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之路》第一章
　　第一章&&&&&&&& &&初为人师1963年7月泸师毕业，“向雷锋同志学习”走进乌蒙山区，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起点。1964年秋期，参加西师函授招生考试圆了大学梦，20年的函授学习，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1965年，担任兴文县同心乡中心校负责人，与教师同心，认识了知己，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精神动力。1963年起，先后与龙德玺、蒋龙态、周胜模、邓弟宅等结为好友，五十年的深情厚谊，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最好支持和帮助。第一节&&&&&&&& &&走进山区六十年代学雷锋，争做不锈螺丝钉。千里之行始足下，辞别酒城赴建宁。苦读不忘严父训，践行牢记慈母心。特级之路从此起，心甘情愿当园丁。一、毕业分配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时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中，我中师毕业了。毕业时，根据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泸州师范领导准备留我在泸师附小工作，可是，班主任找我个别谈话，动员我“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山区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当时，“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服从分配”离开城市到山区当教师是很自然的事情。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当时的理解。1963年7月底，我们一行16人（赵世海、牟久皋、陈国梁、胡志诚、唐庆贤、王万成、苏大忠、张大蓉、林启珍、曾维群、袁德厚、何云臻、余祖群、李品山、伍以香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泸州师范。虽然口头表示“服从分配”，但心情还是有些烦躁不安。分别使师生之情和同学之谊受到了挑战，初恋之梦亦随之消失。?& 我是蓝田初中首届毕业的尖子生，因家庭经济条件差，无钱读高中才来读师范的。读了高中还得考大学，能不能考上还是个问题。即便考上了，家里也负担不起，而师范一毕业就是人民教师了，工资虽然低些，但工作稳定。父母亲的想法很实惠，竭力让我去读师范，毕业之后听从安排。父母之命，我只能服从。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到山区当教师，这就是我的命运。“走向山区”，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起点。二、奔赴山区泸州到兴文一百二十公里，当时没有直通班车，日，我们包了一辆装有蓬布的运货汽车向兴文出发。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随身带着一床用了多年的旧铺盖和母亲给的一个用了多年的旧木板箱子，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和几本书。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一路上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在崎岖坎坷的公路（被戏称为“搓衣板”路）上，汽车开得很慢。我们在车上看见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不断向后倒退，就回忆起泸州师范的樟树林和凤凰山。我对同车的同学说：“曾记否，教学楼里，有人在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樟树林中，走过一张张亲热而微笑的面孔；凤凰山上我们并肩前行……。还记得吗，在食堂里，红薯当主粮，清汤伴米饭……”。毕业晚会上，有的高唱“七月的晚风，吹送着花香，迈开大步，走向生活……”，有的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誓言；有的默念“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祝福。我们63级毕业的同学，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走向人生新的征途。泸州师范的三年是生活最艰苦的三年，可以说是“饥饿的三年”，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时期的7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汽车到古宋镇（当时是叙永县管辖的一个区，现在是兴文县城）就不走了，离兴文城关镇还有40华里。我们在古宋区政府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天气闷热，蚊虫多，又没有电灯，心情既兴奋（即将工作）而又躁恼和不安（落后的山区），整晚翻来覆去很难入睡。三、初识兴文日，我们搭乘从古宋到兴文运货的汽车，中午到了兴文县城（当时叫“城关镇”，后改名“晏阳镇”，现在更名为“僰王山镇”）。下车后，看到街不像街，城不像城的山区小镇，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将要工作的县城。当地人们流传的一首歌谣：“好个兴文县，衙门像猪圈；堂上打板子，四城都听见”。形象地反映了兴文县的落后。1963年的兴文县人口不足10万。县城人口不足4千人，是宜宾地区最小的县城。兴文县城只有一条街，从北门到南门不足1公里，还分为三段：北街、正街和南街。我们在街上一走，就会吸引半个县城人的眼光；我们在街上一站，就会把狭窄的街道堵断。60年代的兴文县城，经济萧条，一到下午，街上基本是没有人行走，商店关门。日下午，我们到县人民政府报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和一位本地口音女干部。经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县文教科的干部，男的是庞琳科长，女的是欧茂雍会计。欧会计说：“你们报道的时间是8月15日，既然来了就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庞科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回家等候，也可以在这里等候分配通知。8月15日再来报道”。政府机关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简单明了。由于交通很不方便，又没有钱回家，所以我们只能留在兴文县城等候分配。住县政府招待所，对我们刚毕业的中师生来说，还是第一次享受“干部”待遇。进出政府招待所，有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其实，县政府招待所很简陋，住的是大房间，睡的是木板床，点的是煤油灯，洗的是冷水澡。在食堂吃饭，先要凭“粮票”去买“饭票”，再进餐。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国家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还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贫穷时期。等候分配是一件难傲的事情，可谓“度日如年”。四、雷锋精神用“精神粮食”来充饥，是等候分配的好办法。我每天只好忍着饥饿（每天仅有九两粮），到紧邻县政府招待所的新华书店看书度日。一日复一日，我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书店的王经理和姓彭的售书员，很快就认识了我。在等候分配的日子里，向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另外还阅读了《中华活页文选》、《燕山夜话》、《教育学》等书籍。学习使我忘掉了饥饿，学习使我精神焕发。从此“学习为工作，工作须学习”就成了我的座右铭。现在我才明白，“雷锋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歧性。