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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概况全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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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他两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做翻译
1965年2月、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本文的主人公赵顺仁曾作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俄语翻译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那时赵顺仁年轻、兴奋、激动……光阴似箭，转眼那些经历已经变成历史。如今听赵顺仁老人回忆当年的往事，仍能感觉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散发的灼人的热量……
&&&&&&&&&&&&&&&他两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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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凝固成历史的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睿智和蔼年逾古稀的老人，尽管岁月的风霜在他的额头鬓角留下雕琢的痕迹，可在他的胸膛里始终澎湃着年轻时的热情；他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却有着不普通的经历：他做过外交官，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全程参加过六十年代的“中苏反修大论战”，两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俄语翻译；1973年他服从组织安排从外交部到大连做了一位外语老师，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20余年，1994年光荣退休，他就是大连外语学院的赵顺仁教授。当谈起过去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老人眼中流溢的是无限的幸福和满足，那些非凡的经历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变成历史，却深深地烙在老人的记忆里！
2010年，赵顺仁带着老伴王玉哲老师回到沈阳，在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门前留下一张珍贵的纪念合影。老人身后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是当年两位老人参加工作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所在地。站在当年参加工作的地方，两位老人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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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政府的小公务员
&&&&1934年出生的赵顺仁是沈阳人，小学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十分难进的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建国后改为辽宁实验学校）。中学毕业，正赶上1950年抗美援朝，同学们纷纷参军参干。因为16岁，年龄太小不能当兵，赵顺仁报考并被东北行政委员会录取，不久，东北行政委员会改为东北人民政府，赵顺仁就成了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的一名小公务员。
平时，赵顺人的工作就是搞公文处理。在赵顺仁身边，有许多来自延安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平时生活简朴，工作拼命，严于律己，乐于助人。耳濡目染，赵顺仁暗暗向“老”同志学习。因为工作出色，赵顺仁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每天努力工作后，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在那段时间里，赵顺仁有幸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如《牛虻》、《卓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遥远的地方》、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等。在文学名著中汲取的营养让赵顺仁思想不断成熟。
因为工作需要，赵顺仁参加了速记班的学习，并在速记班认识了许多年后成为他妻子的王玉哲。
1954年，曾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在高岗事件过程中，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也随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东北人民政府被撤销，其权力一部分移交中央，大部分移交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
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年龄大的直接转往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年轻的保送学习。当时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大量培养人才。因为培养干部的需要，赵顺仁最终被保送参加全国高考并考取了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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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的“反右”斗争中保护了许多同学
&&&&大学期间，赵顺仁选择了俄语专业。进学校的第二年（1955年），赵顺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一个班有20多个学生，每个班有一名党员，负责组织学习和生活管理。因赵顺仁表现出色，担任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由老师担任）。
