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美丽之二
《民间大使——老莫》
好不容易迷糊着，天就亮了。“梦里不知身是客”，以为还是躺在自家的被窝里，门就被敲响了，老莫来了。看看表，才六点钟。昨天晚上只有老莫在迎接我们，待我们安顿下来，他才回的家，估计到家也两三点钟了，和我们一样，顶多能迷糊一会儿。够累的。赶紧起床，刷牙，洗脸，直奔会客厅，老莫和我们的领导已经在进行“亲切和友好的会谈了”。
老莫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脸上没有一点倦容，一米八几的个子，如临风的玉树，腰杆挺的笔直。留着艺术家的长头发，还有点自来卷，虽说是祖上也是咱山东威海人，但由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脸上的主要部位还都是韩国的。额头是窄窄的，鼻子是直直的，眼皮是单单的，脸蛋是瘦瘦的，棱角分明，没有一点多余的肉，整个一个韩国老帅哥。人们都说：有自信的男人，都喜欢让被人猜他的年龄。老莫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领导一看到我，就激动地让我猜老莫的年龄。说实话，不带讨好人的话，老莫的年龄在外表上看，大约在50出头，往高里猜猜，顶多55、6岁，低里猜猜，也就48、9岁。于是，我咬咬牙，做了既不显得弱智也不显得过于聪明的猜测：“莫先生绝对不到50岁。”
哈哈！所有的人都笑了，领导笑得开心，肯定有人，也就是我和他一样猜错了；老莫也笑的很开心，而且有一点小小的得意。也是因为我的猜错，而且错的不能不叫人得意，因为老莫快70了。
老莫是山东威海人，早年跟父亲去了台湾。很奇怪他怎么不去闯关东，而是和戚继光一样去了台湾，戚继光也是咱们山东老乡。以后又到了韩国，加入了韩国籍。老莫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其熟练程度可以到大邱女子大学当教授，教中文。老莫是一个出色的翻译，不但能准确地翻译出时代感极强的政治术语和外交辞令，而且能随机应变，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巧妙地做一些迂回调整，既传达了说话人的本意，又不会因用词不当而上了对方的和气。比如说：我第二次去韩国，是第二年以后，带着摄像和主持人去的。我的主持人兼编导是在韩国学的英语，哈哈！是不是有点搞笑，但千真万确，不仅学了英语，顺带着把韩语也学好了。有一次和韩国友人聊天，老莫当仁不让地当起了翻译，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们的男主持会韩语。
友人问男主持：“您的孩子多大了？”
男主持回答：“我还没有孩子。”
友人若有所思：“看来！你的能力不行！”
老莫小心翼翼地做了善意的篡改：“他说你们计划生育做得很好。”
男主持不高兴地回答：“我听懂了。你告诉他：我爱人曾计划掉两个孩子。”
这就难为老莫了，韩国根本不懂什么叫计划生育，而且也不允许。于是老莫再一次自作主张：“他是丁克。”
韩国友人恍然大悟：“丁克！好！”赞赏地竖起了大拇指。
男主持对老莫的翻译也很满意，朝老莫竖起了大拇指。
“丁克”是英文DINK（Double/Dual Income No Kids)的音译，意思是男女双方都有收入却主动不要孩子。西方目前常用Child-Free这个词汇，其含义是主动放弃生育，而不是因为生理原因无法生育。
这类家庭通常是社会上的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比较高。主张摆脱传统婚姻生活中传宗接代的观念，更倾向于过有质量的、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的生活。“丁克们”是“新新人类”的代表，他们有全新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往往是夫妻双方以事业为主，不愿意让孩子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拒绝“第三者”（孩子）的插足。
瞧瞧！本来一场很难翻译的尴尬场面，让老莫这么一“丁克”，就皆大欢喜了。泥胎外面涂金粉，化腐朽为神奇呀。
这次的韩国之行，老莫的身份是接待、导游、翻译，我们的经费都由他掌管和安排。老莫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大邱市中韩友好协会秘书长，只要是山东，还有东北来大邱的，做生意的、文化交流的、打工的，只要不想操心，基本都来找老莫，老莫都能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按时髦的说法：老莫是一个民间大使。