从道德角度讲，“雷锋精神”中的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如果是发乎于心的一种意愿，是值得称赞的，其中还可能包括宽容、理解等现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如果这种原本自发的道德情感为“极左”政治所僭越，就可能冲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界限，导致极端的集体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双重泛滥。2004年我在美国探亲旅游近五个月。回国后，有人问我在美国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美国没有号召学习雷锋，但处处都有‘雷锋’；中国号召学习雷锋，但是‘雷锋’已经死了”。日我在新浪上发表了一篇《重温“雷锋精神”》的博客。摘录如下：今天（3月5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雷锋同志题词发表47周年的日子。47年前，当年被雷锋故事感动的一代已经步人老年；47年后，重温“雷锋精神”，心中仍有一股热力油然而生，同时也无限感慨。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解放军报》刊载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刘少奇 ”“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周恩来 ”“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朱 德 ”“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陈 云”“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邓小平”以上题词各有特色，表现个性。其中，刘少奇的题词强调的是“平凡而伟大”，体现了雷锋精神的特征。雷锋既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平凡与伟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统一。学习雷锋，为什么会出现“三月来，四月走”？其一、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改革开放前，“雷锋精神”所忠诚的对象经历了从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到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个人的嬗变过程。“雷锋精神”的核心也被演绎成了“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个人崇拜。改革开放后，“雷锋精神”逐渐进入市场经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如果每个人都能像雷锋那样，立足岗位、忠于职守、勤勉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社会就会充满人文关怀和希望。其二、学习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学雷锋做好事，都集中在每年三月五日纪念日前后。主要是走上街头、走进敬老院、到社区和其他公共场所，突击学雷锋做好事。所以就出现了群众经常埋怨的：“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在新的时代，该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今天学习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和目的。综上所述，“向雷锋同志学习”走进山区，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精神力量；“服从分配”走进山区，这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起点。第二节 初为园丁始生之物形必丑，初为园丁不知陋。暑期培训普通话，不知天高与地厚。初为黉苑之师范，班门弄斧是条牛。博望山中龙老七，相见恨晚为好友。一、首次领薪日，我们一行十六人高高兴兴到兴文县人民政府报到。文教科庞琳科长和欧茂雍会计再一次和我们见面。庞科长直截了当宣读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在县教师进修校任教师，其余同学均分配到镇乡当小学教师。欧会计讲解工资和报销政策：中师毕业生试用期一年，每月试用工资28元，八月份领半个月的工资14元。据财会人员讲，当时的工资制度规定：新参加工作人员，上半月（1—15号）报到的领全月工资，下半月报到的只能领半月工资。我非常兴奋，在兴文县教师进修校当教师。当时，对教师进修校是干什么的，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进修校的教师是教师的教师。1963年 8月16日下午，我急忙到位于县城北街的兴文县教师进修校报到。接待我的是学校的负责人李永碧主任和几位年青教师（胡家驹、胡兴林、熊邦莲、陈元绍等）。兴文县教师进修校很小，只有六间办公室（每间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和一个袖珍伙食团（供九位教师进餐），没有教室和操场，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学校。学校领导安排我任语文教师，承担全县小学语文教师的培训工作。使我最高兴的是，管后勤的熊邦莲老师叫我签字领八月份的工资，虽然只有14元。这是我第一次签字领工资，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这14元，是我人生的第一笔“宝贵财富”，怎么使用它呢？首先想到的是要回报父母，急急忙忙到兴文县邮政局给父母寄了5元钱。自己留了9元钱，其中5元交伙食团作生活费，还有4元零用（主要是到新华书店买书）。二、暑期培训1963年暑假，兴文县组织全县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的开学前培训。培训内容是学习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讲课老师是参加四川省省级培训的仙峰中心校的龙德玺老师和城关小学的廖祖蓉老师，我担任培训班的班主任。提高教师素质是这次暑期培训班的目的。推广普通话和进行汉语拼音教学是60年代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要求全国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了普通话的标准。1958年1月，周恩来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同年2月，毛泽东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因此，对小学一年级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是当务之急。当时兴文县的小学一年级教师学历、能力各不相同，接受普通话培训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最简单的汉语拼音的基础知识教起，尤其侧重口语技能的训练。回顾普通话的培训过程，有这样一些经验值得总结。俗话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既当班主任又当学员。身先士卒地和小学一年级教师们自觉地接受培训。短短的一周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理念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受益非浅。培训期间，为了丰富课间活动，我主动弹风琴引导教师唱革命歌曲。真实思想是显示自己弹风琴的功底，以提高自己的“威望”。60年代的小学校基本上没有风琴，多数教师不会弹风琴。我能边弹风琴边唱歌，赢得了培训教师的好评和赞扬。现在回忆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当教师就不谦逊。