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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央视猴年春节联欢晚会

主持人：周涛 朱军 董卿 撒贝宁 李思思 尼格买提 李佳明 朱迅 任鲁豫 马跃 等

　　1983年首届春晚时，中央电视台还是个弱势媒体。1985年，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伟光要被调到央视时，还老大不乐意。可他出任央视台长10年来，央视迅速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媒体。1990年代，央视开始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主流意识与政治期望，开始前所未有地注入央视、注入春晚这台文艺晚会。春晚被赋予了太多的东西。春晚的老导演袁德旺说，19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春晚摒弃了联欢的方式，改为庆典的方式。
　　对导演的要求也越来越偏离文艺。曾五次执导春晚的导演郎昆说：“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七次参与春晚，两次担任总导演的袁德旺干脆说：“总导演就是总碎催(北京话，打杂的)。”
　　可是，春晚总导演的光环，仍然吸引着大批央视的精英。其实，以前春晚没“总导演”一说，就是导演；可越来越多人，希望成为春晚这个名利场的主人，1999年春晚的总导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人。总导演这么多人，实在不合语法，以至于当年李岚清副总理慰问2001年春晚团队，听说有三个总导演时，也迷惑地问：“这怎么回事儿？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可总有人能看清这光环背后的真相，执导完2001年春晚后，总导演王冼平发誓再不碰春晚，因为“不想再做傀儡”。
　　时光流转，春晚和她的导演们，背负着重重的包袱，走了31年。1983年，春晚的导演是指定产生；1993年，央视改指定为竞标；可最近三年，春晚的导演又恢复为指定。1983年的指定，其实倒很简单，执导春晚也就是完成一工作；可最近三届的指定，或可作为春晚国进民退的生动注脚。
　　在这期封面报道中，我们专访了多名春晚总导演和主创人员，请相信，若论批评春晚，他们比我们更懂行。(徐一龙)
　　1999年春晚导演刘铁民：演员真唱 网上直播
　　［内容简要］：1999年央视春晚总导演在人数上打破了纪录——由《综艺大观》栏目组刘铁民、朱彤、黄海涛、陈雨露和周晓东五个人构成。
　　刘铁民一手创办了《综艺大观》，是1999年春晚总导演中年龄最长的，担任导演组组长，负责总体协调。朱彤负责晚会节目总体策划和对外宣传；黄海涛负责喜剧语言类节目；陈雨露负责歌舞节目；周晓东负责晚会编舞和音响。
　　作为总导演，刘铁民除了参与策划晚会的所有节目，还负责召集导演组四个成员开会，研究晚会节目的最新进展情况，听取其他导演的节目修改方案。五个人一起工作，发生摩擦之时，刘铁民还得把各位团结起来，使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刘铁民曾担任1988年春晚副导演，当时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第一轮就毙掉了毛阿敏的《握手迪斯科》一歌。刘铁民打电话到毛阿敏所在的南京军区问她有没有备选。当时南京军区只有一部电话，好在值班战士找到了毛阿敏。毛阿敏连夜赶到北京，找谷建芬求歌。谷建芬拿出了《思念》，“别人唱过但没红，你试试吧”，于是有了那首唱遍全国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在自己做总导演的1999年春晚上，刘铁民发掘出的歌曲是《山路十八弯》。当时，唱这首歌的李琼刚从湖北调入中国武警文工团，她也是央视的签约歌手。一次李琼去央视，碰上了正筹备春晚的刘铁民。刘铁民问她唱什么新歌，李琼说在湖北电视台的音乐片《太阳钟》中，唱了一首土家民歌《太阳之子》。随后，这首歌被改名《山路十八弯》进入当年的春晚节目单，并被安排为唯一的民歌独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唯一”，在1999年春晚中，连彭丽媛、宋祖英等歌手都只能在金曲串烧中出演。
　　当时已有不少观众对独唱节目总是“老面孔”持有异议。第一次彩排之后，负责歌舞的陈雨露与导演组商量，将几位大腕歌星的独唱节目“砍”掉，安排他们联唱。替而代之的就是，年仅23岁、从未上过春晚的李琼独唱《山路十八弯》。
　　1999年春晚时对于“假唱”的批评已经不绝于耳，在周晓东提议下，导演组最终决定一改往常先在录音棚录音，再现场对口型的做法，要求所有演员必须现场演唱。
　　除此之外，在刘铁民提议下，1999年春晚第一次做了网上直播。
　　1999年春晚，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歌曲《常回家看看》，崔永元、宋丹丹、赵本山合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总导演组里的朱彤后来做了央视文艺中心主任、台副总编辑；黄海涛近年的身份是影视部副主任、综合频道副总监；陈雨露则独立执导了2002年春晚。
　　陈雨露：春晚，无法实现的大联欢
　　［内容简要］：“我真希望春晚能彻底颠覆，回归到原来大联欢的状态。”从2002年春晚总导演的位置上下来，陈雨露才明白“大联欢”的时代早过去了。
　　“画面不要冷，摇臂不要打全景。”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片头结束后，陈雨露在导播台大声吼着摄像师捕捉那些正在跳健身操的人，好让画面里看起来热闹些。
　　按照最初的设计，这时应该是全场起立跳一段健身操，但直播现场只有一小半人站起来跳。彩排时，观众们跳得很热闹，但陈雨露她算漏了一点，直播现场的观众换了一拨人，不是领导就是企业老板。
　　陈雨露能够中标2002年春晚总导演，靠的是精彩的标书。她提出“快乐春晚”的理念，希望回归联欢的感觉。她还提出要设立五个分会场。
　　陈雨露早就厌烦了窝在演播厅里的晚会，“联欢怎么能死气沉沉？”她设想把南方传统的花车游行融入春晚，这还可以破除“春晚是北方人的”怨言。
　　2001年竞标成功后，陈雨露就准备在深圳分会场大做文章。深圳分会场除了户外舞台再加上一个花街，让大腕们站在花车里跟观众互动慢慢进入舞台。
　　原本还在犹豫的台领导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说这个设计肯定不行，不可把控的因素太多。“开放空间？你不记得85年的失败了吗？春晚要慎重，出了事儿谁担待得起？”深圳分会场的方案就此终结。
　　陈雨露只好尽力去争取上海分会场，她计划将上海黄浦江上的一条游船作为分会场。
　　那一年，刚好是上海即将承办AEPC会议。陈雨露带队去考察时，黄浦江两岸路灯全都亮了起来，大家的兴奋劲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陈雨露打造了一条龙船，孙道临、秦怡、张瑞芳、陈述等老上海演员、上海的名流全都被请到了那条船参加春晚。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节目审核时，领导决定龙船分会场不能直播，只能录播，理由是“技术不成熟”。至今，科班电视人出身的陈雨露也不信服这个理由。
　　走不出央视的演播厅，陈雨露希望通过语言类节目让这届春晚快乐起来。
　　陈雨露邀请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准备在春晚上演一段“精简版”的《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台湾版的《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是从庚子之变一直说到台湾的世纪末“大选”，讽刺性极强。陈雨露希望赖声川把本子改得更侧重庚子之变，避开政治隐喻。
