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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寺沟乡寺沟村砖厂
耀县寺沟乡寺沟村砖厂于日在陕西 铜川 寺沟村（行政区号610204，邮政编码727100）注册成立，我们主要经营机砖生产，销售，注册员工人数为30人，注册资本20万元人民币，公司联系电话为，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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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寺沟乡寺沟村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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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地址：陕西 铜川 寺沟村
邮政编码：727100
厂长：任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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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2003年粮食总产4530吨，洋芋产量4119吨，药材总产2575吨，当归产量706吨，农、林、牧、渔总产值3141万元，农业增加值207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46元。项目建设：2008年以来，岷县寺沟乡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实施了扎地村整村推进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改造蔬菜大棚22座，建设沼气池45座、养畜暖棚145座。二是实施了多纳村拉电项目，彻底解决了48户、220人照煤油灯的历史，使全乡通电农户率达到98％以上。三是实施了国债能源项目，在纸坊、杨家堡、扎地三村修建“三位一体”沼气池216座。四是为南川法庭建设项目征地2亩，已完成地基工程。五是扎地、巴仁、立林3个村级活动阵地建设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六是八步川村羊圈沟57户、283人易地搬迁项目正在上报规划，已完成项目的摸底、场地平整工作。七是完成了舍扎、立珠2村的移动通讯塔建设，实现了全乡信息网络全面覆盖。自然环境：全乡地势东南高，西北平缓，立林村海拔2560米，全乡平均海拔2500米。年平均气温5℃，年无霜期108天，年降雨量582毫米。土地肥沃，草原面积宽广，适宜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岷山种畜场本直寺分场、马烨林场均在境内。附设机构：乡现有中学1所，在校学生751人，小学8所，在校学生2555人。卫生院1所，各村都有自己的医疗站。历史沿革：解放后由南川区辖，1955年区内普遍成立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公社化时属南川公社，1961年公社划小成立寺沟、巴仁两个公社，1969年合并为寺沟公社，1982年12月更名为寺沟乡沿用至今。寺沟乡以驻地沟口有座寺庙而得名。寺沟乡辖16个行政村，31个自然村，106个合作社，2005年底总户数4661户，总人口21045人，少数民族占6.6％。2005年寺沟乡人均纯收入15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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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 all rights reserved.新区的老地名--铜川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新区的老地名
作者:何文朝
更新时间: 17:01:52
来源:铜川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字号:
&&&&& 我系新区（原下高埝乡）土著，家乡的老地名常常让我的记忆之门洞开，而久久难以闭合。
&&&&& 地名，乃人们对各类地物、地貌共同约定的标志和代号。史传，创建铜川新区的下高埝原九百多年前落过一颗陨星；时隔三百四十一年，又落一颗。故该原曾被称为“落星原”。“落星原”所在的原下高埝乡各村星罗棋布，乡因驻地下高埝片村而得名。下高埝片村地处耀州西原，原北高南低，旧村筑有蓄水高埝，因位上高埝、中高埝之下部而得名，包括肖家堡、白家堡、程家堡三个自然村。中高埝清乾隆时得名，在清光绪元年向东、西发展，形成三堡，村居其中，始更名中高埝中堡。民国时中堡以在三堡中时间最早改成中老堡。
&&&&& 翻阅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的《陕西省耀县地名志》，下高埝乡以居民姓氏和所处地形得名的村比比皆是，如田家沟、张家坡、席家沟、陈家坪、张家坪、莫家原、陈家原、上张家沟、上任家庄、下任家庄、前申河、后申河、安家河、上玉皇阁、查家河、柳沟、齐家坡、唐北堡、刘家河、王崖、上郭堡、下郭堡、赵家坡等。单以居民姓氏得名的村有惠家堡、师家堡、李家堡、丁家沟、儒家社、袁家堡、文家堡、高家堡；单以所处地形得名的有小沟、滚城堡、北岭上。有着特殊含义的村也不少：义和村取邻里之间以信义和睦相处之意。鱼池旧传夏候婴居此，故名夏候堡；该堡西沟中由于洪水冲刷，形成自然鱼池，村民在此养鱼，池在外、村位里，明代中叶，村以此得名鱼池里；后民习称省“里”。平老堡古名永宁堡（城门楼扁额），明代因该村地形平坦，四周筑有城墙而得名平堵村；清代中叶，部分居民在村东一里另建新村，此村在早，故更名平老堡；新村因位其东，故名平堵东堡，解放后更名平新堡。那那坡地处沟坡上，与平老堡隔沟相望，平老堡群众呼之为“那那坡”，意即（对岸）那个坡，民国时，村以此得名。野狐坡清代中叶以村附近有野狐狸化人之说和所处地形得名；阿堡寨清代中叶因筑有城墙，为附近申家河、安家河、玉皇阁等村防匪盗之中心堡寨，取“阿”解近之意而得名；下玉皇阁相传该村住户系元末从旬邑县逃荒定居于此，后天从人愿，人丁兴旺，生活好转，故名天从堡；清代中叶，因该村西建有玉皇阁楼而更名为玉皇阁；清末，部分住户在该村上方另建新村，为区别方位再易其名。石人堡别名唐家疙塔，清代中叶，因该村筑有城墙，形成堡寨，堡外并有一石雕人象而得名。新城堡系清末石人堡部分居民迁此建立。寺家沟清末以该村有土丘形似狮子而得名狮子沟，“寺家”系“狮子”之谐变。存仓堡清末以居民姓氏得名梁堡；清光绪年间以该村为存放粮食的义仓而更名。