能识谱、能盲弹，是泸州师范王立山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从指法到识谱、盲弹都是单独训练，我担任学校手风琴队的主要成员。由于风琴弹得好，很快就在全县出了“名”——不知天高地厚。这样的培训，从教师的成长、教师的心理、教师的科研、班主任工作实践和经验等方面来讲，很有意义。我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而且要向周围的同行学习。一周的培训，不知不觉间就快过去了。我未来的路还很长，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责任真的很重大！感悟很多，思考很多，收获很多。我认为做任何事情，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才能不断提高。庄子曾经说过：“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我愿成为教育这片神圣土地上的一块小小铺路石。第一次当老师的感觉真好，这段经历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第一步。三、结识好友1963年暑期小学教师培训班，值得庆幸的是认识了龙德玺老师。我们一见如故，从此结为“铁哥们”，五十年来，同舟共济、患难与共。龙德玺何许人也？简言之，龙德玺是一位谦虚好学，多才多艺，重情重义的平凡人。我在2011年《祝贺龙德玺叶育奎夫妇70华诞》中评价如下：博望山崖一棵松，枝遒干劲德玺龙。桃李盛时甘寂寞，霜雪压后竞郁葱。根深更爱家乡佬，叶茂犹怜神州风。多才多艺堪敬仰，古稀不老似玩童。龙德玺出生于博望山，成长于博望山，服务于博望山，回报于博望山，是博望山的一颗不老松。龙德玺夫妇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在家乡从教四十余年，学生成千上万。他们为了学生，付出的辛劳有目共睹；他们甘为人梯的精神，永远铭刻在学生和家长的心中。龙德玺夫妇的经历坎坷，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经济贫穷”的磨炼；受到“极左思潮” 的迫害和“残酷斗争”的打击。但是他们没有屈服，“霜雪压后竞郁葱”。龙德玺夫妇迁居成都后，情系家乡，心连博望山。和旅蓉同乡成立了兴文同乡会，心甘情愿地为同乡会奉献，其目的是“青丝白发同欢笑，旧友新朋共赏心”。龙德玺夫妇在美国已经取得了永久居住权（绿卡），但是他们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后依然回国定居。正如石朝辉先生的《龙德玺表弟美国归来相聚博望上感赋》中说：“故国情牵回锦里，川音悦耳入乡关。天涯纵是多芳草，怎及家山月更园”。这是“根深更爱家乡佬，叶茂犹怜神州风”的真实写照。龙德玺老师多才多艺人皆共知，琴棋书画样样都精，数码摄影、网络平台、电脑设计样样都行。打开他的《龙德玺杂志》网页，拜读他的新作《布衣杂录》就知道他才艺过人。自叙“龙德玺是什么？”，他谦虚地回答：“龙德玺兴趣爱好多，因而一事无成。前几年也追逐潮流，玩上了电脑，发现其一生的梦想，竟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得以实现。搞网站，集撰稿、编辑、美术、管理于一身，随心所欲，任其驰骋，多么惬意！”与挚友龙德玺夫妇成都合影第三节 首次蹲点蹲点进城小，贯彻四十条。协助抓学习，领悟最重要。兼任体育课，方知有烦恼。拜师进课堂，教艺有高招。一、走进城小兴文县城关小学（现名为兴文县僰王山镇中心校）历史悠久，办学成绩突出。1963年兴文县委决定为推行小教《四十条》试行重点校。城关小学的前身为凌霄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83年），院址兴文城东门口，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僰王山足下，是清末生员荟萃的地方。戊戌变法后，改称兴文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民国3年（1914年），改称兴文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民国29年（1940年），易名为晏阳镇中心小学，直至新中国成立。1953年，称兴文县城关小学。50年代起，一直是县内重点小学。1963年秋期，兴文县文教科派我到城关小学“蹲点”。我以县文教科“视导员”的身份来到城关小学“蹲点”半年。这时我才明白，县教师进修校，名为学校，实际是县文教科的办事机构。当时兴文县教师进修校分为三个办公室（培训部、视导室和扫盲办公室），县文教科长就是县教师进修校的校长。县教师进修校的教师，名为教师，实际上是县文教科的“听用”办事员。二、贯彻条例在城关小学“蹲点”的半年里，第一件事，协助虞伯云校长组织全校教师学习、贯彻《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现在回忆起来，《条例（草案）》分为总则、 教学工作、 思想品德教育、生产劳动、生活保健、 教师、行政工作、党的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等 8章共40条，简称《小学四十条》。主要内容有：（一）规定了小学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条例（草案）》规定，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小学的培养目标，是使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品德（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具有初步的阅读、写作和计算的能力，具有初步的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身心得到正常的发展，具有健康的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二）规定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条例（草案）》指出，小学教育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工具和科学知识技能。全日制小学设置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生产常识、体育、音乐、图画、手工、劳动等课程。小学阶段应该特别注意语文和算术课程的教学。语文课应该着重识字、写字和作文；算术课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计算、推理和解答应用题的能力。要注意保护儿童的健康，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儿童视力，端正他们看书、写字的姿势。根据儿童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进行教学。既不要降低教学要求，也不要使学生负担过重。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三）规定了思想品德教育的要求。《条例（草案）》指出，必须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准备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教育学生学习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诚实、俭朴等优良品质，要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爱护集体、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对同学、兄弟姐妹要相互友爱，对人要有礼貌。要注意学生年龄、性格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和教育措施。少先队辅导员要组织和指导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学校要同学生家长保持联系，还要争取校外有关单位的配合和协助，共同教育学生。（四）规定了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条例（草案）》对小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好功课、爱护学生，以身作则、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文化、业务水平。