　　没想到，十分钟的相声剧本，赖声川修改了14次，都是繁琐的扣字眼。到最后，陈雨露都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赖声川。
　　她都找不出理由来让赖声川改剧本。领导从来没跟陈雨露说过本子为什么要改、怎么改。14次修改意见，陈雨露听到的都是这个不行，那个有所指。
　　最后的节目变成了原本的一个片断《谁怕贝勒爷》，由金士杰、倪敏然、赵自强、李建常表演了一段两位相声民间艺人和一位没落贝勒爷台上台下的故事。
　　《谁怕贝勒爷》在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23：42分上场，如此重头的时间，如果放在往年绝对会捧红相声界的新星，可春晚之后，表演工作坊被勒令撤出北剧场，官方的理由是台湾机构不能经营剧场。陈雨露觉得多少因为领导认为“千禧年”是在讽刺当权者。
　　陈雨露觉得对不起赖声川，她只想着节目好看，没有尽责地告诉赖声川春节联欢晚会的尺度。
　　事后，赖声川对陈雨露说，“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陈雨露想，等有一天春晚真的没有了相声，那春晚这个“联欢”就连形式也剩不下了。
　　郎昆：全家围炉守岁看春晚的时代已经过去
　　【内容简要】：和春晚老导演黄一鹤一样，郎昆当过五届春晚总导演，两人并列春晚之最。不同的是，黄一鹤当导演时，春晚一直在上升期，而郎昆从1991年第一次当总导演到2009年最后一次当总导演，春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春晚剧组总是在夜里八点才开始开会。在众人疲惫不堪时，总导演郎昆提出了一个创意。“这个创意我已经梦想了很多年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实现，但我知道一定是实现不了的，但我又不能不说。”众人说：“那你就说吧，就当过过嘴瘾。”于是郎昆在现场放起了钢琴协奏曲，他梦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用钢琴和交响乐团，设计太阳怎样升起，光如何打，气势恢宏，中国崛起。大家热血沸腾纷纷鼓掌。只有抽烟的几个总策划堵在门口闷声不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二天，再没人谈起这个事情。郎昆感叹说：“还是那句话，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
　　198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郎昆进入央视。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晚。“(我)那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当剧务，为剧组送包子和鸡蛋汤。”郎昆负责接送演员，在现场提醒演员上场。“接侯宝林、马季、姜昆，语言类的演员，还有李谷一、刘晓庆，那是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李谷一一个人唱七首歌，现在七个人都轮不上唱一首歌。”
　　第一届春晚在广电总局老电视台的600平米演播室。当时的郎昆觉得空间好大，能坐好多人。“现在进去，觉得做俩访谈节目还行。”
　　当时办春晚以文艺部为主，“文艺部人也不多，大家一起上，甚至台长都跟着参与。”郎昆在外围，里边演什么也不大清楚。他记得现场观众是发票入场，还没有劳模，“但也有光荣的军人啊，某方面的代表啊。”春晚6个小时，现场观众看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了，台长在食堂弄个大盆来，里边泡上雀巢咖啡，让郎昆他们用纸杯给观众一人一杯。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郎昆回忆说。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的开放风气在春晚上得到明显的体现。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西洋乐和民乐共同演奏的“89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主持人赵忠祥向坐在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拜年。魔术师变出一副对联。上联是“万事盛意”，下联是“招财进宝”，拉开长长的横幅“向全国人民拜年。”
　　一年之后，春晚的开场白就发生了大变化。主持人还是赵忠祥，他说的是：“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向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向国外工作学习的亲人们，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拜年。”也在那一年，嘉宾席就座了部分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那届春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了现场，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大约6分钟。
　　又过了一年的1991年，郎昆被任命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插入了外景现场采访。在首都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炼钢炉前，慰问坚持生产的工人。他通过春晚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拜年，向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特别是戍守在边疆、高原、海岛、严寒地区的同志们拜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危房改造后的北京菊儿胡同，他在居民家中向全国人民拜年，“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国人民能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参与执导过1983年、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五届春节晚会，并出任1997年、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春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以前，春节晚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台上台下互动，融为一体，不是很严谨，舞台美术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节晚会基本上摒弃了联欢的方式，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它的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为主来播出，很多年是这个状态。