1957年，“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到后来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师生不到3000人，却有200多人被打成“右派”。赵顺仁明白，“反右”斗争是党发动的一场运动，作为一名党员，自己理应责无旁贷地积极参与。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自己熟悉的优秀老师和同学也被打成“右派”，让赵顺仁感到不安。
在赵顺仁所在班里有一名来自部队的女同学叫谢少学，来学习之前由组织安排嫁给了一个战斗英雄团长，尽管丈夫对她很好，但两人学识修养上有一定差距，到学校后，小谢常常在班里发牢骚，埋怨组织拉郎配、不民主……
“反右”斗争开始后，小谢开始为自己当初的牢骚局促不安。她找到赵顺仁询问自己会不会因牢骚被打成右派？赵顺仁了解小谢，很理解小谢的担心，也同情小谢的处境，就对小谢说：“反正你是部队来的，毕业后也不一定干俄语专业，不如干脆退学，回部队，一走了之……”
小谢经过考虑，采纳了赵顺仁的建议，办理了退学手续返回了部队。小谢走后，有同学提出根据小谢的言行，应追加小谢为“右派”。听了同学的动议，赵顺仁委婉地说，人都走了，有材料可以转到部队去。后来小谢的事不了了之。小谢也因此躲过一劫！
学习期间，赵顺仁邻班一个叫王永祺的女生和她班上的党员的女朋友关系紧张，时常吵架，班里的党员对她也有成见。眼看着在班里无法立足，小王找到了赵顺仁要求调入赵所在班级，经赵顺仁向系里汇报，系里同意小王转班。
“反右”斗争开始后，小王原班同学要求小王回去参加运动。赵顺仁担心小王原班同学可能借运动整小王，坚持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参加运动，从而保护了小王。
大学即将毕业时，学校由专科升为本科，改名为哈尔滨外语学院。赵顺仁这一届学生也从专科升为本科。
大四时，班里转来了一名曾在延安工作过的“右派”调干生唐蒂。调干生一到，就找到班里的党员赵顺仁满腹委屈地说：“赵顺仁，我不是右派，我怎么能被划为右派呢，我只是因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骂了一句‘赫鲁晓夫是头猪’，就把我打成右派，我冤枉啊！”
听了唐蒂同学的诉说，赵顺仁觉得有必要将同学的问题搞清，就向学校反映了情况。听了赵顺仁的反映，学校领导责成赵顺仁了解唐蒂同学的情况。赵顺仁找到了唐蒂原来所在班级的党员了解情况，并出具书面材料，证明唐蒂反映情况属实。接到赵顺仁递交的调查报告，学校研究决定：唐蒂同学可不划“右派”！学校的决定等于为唐蒂摘下了“右派”帽子。赵顺仁的帮助改变了唐蒂的命运，毕业之后，唐蒂被分配进北京工作。
由于赵顺仁的努力，从“反右”开始，到大家毕业，赵顺仁所在班在“反右”斗争最激烈的1956年、1957年，在“右派”定性最多的大专院校里，没有一个“右派”。
&&&&&&&&&&&&&&&&考进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
就在赵顺仁寒窗苦读时，女朋友王玉哲根据组织安排于1954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工作。
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组织上安排王玉哲作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王玉哲记录下来毛主席那句经典名言：“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期间，王玉哲给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都做过讲话记录。对王玉哲来说，这是一段幸福而难忘的人生经历。
1957年，工作出色的王玉哲响应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暂时离开速记员的岗位，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一年多后，王玉哲又转往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
女朋友王玉哲刚刚离开北京，大学毕业的赵顺仁就于1958年夏天考入当时被称为“外交官的摇篮”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研修班。当时这个研修班在全国一共考核招收了10名学员。学制4年，前三年在国内学习，第4年到苏联继续学习。
给赵顺仁上语言课的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女老师马特维耶娃。在马特维耶娃老师的课堂上，赵顺人的俄语听说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60年下半年，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紧张，马特维耶娃随苏联专家一起撤走。
接替马特维耶娃的是李立三的夫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莉莎（苏联人）教授。在半年时间里，莉莎教授主要讲苏联文学作品节选，如苏联名著《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等，这些作品从人性的角度描写战争、描写人，描写战争带给人的伤害和毁灭。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从人性角度描写人的文学作品都被冠以“人性论”，所以当时是边学习边批判着欣赏。
在所有老师里，教授翻译课的高铭老师给赵顺仁的影响和帮助最大。高铭老师从小到大都在哈尔滨的俄语学校读书，俄语说得和苏联人一样好。高铭老师曾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给苏联红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做过翻译。高铭老师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高铭老师的课上，赵顺仁学到了许多翻译工作中的技巧，锻炼了作为翻译的应变能力等，为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并结识苏联朋友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期间，赵顺仁有幸参加了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庆典。
当时分配给赵顺仁的任务是随中科院为来中国参加国庆十周年的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做翻译。因中苏关系当时已经开始紧张，苏联方面临时决定取消苏联科学家代表团访华。这样，赵顺仁被调到文化部帮助接待有乌兰诺娃等5名人民演员在内的规模强大的苏联莫斯科芭蕾舞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当时在北京表演了《天鹅湖》、《吉赛尔》等剧目。
10月1日当天，作为一名学生翻译的赵顺仁陪同莫斯科芭蕾舞团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边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在赵顺仁身后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着由赫鲁晓夫带队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党政代表团。赵顺仁清楚地记得当时为毛主席做俄语翻译的是国务院外事办的李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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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年参加国庆观礼的写有“工作人员”的绿色丝绸胸签和一枚刻有国徽、和平鸽和字样的纪念章被赵顺仁一直珍惜地保留至今。