吃完中式早餐——稀饭、韭菜鸡蛋煎包，厨师是咱山东老乡，威海的。男人在家打鱼，女的到韩国打工。一个月管吃管住，人民币5000元。是老莫介绍过来的。
打开老莫给安排的访问日程，眼晕，满满的，不是去报社就是去电视台。说实在的，大邱，一个弹丸之地，传媒业能有多么先进？晚上在宾馆瞭了几眼韩国的电视，极乏味。手法还是中国的新闻联播那一套，主持人坐在那里念稿子。娱乐台也很没意思，和台湾的差不多，极尽搞笑之能事。主持人表情夸张，形象也很夸张，类似于丑角。傻乎乎的，尽被人捉弄。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台上台下都在笑。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中央四套。在韩国可以看到中央四，另外，还有一个电视剧频道，放的居然都是中国的电视剧，我们在的时候放的是：《三国演义》。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政府代表团呢？只好让老莫牵着鼻子走。于是，老莫带着我们从报社出来（大邱的私人报业，很小），再到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的电视台，一个还是转播首尔的教育频道，老师在上面讲历史、讲数学等等。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县的差转台。不过，大邱电视台有一个很不错的电影院，进去瞄了一眼，在演周星驰的《功夫》，里面笑声不断，我晕。
在剩下的时间里，老莫带我们到遥远的小山村吃了一次牛尾汤，顾名思义就是牛尾巴煨的汤；去了一次博物馆，一个坐落在小镇上的、小山上的、破旧的学堂，里面供着孔子和孟子。于是老莫向领导提出：由济南市政府捐赠一个孔子像，铜做的，放在大邱的广场上，供人们朝拜和瞻仰。哗！一个铜像20万，还要漂洋过海送到这里来。老莫真会算账。可能吗？没想到领导居然答应了。后来证明领导就是领导，高瞻远瞩，送孔子到韩国去，“孔子是韩国人”的谬论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济州，是韩国昔日的流放地，今日的旅游胜地。可是，在老莫的带领下，我们只在“如美的”（一个园林花卉博物馆）和火山口转了转就打道回府了。不对，还去了一个地方，“性”博物馆。都是免费或者门票极便宜的地方。晚上，吃完饭后，老莫带着我们去参观韩国50年代的总统，也就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李承晚的府邸。汽车带着我们走了好大一截路才到的，很远很远的感觉。第二天清早，我跑到宾馆外面看大海，走着走着觉得眼熟，原来李承晚的府邸就在我们隔壁。哎！这个老莫，何必呢？
以后，老莫带着我们去拜会了一个女裁缝，喝了她亲自调制的“卡布奇诺”；参观了首尔的军事博物馆……我敢说，老莫带我们去的这些地方，跟着旅行团你是绝对去不了的，而且不花钱。你就偷着乐吧。
在韩国的日子过的飞快，第二天就要回国了。住无定所的我们依然要在首尔找到一个最后的住处。老莫带着我们转了大半个首尔以后，才在一个宾馆门前落下脚。老莫用韩语和旅店老板交涉了半天，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加上老莫，必须有两个人重新找地方住。谁去呢？领导们不可能去（鸟无头不飞），两个女的也不可能去（明文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只剩下我们的“秘书长”和老莫了。“秘书长”绝望地看了我们一眼，慷慨就义般地跟着老莫走了。
若干天以后，“秘书长”才咬牙切齿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那天晚上老莫把我带到哪里睡觉的吗？”
我们茫然地摇摇头。
“澡——堂——子！”
搞完《开埠百年》的片子，领导一高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该出去多看一看，长长见识了。”兴奋之余，仔细琢磨一下，好像不是表扬和奖赏。因为有朋友夸奖我是“土导演”。看起来我真该出去走走，长长见识了。一到济南就做了井底之蛙，而且一做就是十年，成天就在“鼓子秧歌”、“沂蒙山小调”、“王大娘锯缸”里打滚，虽然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心里明白：自己已经灰头灰脸，土的掉渣了。
领导会带我去哪里呢？北京？上海？广州？
也许领导只是一说？我就当真了？