它必然是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郎昆执导的1991年春节晚会，回顾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的召开，主持人李扬说：“亚运的成就、亚运的光辉、亚运的精神至今还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1994年，郎昆通过投标，第二次担任春晚总导演。头一年的成就，有一件便是马家军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倪萍在春晚现场采访了王军霞，王军霞哽咽着说：“我们队员的十个脚趾，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我们睡觉时，脚在被窝里都不敢乱动，太疼了，钻心的疼。而每吃一口饭，就直往上翻。每往上翻一口，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为了训练，还是硬往下咽，训练太苦了，太枯燥了。”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当年的小品《打扑克》中，侯耀文和黄宏用小小一副牌讽刺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可最后，又用马家军说事，搞了个光明的尾巴，“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方。”
　　春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了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郎昆曾说：“你不要小看它里面的一首歌，也不要小看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我们心里很清楚，全家围炉守岁、欢度除夕的时候，仅仅只看春节晚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2005年，郎昆第三次担任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而此时，春晚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这个主导地位在稍稍地转变，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期，春晚的主导地位逐渐向伴随地位过渡。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新形态造成的。很多观众宁肯选择在网络上玩游戏、看片子，有些人宁肯打牌或者去做些别的，也不守着电视看春晚。春晚的伴随地位就这样产生了。”
　　在春晚的策划会上，郎昆向喜宏等几位总策划提起，央视的频道化，使像《同一首歌》这样的大型晚会节目常态化。以前一年就盼着一场春节晚会的观众，现在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能欣赏到大型晚会，春晚对观众的刺激度已经不够了。他们能做的，便是“创新和坚守两个理念同时推进”。郎昆跟导演团队说，凡是以前见过的、听过的，就别在讨论会上提，拿出来的节目首先得是观众没看见过的。创新的高限是创作观众没有看见过的节目，第二步再把观众看到过的节目尽量做到最好，底线就是别把观众烂熟于心的节目做得太水。“比如那个大联唱，所有人都烦，我也烦，但必须得有，我们只能把它做得更好看。”
　　2005年，央视首次提出“开门办春晚”。在晚会现场，各地方台主持人向观众送春联拜大年，晚会也融入了各地方台推选的节目。总策划喜宏说：“开门办春晚是上面的意思。”在他新近出版的小说《春晚》里，特意提到了“开门办春晚”。“其实有点讽刺幽默的意思。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开门。它是开门，差不多跟开门办选举是一个意思，你懂得啦。”
　　郎昆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对节目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再造。2005年，由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使晚会达到一个小高潮。一些在后来观看过《千手观音》现场演出的人发现，舞蹈并没有春晚的效果好。喜宏说：“郎昆充分利用了电视的声光电等各种技术。”
　　在喜宏的小说《春晚》里，这样描述“春晚的突破”：“春晚节目结构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上下左右都已经形成思维定式。在这个大气场中，想冒尖、想突破，在技术上，尤其是视频上容易出活，这是政治保安全、艺术见效果的必杀技。”
　　2009年，郎昆第五次担任春晚总导演。他将春晚的影像美学理念，做了一次大胆的突破。“我们不但在背景上制作了一个超大的、高清晰度的LED显示屏，我们的8根侧幕立柱、8道侧幕也是全视频化的，整个地面也是全视频化的，3道立柱型伸缩幕也是视频化的。如果你有幸去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厅，你会发现那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是当灯光暗下来，把视频展示出来以后，观众会突然发现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营造了一个无限的大海。”
　　这一年，“混搭”成了郎昆的必杀技。他将宋祖英与周杰伦混搭起来，让农民歌手与男高音歌唱家一起飙歌，赵本山带出了徒弟小沈阳……但也有一些人是不能上春晚的。“郭德纲的相声，还有许许多多喜剧类的节目，观众在剧场笑翻了天，但是没有办法搬上春晚舞台。很多歌曲观众非常爱听，但是当这么大的屏幕底下把字幕打出来的时候，有些你肯定不愿意让你的儿子、女儿看，你的父母坐在旁边你也会很尴尬。所以，有的人在骂春晚的时候，请一定要认识到春晚的这个国家特征。”郎昆如此解释。喜宏却说：“郭德纲的相声，总爱现挂(相声术语，指演员现场发挥改词——编者按)，春晚是现场直播，怎么行！”
　　“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筹备春晚，郎昆因不满有歌手缺席彩排而毙掉了节目。总策划喜宏说，郎昆在工作中是很严肃的。所有的歌曲节目，郎昆全部压缩在3分钟。他做了一张细致的时间表，将每个时段观众的情绪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做了详细的节目规划。这一年的春晚不比寻常。2008年是大喜大悲都达到极致的一年。既有汶川地震，又有北京奥运会。而2009年，将迎来建国60周年华诞。郎昆说：“川民唱《天地吉祥》、‘天宫一号’亮相、奥运奖牌拼成‘祖国万岁’，这些都是春晚在完成国家文化属性。”
　　过春节，如何表现汶川地震？喜宏等人深入四川灾区，郎昆派了《艺术人生》两组人马，到映秀拍摄了两套灾区人民小年这天年夜饭怎么吃的影像。“台领导非常重视，小片来来回回就审了好多次。”最终，川民代表演唱的六字真言《天地吉祥》表达了对全国人民的感恩之情。
　　在航天板块，仅仅把“神五”、“神六”、“神七”的宇航员请来，观众早就见过了。但把从“神一”到“神七”的“八大指挥”请来，还是第一次。第一轮，郎昆派喜宏和柏松两个组去航天城，请“八大指挥”第一次露面，与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员一起向全国人民致意。喜宏的工作是让“八大指挥”走正步，但他们却不太会走。“他们平时坐得太久了，坐着指挥，不站着，走不到一起来。”喜宏很头疼：“这不行啊，八大指挥怎么也得走到一条线上啊。航天事业是高度规范化的，八大指挥走出来散兵游勇可不行。”训练了一下午，“八大指挥”却很认真。喜宏说：“他们每年向军委汇报，但向全国人民汇报是第一次。”
