗派——&卫斯理宗。
日，美国卫理公会（Methodist&Episcopal&Church）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成立。法兰西斯·亚斯理（Francis&Asbury）为首任会督。
以后经过数次分裂，形成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循理会和圣教会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分裂，就是1844年美国南北卫理公会因为黑奴问题大分裂，在美国南方的称监理会（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在美国北方的则称美以美会（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
1936年时，美以美会的总部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Avenue）150号。&日，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The&Methodist&Protestant&Church）重新联合，称为卫理公会（The&United&Methodist&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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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福州基督教花巷尚友堂
福州基督教花巷尚友堂
作者：皓月康桥
2011年11月6日刊登于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卫理报》第855期
本文经作者2012年1月2日修订
福州花巷尚友堂（Institutional
Chruch）座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花巷7号（原二号、三号），系原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福州教区的一个堂点。80年代之后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教堂恢复礼拜，改名为“福州基督教花巷堂”。今是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与福州市基督教协会驻地。
一、美以美会入华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福州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9月6日，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属北美卫理宗，1939年5月10日监理会、美以美会与美普会驻华各个差会在上海合并，始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第一批传教士柯林（Rev.Judson Dwight Collins）与怀特（Rev.Moses
C.White）夫妇，乘坐“赫伯尔（Heber）”号邮轮抵达福州府，揭开美以美会在中国的福传序幕。第二年年仅23岁的美以美会传教士麦 利和博士（Rev.Robert Samuel
Maclay，1824—1907年）来到福州宣教。他以卓越的学识为美以美会在福州地区乃至整个东亚的传播工作发挥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
清咸丰六年（1856）7月3日和10月18日，麦利和牧师先后主持福州建成茶亭真神堂和仓山天安堂。“真神堂”为美以美会在东亚的第一座教堂。清咸丰七年（1857）6月14日麦利和牧师在天安堂为福州城内虎节路开设天泰染坊老板陈安（长乐人，时47岁）举行洗礼入会仪式。陈安成为美以美会第一位华人信徒。清咸丰八年（1858）美以美会在天安堂召开第一次季会。翌年美以美会把福州教会分为真神堂、天安堂、贵峰、牛坑4个牧区，并举信徒许播美、许扬美、黄求德、李素珍等人为“劝士”（劝士等于堂会执事或董事）。这是闽中的美以美会有“职任”之始。清咸丰十一年（1861）麦利和著《生活在中国人中间》（Life among the
Chinese）一书，以人类学社会学角度向西方介绍福州当地的风土人情。清同治五年（1866）美以美会传播至延平（今南平），次年传播至江西九江。清同治七年（1868）6月30日福州开会派麦利和与刘海澜博士（Rev.Hiram Harrison Lowry 1843—1924年）赴北京宣教。此为美以美会传入北京之始。北京布道区曾一度隶属于福州教区，而后该布道区扩展成为华北年议会。清同治十三年（1870）麦利和主持编印成《榕腔注音字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chow