正在胡思乱想，就接到通知，让我去韩国，目的是文化交流。我的上帝，漫卷诗书喜欲狂呀！土有土的好处呀，有可改造的空间。我终于可以走出国门（尽管是韩国），不再做闭关自守的井底之蛙了。感谢领导，感谢夸奖我“土”的朋友，感谢CCTV，不对，应该是JNTV。感谢所有的TV。我终于离开大城市济南了，飞向和我们隔海相望的韩国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就到了汉城机场，然后转机去大邱。殊不知在手忙脚乱的取出行李后，才被告知我们要转乘的飞机已经起飞了，而且是最后一班。原因是：国内联系票务的同志们没有经验，给我们留出的时间不富裕。而我们也经验不足，第一，没有告知韩国方面，我们是一个公务代表团，可以有一点点豁免权；第二，每次都老老实实地排队办转签，拿行李。君子风度足矣，却忘了飞机不等人；还有汉城机场的空管人员居然不太会英语，交流起来有障碍。这下全乱套了，国内在交涉，大邱方面在翘首以盼，国内的官员们在一月的寒风里等待，搓着手，跺着脚，嘴里哈出一团团白气（这是我想象的，因为我们会这样）。而我们则在机场不知所措。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外面寒风凛冽，我们的“团副”脑门上已经有汗了。而我虽然没有“长戚戚”，但也没有了主意。好在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我可以腾出空来，看看已经踏上的韩国土地。说实话，若不是明知在韩国，我还以为在济南呢。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一样的穿着打扮，只要不说话，很难分辨出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当然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韩国，只要是女人，不论老少都会化妆，至少会在脸上扑点粉，抹上口红，洒上香水。韩国的男人呢，眼睛虽然不大，但有神，皮肤极好，白里透红，很细腻。怪不得有人说：“北朝鲜出美女，南韩出俊男”，名不虚传呀。正当我一饱眼福的时候，我们的团长，年轻的、英俊的、才华横溢的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连夜乘大巴赶往大邱，哪怕自己辛苦，也不能耽误了明天所有的活动。
英明呀！上的车来，才知道这是最后的一班车。
车在汉城开往大邱的公路上奔驰，天已经黑了。车里的暖气开得很大，很舒服。同车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却舍不得睡，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漏掉一点细节。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偶尔路过一个小城，在并不灿烂的灯火中，与众不同的是闪烁着一个个醒目的十字架，红色的，这个红色是由一圈红色的灯缠绕着发出的。它提醒我这是在国外，因为在国内是绝对看不到的。
凌晨一点，我们终于到了大邱。我以为大邱的官员们还在宾馆等着迎接我们，因为我们会！我以为宽敞明亮的五星级宾馆里（起码是三星级吧）灯火辉煌，美味佳肴热气腾腾地散发着人的香气，也是因为我们会。子曰：“有人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韩国姓“孔”的也很多。然而，车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饭店或者叫小宾馆的门前，只有一个人在迎接我们，就是我们的联系人，韩籍的中国人老莫。没有美味佳肴，肚子已经饿的咕咕叫了。唯一能看出来欢迎我们的意思就是有一条用中文写成的条幅，挂在大堂的柱子上。完全的、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崇尚实际的韩国人已经睡觉了。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我们准点到达，也没有官员和宴会在等待我们，我们的吃饭和住宿都由我们自己买单。那个迎接我们的横幅是老莫自己花钱做的，是为了我们不至于太失落。哈哈，老莫真是一个“中国通”。
没有了繁琐的外交语汇，相反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睡在暖暖的地板上，尽管肚子还是饿的，却踏踏实实地睡着了，睡在了韩国的土地上。
