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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打工的活儿好干吗？
作者：陈寒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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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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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打工的活儿好干吗？
&&&&&&&&&&&& 陈寒鸣
入城求职务工农民，承负着政策上的歧视待遇和城里人世俗性的歧视眼光，总算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工作。但这活儿实在不易干啊！农民工苦，农民工累，农民工难，这似乎是农民进城务工那一天开始就遭遇到并难以摆脱的命运。
&&&& 有关农民工打工生况及其遭遇的报道甚多，下面选录数则：
&& &&&&&&&&&&&&&&&&&&&打工不易&&& 回家也难
——上海站候车室访民工
新华社记者& 冯亦珍
今天是元宵节，节后春运到达的旅客居多。候车室内，旅客不多，没有了节前的拥挤、嘈杂。记者看到有一些带着铺盖、大包小包的旅客，正在候车，他们的去向却是南昌、成都、河南等民工输出地。
一对中年旅客走进3号候车室，他们东张西望，在找候车的地方。记者就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江西，准备乘1527次车回南昌。他们是23日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打工3天，就准备回家了。“为什么刚来又回家了？”问起缘由，他们欲言又止，在一旁的女旅客，似乎更谨慎，不时地示意她丈夫少说话。经记者不停地发问，他终于说了几句。他们是在去年经老乡介绍，来上海一家百货店打工的，是私营企业。去年，夫妇俩的工资每月总共1000元，男工600元、女工400元。但是，今年过完年来上海，老板要签合同，工资又降了，每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800元。工资很低，但工作时间却很长。从早干到晚，没有上下班时间，有事就要干，不管白天、夜里。夫妻两个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只能干力气活。男的主要做进货、装卸工作，只要有电话来，就要起来干，工作很重、很苦，工资却很低。男旅客说：“吃的苦没法说。我们还有老乡在那里干，怕牵连他。”“那么，在上海干了几天，给了多少工资，回家的车钱够不够？”“哪能有什么工资！干几天，一分钱没有，干几个月也没有工资，只有干完一年才有工资。这次回去的车费也是向老乡借的。”“回去干什么呢？”“种地啊！”“有多少地？”“每人一亩地。我们是种粮食的，收入很低，1年全家收入就是2000多元。小孩子1个13岁，1个15岁，学费也付不起。下次准备到北京去打工，听说，北京的工资可能要比上少高一些。”
在3号候车室，另一批在等候成都车的民工旅客，也带着行李，准备返乡。他们一行有4人。虽然才来了几天，现在又要回去，他们表示在上海找工作不容易。“那么，来回路费数百元，也没有赚回来，怎么向家人交代呢？”他们一脸无奈，低下头去，不再吭声。
记者环顾上海站二楼的候车室，虽然旅客不多，但在去往江西、成都、河南、江苏的方向，正在候车的旅客几乎都能看到民工模样的旅客。一问，大都是新出来的民工，因没有技术、没有文化，在上海打工难，所带的钱花完后，无奈就只能回家去。
打工的路并不平坦。记者在与民工旅客交谈时，他们流露出茫然的情绪。“今后的路怎么走呢？”记者问。他们表示，还是想办法往外走，再试试吧。
&&&&&&&&&&&&& （新华社上海2月26日电，日《中国青年报》）
&&&&&&&&&&&&&& 在失望中她们还要等待多久？
——10名打工妹北京维权路漫漫
本报记者& 刘芳& 王亦良
“他们把我们关起来，为什么就没人管呢？”（2003年）1月16日，在北京宣武区一间阴暗潮湿的民房里，10位从山东、内蒙古等地来北京一家私营企业打工的女孩向记者讲述了她们艰难的维权道路。作为北京法院受理的首例侵犯人身自由权案件的当事人，她们已经等待了5个多月，至今杳无音讯。
徐艳青告诉记者，她和另外9名女孩是一家私营企业——顺华电脑刺绣厂的女工。去年（2002年）6月7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她们中的5人正在二楼车间干活，保卫处的一名负责人带着几名保安闯进车间，什么也没说就将电话线扯断，并把电话机拿走。女工王梅立即用手机通知正在楼下开会的几名女工，开会的女工得知后立即上楼，在楼梯口被保安拦住。经过一番争执，她们终于进去了。安慰了里面受惊吓的女工之后，她们想赶紧一起离开，这时，保安连拉带拽的把她们赶进屋，然后把门反锁上。女工们吓呆了，几个胆小的哭了起来。门外的保安一直不开门，上厕所也不行。无奈之下，女工们开始砸玻璃，想从二楼窗户跳下去。这时，门开了，保卫进来，把爬上窗户正准备往下跳的人拽下来，接着把她们一个个“提着扔了出去”，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小时。撕扯中，几名女工受了轻伤。
“他们这样做是想把我们赶走。”10名女工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她们所在的工厂是由两个投资方合作经营的，现在双方发生了纠纷，她们跟着遭了殃。具体负责生产的厂长刘双武告诉记者，2000年2月，他与北京华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签订了《联营合同》，自己以技术作为投资，对方提供厂房和生产设备，合同有效期为5年。2002年2月，他接到对方通知，要求一个月内将厂房迁出，刘没有同意，结果对方就想将工人们赶出去。目前，双方的联营合同纠纷已经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为了讨一个说法，徐艳青等10人决定诉诸法律。去年7月，她们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北京华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7月24日，崇文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原告诉讼要求是：判令华光公司赔偿每名女工精神损失费600元及交通费82.6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同时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代理律师则辩称，由于公司出现特殊情况，想搬迁厂房，经多次与刘先生协商未果后，公司只好先将设备转移。