Dialect）。该字典第一次对福州方言的发音规律作了系统的总结，为西教士学习福州话提供了高效的教材。1871年麦利和往日本宣教，1883年在日本设立英日书院，为美以美会传入日本之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议和以后，基督教各差会在内地传教活动逐渐扩展到内陆。清同治四年（1865）在闽六大差会协议划分传教范围。大体上，闽南为归正会、长老会、伦敦会的传教范围；闽北则属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的传教范围。协议每公会得在传教范围内，专务布道，以一事工。在各大的传教范围之内，各差会之间又划分了各自的传教范围。此后美以美会由福州扩展到福清、闽侯、闽清、延平（今南平）、莆田等地。以后形成福州年议会、延平年议会、兴化年议会。清同治五年（1866），驻大清帝国第一届美以美布道年会在福州召开。清同治八年（1869），美以美会金斯理会督（Bishop Calvin
Kingsley）访华来福州主持年议会，将在华教会分为福州、九江、北京3个教区。当时金斯理会督亲手按立福州美以美会会友：许播美、许扬美、许承美（三兄弟均为闽清籍）以及谢锡恩、林振珍（原名：林式棳，兴化第一个受洗信徒）、李有美、叶英官（原名：叶文英），共同7人从事圣工。他们不但一般人都说配受按手礼为主传道，他们自己亦证明出来有传道的能力。保灵牧师太太（Mrs.Stephen
Baldwin）称他们为“七盏烛台”。此即说明美以美会当初及注重培养华人骨干。
晚清美以美会始终以福州仓山为中心办学设医。美以美会在仓山创办的著名机构有：“毓英女中（Uk Ing Girls' School
1859）”、美华书局（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1862）、“福音书院（美以美会神学院 1872）”、“鹤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881）”、“马高爱医院（Magaw Memorial Hospital 1900）”、“福州女子神学院（Foochow Women’s
Biblical Institute
1928）”。城内也设立一些布道所，如：同治年间的东街拱星铺“福音堂”等，但是始终以仓山作为根据地。
至今仍保存于山的“真神堂石碑”记载：“真神堂之设也保美国牧师麦君利和于道光廿七年来闽布道至咸丰六年在闽南台茶亭首构圣堂名曰真神堂越年陈安首先信道许君播美等次之麦君利和主席此堂五载进教者十八许君播美两任七载进教十七许君扬美四载进教者六李君有美三任七载进教者五林君明山一载许君承美三任六载进教者四黄君涌泉二载进教者一谢君锡恩两任二载进教者五谢君亨韬两任三载进教者四许君则翰二载进教者三蒋君德良三载进教二十林君仕璜一载进教者十三叶君文英六载进教者十五李君仲明二载进教者七余现忝任四载进教者五十二考此堂乃美以美立会于东亚之始也迄今五十五载历任牧师十有五人恐其义不得而知故志之以为考古者鉴”落款：“宣统二年九月循环司钟德明志”。据真神堂石碑统计，由1856年到1910年，前后共55载，历任牧师15人，加入美以美会的会友达170位。
二、美以美会发起创设花巷尚友堂
民国三年（1914）年底，著名的布道家北美基督教协会亚洲部干事、美国青年会干事艾迪博士（Mr.George
S.Eddy）来福州演讲，受到福州教会知识阶层的热烈欢迎。艾迪博士曾先后9次来华（1907年、1910年、1913年、1914年、1918年、1922年、1929年、1931年、1934年）。对于艾迪博士在中国演讲盛况，王治心（王树声，1881—1968，著名基督教学者）曾这样描述：“当1913年美国布道家穆德与艾迪游行远东布道，先在日本与印度演讲，后来到了中国，在十四处大城开布道会与科学演讲会，听讲者有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九人之多，立志研究圣经者有七千○五十七人。次年艾迪又重来中国，在十二大城市布道，听讲者有十二万一千七百三十人，签名入查经班者七千余人。”穆德和艾迪的演讲影响了当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以至于他们最后成为基督徒。
当时福州基督教三个宗派（美以美会、圣公会、美部会）在城内尚无大教堂可容纳大批听众，只好借东街口三牧坊浙江会馆举办演讲会，台下座无虚席。会议由余兴礼牧师主持，参加会议的知名人士主要有：黄贞仁（闽清人，保定巷集贤堂牧师）、丁大梁、郭次曼（其父是闽侯县知事）、王彦君（清末状元王仁堪长子）、刘步溪（清廷盐运使刘广康之子）等。参加会议的西教士主要有：黄安素（Ralph A. Ward，1882－1958年，后任华东区会会督，香港、台湾两地卫理公会的奠基人）、高智（John W. Gowdy，1869－1963年，时任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主理，后任福建协和大学校长、福建会督）、葛惠良（Cartwright, Frank
Thomas，1884—1964年，美国美以美会海外布道会远东差会总干事）。艾迪博士的演讲内容使得中国基督徒相信社会福音思想不仅是本于《圣经》，符合中国传统，更是世界进化潮流的趋势。艾迪博士还对福州教会提出：按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应争取社会名流参加教会、藉以扩大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并认为要适应这个发展的情况，需要在城区创办一个堂会。福州美以美会领袖一致赞同这个建议。