　　郎昆曾提早委托翟志刚带了一包花籽到太空，植物经过太空失重状态变异后会产生新的基因组合，郎昆想花籽变异之后，会不会使它怒放。“我们想用怒放的太空之花，祝愿伟大祖国六十华诞。”郎昆还准备了第二个方案，他跟翟志刚说，“你一定得给我带回那只你在太空招手的手套，我要在春晚上亮相。”结果新闻频道提前把这个曝光了。而花籽在深圳、云南、北京三个太空育种中心联合育种，由于是冬季，开得并不如意。
　　怎么办？眼看着除夕夜就到了。郎昆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发脾气的人，但是那天我用大声说了大话。我说，所有的创作团队要高度重视，中国的‘神七’已经是过去时，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怎么办？那时候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许多人一筹莫展。”这时候想出了一个办法，2011年中国即将向太空发射飞船“天宫一号”，“我们就让“天宫一号”亮相春晚，它昭示着中国科技的未来。”
　　“天宫一号”的外形当时还是国家机密，喜宏回忆说：“后来最高层决定，在春晚提前发布。”模型是同比例的缩小版，本来是木质的，但郎昆上去一踢就倒了。“这个不行，从台子底下升起来，颤巍巍的，还一堆演员，这要是倒了，不吉利啊。”后来，真金白银，做了好大一个不锈钢模型，“像锅炉一样，花了好多钱。”临近春晚只差三天，却出了幺蛾子。因为模型做得太大了，从航天城运出来，交警不让上国道。“紧急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因为超宽超重超高，警察开道，运了一夜，央视还拆了一个门，才算把它运进来。”
　　与航天板块的成功不同，喜宏认为奥运节目并不算成功。和1994年大家赞赏王军霞刻苦训练不同，此时金牌战略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最终，节目以奥运运动员穿着运动服集体亮相，身后由金牌、银牌、铜牌共同组成“祖国万岁”而告终。
　　郎昆在多种场合下都曾说过，春晚的创作团队就像一驾马车，这驾马车需要有一个挨鞭子的头马，总导演就是那匹头马。“真正的驭手是领导，或者说是我们的台领导。有的时候我很羡慕冯小刚，他敢于在《集结号》上打出‘冯小刚的电影’，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执导了五届春晚的郎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试论“春节联欢晚会”》。在他看来，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民俗特征。回家吃年夜饭、放鞭炮是民俗特征的一个表象，但是唯有春晚是国家意志在那一刻告诉国民，今年的大事、喜事有哪些，今年的快乐在哪里，明年应该怎么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表现。“所以我们说，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王冼平：不想再做傀儡 不会再做春晚导演
　　［内容简要］：执导春晚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可在很多人眼中，“春晚总导演”还是王冼平的“第一身份”。现在，王冼平希望人们忘掉这个身份。
　　2001年春晚结束后，总导演王冼平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谈起了春晚背后的故事。镜头前的她并没有显得有多兴奋，她语调缓慢而优雅：“我不会再做春晚导演了。”
　　她搪塞了追问，“给年轻人机会嘛。”
　　十二年后，王冼平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向《中国周刊》记者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从演播厅回家的路上，已经快要天亮了，鞭炮声还会零星响起。王冼平看着车窗外，马路空空荡荡，这大半年春晚总导演的身份让她心累到极限。
　　王冼平在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当一次春晚总导演，非要留下个虚名。
　　其实，王冼平不是第一次参与央视春晚的导演工作。
　　1987年，刚刚进中央电视台五年的王冼平和赵安一起被选中成为1988年春晚总导演邓在军的副手。策划会开完的第一周，团队里的音乐编辑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住院，负责音乐类节目的王冼平又兼任了音乐编辑。
　　而晚会当天临近尾声时，领导找到王冼平和赵安，说他们都是年轻导演，字幕不能写导演，只能写副导演，而且名字要放在那位住院的音乐编辑之后。
　　当年，王冼平27岁，赵安28岁，两个年轻人心里不服，决定抗争一下，就在直播出的字幕里写“副导演：平平安安”。
　　参与过春晚主创后，王冼平渐渐开始独立做大型晚会。
　　1994年春晚，总导演郎昆因尝试技术创新影响节目效果，在直播前七天，领导要求更换总切换，台里安排王冼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王冼平心里清楚，总切换是总导演之外总重要的岗位，失败要承担重大责任，即便是成功了团队里的人也不会高兴，因为报字幕时“王冼平”三个字要排在那些辛苦了大半年的同事之前。
　　于是王冼平跟台领导约定，无论成败，这一届春晚主创名单里都不出现自己的名字。
　　除了身边的朋友和参与过那两届春晚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王冼平在2001年春晚之前已经两次参与春晚而且担当重要岗位。
　　2000年，王冼平评上了正高级编辑，整个文艺部除了领导之外只有她、郎昆和倪萍有正高级职称。那一年，郎昆已经当了两届春晚的总导演，倪萍则是过去10年春晚的主持人。不明就理的同事很奇怪，怎么从未参与春晚的王冼平能评上正高级编辑？王冼平觉得，自己必须真正做一回春晚总导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那年夏天，厚厚一叠春晚的竞标方案中有一份来自于王冼平。
　　王冼平并不喜欢竞标，而更愿意做一些“舍我其谁”的晚会。偏偏2000年的竞标却异常开放，原本只有文艺部参与的春晚方案竞标，扩大到全台所有部门所有岗位，连新闻中心也组团参加竞争。
　　从六七个方案选其一，变为十几个方案选其一已经让王冼平颇为不满；在竞标结束后又传出有人“背后活动”，结果几天之后一群人又被拉到顺义拍摄基地重新采用匿名方式第二次招标。
　　王冼平一度想要退出这场滑稽的竞标，她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成为“春晚总导演”是必须的。
　　2000年夏末，刚刚出差回京的王冼平得知自己的方案中标，但是另外两个竞标导演王宪生、金越也要并到2001年春晚团队，和王冼平并列春晚总导演。
　　王冼平自己倒没有异议，没想到当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台里去慰问春晚团队时，听说有三个总导演，便问：“这怎么回事儿？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台领导只好打马虎眼说分工不同。
　　已经是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曾经特意跑来找王冼平解释：“排在第一个的才是真正的总导演，王宪生、金越配合你。这样就有更多人能当上总导演，大家都很积极，你要理解。”
　　王冼平半开玩笑地说：“只是一个组织工作者罢了，听话就够了，换了谁做都是一样的。”王冼平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她和王宪生、金越谁听谁的，而是明年冬天的那一台晚会有多少节目能从艺术的角度考量。