事发当天，正在转移设备时，这些女工出来阻挠，不得已只好将她们隔离到另一商屋子里，设备搬走后，就让她们出来了，绝对不存在拘禁的事实。法庭在对双方调解无效后，宣布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刘双武带着10名女工向律师咨询。律师告诉她们，公司保安人员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现在女工们进行民事诉讼，按《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由于公司对女工所述事实一概否认，女工们面临举证的困难。如果通过刑诉讼途径来寻求司法保护，公安机关有义务通过侦查程序收集证据，有关民事请求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解决。于是，10名女工撤诉，于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天坛派出所报了案。
报案后，10名女工开始了充满希望的等待。由于没有活干，她们的生活全靠刘厂长的资助。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她们一直没得到公安机关明确的答复。
本案的代理人、北京华文法律事务所主任王志华告诉记者，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调查后如果不符合立案条件，应当立即为报案人出具一份书面通知。“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只要涉及到限制人身自由，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如果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也要进行行政处罚，而相关调查举证也应该由公安机关来完成。”
1月16日下午，记者拨通了崇文分局的电话，一位姓胡的科长告诉记者，由于双方各执一辞，取证比较困难，目前正在调查中，尚无结果。
&&&& 1月19日，拿着刘厂长资助的路费，10名女工踏上了归乡的旅途。
&&&&&&&&&&&&&&&&&&&&&&&&&&&& &&&&&&&（日《中国青年报》）
工地社会-------来自农民工的讲述
&&&&&&&&&&&&&&&&&&&&&&&&&&& 徐林刚
&& 编者按：提到农民工，不少人的眼前立刻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追着老板讨工资，扛着大包挤火车，成群结队地蹲在街上乘凉，横七坚八地躺在路边过夜。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汗臭味常常引起身边人的侧目……尽管生活在城市，他们却始终不是“城里人”。
&&& 本文作者也是农村进城打工青年，1992年10月从安徽潜山县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此前，他一直凭着理发手艺谋生。今年“五一”开始，他白天为农民工义务理发，晚上他们在路灯下访谈----本文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农民工的世界，也用最真实的笔触和情感记录下了首都建设者的生活点滴。我们期望这份调查记录能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我们身边的“工地社会”。
&& 他们怎样进入工地
可以说，工地上的农民工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里。每年过年回家，同村的老乡都抽个空儿见面聊聊，看看上一年谁干活儿的地方老板不欠工钱，工地行情好，有话儿干，需要人。过年回家时，工地队长会跟那些勤劳肯干、忠诚老实、与人相处得好的老乡打招呼：年后帮忙带些人来一起干活儿。
队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工地的用人问题-----用熟人自然踏实放心，另一方面，能有机会从家乡带人出来的人也会觉得很有面子，算是一种“成功”。到了外面，家乡人在一起有个照应，起码不会寂寞。多数农民工就是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从乡村走进城市----这至少在心理上让他们觉得安心。而且根据熟人的经验，他们从家出门时就知道一年大概的收成。
据农民工介绍，他们进工地干了一周左右的时候，就被要求去签合同-----一份空栏里没有填写相关内容的合同。工地要求签就得签，不签就没活儿干，就得回家。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行不通的：首先是打破了全年的计划，其次是浪费了时间。一年的时间被割裂了，来回路上，再找工作都要耗费的时间（且不说将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乡下人常说一年之际在于春，农民工多还是按这句话办事。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上不合算，来回路费都要白扔，挣不到钱不说，吃喝还要花销。对农民工来说，要留下来干，就只能签字，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谁在工地最底层
根据建筑的需要，工地分不同工种。一般有泥瓦工、木工、钢筋架子工、油漆工、水电工等。泥瓦工根据技术水平又分大工、小工。在整个工地里，泥瓦工小工的工资最低，每天35元左右，还要扣去7元伙食费。其他工种工资差不多，一天50元上下，也要扣去7元伙食费。
现在年轻人出来打工前，都先先学个手艺，这样不但工资高，体力上也轻松些。在工地上做泥瓦小工的通常都是年龄较大才出来打工的人，来不及学手艺，他们是最累、最苦的。如果工地是个小社会，他们就是处于最底层的。他们每天要提供两个大工的用料：背100斤一包的水泥、扛沙子、挖漕子拿都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儿。不好干的活儿总落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好说话，兴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起来也卖力。