福州美以美会继即酝酿筹划觅地建堂事宜。不久鹤龄英华书院校长高智由家住城内的学生曾肇祺告知城内花巷前清官员、曾任琉球王“兆新”的贵族王府正要出售。教会以两万银元的价格买下位于花巷王府宅第。民国四年（1915）初，福州美以美会年议会公推余兴礼牧师主持购地建堂之事。王府时有左、中、右三座各三进，共九落，中座第一进改建为教堂，以此作为美以美会在福州城内最大的教堂，命曰“尚友堂”。1915年9月5日，尚友堂内举行了第一次新教徒洗礼入教仪式。其中有前文提到的知名人士：郭次曼、王彦君。
王彦君祖上世代书香，为福州著名“王氏家族”。其父亲王仁堪（1849—1893年），字可庄，是清末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历任提督山西学政、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王彦君的祖父王傅璨，曾任刑部主事。曾祖父王庆云，官至工部尚书。据传，王彦君自“奉教”（福州方言，指信奉基督教）以后十分虔诚热心。他除了自己来参加尚友堂礼拜之外，每周还经常向亲族讲道，传播基督教信仰。一日三餐之前，他必用基督教礼仪祷文谢饭。这样一来，他的作为完全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格格不入，屡遭封建思想的家族反对。最后亲族还是在王彦君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反对的人逐渐减少，居然有些亲族也跟随“奉教”。在旧社会里士绅知识阶层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如同风向标。连清末福州著名的家族都皈依了基督教，这使得尚友堂在民间赢得更大影响。
花巷尚友堂创立之初主任牧师是余兴礼牧师，以后相继担任花巷尚友堂主任牧师的有：许则周、王淦和、陈鸿沂、陈文渊（陈元龙，留学美国以后任华西区会会督）、许荣藩、谢东楼、郑又新、刘扬芬（留学美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教堂重新开放，先后担任过堂会主任的有刘扬芬牧师、薛平西主教、郑玉桂牧师、邹天欢牧师、林伯和牧师、黄钟藩牧师。现任堂会主任为陈立福牧师。
三、花巷尚友堂的建筑特色与神学含义
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许荣藩牧师主持将花巷尚友堂改建为石混结构的教堂，即是今日之教堂样式。中座第二进后改建为砖木结构的牧师屋。院子里有花厅、鱼池、假山等，环境典雅清幽。教堂范围土地面积4546．8平方米。
教堂座东朝西，建筑面积达707．16平方米。尚友堂基本为单塔哥特式建筑风格，屋面采用了中式营造方式。通体以花岗石叠砌而成。教堂两侧墙面各开5扇十字交叉镂空哥特式窗户。窗户的间隙砌出壁阶，向上逐层减收，使建筑墙壁更加牢固。教堂正立面南侧设3层高约16米的堡垒式平顶钟楼（与上海原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总堂“慕尔堂”以及福州美以美会鹤龄英华书院礼拜堂“Nind-Lacy Memorial
Chapel”之堡垒式平顶钟楼一样）。尚友堂钟楼第2、3层的四侧各设1扇哥特式开窗。今尚存教堂钟楼之钟，为1950年刘扬芬牧师主持，依照天安堂铜钟样式铸造。钟体上阳铸有“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福州尚友堂一九五〇年造”16字。另有落款：“大中厂制造住南台中共路”11字。教堂南侧另增设侧堂，与主堂空间接为一体。尚友堂山墙顶部都采用了近似于巴洛克式的半圆形状，瓦面又采用了中式的营造方式。这样式在宁波江南等地近代建筑上较为多见。尚友堂建筑风格可谓中西合璧。
教堂正立面与南京市莫愁路基督教堂极为相似。正立面山墙上开一巨大哥特式窗户，下开一扇入堂门洞。此朝正西方向大门门额上从右至左楷体阳书“基督教尚友堂”6字。油漆朱红木质大门上镶嵌有几何铁花图案。由大埕涉五级台阶穿越门洞，即来到教堂门厅。门厅北侧有楼梯通往二搂礼拜席，南侧开一扇小门通往大埕。穿越门厅进入礼拜大厅主甬道，两边是会众席位。加上二楼会众席，使整个教堂大约能容纳2000人同时参加礼拜。原来会众席位每张椅子都有可翻转的跪垫。主日崇拜时，唱诗班由主甬道进入教堂，身穿黑色圣袍神职随后。唱诗班第一人高举十字圣架庄严引导唱诗班列队，以肢体语言表达会众靠着独一无二的中保圣子基督的十架救恩，来到上帝面前崇拜。
主甬道尽头是教堂的圣坛。圣坛右侧在会众席内隔离一空间作为唱诗班席。圣坛内有“圣所”与“至圣所”之别。圣所与会众席位之间弧形环绕以高约半米的围栏。圣所围栏外朝会众一侧设立祷告跪垫。围栏两头各有台阶通往最高的至圣所。至圣所面向会众席正前方为讲台。旧讲台尚存，雕刻精美的哥特式花纹。讲台左右墙壁各开一扇窗户。讲台背正后方靠墙即是祭台。祭台两侧各设一张牧师椅。牧师椅背靠的山墙面朝会众。祭台正上方还开一扇玫瑰花窗。
祭台侧面书写“宜如此行，为纪念我。”祭台上安放一个木质拉丁十字架，两侧摆放花束。每逢教堂内恭行圣餐圣事，即在祭台正中放未酿葡萄汁和无酵饼，上覆白色细麻布。祭台左右燃白烛，以示敬重。白色代表基督的临在。祭台，为整个教堂的中心部位。卫理宗信条认为：圣餐不仅为基督徒彼此相爱之标志，亦纪念基督受死赎罪之圣礼。凡领受者按合宜之方法（跪领），存信心领受，则吃擘开之饼，饮祝谢之杯，即参与基督之圣礼与宝血之表示。
