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正面回应“偷拍姚贝娜遗体事件” 头版头条还原采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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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贝娜追悼会之后，近日深陷“无良媒体”漩涡的深圳晚报针对此事作出正面回应。今日（1月22日），《深圳晚报》头版头条刊发“姚贝娜眼角膜捐献采访过程还原”长文，同时刊发大幅社论——《我们为何一直保持沉默》，解释关于“姚贝娜逝世深晚记者溜进太平间”说法所引发的种种猜忌和质疑。
在长文中，《深圳晚报》彻底否定了此前网传的几大传言：当事记者没有穿着白大褂伪装成医生，没有偷拍遗体，没有高呼“新闻自由”，“没有推到姚贝娜母亲”。并在社论中表示，之所以没有在风口浪尖回应只是想“为姚贝娜安静致哀”。《深圳晚报》承认存在采访操作环节上的失误，但绝不是像舆论中那样不堪。同时，针对提倡建议姚贝娜光明基金会而被质疑“借此敛财”，声明称愿意接受任何组织任何形式上的调查。
今日，深圳晚报官方微博也连发三条微博，力争还原事件真相。针对社交网络上出现的恶意谣言和虚假言论，深圳晚报社也于今日刊出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深圳晚报》公布的全文如下：
2015年月日时分，知名歌手姚贝娜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深圳医院”）去世。深圳晚报采访姚贝娜眼角膜捐献一事，引发了网络舆论风暴。此风暴先是在自媒体发酵，后引发互联网营销账号和网络水军大规模持续恶意炒作和攻击，以夸张言辞、虚假信息和语言暴力误导舆论。
连续几天的恶意炒作完全转移了姚贝娜眼角膜捐献义举的焦点，也深深伤害了积极为人体器官捐献这一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医护人员和所有为报道突发新闻付出努力的媒体人。
为了避免引发网络水军更多低劣的恶意炒作，打扰逝者清净，增添亲属不必要的悲痛；也为了让姚贝娜亲属不受舆论打扰，深圳晚报社决定充分尊重逝者和逝者亲属，选择在姚贝娜追悼会结束之后，正式公布整个采访经过。
为求全面、客观、公正，深圳晚报社对报社以外的核心当事人的表述，仅使用第三方公开报道的内容和说法。
当事记者还原事发经过回应关键疑问
2015年月日时分，姚贝娜去世。
接到消息后，深圳晚报编委、摄影记者赵青，文字记者李飞相继从报社赶往医院采访（注：深圳晚报社距北大深圳医院仅一街之隔），另一名当事人、摄影记者陈玉则于时赶往医院。时逢周末，陈玉在外未带相机，就直接去了医院。当时病房外有大批记者在等待采访。
17时分，华谊音乐举行第二场发布会，赵青、李飞在北大深圳医院综合楼发布会现场采访。发布会现场正式发布了姚贝娜眼角膜捐献的消息。发布会结束后，来自全国的数十名记者陆续赶往北大深圳医院负一楼，在作为临时手术室的太平间外等待眼角膜摘取手术开始。
19时分许，深圳晚报名记者在走廊看到为姚贝娜实施眼角膜摘取手术的医生姚晓明博士。此后发生的事实如下：
没有偷拍遗体
深圳晚报编委，国际、国内新闻摄影大奖得主赵青：当时我带着一个很大的单反相机，一看就是媒体记者，怎么偷拍？我们更没有必要拍摄遗体遗容，拍摄这种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我们的网站上，这是一种常识。在深圳，媒体记者进入医院太平间或者手术室拍摄什么呢，拍摄的是遗体捐赠手术过程或遗体告别的庄重场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在深圳也不是深圳晚报一家这么做过。国内外这样的拍摄都有。因为我们一般会拍摄医生鞠躬、告别、献花的镜头。深圳第一位也是全国首位无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以及很多遗体捐献者，我们都是这么拍摄的。医生致敬逝者的画面，释放逝者人性的光辉，弘扬社会正能量。多年来这种做法，影响到很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中。深圳市第一座眼库成立以及我国首部器官捐献移植法规的出台，都是公益人士、捐献者和许多媒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知道眼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就不会质疑我该不该在现场，怀疑我拍摄的操守。我也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摄影记者。