不少上了年经的人说不好普通话，与人交流起来有困难，大多时候，他们都埋头干活儿，不怎么说话。不像年轻人，干活儿时说说笑话、打打嘴仗、哼唱些小曲，来排解苦闷。
农民工从小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活，一切乡土的习惯刻在他们的骨子里：干起活儿来从来不知分别----给别人干还是给自己干、多干点儿还是少干点儿、好干的还是不好干的，都一样实实在在，尽心尽力。
工头儿是怎么产生的
在工地上，有老板的人在监管农民工干活儿-----队长是工地的头儿，他说了算。他上对老板负责，执行工期任务，控制节约成本，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相当于老板在工地的代理人；对下分派任务，监智工人干多少活儿，干得怎么样，并以此来确定工分和工资。整个工地的大小事务，如材料预算、进出库、工程进度、质检、工人间的关系、情绪等，队长都能掌握。可以说他是个大能人。
一个能干的队长，对工地大小事务了如指掌，管几百人没问题。他既懂老板的心理，又懂打工者所想，能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工作上，他知道一个工人一天能干多少活儿，一个班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一个工地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他知道工人里有勤快的，也有懒散的；力气有大的，也有小的；有身体强壮的，也有体弱的；技术有好的，也有一般的……这些，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综合搭配。对个人，分几天重活儿后，又安排干一两天轻活儿。轮流看来，既照顾到工人们的身体承受力，又让他们不得闲。
工人平时见不到老板，却能接触到队长，知道他的家庭地址。队长是从普通工人干起，脑筋活络，勤劳肯干，技术过硬，又能替老板着想，就被提拔当了班长、队长。老放非常信任自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人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领导。队长会设身处地为工人着想，至少他懂行，让人服气。所以，不少农民工把队长当成和自己一样出门打工的，信任他把他看成最后的保障。
班长有点象村干部
由于工种不同，工人被分成不同的班，每个班都设一个班长负责管理。班长由队长直接任命，对队长负责。能当上班长的人要么是跟着队长干了很久，关系处起来了，要么是队长或工地其他头儿的亲属、朋友，这样整个管理层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关系链，他们对上忠诚，相互之间也能信任。
班长的工资和大工的工资基本在一个水平上。他和队长一块吃饭，不用和工人一起吃7元一天的伙食；他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不用和工人挤在一起；他不用干活，具体职权是将队长分的活儿落实在每个工人身上，并监督干活儿的进程、质量，向队长汇报，队长根据班长的汇报确定工人的工分。
凭着职权，班长周围自然形成关系网----自己带来的亲属、同村老乡。他的亲属在干活时能长期受照顾，生活上更有令其他工人羡慕的便利-----可以偶尔在班长的宿舍里做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腌鸡、腌鱼等。这些在老家很平常的东西放在工地里，价值就不一样了。班长的同村老乡干活儿时偶尔也能受到照顾，这对干体力活儿的人缓解疲劳是很受用的。
班长与普通工人的相处很简单，他管理工人，但也没必要成天拿出领导的样子，那样行不通，工人也不给他这个机会----把活儿干完、干好，他就没什么可说了。工人只要把活儿干完，就可以提前下班，谁也不会说闲话，因为班长对谁都是一样的。就像在农村，只要干完活儿就没人管了。
班长这个职务虽然表面上什么事也不干，但在工地却是不可缺少的。若没这个人，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班长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看起来虽是闲人，可老板也只能养着，有点像村干部吧。
他们如何相处
工作中工人会与库房管理员有接触。库房旁理员一般都是老扳的亲属，工人们自然会尊重他一些，他也不会故意刁难人。农民工每天上班时需要到库房领取大件工具，如电锤、切割机等，领走时签名，下班归还划去名字，丢失赔偿。工具坏了不周工人赔偿，工地负责修理。小件工具，比如瓦刀、刨子等手艺上的工具需要自备。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工具在哪儿吃手艺饭都用得着，用起来也顺手。用料方面，“库管”会口头上强调节约，实际中却监督不到。但工人们也不会多领，因为“多领也没用”-----家不在这儿，带不回去，工地规定不让带物品出大门。
工地门口全天有保安，保安的职责是审查外来人员的身份，严格禁止与工地无关的人员进入。工人的朋友来探望的话，只能在工地外。保安还负责看管工人出门时有无携带工地物品，要是发现了，会重罚。罚多少队长说了算，就像小偷被逮住，要私了，就得人家说了算。对工人来说这不划算。所以工人与保安的关系是隐形的，他看他的门，工人走工人的。下班时间，他无权不让工人出门。工人人多，且都是些年轻小伙，保安不会故意和工人过不去。
一日三餐，工人都与食堂师得见面。食堂师傅同样是与上级“有关系”的人，也是工人“最亲的人”。食堂有两三间房子，专门有一间餐厅供队长、班长等头头儿们吃饭。工人打饭是在工地休息区附近某一个固定的角落，要排队，打完饭要么蹲在外面空地上吃，要么回宿舍坐在床上吃。每天固定7元伙食费，主食管饱，两三天在菜盆里会看到些肉，但不能保证能打到碗里。这取决于工人与打饭师傅的关系：如果跟打饭师傅不熟，他会把菜里的肉拨到一边，留给那些与他相熟的人。这是食堂的行规吧，没有人为了这些和他理论----找气受不说，敏页都得吃饭，勺子还握在上家手里呢。
在平时，工人间彼此关照，谁的身体不舒服，在一起干活儿时就会照顾些。工作时间以外，基本上是老乡们在一块儿相处。一般情况，老乡总会被安排住在一起：首先是语言没有障碍，平常说的都是家乡话，交流起来方便；经济上也要合算许多，比方说平常只要一个人打电话回家，同村老乡家里的情况都能了解到，谁家里有事急需要钱，老乡间也能互相周济一下；生活上，老乡也能相互关心，顺带帮着打饭、打水之类的。这些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小事，但有个老乡帮忙，心里也感到很温暖。人离乡在外，无依无靠，老乡们在一起，心理上有个依靠，这是最让工人们感到踏实的。