在随后的日子里，赵顺仁陪同莫斯科芭蕾舞团到广州、上海、杭州等地演出。在这期间，结识了在芭蕾舞团拉中提琴的演员马特洛索娃。莫斯科芭蕾舞团回国后，赵顺仁一直和马特洛索娃保持友谊，通信达两年多。一直到赵顺仁进入外交部工作，不允许和外国人随便通信为止，两人才中断联系。
20多年后的1987年，早已离开了外交部的赵顺仁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交流访问，又找到了老朋友马特洛索娃。尽管岁月在两人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但两国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影响两国人民的友谊。马特洛索娃帮助赵顺章挑选苏联文学作品，挑选唱片。这段日子，赵顺仁还应邀到马特洛索娃家里做客。马特洛索娃特意请了一位剧院的老演员作陪。马特洛索娃烤了蛋糕和鸡腿，还做了沙拉，并打开香槟酒，盛情地款待了赵顺仁。两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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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破例批准的学生婚礼
1960年，考虑到赵顺仁即将前往苏联学习，外交部同意赵顺仁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王玉哲结婚。因为当时两人还都是学生，学校有不许在校读书的学生结婚的规定，组织上出面与王玉哲所在的辽宁大学协商，促成了26岁的赵顺仁与25岁的王玉哲的婚事。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小插曲。
1959年国庆节后，在陪莫斯科芭蕾舞团巡回演出的过程中，赵顺仁顺便买了一些丝绸被面。回到北京后，赵顺仁就给在沈阳读书的王玉哲寄去。
没想到王玉哲刚取回包裹，辽宁大学保卫部门的人就找到王玉哲，“听说有人从北京给你寄东西了，寄的什么东西，拿给我们看看。”见学校保卫部门的人上门检查，王玉哲不敢多问原因，老老实实地将包裹交到保卫人员的手上。保卫人员检查后，发现包裹里是丝绸被面，又去信向在北京的赵顺仁查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赵顺仁回信解释丝绸是自己买的并寄给女友的。保卫人员才将包裹还给王玉哲。
后来二人才知道原来当时北京故宫丢了一块金砖。一位游客到故宫游览，闭馆时藏在故宫里盗了一块金砖，第二天开馆，盗贼随人群混出故宫。当年这可是一起惊天大案，北京城全城搜查，所有寄出北京的包裹都要检查。后来案件被破获。
这件事成了赵顺仁、王玉哲筹备婚礼过程的一个小插曲。许多年后，老两口提及此事，仍是哭笑不得！
日，王玉哲和相恋多年的爱人赵顺仁在北京喜结连理。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结婚，王玉哲说就是为了纪念日自己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作记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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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去苏联学习，进入外交部工作
&&&&1961年，已经完成三年国内研究生课程的赵顺仁本来要等着到苏联完成最后一年学习，外交部选择赵顺仁和另外一名同学保送去莫斯科大学再学5年。可此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早已十分紧张，本已答应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苏联方面不置可否，就是拖着不办。赵顺仁和另一名同学在等了半年无法成行之后，外交部决定撤销学习计划，分配赵顺仁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当时翻译室的工作主要是给国家部级以上领导做口语和文字翻译，那时的翻译室可是人才荟萃，英语组有冀朝铸（长期给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做英语翻译，后任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作者加注），俄语组后来出了一个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和两个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李凤林。
当时中国正和苏联搞“反修论战”，中苏之间的文字论战起于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止于1965年5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
据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崔奇写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一书记载，中方发表论战文章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初期，于1956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1960年4月，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由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三、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这是为下一步大论战的重头文章作准备，在内部被称为“前七篇”；四、1963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九评”），这是论战的重头戏。
赵顺仁参加了全部“九评”翻译工作。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语翻译工作。此前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俄语翻译是苏联人自己翻译的，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语翻译就由中方专家担负翻译。赵顺仁记得俄语组当时由阎明复（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作者加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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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作为翻译，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身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翻译，能够两次站在毛主席身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事活动，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和幸福的事。而这个幸运的人就是赵顺仁！然而，两次作为翻译站在毛主席身后，却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一句话都没有翻译，也让赵顺仁感到终身遗憾！