　　开始选节目，台里给王冼平送来了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马上召集这些歌手到她办公室开会，大家一头雾水，从来没有人给“条子演员”开过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王冼平走进去，用一贯优雅的语调说，“这一次你们得感谢我们这些导演，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你们怎么到的春晚剧组。我希望明年你们换一种方式上春晚，不要拿条子来，拿作品。你们有本事花一年的时间去找作品，去请人给你们写作品，去好好长本事，明年不要再拿条子来，拿作品来。好，散会。”
　　几十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冼平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没想到，在王冼平面前一句话不敢说的“小条子”们一回去就开始动用关系给王冼平施压。最硬的那张“小条子”是个女歌手。王冼平说，那个女歌手的演唱水平无法恭维，但却要求在12点独唱。
　　王冼平一听就火了，坚决不同意。于是就有领导为这个女歌手说项，送礼。王冼平把礼物退回去后，对方就开始来硬的。
　　女歌手的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你有领导吗？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这位母亲一边施压一边提出要求，串烧歌不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只要独唱，最次也要二重唱。
　　王冼平气得跑到台办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春晚总导演，领导们都来劝王冼平，但是却没有人站在她的阵营，请辞最终也没奏效。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这些关键的节目王冼平尚且不能做主，更多的事情，她无能无力——她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产品；她想要的简洁大气的舞台设计，可码了一排格格不入的盆栽……
　　2001年春晚后，台里开总结会议。政治导向、社会好评、广告创收、技术创新……说了一溜儿够，王冼平坐在人群中听报告，没有一项是和艺术有关的。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王冼平演得似乎让台里很满意，但她自己却再也不愿意碰春晚。
　　2001年春晚发生一件事，让王冼平愧疚至今。事情的起因不是她没有坚持艺术，恰恰相反，是她坚持了艺术。
　　当时，一首选送上来的歌曲让王冼平颇为欣赏，名叫《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歌名字很土，叶凡的声音非常有味道。”
　　当年，叶凡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王冼平上报了这首歌的独唱，但是因为叶凡没什么名气，领导没有批准独唱，而是建议改为四重唱。台领导还提醒王冼平，这样还能多解决三个条子演员。王冼平只好同意，于是就开始挑人录带子。
　　正巧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的老总向王冼平推荐歌手朱桦。朱桦是王冼平多年好友，王冼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知道有机会上春晚，朱桦也很高兴，而且好友当总导演，必然万无一失。
　　等带子录好，王冼平发现四重唱完全毁掉了叶凡演唱时的那种味道。王冼平下定决心，让叶凡一个人独唱。这一次，她胜利了。
　　2007年叶凡去世。葬礼后，叶凡的先生告诉王冼平，叶凡在弥留之际还拉着他的手说，“上过春晚，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王冼平一下子落泪了。
　　王冼平每每说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一定会提到《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她爱惜这首歌就好像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是，这首歌又让她想起曾经的好友朱桦。
　　朱桦没有上过春晚，她没能像叶凡那样一夜成名，王冼平总觉得愧疚，但她却从来没有亲口向朱桦说一声对不起。
　　“我很想说对不起，但是不知从何开口。如果我有错，那就是我没有本领高超到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我有愧，愧在我不能把控得太多，却偏偏改变了朱桦的命运。”
　　“是他们无法忘记”
　　“在央视的时候，我笃信自己是最好的导演，春晚的光环实在是太大，让我看不清自己而满足于现状。”2001年春晚之后，王冼平的名气响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办很多事情，抬出“春晚总导演”的名头，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但是慢慢地，王冼平发现，名利成了她最大的负累。“十二年过去，无论我做多少，人们眼里，我还是‘春晚总导演’”。
　　2011年，“水木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招标时邀请王冼平去做顾问。当时有六组人竞标，王冼平看过方案后觉得都不满意。
　　“难道百年学府的庆典需要助兴吗？”王冼平提出这场晚会不需要任何一个明星。因为这一点，组委会放弃了之前六组招标方案，聘请了原本是顾问的王冼平来做总导演。
　　百年校庆一改文艺晚会热热闹闹的风格，通过《水》、《木》、《清》、《华》四大篇章，表现清华大学百年的创业、奋进、发展历史。“用100分钟的时间讲述清华一百年，每一分钟是清华的一年。”
　　这一场晚会是王冼平人生另一个制高点。“春晚最大限度地发酵了名利，而百年校庆才是我想沉淀下来的东西。”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后者呢？”王冼平反问。
　　2011年，王冼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50岁出头的她空有一身经验，却和一大批老编导一起成了闲人。
　　那一年，央视为了培养年轻编导，规定50岁以上的导演不能再做具体的节目编导和节目制片人。音乐频道给了王冼平一个首席编辑的名头，却收回了所有节目，只是聘请她来做顾问。
　　有了更多空闲时间的王冼平租了一间公寓办起了工作室，她开始发掘一些并不起眼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
　　“原生态”对王冼平来说，多少是个遗憾。
　　2006年时，王冼平给台领导提过一套方案。因为青歌赛降温，王冼平提出原生态歌曲大赛的想法。领导看完方案后，提出把这个方案和青歌赛合二为一，在青歌赛的比赛中加入原生态单元。
　　“原本可以做成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的节目成了青歌赛的一个补丁”，王冼平虽然理解和支持台里的决定，但心有遗憾。
　　淡出央视之后，王冼平带着自己的团队到江西、四川等地搜罗民间艺术编排了上百场舞台剧、情景剧。现在，她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蒙医题材的电视剧《蒙医传奇》和一个酒文化的栏目《生命中的那坛酒》。