党、政府和学校都必须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在业务上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职进修或脱产进修，增强教学能力。注意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五）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条例（草案）》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小学教育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党、团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学校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要领导少年先锋队，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教育工会在党组织领导下，协助行政，在教职工中切实做好团结工作和生活福利工作。在城关小学“蹲点”的半年里，我反复阅读《小教四十条》，死记硬背其中的规定。每周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就“鹦鹉学舌”地背诵其中的规定。当时，我学习《条例（草案）》很肤浅，真是囫囵吞枣；贯彻《条例（草案）》就“照本宣科”，条例怎么讲，我就怎么说。三、兼职上课在城关小学“蹲点”的半年里，第二件事，任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和小学五年级地理课。要上好每周两节体育课和地理课，对一个刚刚中师毕业，没有任何教学经历的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任务。真是“大姑娘上桥”——头一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现在回忆起来，最使我头痛的是上一年级的体育课。学生年龄小，我又是学生心目中的“新老师”。每周两节体育课，就像两座“大山”。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体育课，该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县文教科科长的儿子，一个是县教师进修校负责人的儿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两个学生。有一次他们调皮，我就罚他们跑步，他们就是不跑。我说：“你们不听老师的话，就站一节课”。没想到，县教师进修校负责人的儿子说：“我爸爸是管你的，就不听你管”；更没有想到文教科科长的儿子对教师进修校负责人的儿子说：“我的爸爸能管你的爸爸，你的爸爸能管老师，我也不听老师管”。面对这两个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我才开始感受到“官场”的等级观念，已经影响到了下一代。说实话，面对两个领导的调皮学生，我无法上好体育课。也开始明白，“上课”是一门学问。所谓只“认真备课”，不研究学生心理，是无法上好课的。五年级地理课就比一年级体育课要顺心得多。五年级的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大孩子，求知欲望较强。我比他们大六、七岁，也有同样的求知欲望。每周只有两节课，没有升学压力。我备课充分，讲课也认真，学生喜欢听。通过上地理课，我开始感到当老师的快乐。十年后（1973年），与我同在簸峡乡中心校任教的姚明先老师回忆说：“刘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你上地理课，我喜欢听”。三十年后（1993年），与我同在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任督学的陈建明副主任，多次提起我给他上地理课的情景。他说：“1963年你在城关小学给我们上地理，就开始实施素质教育了”。虽然这些评价，带有学生对老师的夸赞；但是也反映出我具有上好课的“天份”——学生喜欢听我讲课。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上好地理课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第一门学科。四、班级听课在城关小学“蹲点”的半年里，第三件事，深入班级调查了解教师上课的情况。深入班级听课，是县教师进修校“视导室”的基本任务。在老师的心目中，我深入班级听课，就是检查教学情况。而在我的心目中，深入班级听课，是向广大教师学习的场所和机遇。我经常听老教师上语文课。其中最喜欢听石昭辉、华世英、黄永琪等老师的课。他们上课，都一丝不苟，对学生非常负责。石昭辉老师上课既认真，又恢谐；华世英、黄永琪老师上课既严肃，又活泼。他们的教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我还喜欢听同龄段的年青教师上课。其中常常听廖祖蓉和冯玉英老师（两位都是宜宾师范62级毕业的学生）上课。她们普通话讲得好，带头改革教学方法。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推行汉语拼音“一口呼”的教学方法。所谓“前音轻，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她们敢于改革旧的教学方法，感染了我。深入班级听课，是我向老教师和同龄教师学习的机会，也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的“趣味教学法”，就是在他们的“既认真，又恢谐”、“既严肃，又活泼”和“带头改革教学方法”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城关小学“蹲点”的半年，我学到了很多在师范学校学不到的知识，这次“蹲点”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艰难一步。第四节 首次下乡春节座谈会，教改波浪起。润之话教育，反对书呆子。学制可缩短，提倡启发式。下乡大检查，风雨见离奇。一、春节谈话所谓“春节谈话”是指日（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章士钊、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等人参加。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如下：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二、贯彻精神1964年3月，兴文县文教科召开小学领导和骨干教师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的“春节谈话”精神。其一、“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其二、“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宇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其三、“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其四、“学制可以缩短”。会上还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以及省委、地委的有关 “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克服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指示。会后，县文教科布置检查全县学校贯彻毛主席“春节谈话”精神的情况。进修校的全体教师都是检查组成员，我分在第二小组，组长是县委宣传部徐祖根部长。三、下乡检查1964年春期开学后，我跟随徐部长从县城步行100多华里(上世纪60年代兴文县到建武区没有公路）,检查建武区片的开学工作。第一次随县委领导到基层检查开学工作，看到和学习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首先，陪同县委宣传部长检查建武区中心小学。到学校后，先察看学校环境。这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四合院的学校，正北方是教师生活用房，其余三方是教室和办公用房，四合院中央是操场。我对这所学校第一印象很好。