晚不加班，老乡们会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到热闹地方的路边坐坐，看看行人，或煮到阅报栏看旨报纸，有时打打牌，输蠃的钱拿来一起喝酒。次数不太多，偶尔碰到谁生日就这样过。老乡间相处，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流，身虽在外，想的、聊的还是家里事、家乡事，基本不谈工作上的事，因为太苦，钱在人家手里，谈这些是自找不快。
工地工人来自全国各地，语言、生活习俗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不同地方的人形成特定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比较内向，虽说谁都会偏向本地老乡，但基本还是保持平等、和平相处，很少滋事。大家出门在外，家里都有亲人、老婆孩子，不会有大冲突；小矛盾，都选择忍一忍，慢熳地自我化解。各地方人平时也会有些简单的交往，互相之间都有个同情心，都是相同的命运，虽然相交得不那么深，但还是令人愉快的。
工地生活主题词
宿舍：在施工的楼里，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摆放6张单人床，6个老乡住在一起。宿舍内有水、电。
作息时间：每天5：30起床，6：30---1：30、12：30----18：30上班，22：00左右入寝。全年在工地不休息，休息没有工线。
一日三餐：早餐为咸菜，午餐为蔬菜，晚餐为蔬菜，隔两三天菜里会有些肉。主食为米饭或馒头，管饱。每次排队打饭，用时约15—20分钟。每天伙食费7元，从工资里扣除，若全年不满250个工，则要按8元算。菜由食堂师傅分发。锅炉房有饮用水。
工分和工资：一个工作日为一个工，一个工按10分算，基本一个小时1分工。若不能完成任务，则要扣工分。一般的工人都能拿全工。液间加班一少小时1分工。工资标准是，全年若做满工，工资最高。年终结帐才知道具体数额，工越少，工资越低。
工资的发放与结算：每月按时发150元生活费。年底纺算全年工资，扣去已发的生活费和伙食费。
签名：每月领生活费、月底核对工分、每天领工具都要签名，所有手续签名生效。
规矩：施工场地严禁吸烟，上班时间必戴安全帽，不能私自携带工地物品出门。这些规定所有工地都一样。
公共卫生：有公共厕所，没有专人打扫，没有浴室。
医疗卫生：没有体检过，在老家乡村私人诊所买些感冒药、止泻药等常用药随身带着，一般不在城里花医药费。
个人卫生：早起刷牙、洗脸，饭前、饭后冲洗饭盒，收工后净水洗面，天气暖和2—3天用脸盆在室外冲澡，夏天每天如此。冬天用毛巾在室内擦拭，每天洗脚。被单被套约3个月洗一次，内衣2—3天换洗一次，外面干活穿的衣服1周洗一次。理发几个月一次。
个人卫生用品：牙刷、牙膏、毛巾1条、盆1个（洗脸、洗脚、洗澡共用）、洗衣粉、剃须刀等。
日消费额：黄果树脾香烟1包，2.2元。
其他消耗品：解放鞋2个月1双，8元；
月计消费额：80元左右。
文化娱乐：无电祝机、无收音机；晚上不加班时散步，路过街边报刊栏看看报纸；不出门散步时玩玩扑克脾，斗地主或80分，输赢在10元以内；赢的钱老乡一起喝酒。
服装：工作服1套，费用从工资中扣。其他衣物是从老家带的，一般不在城市买。
帽子：工人上班必戴黄色安全帽；班长、队长带红色安全帽。
床上用品：两床被子是从老家带的，衣物做枕头。
床的用途：睡觉、坐着吃饭、围坐打扑克、存放衣物。
时间：2005年5月至今。
地点：北京市和平里兴化路一带的工地。
对象：张结根、杜洪中、贺振华、刘振宝、李西龙、王杰、李金斗、杨顺林、郭学喜、李复清、罗文楷、张文来等。
方法：由于农民工晚上要加班，且没有通讯工具，所以笔者不能在某一个人身上做跟踪访问。加上经验所限，有时一个小问题得求证几个农民工。所以本文是浓缩、汇集了参与访谈的所有农民工的讲述。
（目《中国青年报》）
玩具血汗工厂调查
&&&&&&&&&&& 李&& 强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国，现在各类玩具生产和出口企业6500多家，约有1300万从业人员。2004年中国既具出口总额达150.9亿美元。广东省是我国最重要的玩具生产及出口基地，现有玩具企业4500多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是中国玩具出口的主要市场，占总额的90%，其中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的60%以上。美国市场上出售的玩具有80%以上都印着“Nade& in& China”的标记。
&&&&&&&&&&&&&&&&&&&&&&&&& 玩具是怎样制造的？
&& 我们在2005年1月至4月对广东省东莞市的11家玩具制造工厂进行了随机调查，在8月又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这些工厂包括：东莞凯龙玩具厂、捷领玩具厂、雅田玩具制造厂、东旭玩具厂、溢胜玩具厂、国际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威旺塑胶玩具厂、龙华玩具厂、顺连玩具厂、龙昌玩具厂、领先玩具厂。这些工厂大多是港资企业，其客户主要为美国的大型玩具经销商和零售商，如沃尔玛（Wai-Mam）、孩子宝（Hasbro）、美泰（Mattei），以及快餐连锁店麦当劳、肯德基等。在这两次调查中，我们访谈了近200名工人，广泛搜集了工人的工资单、工卡记录等等，以这11家工厂为窗口管窥广东省玩县制造业的一般劳动条件。
根据我们的调查，除了一家工厂在生产淡季基本遵守中国劳动法外，其他的10家工厂都存在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例如在工作时间要求上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由于生产需要可以加班，但是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36小时。劳动法还规定劳动者每周至少要有1天的休息时间。尽管有法可依，在被调查的11家工厂中，只有一家在生产淡季时基本上遵守了劳动法在工作时间方面的规定，其余工厂的工人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超过11个小时，其中7家工厂的工人甚至每天工作要14.5个小时。另外，超过半数以上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其余工厂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或者每月休息两天。这样，很多工人每周要工作80至90个小时，遇到生产旺季或者工厂赶货的时候，时间会更长。