没有“穿白大褂伪装医护人员”
赵青：我们遇到姚晓明博士时，他手上提了好几样东西，还抱着一束花。因为眼角膜捐献新闻拍摄的工作关系，我和姚博士相对熟一点，其他记者也都认识他。大多数媒体记者此刻都知道姚贝娜要准备手术，只是一般来说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等待遗体化妆。我就问博士是不是快要手术了。他说是的。我说很多记者都在外面等了。这基本属于客套话。
看到他拿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就顺手帮他拿着。他捧着鲜花，一路往手术室走。我们也就跟着他走。手术室门口有人问姚晓明这个人干什么的，姚博士说是帮他拿东西的。我们就这样进了临时手术室。整个过程我们都穿着平时的衣服，相机也随身带着。上哪找白大褂特意伪装去。如果家属或医生这时候让我们回避，我们肯定都会出去，我们用得着偷偷摸摸吗？
手术前后各方克制
赵青：进去后，看到里面是里外三间房。临时手术室在中间一间，很空旷。只有姚贝娜的重要亲属和华谊公司大部分人分别在两头的房间。
姚晓明博士一进入现场就专心准备手术工作，并将鲜花放在了姚贝娜的身上，深深鞠躬。职业的本能，我立刻拍了他的献花和鞠躬场面。姚晓明看见我拍，轻声问你拍什么啊，我说拍你工作啊。他用手指了里面的房间，那你先去问下姚主席（姚贝娜的父亲）。我就进里间问姚主席，以前我也见过他的，只是不太熟。他很悲伤，我说明来意，但他很温和地拒绝说，最好不要拍了，也不要见报。我说好，就往外走。经纪公司的人拉着我要求我删掉献花的照片。屋子里面很空旷，声音有点大。
我们来到外间把拍摄的献花照片全部删掉给他们看了。后来我也就没进去了。这就是过程。没及时沟通，我深深自责。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争执问题，更没有人高喊新闻自由这种的言论。
“推倒贝娜母亲”子虚乌有
深圳晚报文字记者李飞：在发布会正式发布捐献角膜的消息后，我们就赶往太平间。根据经验，几十家媒体应该都要去由太平间暂时改成的临时手术室。而我们碰到了姚博士，帮他拿了东西就跟着他进去了。我用手机也拍了些姚医生工作的照片。赵青老师被叫出去了，其间没有和家属冲突，更没有推倒逝者母亲。我是文字记者，我考虑还得在那等着准备采访姚博士手术的结果，所以我还在里面。经纪公司的人后来找到我，问手机如果有照片那也要删掉。我说好的，很配合地就把手机给对方让他们全部删了。
所拍照片现场全部删除，无一张见报
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玉：我觉得叫我去现场太突然，这是个很紧急的任务。当天下午我本来是去带孩子的，正在福田山姆会员店那边。我接到赵青老师的电话，他很急地说你在哪啊，赶紧到北大医院（北大深圳医院）来，姚贝娜病逝了。我说我相机都没带。他说你先过来吧
等我到了医院，领导开始分配任务。因为我没带相机，所以也没给我安排具体的任务。也就是说，我只是过来协助赵老师工作，我们在一楼遇到。我跟着赵青老师走，然后碰到姚博士，我帮着拿了工具箱，就进去了，没人阻拦。里面的人除了姚博士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直认为我是来协助工作的。赵青老师拍了献花的照片，有人不同意，只见姚博士也上去解释说是拍工作现场，没有恶意。最终不同意就让他们删了照片。他们后来也删了李飞的照片。但始终没人来找我，也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可能我什么事都没做吧。我是摄影部的，赵青是我的领导，这是我印象中记者拍摄眼角膜捐献第一次被请出去，所以我也蒙了。赵老师不在，我只好在那里待命。手术结束后，我就出来了。手术时间也不长。
当天时分左右，姚贝娜父亲姚峰致电深圳晚报总编辑，对深圳晚报的采访报道和关心姚贝娜后事表示感谢，也感谢能理解他们家属的情绪。
北大深圳医院：除姚晓明外未见有医务特征人员进入现场
北大深圳医院称，当时太平间外，有很多家属和姚贝娜所属公司人员，相关人员都穿便服进出。北大深圳医院方无法区分人员身份。但院方并没有看到除姚晓明外有明显医务人员特征的人员进入现场。大批记者在现场时医院保安和华谊保安维持了秩序，保持了现场稳定。