　　在《蒙医传奇》的宣传会上，王冼平特别嘱咐团队，一定不要提自己春晚总导演的身份。王冼平希望他们要卖出去的是电视剧本身价值，而不是“春晚总导演”这五个字。
　　已经过了12年，有些光环，到了该消失的时候了。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政治毁了春晚
　　［内容简要］：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他最不愿意做把关人，因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
　　这是他第三十一年参加春晚彩排，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彩排一结束，洪民生就顺着退场的人流快步走出演播厅。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八十平米的演播室里温度超过四十度，老师在台上讲课，演播室里所有人都像淋了雨似的流汗。电教部主任洪民生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知道，现在制作的录影带会在地方电视台、各大工厂轮番播放。
　　“文革”结束后第二年，电视台恢复播出，洪民生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电视大学上。
　　三十多年后，洪民生回忆，电大的一段经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匮乏的年代，人们实在太渴求文化，他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大坑。
　　洪民生带着电教部同事到工厂参观，工厂每天停产2小时组织学习。厂房的空地里摆满了桌椅，工人们一排一排坐着，盯着前面的九寸黑白电视机，他们正在学习26个英文字母。第五排开始往后，每个人都托着一台小望远镜，看一眼电视机，低头做一下笔记。
　　一个工人告诉洪民生，自己就因为不认识英文，拉错了闸门毁了机器。
　　电教做得十分成功，一年后中央拨款5000万买了500台最便宜的摄影机，准备筹办电视大学。消息一经传出，卖电视大学课程资料的东单新华书店排队排到了一个路口外的菜市场。
　　一年时间，上百万人在电视大学进修。多年以后，洪民生碰到外交部一名处长，谈起电视大学，那位处长十分感慨，他就是电视大学出身的。
　　慢慢步入正轨的电视大学成了一块香饽饽，很快电视大学划归教育部。电教部更名为文教部，再后来划归了央视，成为央视文艺部的前身。
　　升职为副台长的洪民生分管文艺工作。此前，电视台已经录制转播了1979年《迎新春文艺晚会》和1980年《八十年代第一春》两台春节文艺晚会。
　　洪民生记得有人跟他说，当看到喜欢的歌手郭兰英站在台上唱《绣金匾》时，全家人眼泪都流了下来。和做电视大学感觉一样，洪民生感到人们对文化与文艺的饥渴。
　　最初，文艺部想排演一台戏甚至连演丫鬟的演员都找不到。慢慢开放后，许多老艺术家才回到舞台，洪民生看着他们在台上相见抱头痛哭，也激动得想要掉眼泪。
　　1983年，导演黄一鹤提出要把春节晚会的规模扩大，形式改为直播。洪民生觉得台里一直有直播体育赛事的经验，直播春晚问题不大，就把这个想法报给当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
　　直播春晚的想法很快获批，两个月后就是1983年春节，黄一鹤担任总导演。
　　那一年，对于洪民生而言是原本简单的一年，摸着石头过河，六百平的小演播室办一台晚会，演员就坐到下面当观众，到了表演时间就上去表演。一切都和之前的大联欢相同，这台晚会原本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
　　洪民生甚至都没有审核所有节目，只是嘱咐黄一鹤把比较流行的歌曲都提前录好备播带，以备缺节目时补上。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83年直播春晚引起巨大轰动。
　　直播当晚，四条电话线不间断地接听到打进电视台的点播，满满五盘点播单都是李谷一的《乡恋》。
　　《乡恋》因为曲调柔美被批评靡靡之音，黄一鹤很为难，拿着点播单去请示吴冷西。洪民生就跟吴冷西解释说：“其实《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
　　吴冷西拿着点播单来回踱步，等了十几秒钟终于出声：“上《乡恋》。”
　　就这样，《乡恋》在1983年春晚“解禁”。
　　洪民生回想第一届春晚，算不上什么创举，只不过在最匮乏的年代他们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让观众无比满足，“春节联欢晚会”也就延续至今。
　　小口子的撕开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电视台，洪民生收到不少写给电视台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看头。
　　但让洪民生为难的是，上层领导对春节联欢晚会重视了起来，中央给广电部开了一个会，讨论春晚的开放程度：能不能让观众参与太多？歌曲可不可以柔软一点？芭蕾舞这些洋玩意应不应该出现在春晚？
　　洪民生早就料到，讨论的结果是不能、不可以、不应该。会后，中央正式提出要求，下一届春晚要以反映“统一团结”为主题，节目内容必须严防“精神污染”。
　　回到电视台，洪民生找来黄一鹤让他发挥经验出任1984年春晚总导演，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破局：观众们期待的春晚一定不是主旋律的政治活动。
　　还是那个六百平的演播厅，形式上也很难搞出花活，洪民生想该如何让“统一团结”的春晚符合观众的口味。他提出了要求：要比“精神污染”的春晚更精彩。
　　“没有港台同胞怎么算得上统一团结呢？”洪民生确信港台演员的不同表演风格一定能给春晚舞台注入活力。于是，黄一鹤找来了台湾主持人黄阿原，香港歌手张明敏、陈思思、奚秀兰。奚秀兰演唱三首歌，中间还换了一次演出服，不仅观众觉得新奇，就连大陆女歌手们也羡慕得要求效法。
　　百姓还想看什么？洪民生经常在台里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们放甜味容易，苦、辣却最难做到。”承载苦、辣味道的就是语言类节目。
　　1984年春晚，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一些商家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而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节目之一，陈佩斯的表演就是让人大笑。虽然遭到一些领导指责表演“低俗”，小品的节目形式却因为《吃面条》而定型，春晚也从此成为小品培养基地。
　　1984年春晚还没结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离开演播厅，大家就地摆桌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饭。刚刚好五十六桌，“连数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团结了”，直到凌晨五点，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极少喝酒的洪民生到处给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他不记得那一晚说了多少感谢，只记得在之后的三十年春晚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开心。