小区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帖子，是邀请各位高邻去看他家的昙花的。在中国的成语中，专门有“昙花一现”这个成语，是说昙花不容易开放，即使开了也不容易看到，一是花期短，而是在夜里开放，没有耐心和运气的人是很难看到昙花的。帖子上说，他家的昙花大概在27、8号开，为了让大家看到，他已经把昙花移到门口了，地点就在我家旁边那个单元。看了帖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立即赶到昙花的所在地，果然，有一株硕大的昙花，上面结满了花苞，数一数竟然有30多个，可谓昙花王了。若开起来肯定繁花似锦。可惜的是，但从花苞的大小程度上看，不像近期就开得样子。于是每天晚上十点多钟，就不辞劳苦从五楼上下来，看看昙花开了没有。终于在昙花主人预测的第五天后，昙花终于在夜色中羞答答地开放了。
顿时昙花的旁边挤满了各位高邻，人手一部照相机，都是来看昙花的。十几朵昙花同时开放，雪白的花朵在微风中颤巍巍的，黄色的花蕊轻轻地抖动着，细细的花粉慢慢飘落在白色的花瓣上，一股清香直冲心脾。由于是在夜里开，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碗口大的花儿显得有些冷清。为它喝彩的只有爱花的人儿，照相机的闪光灯时明时灭，有个热心的邻居一直在给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希望能昙花一现的奇观拍下来。渐渐地，人声见小了，人也见少了，电视台的记者也始终没有出现。没人等到昙花枯萎，人就走光了，包括它的主人。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满足，既然是来看昙花盛开的，又何必去怜悯它凋零的摸样。我想：昙花恐怕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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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苞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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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色朦胧里的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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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白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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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为什么爱送《牛棚杂记》
&&& &看唐老鸭的有关季羡林先生的博客，发现这么一行文字说：季老最喜欢赠送给别人的书是他记录在文革时期被打成牛鬼蛇神以后，遭受种种遭遇的《牛棚杂记》。看到这里，心里不免一动。老鸭说的没错，十一年前，季老想送给我的书就是《牛棚杂记》。可惜我没要，而是要了一本《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 季老为什么爱送《牛棚杂记》？我不知道，也没有想过。至于我为什么不要，是有原因的，第一：不是矫情，而是人不能太贪，有一本就行了。后来我又到北大书店专门买了一本《牛棚杂记》。第二：我对牛棚心有余悸。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牛棚待过，我自己也是狗崽子，在别人面前总是有一种矮半截的感觉。虽然关在牛棚里的大多数是好人，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但总也引不起我的自豪感。再者，牛棚给人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损害，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创伤；有辱斯文，脸面尽失，威风扫地，不堪回首。人呀，都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却不喜欢回忆走麦城的时候。其三：我奉行的是鸵鸟政策。不想听的就不听，不想看的就不看，不想回忆的就不去回忆，直到现在我拒绝看有关文革时期的电影和电视。常常用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安慰自己：“八年了，别提它了！”