在工资方面，大多数玩具工厂实行计时计件工资，也就是工厂规定一定的生产量，工人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计件数。通过计时计件工资，实际上很大程度让工人被迫在超劳动强度下工作。东莞的最低工资为574元，按照法定工作时间折算为每小时3.43元。另外，劳动法第44条规定，正常工作日加班时，加班工资应不低于正常工资的1.5倍，休息日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不低于正常工资的2倍，法定节假日不低于3倍。然而，被调查的10家工厂的工资低于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以凯龙玩具厂为例，该厂每小时的工资标准为1.9元，只有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3.43元的53%。另外，该厂没有“加班”这个概念：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工作时间也按正常时间计算而没有额外的加班费。按照这个标准，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一共80.5个小时（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12个小时，星期天8个半小时），只能拿到152.95元，一个月为611.8元。但是如果凯龙玩具厂依据法律规定支付工资的话，工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80.73元，每月至少1500多元。
按照计时计件工资计算，工人拿不到合理的加班工资，凯龙工厂的工人只拿到了他们按照法律规定实际应得工资的40%，他们每个星期都少拿227.78元。如果他们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话，这个数字会更高。
中国工人劳动力之低廉通过此例可见一斑。
&&&&&&&&&&&&&&&&&&&& 谁在残酷地剥削劳动？
除了强迫工人超时工作以及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淮的工资以外，被调查的企业违反芳动法规的情况还包括：绝大多数工厂没有给工人买医疗、工伤及养老保险，很多情况下，只有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要来检查的时候，工厂才会给少数工人买保险，而且要工人负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费用；除了经常要周末加班外，工人很少能享受带薪的法定节假日，甚至平时请假都不容易，至于婚丧假、产假更是想都不敢想；很多工厂对工人进行罚款、非法搜身，有的主管经常辱骂甚至殴打工人；大多数工厂只招收18-30岁的工人，有的工厂雇佣16岁以下的童工；很多工厂要求工人不管在不在工厂食堂吃饭都要缴级伙食费；工人的住宿条件恶劣，十几甚至二十儿个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每层楼上通常只有一个卫生间供上百人共用；有的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不允许工人随意出入工厂；工厂通常会扣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且经常借口不批准工人辞工的申请不归还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调查所发现的以上情况不只是玩具工业独有的，也不只是东莞独有的，而是珠三角甚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劳动条件的缩影。很多国际学者将这种工作条件与19世纪的血汗工厂相提并论。
调查中发现，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制造商缺乏人道主义和利欲熏心。
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分层承包体系，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是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商店），往下分别为制造商（即为零售商提供货源的制造企业，很多为知名的品牌公司）和承包商（或称供应商，即生产产品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则处在这个体系的最底部。这样，沃尔玛、美泰（美国著名玩具制造公司，其产品供应给沃尔玛等公司）、孩子宝等品牌公司、东莞凯龙玩具厂等玩具制造厂等就构成了这个体系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由于激烈的竞争和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产品的要求，零售商总是尽力压低其采购产品的价格；制造商、龙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则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人体土转移到亚洲、拉丁姜洲的发展中国家以追求廉价劳动力，同时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并追求尽可能大的利润，他们往往不直接在当地设厂，而是把订单通过中间公司将生产承包给当地的工厂。承包工厂则不得不接受制造商给出的低价，很多时候为了接到订单，他们甚至主动把价格压得更低。由于制造商对原料和产品的质量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成本中惟一具有弹性的因素，处在最底部的工人不得不来承受这个代价。
当全球包括中国的消费者在享受沃尔玛价格愈来愈低廉的产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人也在遭受愈来愈残酷的剥削。
跨国公司热衷于这个体系，除了可以降低他们的投资风险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借此对工厂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不承担道德及法律上的责任。因为公司不是工人的直接雇主，他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借口将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推到承包商身上。