　　之后的一个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堆积在央视地震临建棚的办公室里。有电视从业者也给台里写信说，知道春晚反对“精神污染”原本很失望，觉得春晚要没看头了，没想到一台晚会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台反映百姓心声的春晚。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那届春晚之后，邓颖超亲自批示：春晚这个节目很好，要拿到国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马上把带子送到大使馆。转年，春晚还没结束，大使馆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着把带子第一时间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时间给使馆送去提前录好的备播带，让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同时看到春晚。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2年国际中文频道开播，全球直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彼时，央视春晚早已经如同年夜饭成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
　　春晚成为一件国家大事，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凑在一起的一场晚会。洪民生慢慢发现自己多了一重身份，春节联欢晚会的把关人。
　　如果是为艺术把关，洪民生当然是会欣然承担。
　　1985年春晚，因为黄一鹤追求创新而使场面失控，节目超时快5小时临时截取三小时内容；发行的工行纪念券被指借机牟利；刚刚回国的演员陈冲在台上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更是引起观众不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
　　洪民生则到22家地方电视台一家一家去做检讨。他站在台上说，“你们挨骂都是因为转播了我们做的春晚，我要跟你们道歉。”
　　洪民生本来已经做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但他没想到，台里不但没有将他革职，还提拔他做了二把手，并继续负责春晚工作。
　　留在央视的洪民生必须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成为春晚的把关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把关的第一步，洪民生就给春晚提出了很多细碎的规定。比如，春晚所有节目甚至直播时要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过他审核；现场演出的时间和彩排时间误差不得超过三十秒；港台演员挑选要向上级报批等等。
　　这之后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春晚审核、彩排流程。1989年，春晚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五审才能上春晚，被称为“过五关”。
　　在央视的最后几年，洪民生这个把关人也仅仅是一个问题汇总者，他要听从太多部门的指挥。他能做的就是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艺术打一些擦边球。
　　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来参加决策会，每一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洪民生当然有应付这些“临时领导”的法门，春晚审核节目前，洪民生都会主动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他觉得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提前讲出来，问书记可不可行。
　　到现场审查的时候，李瑞环已经首肯，各个部门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除了春晚，元旦晚会前，洪民生也会提前向领导汇报。
　　1989年元旦晚会前，洪民生给李瑞环打电话请示，姜昆的相声《特大新闻》里有“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说辞，姜昆要在天安门摆地摊卖炸糕。洪民生问：“可以在天安门摆摊么？”
　　李瑞环说，“天安门摆地摊可以在相声里想象一下。办晚会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1992年，洪民生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向李瑞环汇报了当年春晚的节目后，两人又谈到了《特大新闻》，李瑞环对他说：“洪民生，我发现了，你都是在我这儿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只要打好了就是好球啊。”
　　洪民生激动得一下子承认了自己的小心思，“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球他都能打得好，“打到界外的多过好球”。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他喜欢看别人打出的好球。
　　1994年黄宏、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是三十年来洪民生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把官场里大官压小官讽刺得淋漓尽致。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把关春晚的十年会给每届春晚总导演提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语言类节目是针砭时弊的。“能不能过五关要看打马虎眼的本事和造化，但是做不做是责任和良心。”
　　可是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退休后的洪民生养成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去看春晚彩排，多少提一些意见。有一年，洪民生给总导演打电话：“千篇一律的宏大，这种思想一定要改一改，百姓需要现实。”
　　这位总导演很无奈地说：“洪老，上面的比我们胆子还小，我们是想冲冲不上去啊。”
　　洪民生知道总导演们的压力，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提意见了，“导演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的意见都是在为难他们。”
　　几年前，台里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
　　“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说。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退休前有一次到日本访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同行去请邓丽君回国演唱。邓丽君却说：不想来，因为她是有国民党背景的。