在学校办公室，听校长夏忠祥汇报如何组织学习毛主席“春节教育座谈会”的情况，对原来安排的不符合要求的旧课表、作息时间、教学进度等都做了调整。重新修订了工作计划。我一边认真听汇报，一边认真做记录。听完汇报后，非常仔细地查看学校的总课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这次检查，完全是按照官方意志，按部就班地（察看学校环境→听汇报→查看学校的总课表），跑马观花式的检查。其次，因为县委宣传部长要听区委的汇报和检查区卫生院的工作。我一个人单独到建武区所辖的乡中心小学检查。第一天冒着小雨行程60余里检查了曹云乡、石碑乡、双河乡三所中心学校；第二天冒着大雨行程50余里检查了簸峡乡、德胜乡、毓秀乡三所中心学校。每到一所学校都是按照“看环境→听汇报→查课表”的模式跑马观花地检查。走路的时间比检查的时间多而且艰难。当时山区乡与乡之间没有公路，全是山间崎岖小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冒着细雨前进，观看雨中的青山秀水，还别有一番情趣。从双河到簸峡，冒着大雨翻越“印把山”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气”。根本没有心思观看“印把山”的秀丽景色。两天冒雨步行100多里路，跑了六所乡中心小学的所谓检查。我的收获是：“到学校检查工作，就是听听学校领导汇报”。现在才知道这种检查，是“官样文章”，是例行公事。跑马观花式的检查根本达不到检查的目的。这次检查学校淋了雨，回到建武区就发高烧。在建武区卫生院住了三天院后，一个人步行120多里山路回到县城。教育检查工作是政府管理学校的一种手段。为了了解基层学校的实际情况，及时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补救方法，确保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的实现，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可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检查教育工作“事与愿违”，于国、于学校、于自己都不利。一是浪费了国家的管理经费；二是增加了基层学校的负担；三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现在记忆最深的是，贯彻毛主席“春节谈话”精神后，学校老师讲课大多改变了“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了。我也就从1964年起，开始研究“启发式”教学，为我通向特级教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第五节 函授学习函授自学苦，中文奠基础。恩师及时雨，愚生慢醒悟。乐学万卷书，喜走万里路。冬去春又来，挑灯夜读书。一、圆大学梦什么是“函授”，它是成人高考录取后授课的一种方式。函授教育是运用通讯方式进行的教育。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并在一定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学习和就地委托辅导。函授教育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我国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后来逐步扩大各类高等学校，其中以师范函授教育发展的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至1965年，全国已有 123所高等学校举办了函授教育，在学函授生达18.9万人，相当于同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28％。1964年春，兴文县文教科庞科长到县教师进修校，动员学历未达到本科毕业的教师参加西南师范大学（函授部）1964年招生考试。这一消息正符合我的心意，当时对函授教育一无所知，只要能读大学就立即报名。西南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师范学校，能报考这样的大学函授部学习，是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1964年5月初，全县只有我和陈元绍老师两人参加考试，地点：兴文县教师进修校；主考官：县文教科庞琳科长；内容：语文基础知识和写一篇歌颂祖国的作文。由于我准备充分，做题认真，考试成绩较好。1964年8月得到了录取通知书。1963年中师毕业，1964年就参加“西师函授”，很快就圆了我的大学梦。西师的函授教育，属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二、面授学习1964年10月，我到西南师范大学泸州函授站报名入学并参加第一次面授学习。入学后才知道参加函授学习的好处很多。一是在职学习，即边工作边学习。二是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并在一定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学习和就地委托辅导。三是参照全日制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并进行严格的考试。四是，当时的函授教育不交学杂费，教材收费相当低廉，面授期间按照出差标准报销费用。请看1984年西师的收费结算清单。五年教材费共交51元，毕业时退0.07元。到泸州函授站第一次参加面授，还回家看望了父母。第一节课是翟时雨老师讲授《现代汉语》。我先后三次聆听翟老师的讲授《现代汉语》。第二次是1973年参加四川省高中教师培训班（西师教授在巴中讲学），第三次是1879年参加西师本科面授。翟老师的讲课字正腔圆、非常有力，真是精彩之至。让我们听课的同学们无一不为之叹服。不但是他的学识，更是他的精神。翟时雨教授《现代汉语》的讲授，提纲结领、画龙点睛，使我的语言艺术有了飞越式的提高。语言艺术包括三个要素，（一）语言得体（符合身份的心理契合）；（二）语言深邃（内涵丰富）；（三）技巧娴熟（语言技巧）。技巧娴熟，它包括三个方面：语音、词法、语法。语音，就是要重低音分明，一句话中停顿的地方和重读的地方不同都会表示不同的意思。词法，就是要有丰富的词汇和词意，准确生动而非堆砌辞藻。语法就是要有逻辑性。翟时雨教授严肃认真、和蔼可亲的教态感染了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切入点，寓理于事，幽默的语言、生动的例子、精辟的概括引得笑声不断、掌声雷动。聆听翟老的讲课就像读一部厚重的书，书中所蕴藏的不仅仅有知识、技巧，还充满人生的哲理。可以说，参加函授学习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文化基础，聆听恩师翟时雨教授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重要阶梯。恩师翟时雨何许人也？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54年毕业于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195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班，叶圣陶大师的学生，1992年评聘为教授。翟时雨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曾任西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主任、校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校学位委员、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校工会副主任。重庆大学顾问教授、重庆联合职业技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四川省语委委员、四川省语言学会副会长、重庆市社科联理事、重庆市语言学会会长。翟时雨教授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现代汉语》，1989年获四川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2年被国家语委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1993年起获政府特殊津贴。三、自学为主我的函授学习漫长而艰难。