很多公司将订单分散到几十家或者上百家制造工厂，以保证在每家工厂的订单总量只占该厂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一家品牌公司在某一制造厂的订单不超过制造工厂所有订单的20%。这样，如果工人进行法律诉讼或者人权、劳工组织对工厂的情况提出批评的时候，跨国公司就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在该厂有订单的公司身上；当来自外界的压力过大时，他们就借口这家工厂不遵守劳动法规以及他们公司的生产准则，干脆撤走订单，终止与这家工厂的合作，以显示他们维护工人权益的立场。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目的仅仅是不对工厂的劳动条件承担任何责任。除极少数公司真正有心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外，大部分跨国公司仅仅&E采取应付和拖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些超级大公司难道真的没有钱来稍傲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吗？根据美泰公司的年度报告，2004年美泰的净消售额为51亿美元，但由于广告和促销的费用占了其中的12.6%，即6.426亿美元。也就是说，美泰宁愿花中国工人工资的12倍来做广告，也没有将订货的价格谢微提高，使生产厂商能够交付给工人一个生活工资。直到目前美泰的政策也仅仅是要求供货商支付制造工厂工人的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工资也往往得不到执行。
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监督也是造成中国工厂工人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另外一个原因。
在发展经济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很多地方的政府唯恐维护工人的权益会把外资吓跑，因此对工厂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曾经采取默许的态度。经济的发展就这样建立在付牺牲劳工权益的基础上。
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工人大部分是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只能在不需要特别培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厂里做工。虽然工作环境恶劣，没有社会保障，但每月几百钱的收入仍然比他们务农所得要高。他们到城市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接受低康工资。
&&&&&&&&&&&&&&&&&&&&&&&& 如何遏制血汗工厂？
以上是造成中国当今劳工现状的几个主要因素，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工人维权的道路变得更艰难。这种状况如何得到改善？
首先，政府应该对维护工人的权益有正确的认识。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同样享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保护。同时，即使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毕竟，农民工不只是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提高他们的工资就意味着增强他们的购买力，从而相应地拉动内需。国内市场的开发不能仅仅依靠精英阶层的高级消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还是局限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内。然而，农民工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在东部沿海城市正常的生活需求，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仅有不到7%的农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在外打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只身在外打工，将省吃俭用存下的钱寄回农村的家，而不是在城市里消费。
工会在工人维权的过程中也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基层工会组织应当推进和落实工会民主选举的程序，逐步取得工人的信任，并且由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与工厂和公司进行谈判交涉，落实《工会法》中工会代表的权益。这样，很多劳资之间的矛盾就可以通过这种内部机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使中国劳动法所规定的权益得到落实，减少造成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促成劳资和谐谈判机制良性发展。
目前中国民间还在发展中的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解决劳资矛盾、改善劳工现状。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和延伸，非政府民间组织可以参与对工人进行法律基础知识培训、安全生产培训等，以提高工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认识。另外，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对工厂的劳动条件进行中立的监督，并敦促厂方、甚至是跨国公司，遵守中国劳动法规，尊重工人的权益。
第三，我国政府还需扩大和国际非政府劳工组织合作，利用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消费者运动和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资源，促进跨国公司改善中国劳工条件。诚然，西方国家有个别贸易保护主义者试图利用中国血汗工厂来反对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更多的热心人士却从从进和改善世界劳工权益的角度出发。一些国家的非营利机构，并没有和中国劳工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完全出于一种“天下人管天下事，大路不平我来铲”的动机，以其微薄之力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益。例如以批评沃尔玛和迪斯尼而在大名鼎鼎的“姜国全国劳动委员会”，最近在美国代表六个国家的工人起诉沃尔玛的国际权利基金会。