在教堂至圣所下方开凿有一方洗礼池，只在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为信徒施行洗礼时才打开。教堂内专门设立洗礼池，说明教堂给信徒施行的是浸水礼，即是信徒受此洗礼浸入水中，水必须没过头顶，以表明信徒受洗入教，是完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道理。卫理宗信条认为：圣洗不仅为承认圣道之表记及基督徒因此与未受洗者有所区别之标记，亦为重生或为新生之印证。幼童领洗，亦不可偏废。（相信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乃圣经之要道。《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而幼童领洗，成人后需由会督按照《坚振礼文》施行坚振礼，方可领受圣餐。
从以上尚友堂的建筑特征，流露出其作为卫理公会教堂的亚米纽斯主义神学语言——福音性和礼仪的简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从传统的教堂外观看，标准教堂大门一定是朝西，祭坛朝东，教堂平剖面呈拉丁十字形。尚友堂的大门即是朝西，祭坛朝东，说明这里的建筑神学有继承传统。教堂大门朝西表示教会迎接主再来。祭坛朝东表示最神圣的祭坛每天都是第一缕光发出的地方。尚有堂唯独与传统教堂不同的是平剖面不呈标准的拉丁十字形。这表明尚友堂既继承传统建筑神学，又有灵活处境化的一面。其二，传统教堂可看见教会的两大圣礼——洗礼、圣餐礼的地位。在传统的教堂大门入口一定放置洗礼石盆，在教堂最高处放置最崇高神圣的祭台。在尚友堂里也可以找到这两大圣礼的地位，但是位置与传统有所不同——洗礼池设立在至圣所之下，而非设立于大门口；祭台在至圣所之内。这同样表明尚友堂既继承传统，又有灵活处境化的一面。其三，最能够说明尚友堂卫理宗特征的就是至圣所内讲台的位置。卫理宗出自圣公宗。圣公宗之教堂在圣所前方右边设立升阶（3的倍数）讲道台，圣所左边有鹰形读经台。而卫理宗非常注重福音布道，以至于卫理宗把讲台摆放在至圣所内的正中央。尚友堂至圣所内有祭台、洗礼池、讲道台，说明教会“圣事”与“圣道”并重。总之，尚友堂的内外格局充分显明卫理宗的神学观念。
另外，尚友堂位于福州城中心位置，教堂设立之初即成为地标式的建筑。该教堂见证了近代福州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是近代福州城发展的时代标点符号。这是整座福州城历史文脉的一个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教堂附设的机构以及社会活动
19世纪后半期，美国产生社会福音运动，成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30年代西方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福音派的神学肯定基督教对个人救赎的意义，同时也主张将基督教中的“爱”和“正义”推广到整个社会，建立起符合基督教教义的社会秩序。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新纪元，中国基督教得以更自由地发展。此时通过穆德和艾迪布道家的宣传把社会福音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当时的形式推动下，中国基督教界普遍认同社会福音思想的指导，如1922年5月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大会最后形成“教会宣言”，宣言中极力提倡建立统一的、中国本色教会，在肯定基督教对个人救赎的意义同时，更试图使中国基督徒注重社会重生。在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危机状况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基督教不仅是“挽救个人的福音”，更是“挽救社会的福音”。由此，民国初年中国基督教面向社会创办了许多教育、医疗事业机构，对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1922年统计，注重社区教堂工作的城市有：北京、济南、南京、南昌、安庆、武汉、苏州、杭州、福州、汕头、广州、开封、长沙、湘潭和成都。这些城市基督教都创办了社区教堂，不但为社区提供礼拜、主日学、祈祷会、周日查经等宗教活动，通常还进行幼儿园、义务学校、高小和初小程度的日校或夜校、英文和商业特别补习班、放电影和幻灯、阅览室和图书室、成年男女俱乐部、男女青少年俱乐部、游戏场活动、体育馆、诊疗所、卫生运动、产业工人生活改善服务等等之类的社区活动。
以上提到福州地区基督教创办了“社区教堂”指的就是福州花巷“尚友堂（Institutional
Chruch）”。教堂名称从中英文结合起来就是“为增进社区友谊而设立的社交堂会”的意思。由此便知福州美以美在初设教堂之时，即是为要使“上帝之国度降临于人间”，以传播社会福音为目的，运用推广先进生活模式的方法，促进教会与社会群众友谊交往。尚友堂地处福州城中心位置，同时又是福州卫理公会向周边乡村推广社会福音发挥辐射作用的会堂，所以有时候又称其为“中心会堂（Central Church）”。