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着与大家握手。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信，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
&&&&那一天，和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派团参加中国的集会，声援越南。当时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作为俄语翻译，赵顺仁接到任务，心情激动，非常兴奋。当天礼宾司的同志领着俄语翻译赵顺仁走上天安门，站在距毛主席几步远的地方，随时准备听候调遣。只是那时毛主席对苏联人的态度分外冷淡，因此，俄语翻译就没有出场的机会。
1969年“五一”节当晚，赵顺仁第二次作为翻译走上天安门城楼，仍然站在毛主席身后不远处。看到毛主席出现，摄影记者纷纷上前拍照。但很快周恩来总理就上来要求记者们不要再拍照了。赵顺仁当时心里很纳闷，不懂为什么不让拍照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毛主席得了白内障，眼睛不能被闪光灯刺激。当夜幕降临，焰火升空，礼花满天，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交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俄语翻译还是没有用武之地。
尽管两次作为翻译，踏上天安门城楼，尽管一个单词没有翻译，但赵顺仁已经很满足了，要知道如此近距离和毛主席在一起，在那个特殊年代是多少人梦寝以求的幸福事！
&&&&这些难忘的往事早已变成了记忆，深深藏在赵顺仁老人的心底。偶尔，赵顺仁会翻开相册，走进那些已经定格的历史中重温那些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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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时接到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照会
1968年，东欧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人们通常称它“布拉格之春”。
这一年，捷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举起改革大旗，大有脱离苏联控制之势。苏共领导恼羞成怒，纠合当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出兵捷克。从8月20日晚11时，第一架载有10名苏军突击队员的民航客机在捷机场着陆，并迅速占领机场起，到8月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全城，并逮捕杜布切克，共用了4、5个小时。这种速度打得捷克，乃至北约组织错手不及。这期间一共动用了4个方面军，1个坦克兵团，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
8月23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招待会。席间周总理就苏军侵捷发表重要讲话，当时准备译成英、法、俄三国语言，分别由冀朝铸、吴健民和赵顺仁承担。周总理在讲话中严厉谴责苏修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
1969年年初，中苏边界黑龙江段两国士兵就经常有一些小摩擦，一有冲突，中苏两国就会向对方使馆递交外交照会提出抗议。中国驻苏联使馆常会接到苏方照会，使馆会立刻将照会传回国内。当时没有电传和传真，主要靠电报和电话，有些文件很长，打电报受限制，就得使用电话，外交部值班人员负责用俄文记录，然后翻译上报。由于那阵中苏边界冲突多，工作人员时常接到苏联方面的照会。
日，在我国黑龙江珍宝岛发生冲突事件，苏联士兵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被我军迎头痛击。当晚正在值班的赵顺仁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转回的苏联照会，忙记录并翻译成中文，可发生冲突的地名需要对照。当时黑龙江附近有几百个岛，都有中苏文字地名对照表。那天恰巧管理对照表的同事不在，一时又联系不上，上面又不断催要文件，无奈，赵顺仁就在翻译好的文件上用括号写上冲突地点“苏称达曼斯基岛”。文件交上去已是深夜，赵顺仁就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领导就找到赵顺仁，问地名为什么没翻译过来？赵顺仁如实相告，当晚文件要得急，又找不到地名对照表，不知道“达曼斯基岛”是哪个岛。原来当晚文件送到当时抓全面工作的“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处，康生在文件上批文“达曼斯基岛何许岛也？”康生的批示让外交部上下十分紧张，赶快查对，确认“达曼斯基岛”是珍宝岛。为此，赵顺仁和上司处长做了失误检讨。
&&&&&&&&&&&&&&&&&在驻苏联大使馆做外交官的日子
1969年下半年至1971年，赵顺仁作为随员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开始了外交官工作。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大使馆已经降为代办处，由当时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安致远率50余人留守苏联，当时在代办处同为随员的还有戴秉国（现任国务委员——作者加注）。
& 左一为赵顺仁，中间位当时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安致远
当时国内正在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停滞，物资匮乏。国家却节衣缩食，保证使馆正常需求。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吃住免费，补助按当地物价水平给。因为不许带家眷，代办处里都是男人，大部分人不许随便出去，写信也受到一定限制，每人每月可写一封信，家属来信要先寄到外交部，然后交给信使带到苏联，内容只允许谈家事。
当时苏联人民对中国仍很友好，只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代办处就在门前竖起宣传画廊，图文并茂地宣传中国的发展。看到画廊前有老百姓围观，苏联的外事警察常常会前来驱散人群。
平时代办处的外交官主要和苏联外交部的司级干部接触，时常被召到苏联外交部，召见之前有时有内容，中国外交官可以做些准备，有时根本不说内容，让外交官无法事先准备。要知道“外事无小事”，每逢被蒙在鼓里，外交官也会很紧张！