虽然我知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我有几乎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毛病——中庸，不愿痛打落水狗。也就是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痛斥过的：“费尔泼来”精神。生怕别人以为自己爱记仇，不大度，不够君子。况且，那些把你打进牛棚的人还有不少仍然占据高位，宁可得罪君子也不愿得罪小人。还不如：“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记得文革刚结束，我爸爸从牛棚里放出来，单位里开了个“解放”大会，让“老牛们”表表态。前面发言的老牛们一个个涕泪交零，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轮到我爸爸了，却不识时务地点名痛斥了几个造反派和打人凶手。此言一出，全场一片死寂。我在外面偷听，虽然才十几岁，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爸爸又进了一打三反学习班，“反动学术权威”退休的时候，才是个中级职称。
季老在《牛棚杂记》里写到：“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我明白了，季老之所以含着眼泪，怀着杜鹃啼血的痛苦，揭开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和着血和泪去写这本《牛棚杂记》，就是希望：“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他有那么多的著作和脍炙人口的文章，却偏偏爱送这本《牛棚杂记》，也是希望：“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要那本《牛棚杂记》，季老的心里恐怕有些失望。现在，我把这本《牛棚杂记》时时放在我的案头，我现在这么做还不算太晚吧。
季老安息。
那个爱吃油旋的人走了
&&&& 听到季羡林老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既不吃惊也不很难过，因为自我的心里，他只是安静的睡着了，到另一个世界做学问去了。我绝对相信他是安安静静、没有痛苦、没有遗憾、没有悲伤、幸福满足地走的。在那边，有他相濡以沫的老妻，感情笃深的老友，还有神交已久的文化先贤们，在那里他一定不寂寞。我只关心的是：季老，在那里能吃到老家济南的油旋吗？
和季老第一次见面时1998年4月，是和季老的外甥女、著名画家弭金冬女士一起去的，临走时，有点踌躇：给季老带点什么好呢？弭老师说：“不用管了，我已经带好了，是济南的油旋、酱豆腐和酥锅。”
那一年，我才到济南几个月，不知道油旋、酱豆腐和酥锅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到了北大以后，见了季老，见了季老的秘书李玉洁教授，听到她欣喜如狂的惊呼：“这下太好了，季老的菜又续上了，搁在冰箱里，可以吃半年。”这时，我才对这些东西肃然起敬。回到济南，我立马去找油旋，找了半个多月，才在芙蓉街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卖油旋的。
油旋是一种旋涡状葱油小饼，刚出炉的油旋色泽金黄，中间有凹，其里层层叠叠，片片成旋；内软外酥，葱香扑鼻，又香又酥，入口就碎。油旋最早出现在济南是清朝时期。清代顾仲编著的《养小录》中这样记载油旋的制作：“————和面作剂，擀开。再入油成剂，擀开。再入油成剂，再擀如此七次。灶烙之，甚美。”据说道光年间济南城里的凤集楼是较早经营油旋的店家，光绪二十年开业的“文升园”饭庄，曾以经营油旋等众多地方小吃而闻名泉城，民国初年时，济南有十几家经营油旋的店铺，油旋成了当时名扬全国的小吃。
油旋除了好吃，价钱也很便宜，是穷学生解馋饱腹的好东西。少年时的季老在济南正宜中学上学，每次考试成绩得了第一名，就买几个油旋奖励自己。现在想来季老也是性情中人，因为教室的窗外有开满紫花的丁香树，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因此心情大好，对枯燥的英语也有了兴趣，所以英语成绩也是全班第一。得了第一，再去买油旋奖励自己，周而复始，乐此不疲。试想在丁香树下吃油旋，哪个更香？哈哈！
因为季老，我也爱上了济南的油旋和酥锅，一到街上，就像警犬，闻到油旋的味道就走不动路了。朋友大惑不解：“不就是葱油饼吗？”
“不是！是油旋。”我郑重其事地纠正他们：“季羡林先生最爱吃。”