花巷尚友堂在创设之初，即效仿上海慕尔堂（后成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总堂）办学。尚友堂开办的学校分设男部女部。男部名为“进德学校（Institution Church School）”，学制3年，是鹤龄英华书院的预科班。先后担任男部负责人的有：王淦和、曾肇祺、陈文渊（陈元龙）、龚春芳、王恩如等人。进德学校后改为“进德女中”，地址设于尚友堂左边假山旁的房屋里。兰醒球、周玉鹦、黄逸香等先后担任进德女中校长职务。学校积极争取社会上层人士及富商的子女入学。
陈文渊（陈元龙）牧师赴美留学回国之后，认为按西方经验，要办好社区教堂，就要经常办展览会来加强社交活动。所以自尚友堂建立之后，在该堂里面，也经常举办展览会。此外，1950年开始刘扬芬牧师主持还在原花巷二号办有一个托儿所、织布厂、与福州协和医院合办社区医药卫生服务所。
根据最新史料发现，福州美以美会尚友堂所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规模在国内40个同类社区教堂里排名前7位。民国十一年（1922）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写的《中华归主》中记载，福州尚友堂还有特殊的社区服务项目：“该堂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婴儿冬季浴室的设备，使母亲们冬天可以把她们的婴儿带来，在一个愉快舒适的环境中为婴儿洗澡。”
花巷尚友堂落成第二年（1916），位于观巷的中华基督教会（1916年美部会与长老会合并而成）闽中协会“福州格致书院”礼拜堂（刘孟湜牧师纪念堂，今称观巷教堂）也落成，并且安装有美国教会赠送的巨型管风琴。以后大型之音乐会均在“福州格致书院”礼拜堂内举行。而大型的演讲、布道会则在花巷尚友堂内举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由上海选派一些教会领袖来福州花巷尚友堂演讲。其中有陈文渊（陈元龙）、涂羽卿（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曾葆荪（曾国藩的孙女）3人。他们在尚友堂对教会信徒作宗教、科学和文化哲学方面的演讲，深受欢迎和好评。
此时的花巷周围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根据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谢冰心在《我的故乡》一文中这样回忆：“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正是因为谢冰心从小开始接受浓厚的教会文化氛围熏陶，她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约在1921—1922年）正式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950年6月编译成的《卫理公会法规》第二部《本地教会》第十三章《教会与地方社会合作》第25款中说到：“社团生活乃吾人所处社会中合群之因素。教会须指派其牧师，并计划各种秩序以服务全区之各地。较强之中心教堂须与邻近之乡村教堂通力合作，以应此地之需要。此种办法可为依据圣经所付之责任及卫理宗之遗传，所作循环布道，教区布道及团体布道计划之适当基础。”由此可见，社会福音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发源时即已存在，并随着时代发展始终贯穿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尤其看到卫理宗将社会福音写入该会的纲领法规，足已经说明卫理宗对社会福音的重视。
五、花巷尚友堂遗址见证辛亥革命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黄乃裳（1849—1924年，闽清县人，福建著名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福州美以美会早期会友）与福州革命党人积极筹划福州起义。当年11月8日黄乃裳以英华、培元、福音三书院教务长名义，在仓山家中组织三十余人的炸弹队，待命参加福州起义。次日拂晓，革命党起义部队向驻在福州的清军发动进攻，于山炮兵首先开炮命中将军署。黄乃裳举彩制十八星红旗，由桥南机关部率体育会会员百余人、南台商团团员百余人、学界三十余人，合共三百多人，进驻城内花巷三号总司令部（花巷堂原址上的房屋），后按战斗布署分散到各要冲地点，配合部队作战，大创清军。最终福州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为此，福州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将“福州辛亥革命司令部”（花巷教堂原址）列为福州市第一批革命历史纪念地。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新回顾历史，无疑使这里又增加了历史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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