有一次，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办迎接宇航员飞行百日返回地球招待会。招待会的规格很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领导人全部出席。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安致远等外交官也应邀前往。招待会期间，苏联外交部突然来人通知说苏联总理柯西金要见中国临时代办。当时中苏两国势同水火，平时上方很少联络，安致远不知苏联人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安致远见到柯西金后，双方只是礼节性的会见，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没过多久，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召见安致远代办，交给安致远代办一堆要求改善中苏关系的文件。这两次会见，赵顺仁都作为翻译全程参加。
在苏联，赵顺仁等外交官经常做的工作是看报、写文章，分析苏联国内的动态，和友好使馆接触，相互交换信息。当时中国代办处和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使馆接触较多。那时外交官工作都有计划，比如和谁接触，了解什么信息，需要宴请什么人都要事先安排好。再就是了解民情，就是接触普通人，了解他们对苏联政府的看法。
在工作中，代办处的工作人员经常被苏联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监视。工作人员的汽车只要一出门，克格勃的汽车就跟上，你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全程盯梢。为摆脱骚扰，中方工作人员就三四个人一起出去，被盯就四下散开，搞的盯梢的克格勃手忙脚乱。此后，只要代办处的车出门，门岗就会通知克格勃车上有几人，克格勃也配上相同的人分别跟踪。偶尔遇到中方工作人员汽车迷路，满街乱转时，克格勃也会上前询问要到哪里，并负责引路。
在苏联买书，也是外交官的一项工作。当然选购的书是有针对性的，主要为国内相关部门提供研究资料。外交官买一本，克格勃就登记一本，十分认真。有时为避免影响速度，外交官索性将要买的书名都告诉克格勃，让他登记。大家心照不宣，很有默契，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每次和普通市民聊天，外交官离开，克格勃就会向市民了解交谈内容，但从不当面制止交谈。
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表明中国对马列主义的坚持，赵顺仁等中国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安致远的带领下，由苏联外交部官员陪同，到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敬献花圈。
1971年，赵顺仁奉调回国，结束了在苏联为期两年的外交官使命，回到外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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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语学院的优秀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升格为辽宁外国语专科学校（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校急需各语种外语人才，便向外交部求援。1973年外交部向大连外国语学院输送了上百名外语人才，其中包括英、法、俄、德、西班牙、阿拉伯等语种。赵顺仁也在其中，并得以在大连和常年两地分居的妻子团聚。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赵顺仁从一名外交官变身一位人民教师，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上世纪70年代初外语教学环境艰巨，没有电化教学设备，没有外籍教师，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赵顺仁曾多次带领学生到中苏边境地区进行语言实习，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言语能力。在学军教学中，赵顺仁主动承担编写俄语教程的任务。1985年、1990年赵顺仁两次带领学生参加全国俄语大赛，取得了前两名的优异成绩。在全校教师授课大赛中，赵顺仁获得一等奖。大连市人民政府授予赵顺仁大连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称号。省教委几任领导曾3次来赵顺仁家中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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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前提下，赵顺仁赵也经常为大连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做翻译工作，曾受到薄熙来市长的口头表彰。外交部前副部长在陪同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来连疗养期间曾邀请赵顺仁全家到南山宾馆见面。
除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外，赵顺仁开始从事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耕耘，赵顺仁参与多部辞书的编写或主编工作：《新俄汉词典》（1984年）、《大俄汉科学技术词典》（1988年）、《俄汉外经外贸词典》（1995年）、《独联体国家经贸合同文牍标准样本大全》（1992年）、《俄汉外经外贸会话与函电》（1993年）、《汉俄时政词语翻译词典》（2011年）等；赵顺仁与人合作或独自翻译出版了《苏中关系》（1979年），由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史》第三卷（1979年），《高尔基文集》第六卷（1983年），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描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传记《总统的最后时刻》（1985年），《俄文书信》（1990年），《叶利钦传》（2001年），此外，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有的论文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
赵顺仁曾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大连市外语协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大连市老教授协会副理事长等职。
时光荏苒，如今赵顺仁先生已是两鬓斑白、年逾古稀的老人，面对记者，谈及往事，老人两眼不时闪出激动的光芒。是啊，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过，每个人的心中都会积淀如火的热情，当回忆往事时，这些如火的热情一定会跳出来温暖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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