&&&&&&&&&&&&&&&&&&&&&&&&&&&&&&& （日《中国青年报》）
上录报道，从不同角度具体而又生动地反映出进城务工农民的打工生活状况及其种种遭遇。而远甚于这些报道中所反映的悲惨境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不知有多少。
农民工们从事着繁重、苦累的生产劳动，随时面临着工伤和职业病等等威胁，有的还遭受着非人的虐待。请看下列报道：
东莞一民工不明不白被毒死
&&&&&&&&&&& 在当地一些企业，中毒职工被赶出工厂的惨剧并不鲜见
《新华每日电讯》6月28日刊登记者专稿，报道了一起年仅17岁少年因打工时被安排接触危险化学品中毒死亡的惨剧。
2004年11月，17岁的来时祥来到东莞樟木头镇三胜电机厂，老板让他先干清洗绣螺丝的活儿。“试用”一段时间后再说。开始工作后，来时祥就觉得洗缧丝的药水“多味很难闻”，但毕竟找份工作不易，为了捱过试用期，来时祥还是坚持了下来。没想到，上班20多天后，他就开始头痛，嘴唇肿胀、开裂、流血，全身皮肤发紫并脱落。最后，来时祥终于晕倒在车间。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老板不仅不把来时祥送往医院，反而以他“有病不能上班”为由，强行将其赶走。临走时老板给了200元，后来发现，这两张百元钞票中有一张是假钞。
这家工厂用来洗绣螺丝的“药水”三氯乙烯是一种危险化学品。来时祥离开工厂回到湖北老家后，病情迅速恶化，家属先后将其送往县、市、省三家医院治疗，均被诊断为化学中毒引起药性肝坏死。今年2月2日凌晨，年仅17岁的来时祥离开了人世。其间，来炒祥的家属多次前往三胜电机厂交涉，老板先是称死者“自己有病”，不承认是中毒；后来干脆避而不见，否认死者在其工厂工作过。而因为来时祥的家属无法提供来时祥与三胜电机厂劳资关系的“书面证明”，相关职能部门也表示爱莫能助。
据了解，三氯乙烯是一种有毒有害化学品，但其毒性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对三氯乙烯“过敏”，只要一接触到三氯乙烯就会急性中毒；也有人天生“抗敏”，接触三氯乙烯后短期内不会有症状。一位长期在卫生部门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三胜电机厂“试用”来时祥的用意很明显：看来时祥的身体是属于“过敏”还是“抗敏”，如果是前者，立即轮换；如果是后者，则予以留用。这一惨案中，来时祥不幸地被当成了“生化试验”中的“小白鼠”，成为一个“试错”的牺牲品。
记者采访发现，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类似来时祥这种中毒职工被赶出工厂的惨剧并不鲜见。
&&&&&&&&&&&&&&&&&&&&&&&&&&&&&& （日《报刊文摘》）
每天工作近20小时，屡遭毒打虐待，过着非人生活。当有关部门闻讯前往解救时------
新疆一砖厂50名农民工集体失踪
&&&& 本报记者& 刘冰& 李润文
在新疆乌鲁木齐县安宁渠德一砖厂，在这里打工的50名农民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每天24小时有人看守；近半年没有拿到过一分工钱；多说话就会被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半年来几乎吃不上肉……7月4日，当有关部门来到砖厂解救民工时，近50名农民工已不知去向。
7月3日，因不堪忍受，逃出砖厂多日的甘肃籍民工王建祥向有关部门求救，希望政府能营救那些还在被虐的工友们。据王建祥说，他和一些老乡今年3月从甘肃农村来新疆打工，一下火车就被人以招工名义带到了乌鲁木齐县安宁渠镇附近一砖厂，从此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王建祥告诉记者，这里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每天早晨5时30分就要上工，到晚上12时才能收工，每天几乎要工作近20个小时。干活时如果谁的动作稍微慢一些，或是工友之间聊聊天，就会招来拳打脚踢。如果有人敢顶撞包工头和看守，更会遭至铁锹、钯子劈头盖脸的殴打。
在王建祥的印象中，半年里他只吃过两次肉，而且从未拿到过工资。为了能领到工资，50名农民工只好忍气吞声。
他们也曾想办法逃出砖厂，但每次都被抓回来一顿毒打。为了防止民工逃跑，每天都有人看守。一到下雨天，民工居住的宿舍四周更是会有七八个看守冒两监视。但王建祥却从没有放&AE逃出去的念头，平时总是观察周围能逃跑的路线。机会终于来了。一天，王建祥趁看守不注意，趁着夜色从垒垛的土坯夹道里逃脱。他头也不回一路狂奔，直到砖厂远远地抛在身后，看到后面没人追赶，这才停下来瘫软在地上。
王建祥逃出来以后，心里还在担心和掂记着那帮工友，希望他们能早日逃脱。7月3日，他来到《新疆都市报》，诉说了自己的遭遇。第二天，王建祥和记者以及乌鲁木齐县六十户乡政府的人员前去营救工友。然而，当解救人员来到砖厂时却发现，机器轰鸣的砖厂里竟无一人。记者询问周围群众，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再追问，被问者都掉头躲避。
记者在民工们住的宿舍里发现，吃了一半的饭还放在桌上，砖上里的土坯堆了一地，装载砖土的工具全部遗弃在现场。迹象表明，这里的人刚走不久，而且走得很仓促。
据乌县六十户乡武装部陶部长介绍，此前这个砖厂曾因未支付民工工资问题被查过，政府限定包工头在6月26日之前必须支付所有人员工资。
该砖厂法人代表兰某说，今年3月，他将砖厂承包出去，平日所有的生产事务由采包方全权负责，本月的工资他已提前支付给了包工头，自己并不知道包工头没付给民工。
兰某称，以前他曾发现带班人殴打民工的现象，并为此批评过他们，也多次跟包工头强调不要拖欠农民工工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兰某表示，他会尽快给王建祥清算工资，就算包工头找不到了，他也会补齐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目前，有关方面正全力收集线索，寻找失踪民工的下落。
&&&&&&&&&&&&&&&&&&&&&&&&&&& （日《中国青年报》）