　　当时洪民生信誓旦旦地跟同行说，现在政治氛围已经开放了，总有一天邓丽君可以回国登台。可他万万没想到，邓丽君竟然一生都未被获准到大陆演出。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陈临春：“中庸”是我执导春晚的宗旨
　　虽然做过两届春晚总导演，但提起20年前刚刚进入春晚剧组的时光，陈临春依然感到荣光，那是春晚最好的时光。
　　1990年，陈临春第一次进春晚剧组，是在春晚老导演黄一鹤麾下。那时候，29岁的陈临春还是央视文艺部的一名毛头导演。
　　那一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演的是小品《相亲》。在陈佩斯朱时茂的时代，“本山大叔”还是年轻小伙，十足的“草根”。那一年，宋祖英唱着《小背篓》第一次上春晚，在后台临近直播时紧张得直颤抖。
　　陈临春见证了他们的青涩，也目睹了春晚的魔力。
　　能为春晚服务是很光荣的事情。在春晚剧组，陈临春什么都做过，包括在各个组别间当分管导演，肯干而富有激情的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擅长点，专攻歌舞类节目。
　　1993年是陈临春最意气风发的一年，这年他担任春晚歌舞类导演，负责歌舞类节目。当时，毛宁还是个新秀，选送的歌曲被毙，几经波折才又换成了歌手本人都没在意的《涛声依旧》。起初剧组很多人也没看好这首歌。几度要下马，陈临春很着急，他认为毛宁虽然不是大腕，但这首歌真的很好，他与编舞费尽了脑子，设计了富有意境的舞蹈进行包装。最终，毛宁亮相，一炮而红，这首歌也传唱不衰。
　　杨丽萍也是那年第二次上春晚，当时《两棵树》要跳近8分钟，春晚只能给她4分钟，倔脾气杨丽萍坚决不干，陈临春又反复协调，最终折中了一下，杨丽萍表演了5分半钟。《两棵树》也一夜间在全国被人津津乐道。
　　一首歌，一支舞，能创造一个经典，成就一个人，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春晚舞台才能见证的奇迹。
　　1990年代，由陈临春一手打理的春晚歌曲，毛阿敏的《同一首歌》、毛宁的《涛声依旧》、张也的《万事如意》、谢小东的《今儿个真高兴》、殷秀梅的《中国大舞台》等，现在听起来仍然很亲切。
　　陈临春很怀念那时，在春晚剧组，自己能潜心搞创作。一接到春晚的工作任务，立刻开始联系和组织全国最好的创作者为春晚出节目。歌曲《同一首歌》就分别请了孟卫东、侯牧人、李黎夫、王酩等四个当时最火的作曲家来参与谱曲，最终选中了孟卫东的一稿，流传至今。一批五O后、六O后歌曲创作者正当壮年，他们也乐于将自己的激情呈现在春晚舞台上。
　　“这跟时代有关，这批创作者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们生活在其中又赶上了创作的最佳年龄，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他们的歌曲承载着时代的记忆，所以能沉淀下来，成为经典。”
　　2008年、2011年最终站上春晚总导演的位置上时，陈临春发现，春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给“命题作业”做出娱乐性
　　2008年，张晓海和陈临春的春晚方案在这一年的竞标中胜出。此前，陈临春曾参与过多届春晚方案的竞标，一直没有成功。
　　“2008年是奥运年，大事也挺多，包括十七大和年底的暴风雪，我们的方案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整体主题抓得准。因为侧重奥运，一开始的定调是‘团结奋进’，跟一般春晚方案‘祥和温馨’、‘回家过年’的基调不太一样。而这年年底又遭遇了抗击暴风雪，反而让这个主题显得更恰当了。”
　　为了配合“团结奋进”的主题，这一年的春晚节目也更为“慷慨激昂”。一些平时不太容易上的节目也上了春晚，比如盲人歌手阳光演唱的歌曲《等待》，草根明星王宝强带领农民工表演的合唱《农民工之歌》，“这些原本都不在春晚节目的框架内。”
　　为了抗击暴风雪而临时组织的群星诗朗诵更是绝无仅有，李瑞英、濮存昕、陈道明、姜文等名人“混搭”的诗朗诵《温暖2008》成为那届的一个特有节目。“这个节目是我们在春晚前三天临时组织起来的，在演艺圈征集朗诵功底比较好的名人。当时还考虑过张艺谋，但是他的朗诵不太过关。”陈临春回忆，“诗朗诵一般会出现在主题性很强的场合，很少会出现在春晚这样的联欢会上。”
　　奥运年的春晚，当然也设置了专门的“奥运板块”，“虽然是命题作业，但我们还是希望做出娱乐性来。”于是，每年都“负责”逗观众乐的赵本山的小品也被安排在了这一板块。
　　“喜剧演员都有一套自己的创作方式，简单说叫有感而发。赵本山平常演的人物能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有体验、有触动，包袱也来自生活。”而接受“命题作业”，等于“平地起高楼”，怎么会不难？
　　大家都费了不少脑子，终于想出了《火炬手》这个题材，延续深入人心的“白云黑土”系列，两个老农民争当火炬手。可如何让这个小品出“笑点”，实在是更难。“一般小品的笑点靠的是矛盾冲突和情节出乎意料的大错位，但奥运不能有大错位啊，矛盾也不可能太大，到最后就是两个人争当火炬手。”
　　为了从平淡的题材里出笑料，“黑土”和“白云”两个演员拼了老命，天天通宵，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现场看的时候，从开始的“笑不出来”，到最后终于笑得“泪流满面”，陈临春感慨，“这个小品完全是靠两个演员常年的喜剧经验和淋漓尽致的表演撑起来的。”
　　素来喜欢临场发挥，“人来疯”的赵本山那年的表演很规矩，观众也发现，本山大叔在小品结尾“走上正路”之后，情绪上有点僵硬。
　　“中庸”是陈临春执导春晚的宗旨。但他仍然必须面对“难调众口”的挑战，特别是当春晚首次遭遇微博。
　　2011年春晚落幕后，担任总导演的陈临春到凌晨5点才得以睡一会。在这之前，他和另外两名总导演马东和柳钢还分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专为“辟谣”：查无此人的春晚总策划刘赛引骂战、“春晚备播带”说、春晚广告植入改“潜伏”说……
　　跟过很多年春晚的陈临春曾得出一个结论，大凡失败的春晚，都是想标新立异，这是春晚的大忌。因此他的执导思路是尽量的“平衡、中庸”，不能只满足一部分人。不幸的是，尽管努力“平衡”，这届春晚还是遭遇了观众尤其是网友前所未有的挑战。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小品《同桌的你》就被批评不如以往给力，段子老套，笑点低俗。
　　“有人说现在的小品只敢抨击弱势群体？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以前的社会矛盾没现在这么尖锐，贫富悬殊也没这么大，所以观众对春晚的批评也是平和的。但是现在，许多人一年中累积了很多不如意、不公正的事儿，到了年终岁末，春晚就变成了最好的发泄靶子。”陈临春感到很无奈，“若把微博上那些阴暗的东西都搬到春晚上去，那还是一台阖家团聚、祈福来年的祥和团圆饭吗？春晚的寿命也许就会到此为止了。这么闹心，谁还看啊。”
　　回头看2011年春晚，“没有出现像小品《卖拐》、舞蹈《千手观音》或刘谦的魔术那么优秀的节目”，陈临春也感到很遗憾。
　　陈临春经历过春晚的辉煌，对于自己的“平庸”，他看得很开——春晚经典歌曲的时代和春晚相声小品的巅峰已经过去了，很难超越。他喜欢打个比方，宋朝人写诗谁也写不过李白，只好改写长短句，开创了宋词。“春晚也呼唤新的喜剧节目形式出现，能让中国人乐起来的方式。”
　　可在2008年和2011年春晚上，观众还没有看到新的喜剧形式。
　　在春晚幕后多年，陈临春渐渐对“骂声”产生了免疫力，否则“还没做事就被气死”了。他不赞成取消春晚，“取消春晚，等于放弃了这么一个民族文化品牌，外国人唯一可能知道的中国电视节目就是春晚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共同努力形成的品牌，收视率超过美国足球比赛‘超级碗’，取消了，请问拿什么来替代？”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