几年过去了，季老也是90多岁的老人了。我和弭老师再一次去朗润园，去看季老。这一次就不太容易了，季老年龄毕竟大了，又是国宝，时间珍贵，身体也不允许。但一听是家乡人，还是亲情难却。去的时候，真好是中午时分，季老在吃饭，桌上摆的有酱豆腐、油炸花生米，白粥，还有两个油旋。
李教授告诉我们，花生米还能吃，油旋不行了，得拿水泡软了吃。我赶紧把新买的油旋拿出来，酥的。入口就化。
现在，季老走了，希望在那边也有卖油旋的，能让季老经常奖励自己一下。
季老安息吧。
季老希望我“业精于勤”
这是季羡林先生1998年4月5日写给我的。字是写在淡黄色的卡纸上面。由于是卡纸，表面凸凹不平，因此，印章看的不太清楚。回到济南后，我把季老给我写字的事告诉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的所长、季老的学生、《季羡林传》的作者蔡德贵教授，他很羡慕和惊讶，因为季老一般是不给别人写赠言的。于是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和大大的幸福，把季老写给我的赠言装了框，摆在我的书桌上，时时提醒自己要：“业精于勤荒于嬉”。
其实我是沾了山东人的光了。季老是山东人，我又是和季老的外甥女、著名画家弭金冬女士一起去探望他的，而且带了他最喜欢吃的济南名吃——油旋和酱豆腐。加之和季老有一种说不出的一见如故的感觉，很亲切、很温暖，有聊不完的话题。从新疆鄯善发现的古文字吐火罗语到拜城的黑孜尔千佛洞（我是新疆人，对这个一点也不陌生），从济南一中的丁香花到他的老师鞠思敏；从躺在他座椅上赖着不起身的大白和小白（两只猫咪），到他的新作《牛棚杂记》中对荒唐年代深深的的反思；甚至还有他年幼时的外号：“季康子”，这可是鲜为人知的。“子”是古代对有学问人的尊称，“季”就不用说了，是姓。“康”呢，其实是“糠”，细小的颗粒。季老年轻的时候，脸上有一点小麻子，我估计是青春痘挤后落下的疤。于是就叫“季康子”了。还有，季老在济南一中教学的时候，也才20几岁，风华正茂，骑一辆很少见的自行车潇洒极了，也是许多少男少女的偶像呢。
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上午，季老不但送了我他的新作《牛棚杂记》，而且还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他对我殷切的希望。提笔的时候，他还踌躇了一下，询问我：“行吗？我只是个教书匠，不是书法家。”行啊！行啊！我激动地直点头，生怕季老不给我写了。
如今，季老驾鹤西去了，这幅“业精于勤荒于嬉”还摆放在我的书桌上，而且会永远的摆下去。我想我不会辜负季老的期望的。
季老希望我“业精于勤”
这是季羡林先生1998年4月5日写给我的。字是写在淡黄色的卡纸上面。由于是卡纸，表面凸凹不平，因此，印章看的不太清楚。回到济南后，我把季老给我写字的事告诉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的所长、季老的学生、《季羡林传》的作者蔡德贵教授，他很羡慕和惊讶，因为季老一般是不给别人写赠言的。于是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和大大的幸福，把季老写给我的赠言装了框，摆在我的书桌上，时时提醒自己要：“业精于勤荒于嬉”。
其实我是沾了山东人的光了。季老是山东人，我又是和季老的外甥女、著名画家弭金冬女士一起去探望他的，而且带了他最喜欢吃的济南名吃——油旋和酱豆腐。加之和季老有一种说不出的一见如故的感觉，很亲切、很温暖，有聊不完的话题。从新疆鄯善发现的古文字吐火罗语到拜城的黑孜尔千佛洞（我是新疆人，对这个一点也不陌生），从济南一中的丁香花到他的老师鞠思敏；从躺在他座椅上赖着不起身的大白和小白（两只猫咪），到他的新作《牛棚杂记》中对荒唐年代深深的的反思；甚至还有他年幼时的外号：“季康子”，这可是鲜为人知的。“子”是古代对有学问人的尊称，“季”就不用说了，是姓。“康”呢，其实是“糠”，细小的颗粒。季老年轻的时候，脸上有一点小麻子，我估计是青春痘挤后落下的疤。于是就叫“季康子”了。还有，季老在济南一中教学的时候，也才20几岁，风华正茂，骑一辆很少见的自行车潇洒极了，也是许多少男少女的偶像呢。
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上午，季老不但送了我他的新作《牛棚杂记》，而且还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他对我殷切的希望。提笔的时候，他还踌躇了一下，询问我：“行吗？我只是个教书匠，不是书法家。”行啊！行啊！我激动地直点头，生怕季老不给我写了。
如今，季老驾鹤西去了，这幅“业精于勤荒于嬉”还摆放在我的书桌上，而且会永远的摆下去。我想我不会辜负季老的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