2004年1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向全国法学研究会年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劳动立法的相对滞后和实施不力，政府劳动、行政（）管理的不到位，劳动监督一定程度的缺失，还有社会道德、文明程度层面等原因，致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广大农民工施行了不公正、不公平、不道德的双重劳动标准。”该报告显示，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当前约有1.2亿农民进城务工。“相对于城市职工而言，农民工，就业权利不平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生产劳动中，明显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在被辞退、解雇或返乡后，不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无保障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说对农民工实施了事实上的双重劳动标准。”报告说，“双重劳动标准”对农民工来讲，最直接的就是劳动权益被严重侵犯，具体体现在6个方面：1、就业权利不平等、就业无保障。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由于户口、身份的限定，他们只能进入城市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即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低、福利缺失的劳动力市场，从事的多是“脏、险、苦、累、差、重”的工作，许多人面临随时被解雇的命运。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据统计，除少数省份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达到40%以外，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是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几。3、工资报酬权受到严重侵犯。农民工报酬被随意拖欠，恶意拖欠及克扣工资的现象相当普遍。4、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问题严重。对农民工不按国家标准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致使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伤的高风险人群。月，全国煤矿发生伤亡事故1093起，死亡1589人，死伤的主要是农民工；全国建筑行业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586起，死亡605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中受伤害的90%是农民工。5、社会保险基本缺失。目前多数城市没有将农民工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没有强制的规定和相应的政策，对待农民工参保的问题上明显执行“双重标准”。据四川省总工会调查，未参加任何保险的农民工在80%以上。6、超时劳动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十分重。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浙江、江苏、河北等3省纺织产业的调查，农民工日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个别家庭式企业甚至长达16小时。农民工月工作时间为306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39小时，加班时间是最高时限36小时的3.86倍。这种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的加班对农民工造成身体和精神的极大伤害，甚至造成“过劳死”。报告中还提到，陕西省对农民工的调查，“你最苦恼的问题是什么”，7项选择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居首位。该报告尖锐地指出：“现行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报导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扶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这是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是对农民和农民工的剥夺！”
&&& 农民工无疑是当今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重要重成部分。但今天，他们却完全处于原始的、自为的，任人宰割而既不自觉其权利、更不自觉其阶级使命的状态下。这就使中外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残酷盘剥他们，欺压他们。这实在是一大悲剧！众所周知，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培育锻炼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阵营中的一支先进部队，她曾经所向披靡，使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闻风丧胆。而如今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外资本家大获其利，产业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却处于悲惨境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历史性的大倒退？其间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深刻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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