1964年参加函授学习，因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79年恢复函授教育又重新入学，1984年毕业，学习时间长达20年。20年的函授学习期间，我坚持“自学为主”，连续三次评为西南师范大学的“三好生”；被特邀出席“西南师范大学四十周年校庆”。20年取得两张文凭：1966年的专科毕业证和1984年的本科毕业证。函授学习中如何自学，至关重要。参加函授学习，一般要经历自学、面授、作业、辅导答疑、考核等几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中自学决定函授学习的成败。函授学习属于远距离的“信函”教育，具有“成人”、“在职”和“分散”的特点。所以函授学习必须以“自学为主、面授为辅”。我20年的函授学习就是“自学为主”。首先、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自学兴趣。我以“读书”作为每天生活的必须品——精神粮食。我将“学海无涯苦作舟”改为“学海无涯乐作舟”，变“苦”为“乐”。其次、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按照函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在教师书面指导下自学。我从“看”、“想”、“写”等三方面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就是“阅读教材和看指导书”，即面授前“预习”、面授后“复习”。看书学习是一种快乐的认知活动， “看”是自学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基础。“想”就是在“看”的基础上“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古人云：“为学患无疑，疑者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想”是自学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获取知识的中心环节。“写”就是动手，把面授指导要点记录下来，把看书心得体会写出来，把自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加强“写”的训练，是培养自学能力不可忽视的环节。总之，自学为主，以学为乐是我通向特级教师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方法。第六节& 初任领导临时负责心彷徨，毛头小子充校长。开学通告请人写，徒步走进千秋榜。教师敬业苦中甜，复式教学闲中忙。笑迎山里种田人，乐做民间教书郎。一、临时负责1965年春节刚过，我就冒着寒风急急忙忙从泸州市回到兴文县上班。回县后，第一件事，为兴文县文教科春期开学前的校长会议服务。会议的第二天，县文教科庞科长通知我，今天正式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到同心乡中心小学负责主持工作（临时负责人）。我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安排一个年龄20岁，教龄不满两年的“毛头小伙子”去领导一个乡的教育工作。原因是，原同心小学校长唐XX，生活作风问题暴露被革职，需要一个人去主持开学工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同心小学临时负责人的。校长会议一结束，我就匆匆忙忙背着行李（一床棉被和一口木箱）步行到离县城20余华里的同心乡中心小学“上任”。开学工作从何启动，我一无所知。从县城到同心乡要经过青联乡，我就先到青联小学“拜师学习”怎样开学。青联小学校长庞舜德和教导主任庞瑞琳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并耐心地指教。庞主任还亲笔为我写开学通知，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而且流利。“开学通知”，的最后落款，庞主任写的是：“同心乡中心小学校校长刘明贵”。我看后，既感激庞主任的认真负责，又羡慕庞主任毛笔字的功底。对于最后落款，我觉得有些不妥，就说：“我不是校长，我是临时负责人”。庞主任恢谐地说：“你既是校长，又是教导主任”。二、走进山区我拿着“开学通告”，背着行李，在崎岖的山路是跋涉。青联小学到同心小学不足十华里，全是上坡路，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学校门口时，我还不知道是学校。这是一个山区农家四合院，学校和农民杂居在一起。四合院的南面有两间教室，西面有一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以及四间教师寝室。东面和北面全是农民生活用房。地名叫“千秋榜”，座落在半山腰的山嘴上。学校没有操场，三间教室是农家用房改装为一面进光的教学用房。我的寝室不足8平方米，一张简易木床和一张旧书桌占了寝室的一大半。中心学校有七位教师，其中有一个老教师，两个中年教师和三个年青教师，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都成家立业，只有我是单身汉。如何领导比我年长的教师们工作，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这是通向特级教师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梯。上世纪60年代的教育，尤其是山区教育，无能是教育设备，教学设施，还是教育环境，上学人数等，都是相当落后。同心小学是当时兴文县乡中心小学中最落后的一所。六个年级三个复式班（1、4年级，2、5年级，3、6年级），学生人数不足100人。复式教学，同单式教学相对。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对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同时组织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或做作业,并有计划地交替进行。复式教学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教学和学生自学或做作业交替进行。由于学科头绪多，讲课时间少，教学任务重，因而备课时对教学过程的组织、教学时间的分配和教学秩序的处理等，有更复杂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校没有因为学生少，缺老师而放弃素质课的学习。除了语文、数学外，品德、自然、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也安排得有条不紊，老师们也不得不至少担任８门课。课程多，任务重，丝毫没有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三、山区教师在大山里的同心乡中心校当临时负责人，体会和感受最深的是：一是，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苦中寻乐的生活作风。老教师（袁廷泽老师）年过50岁，服从安排，从县城兴文中学下放到山区同心小学，任4、6年级复式班班主任和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备课非常认真，教案写得一丝不苟，板书工整，上课很受学生欢迎。他经常家访，当地农民称赞为“我们的好老师”。袁廷泽老师很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乐趣是他的一大特点。课余喜欢看报纸，看后，他就向其他教师和学校附近农民宣传讲解报上的内容。袁老师每天都要站在学校门口，等待送报纸的乡村老邮递员干华宣的到来。他们两人一见面的亲热劲无法形容。老邮递员在袁廷泽老师的“望报若喝”的神态中找到了山区邮递员工作的成就感；袁廷泽老师在老邮递员的到来时得到了无限快乐。袁廷泽老师还爱好体育活动，尤其喜欢下象棋。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下盲棋在全县出名。他下象棋是每周六下午步行20多华里到县城文化馆与县内的高手过招，从不影响教学。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爱上了象棋；在他的指导下棋艺提高很快，在兴文县教育界小有名气。二是，老师们的工作仅仅有条，清贫而勤劳。每天上课的时间都是上午9：00到中午2：30左右（5—6节课）。周一下午政治学习，周二和周四下午劳动（上山找柴和搬运生活用品），周三下午业务学习，周五下午家访，周六下午文娱活动。