医疗专家释疑临时手术室
关于网上质疑现场到底是太平间还是手术间，为什么手术会在太平间执行等问题，医疗专家称，在手术室病逝的人员一般在医院手术室进行遗体捐献手术，而在病床上去世的，则不会推到手术室进行，而是将遗体转移至太平间，进行化妆等一系列工作。相关角膜捐献手术也就在太平间。由于这一工作的技术难度和要求并没有那么复杂，在太平间改成的临时手术现场，有经验的医疗专家和完备的器械装备完全可以保证手术安全。
另据之前公开的消息显示，姚晓明系眼库专家。相关捐赠手术家属已委托姚晓明亲自执行，程序合法。当他赶到现场时，遗体已经转移至太平间。由于眼角膜手术必须在逝者逝世个小时内执行，故也不可能选择其他地方，而是选择在太平间临时手术，这符合医疗惯例。事实证明手术成功，且有大量类似医疗实例可作参照。
姚贝娜父亲姚峰回应：媒体都是为贝娜好
凤凰娱乐：在贝娜过世后，发生记者进入太平间的事情，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姚峰：这个事情不是说特别的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做的方式不一样，伤害感情或者什么样的这些方面，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解读。在我看来，贝娜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她逝世以后，几乎所有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悲痛的，都是愿意她走好的，所以在有些方面来讲，我觉得包括媒体都是好心，过程当中我不认为有人刻意要做什么，即使有一些不恰当，也是因为考虑不周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本身没有任何怨言。
深圳晚报官方微博今日连发三条
社论：《我们为何一直保持沉默》
2015年月日下午，知名歌手姚贝娜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去世，深圳晚报的采访报道引发了汹涌的网络舆论浪潮。
姚贝娜眼角膜捐献舆论风暴发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沉默。在姚贝娜追悼会当天，姚贝娜父亲姚峰先生对公众说出了对我们的谅解，当事医生姚晓明博士在同一天也说出了事情的原委，相关各方中唯独我们欠公众一个说法。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顾虑，向公众说出我们所亲历的事实。
我们无意再掀起舆论波澜，只是希望还原现场和披露事实，让姚贝娜眼角膜捐献舆论风暴以真相而不是以谣诼的形式，归于平息。
作为处于风口浪尖、遭到千夫所指的当事媒体，我们为何直到今日才选择发声，甚至甘愿忍受巨大的误解？自始至终，原因只有一个——在众声喧哗中，请让我们安静地为姚贝娜志哀。这个态度，在舆情爆发的当日，我们已经郑重表明。我们不想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任何行动，冲淡哀悼姚贝娜的氛围，继而黯淡姚贝娜人道主义的光芒。
我们始终认为：真相，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模糊，不会因为舆论喧嚣扰攘而异化，不会因为我们采取何种行动而增加半毫或者减损一分。真相，一直都在那里，它只是安静地等待时机。
时至今日，回头再看连日来的汹汹舆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我们的良苦用心会换来污语滔天的局面？为何一个善良庄重的义举会招来连绵不绝的攻击？为何我们始终冷静克制却仍然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事实上，当天晚上在临时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网络上某些营销账号和网络水军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当事记者没有穿着白大褂伪装成医生，没有偷拍遗体，也没有高呼“新闻自由”，更没有推倒姚贝娜母亲——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做？我们怎么舍得这么做？无论是对姚贝娜还是她的家人，我们自始至终保持着最大的敬意和最深沉的爱意。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的尊严，在姚贝娜去世前我们这样做，在姚贝娜去世后我们也坚持这么做。
当然，我们也的的确确存在失误之处。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大众坦陈在采编环节上的疏忽。我们的初衷是良善的，但在某些操作环节上显得较为粗糙，从而暴露出新闻生产机制上的问题。我们本想在手术室现场记录下医生向姚贝娜献花致敬的感人瞬间，从而彰显姚贝娜的义举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绝没有拍摄姚贝娜遗体遗容以哗众取宠的任何意图。如果这么做，不仅大众不接受，我们自己也难以原谅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去做。
粉丝悼念姚贝娜
为什么我们会在此次事件采访和报道中出现操作上的疏忽？深圳晚报长期致力于做一家充满人文关怀的报纸，在慈善公益报道领域一直不遗余力，努力做到最好。尤其是在眼角膜捐献报道方面，我们年来一以贯之地倾注了巨大心力和热忱，此次格外郑重而全心全意报道姚贝娜义举绝非兴之所至，这背后所体现的是对本报公益报道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弘扬意识。当我们得悉姚贝娜要捐献眼角膜的消息之后，我们意识到，这是姚贝娜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之一，代表着她人生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姚贝娜作为公众人物，其捐献眼角膜的举动有可能推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深感有责任有义务传播这一善行，力求让姚贝娜人道主义光辉得到最广的传播，发挥最好的社会效应。
出乎意料的是，巨大的压力使我们的记者疏忽了与家属的事先沟通，暴露出我们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不够审慎和周密的一面，但绝非像某些网络营销账号以及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士说的那样龌龊和冷血。我们的血分明是热的，我们的心分明是赤诚的，我们的感情分明是真挚的。
而积极倡议有关机构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引发的争议，也是由于事前沟通不足造成的。有人质疑我们“借此敛财”，在此我们郑重声明，深圳晚报愿意接受任何组织任何形式上的调查。
我们曾在月日发表致歉声明。今天，我们再次诚恳向社会致歉，深刻反思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规范新闻采编工作，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推动形成健康的新闻秩序。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不要因为此次舆论风暴，掩盖了姚贝娜义举的巨大社会意义，请让我们继续积极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成长与发展。
对于姚贝娜父亲姚峰先生对我们采访行为的谅解，我们感激不已、铭记在心。在深圳晚报遭遇围攻谩骂最凶狠的时候，很多网友、读者、同行对于我们报道的诚意和善意给予了理解支持，我们同样铭感五内；有的甚至因此招致无端的人身攻击，我们深感愧疚和不安。因此，对于一些肆无忌惮恶意诋毁深圳晚报的侵权行为人，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立足于深圳，我们一直致力于做一份给生活更多希望的报纸。我们的团队从不缺乏内心的淳良与友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以此次事件为鉴，带着最大的谦卑、最真挚的诚意、最彻底的反省，做更优质、更专业的新闻报道，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和改革发展大局。
最后，请允许我们再次向姚贝娜及其亲友表达最高的哀矜和敬意!