晚上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山区学生居住分散，多数学生要走10华里以上山路到学校读书。最远的学生每天要走50华里路，一学年要走二万五千里。山区全日制学校每天只上一次学，中午不休息，学生读书苦，老师教书更苦。放学后，老师们按照行政安排：周一政治学习，周三业务学习非常认真；学校远离场镇，上山找柴烧，进城买菜，翻山到多岗槽粮店买米，是学校必须做的三件事，因此周二和周四的劳动最为艰苦。在乡政府的国有林里找柴，实际上是砍国有林里的杂树，走的是崎岖小路（原来没有路，是我们找杂树走出来的），搬运最为困难。买菜要步行20多华里到县城，买米到乡粮店要翻越一座大山（上山5里，下山5里），风雨无阻。三是，老师们和当地农民和谐相处。每周周五的家访雷打不动，全校教师全体出动。走家串户已经成了老师们的良好习惯。老师每到一户，家长都热情接待，不是送上自产的山烟，就是端出热浓茶。老师们抽着山烟，喝着浓茶与家长话家常。学校地处“千秋榜”大队（现在的村），无论是大队（村）干部，还是附近农民，都很支持学校。学校上体育课。没有操场，大队（村）的晒谷场就是学校的操场。学校没有厕所，附近农民的“毛斯”，就是学校的公共场所。学校和五家农户杂居在一起，我在这里工作一年半，从未发生任何矛盾。逢年过节，大队（村）杨支书和何会计请全体教师到家作客，用自产的米酒和杀猪宰鸭盛情款待教师。现在回忆初任小学领导的历史，可以说是朦胧的回忆，这是我人生历程必须走的一步，也是通向特级教师的道路上应该走的一步。第七节& 教师同心学子聚同心，家访涉远村。青山窗外事，穷乡识知音。胜模润春芝，明月照碧芬。多情山间月，清光合断魂。一、泸师校友1965年秋期，同心乡中心校学生人数增加到近200人，三个复式班改为六个单式班（每个年级一个班）。县文教科分配泸师65级毕业的三个年青人（周胜模、钟盛芬、侯文芬）到同心小学任教，教师由七人增加到十人。新教师的到来，学校生活更加活跃。我们四位泸师校友，都有一颗“愿为山区教育作贡献”和“服从安排，清贫乐教”的决心。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很快熟悉了学校周围环境；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方法。“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同心小学”是全体教师的共同心思。周胜模是转业军人，年轻力壮，身高胆大，担任总务工作。每月一次攀登仙峰坡30华里，到仙峰区小学为全校老师领取工资和教学用品。为了办好教师伙食团，经常一个人步行20多华里到县城买菜购物。一个人翻山越岭，每周一次上山5华里下山5华里到公社粮店买米60或70斤，汗流浃背地挑回学校。周胜模老师精打细算，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学校扩建教室两间木材串柱房，还将节余的木料做了一付乒乓台。另外，部分教师自愿出钱，周胜模老师负责订做了几付挑箱。“挑箱”是上世纪60年代教师服从分配，便于搬家的工具。我工作后的第一件家具就是“挑箱”，它伴随我在兴文县工作了几十年。钟盛芬、侯文芬两位年轻姑娘既是古蔺同乡，又是初中、高中、泸师的同学。现在，又同时分配在同心小学当老师。圆圆的脸庞，长长的辫子，苗条的身材，活拨可爱是她们共同的外貌特征；因家庭成分不好的原因，与大学檫肩而过，当小学教师，是她们的共同命运；纯真善良是她们的共同性格；安贫乐教、服从安排又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她们俩来到同心小学，就好象带来了希望和力量。侯文芬老师担任三年级班主任和语文、数学等课程，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学校宣传专栏的编辑。工作量之多，任务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可她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努力，总是出色地完成学校领导分配的任务。初为人师就受到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她办的墙报图文并茂，得到同事们的认可。钟盛芬老师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和语文、数学等课程，协助后勤和少先队等工作。任教伊始，教一年级学生学汉语拼音a、o、e……和认识1、2、3、4、5……，看似容易，实际是非常困难。常言道：教会容易会教难。她非常谦虚地向老教师学习，勤学、苦练，默默无闻地搞好自己担任的教学工作。二、情系同心三位年轻教师的到来，同心小学增添了活力，古老的学校也好象变得“年轻”了。特别是俩位年青女教师，给老教师带来了欢乐，也给我带来了希望。从此，全校教师更加“同心”地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其中一位年轻女教师，不知道为什么启迪了我的心。我和她的接触越来越多，是“一见钟情”，还是“心心相映”。我是学校领导，她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经常在一起研究少先队活动，一起办宣传专栏。她漂亮的钢笔字和工整的粉笔字及工作能力，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一起下村家访，一起上山找柴。接触多了，“感情”与日俱增。在交通闭塞，信息落后，晚上无电的山区学校，我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合资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一“愿望”，在当时完全是“梦想”。我们每人每月只有29.50元的工资，根本没有能力购买60年代的奢侈品——半导体“收音机”。为什么我们要向对方表达这一“愿望”呢？这一“愿望”，是我们向对方传递“爱情”的一种方式。有了这一愿望，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了，缠缠绵绵，轰轰烈烈，海誓山盟：同心结，永相爱。甜蜜的爱情成就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四位校友结成了两对情侣&，爱从“同心”起，后来都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时至今日，还有许多老同事、老朋友新年祝贺短信云：“同心同心，明贵得一分；同心同心，文芬得贵人。”时间过得真快，一学期不知不觉地就结束了。侯文芬老师、钟盛芬老师、周胜模老师和一部分泸师校友在同心小学过春节。我回泸州探亲，也提前赶回学校与他们“同心”度过寒假。我们的“同心”，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县委宣传部批评我“带头讲恋爱”。两对情人就被世俗偏见分开，一纸公文，将侯文芬老师调往石碑乡中心小学，钟盛芬老师调往兴晏乡中心小学，周胜模老师调往仙峰区中心小学。虽然我们相隔数十公里，但“同心”是拆不散的。从廿世纪60年代的旧相片里，可以看出年轻时的“同心”是纯洁的。廿一世纪初，在同心工作的两对年轻人，从上世纪65年走进了新的世纪，已经年近七旬，他们更加“同心”。　　侯文芬、钟盛芬1965年合影&&&&&&&&&&&&&&& 侯文芬、钟盛芬、张琳三对夫妇2005年兴文县合影第八节& 喜交挚友夜郎看电影，农家胜过年。干部发通知，童叟争先看。粗茶交挚友，黍米解饥寒。邓公留传奇，墨宝何时现？一、观看电影廿世纪60年代的农村，文化落后、经济萧条。六十年代的农村由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看电影便成了一大乐事，堪比过年。说看电影堪比过年，那是因为当时的兴文县全县只有一个电影队，21个乡125个村轮流一次要等半年或更长的时间。1965年的夏天，当时的同心人民公社通知，兴文县电影队晚上在同心学校放电影，要求全体社员按时观看。下午三点，县电影队一行三人（张开文、邓弟宅、王昌志）就赶到了同心中心学校，忙着布置场地。场地上很快就摆满了凳子，长凳短凳，高凳矮凳，用凳子抢占位置，本村人占尽地利坐的多，邻村来的人大部分只有站的份了。晚上看电影，下午田里、地里干活的早早收了工，各家各户的晚饭比平时都要早，吃完饭就往放电影的地方赶，有的家庭主妇为了看电影不迟到，连碗也不洗了，反正电影看完回家有的是时间。看电影最乐的还是小学生，个个疯疯颠颠的，在场地上跑来跑去，顽皮的还要把手抻到光柱上晃来晃去，在屏幕上留下手的影子。六十年代影片不多，县电影队放的电影是，由鲁韧导演、李准编剧的一部展示中国农村妇女崭新精神风貌的优秀影片《李双双》（拍摄于1962年）。影片最吸引人的是轻喜剧的艺术样式、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生动的个性化语言。