20日，姚贝娜追悼会现场，好声音导师那英哭成泪人。
近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中出现了有关“深圳晚报记者伪装成医务人员进入北大医院太平间对姚贝娜尸体进行惨无人道地拍摄”等恶意谣言和涉及此事件的虚假言论，这些内容被别有用心者加工包装后广为散播，对深圳晚报社的声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已涉嫌以公然侮辱、诽谤、诋毁等手段，侵犯深圳晚报社的名誉权。对于此类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的虚假信息，深圳晚报社今天刊发澄清报道，并郑重声明，以正视听。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制造、传播谣言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请传播和转发相关谣言的个人及媒体立即对上述虚假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深圳晚报社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并已委托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就此事件依法维护深圳晚报社的合法权益。
深圳晚报社
2015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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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晚报
责任编辑: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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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别名：
司徒传国籍：
中国出生地：
广东开平出生日期：
1912年逝世日期：
1950年职业：
摄影家毕业院校：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要成就：
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 简介沙飞 ()，原名司徒传，开平人，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1936年考入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作品，引起广泛震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和举办个人。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lO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沙飞与鲁迅日，我的父亲——摄影家沙飞，在石家庄告别人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
　　沙飞所拍白求恩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将来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当文学家”沙飞于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一张照片改变人生沙飞和妻子及朋友们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痛恨列强欺负中国、日本占领东北。他的朋友李桦、张望喜欢木刻，与鲁迅有联系，后者还亲聆过先生教诲。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６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满怀勇气地去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动荡的生涯，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当他拿着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找到后者时，他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他与画家、电影艺术家、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来往密切。1926年在北京，鲁迅曾买过司徒乔的两幅画；在上海，他们也有来往。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上海通讯——：“……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沙飞拍摄后，马上亲自冲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满意。他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
　　沙飞夫妇与儿子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60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笔者。沙飞还给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2003年在南京采访刘平若（笔名曹白），他是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家”组照中唯一健在的人。老人说，“当时我不认识沙飞，不认识在场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鲁迅去世后，我从报刊上见到照片。后来沙飞送我４张照片。”刘平若在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的画册中《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几幅照片旁，全部亲笔注明“沙飞密拍”。《人民日报》季音先生回忆，他与林夫于1940年在上饶集中营相识，林夫直到1942年被杀害，身上一直带着沙飞拍摄的他与鲁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吴渤（笔名白危）的女儿吴海燕1996年给笔者来信：“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自那栩栩如生的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合影，这一张张珍贵的相片伴随我们全家走过风雨半个世纪。即使在父亲被关进‘牛棚’，全家扫地出门的年代，它始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年笔者在上海吴海燕家，看到沙飞60多年前送给她父亲的两张照片，有一张竟然从未见过，据说还有底片，可惜丢失了。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时，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2001年笔者到太原拜访力群先生，他回忆：“30年代我在上海美术、版画界活动时见过沙飞，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认识沙飞就是在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参加展览的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穿深颜色西装，打领带，很活跃。10月8日那天我因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我回到展览会时，新波告诉我，鲁迅先生刚走，我们与先生谈话时，司徒兄给我们拍照了。照片是鲁迅死后不久看到的。沙飞给鹿地亘夫妇和我们拍了照片，可能是他们提议一起照相。鲁迅逝世后，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们最早去，我画了4张遗像，我和曹白在的时候沙飞去了。”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沙飞与专门在灵堂前登记花圈挽联的女作家草明相识。他俩都来自广州、都对鲁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别鲁迅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友谊。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1936年11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号和22号、《良友》期、《中流》1936年11期、《时代画报》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的像同期发表。广州《民国日报》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沙飞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10月8日下午2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距离死时只有10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广东开平籍画家罗工柳在《艺术对话录》中曾谈到，他没见过鲁迅，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参照沙飞的照片，创作了一幅《鲁迅像》的木刻；该画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广州《民国日报》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版日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说话》两幅照片。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沙飞买了一本鲁迅亲自选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最喜欢其中第20幅画《面包》。后来，他把这幅画带到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沙飞到万国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两次个展 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沙飞于1937年1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桂林日报》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20张。在沙飞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1937年元旦”。影展专刊中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影展时，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10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艺术探险”。奔赴沙场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广西日报》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沙飞用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与鲁迅的照片底片生死相随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沙飞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经过多年寻找，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沙飞的棺木经过两次迁移，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这是大概的位置。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人物评价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发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的文章《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写在沙飞辞世五十年之际》：沙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和非难。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历史的时候，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拼搏了仅仅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在中国摄影史上，谁人受过这等评价，谁人受过这等赞誉，谁人受过这等爱戴，谁人受过这等怀念……沙飞受到了。铜像揭幕仪式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沙飞铜像揭幕。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聂荣臻元帅的女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等人，还有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为了您的安全，请只打开来源可靠的网址&&&&来自: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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