虽然它是一部黑白电影，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留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部色彩强烈的《李双双》。由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快人快语、敢做敢当，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遇到开心的事咯咯大笑，遇到麻烦的事干净利落，同时对孩子疼爱有加、对丈夫体贴入微。是一位“先结婚，后讲恋爱”的“新人形象”。李双双的银幕形象是上世纪60年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影片一上映就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交口赞誉。李双双的性格也具有强烈的民间传奇性，被强化和放大了的民间文化及其喜剧精神使得影片超越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内容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放正片前，按照贯例，是人民公社领导讲话和放“新闻”。放电影时附近村庄的村民都会来，人比较集中，是公社、村干部通知事情的好时机。因此，放影前和换片之时，一般都会听到公社或村干部讲话的声音，讲短话可以，讲长了看电影的人可急了，催，催了不行嘘，逼着讲话的干部赶紧收场，好接着放电影。20世纪60年代，电影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什么是新闻简报呢？简单地说，就是电影开始之前的小短片。当晚播放了几个1964年的新闻简报。那些黑白的纪录片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任何事物都是随情况变化而变化的，万人空巷的露天电影时代只是物质精神双重贫乏状态下的产物。那种搬着板凳争先恐后占位置，甚至不惜挤在银幕背后看倒影的景象早已成了记忆。二、患难之交电影直到12点散场，全社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去，抱着好奇心观看几个放影员收拾影幕和发电机等物品（农村放电影一般都在露天，一个小屏幕，一个小放影机，一台柴油发电机，一部电影的胶片）。物品收拾完后，张师傅（放影队队长）和邓四弟（放影员）才来到学校自我介绍，并希望学校帮助解决吃住。这时我被“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放影员所感动，立即想办法解决电影队的吃住问题。“住”是与我们老师搭铺。“吃”就遇到了困难，当时学校伙食团是计划伙食。我就到三大队（千丘磅村）支书家借了几斤包谷，用石磨磨成粉，煮成“包谷饭”款待三位放影员。张师傅、邓四弟、王师傅吃“包谷饭”犹如吃“山珍海味”似的，边吃边感谢我们的热情款待。从这时候开始，我和年轻的邓四弟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从此结成了“患难朋友”。邓四弟是我在兴文结交最早的好朋友之一。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文革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们有很多相同的个性和经历。如邓四弟在所著的《人性证明》中所说：“好奇心强，爱好广泛，志向高远，缺乏天才而又不甘平庸。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我们）养成以怀疑的眼光看世界，藐视权威，不避锋芒，斗胆直言的习惯。常以共和国现代史人自称，发出一些只有不谙世事的小孩才会发出的感叹，因被误解而和者盖寡。”三、邓家传奇邓弟宅，排行第四，人称邓四。自由学者，四川省兴文县人，1946年10月生。1965年高中毕业时，因家庭出生问题，未能进大学继续深造。邓弟宅在兴文县从事电影放映工作十余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改行教书，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函授）。先后在兴文中学、南溪一中担任数学、物理教学，中学高级教师。邓弟宅，好奇心强，爱好广泛，志向高远，不干平庸。善于思考，敢于质疑，藐视权威，不避锋芒。2009年由中国评论出版社出版《人性证明》， “崇尚科学精神，开垦思想的处女地，重新点燃哲学的火炬，让大地普照人性的光辉！”此书是邓四的代表作。与邓弟宅交为好友后，进而认识了他的父亲邓明俊老师，与之结为忘年之交。邓明俊老师有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邓明俊(邓逵)，长宁人，自幼喜欢绘画，四川省立江安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东方美专，师从国画家冯健吾习中国画。1935年，冯健吾爱其才，介绍他到上海美专在院长刘海粟大师指导下深造，专攻山水。邓明俊老师聪明过人，在学习山水画大有进益。同学中有后来蜚声中外的中国版画家王琦和陕西美院院长石鲁以及江安人清朝进士、北平政府教育部长傅增湘之孙傅南梓。邓明俊出类拔萃是其中佼佼。王琦后来回忆，我那时就给明俊兄铺纸研墨，是他的学弟，我不如他。邓明俊老师爱好广泛，除绘画外，二胡、口琴、作曲无所不通。我在兴文时曾亲聆他吹奏的口琴《伦敦大火》和高音胡琴《金蛇狂舞》十分精湛。邓明俊老师还会表演，抗战初期，在上海和同学们上街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日。上海沦陷前，上海美专撤离后方，邓明俊先生转道武汉，再到战时首都重庆，任职民生轮船公司，在卢作孚手下任高级职员。邓明俊老师在上海美专时，加入国民党，而且是两个中央委员作介绍。到了重庆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是一个不懂政治却是两个政党的成员。他说反正我不靠政治吃饭，参加了等于不参加。这份档案，让他一辈子吃苦头，他也觉得无所谓。邓明俊老师在重庆期间，延安派人到重庆动员年轻有为者参加革命，同窗好友石鲁约他赴延安。他是长子，要承担家庭责任。于是放弃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务回到长宁老家，挑起家庭重担。没有到延安，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而石鲁到延安后，先进鲁迅艺术学院，后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工作，解放后任陕西美协主席，后调西安美院院长。而明俊先生却在兴文中学当美术教师，以至终生埋没。比这更离奇的事还有一桩。四川美专老师冯健吾与大画家张大千都是四川人、老朋友。邓先生在成都时，就仰慕张大千。抗战后，西康省成立。妻子徐有光的三姨父黄某（邓第宅叫他黄三爷爷）任西康省政府筹委主任。因这层关系，邓明俊到了康定，在西康省教育厅任了一个闲差，专门收集民间音乐和美术作品。此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到敦煌石窟临摹整理壁画,甘肃省政府诬为偷盗，到处通缉，于是到了冕宁避难。张大千从冕宁到康定时，碰见邓明俊正在办画展。张大千邀邓明俊同行，从云南出国。其时邓明俊已有二子二女，婉言谢绝了张大千的邀请。张大师临行时画了一幅《陶渊明赏菊图》留作纪念，这幅画邓明俊老师保存了几十年。“文革”中，邓被下放到农村，就在这个当口，兴文县外贸站有个识货的人，用20元的低价套购了价值连城的《陶渊明赏菊图》。此事兴文县委宣传部也作为珍贵文物追查，因社会混乱，时至今日没有查个水落石出。1951年，带着一家六口到兴文中学兢兢业业地从事音乐美术教学。有人求他的字画，竟分文不取，甚至留客人吃饭。文革中被诬为“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80年平反，邓明俊老师已经年过六旬。人老了，就到教务处刻钢板。先生的高超艺术在兴文是受人尊崇的，但真得懂得他的高明的则不多。邓明俊老师一生淡泊，两袖清风。他不怕死，患了癌症照样作画。生命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命，生生死死都无所谓，这样的人不值得要尊敬吗？一个艺术家的传奇人生，留给我们的是崇高，淡泊和独特的个性。2000年邓明俊老师因病去世，享年84岁，生前留下不少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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