&&&&&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春腾秋转，沧海桑田。1993年11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铜川市新区，新区位于耀县下高埝乡。经市政府批准，日起，下高埝乡移交新区管委会领导和管理。新区所辖的下高埝乡，自西汉景帝二年（前155）始建q县，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八易县名。1998年4月，耀县寺沟乡董坡、崔上两村又划归新区下高埝乡管辖，实现了管委会对新区范围内基层乡村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历史进入公元21世纪，新区版图在初始下高埝原“落星原”基础上一扩再扩。随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变化，一些老地名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2004年10月，经省民政厅批准，原下高埝乡“一分为二”，被正阳路、咸丰路两个街道办事处取代。再后来，到去年年底，坡头工业园区、坡头镇整建制划归新区。据说，还有一些邻近的外区村镇也将融入新区发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有道是“地基能挖多深，墙就能砌多高”。我想，作为新区人，下点功夫“挖挖”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热土，弄清并记下这片热土曾经的传说、故事、标志和代号，温故而知新，似乎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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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推荐：第三十八卷
&&&&杨铭源&&&&杨铭源（），字西堂，宜君县西村乡石堡村人。&&&&杨铭源幼年时期在西村私塾念书。后就读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曾受到陕西省学使沈卫（淇泉）的赞赏，被学堂选拔为30名官费留学日本学生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杨铭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后担任同盟会陕西分会第二任会长，并担任分会在日本创办的《夏声》杂志社经理，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三十四年（1908），杨铭源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他在担任陕西省农业中学教员和健本学堂兼职教员时，向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并在宜君县发展同盟会员。在张凤翔领导的革命军中，他曾担任东路都督张伯英的总参谋长及军需长。民国元年（1912），被推举为陕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是年，铭源和李桐萱、孙瑗、高培支等人，以振兴西北文化、提倡西北实业、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发动各方力量组建易俗社。8月13日，西安易俗社成立，杨担任名誉社长。是年，杨铭源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2年（1913）4月，国会在北京开会，铭源又被众议院推选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理事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宪的起草工作。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铭源因反袁而流亡日本。4年（1915），从日本回到上海，为邵力子办的报纸撰写星期政治评论。这期间，多次从上海去广东晋见孙中山先生，积极支持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6年（1917），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开展护法斗争。次年夏，护法斗争失败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斗争。9—10年（），杨铭源回到陕西就任省教育厅厅长。11年（1922），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先后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及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国会再度复开，杨铭源又参与国会活动。12年（1923）10月，在曹锟贿选总统过程中，杨铭源和沈钧儒等百余名议员予以共同抵制，因而被迫离京。长期的流动生活使杨铭源感染上湿疾。14年（1925），杨铭源赴京就医。由于病情严重恶化，医治无效，于15年（1926）元月5日病逝于北京东郊民巷德国医院。&&&&何尚志&&&&何尚志（），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耀县滇池乡刘寨村人。&&&&民国8年（1919），何尚志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2年（1923），告别妻子，到达北京，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共进社”。不久又去上海，考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上海大学已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何尚志便利用晚上和课余时间，常常深入小沙渡、杨树浦等处，同工人交朋友，宣讲革命道理，并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13年（1924）8月，北京“共进社”的40多名社员被奉系军阀扣押。何尚志受李大钊的指示，参加了对被捕社员的营救工作，终于使社员获释。14年（1925），何尚志在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就接受李大钊的派遣，到石家庄担任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团翻译，借以向苏联顾问团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15年（1926），中国共产党中央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军事。学习期间，他时刻关心祖国命运和家乡人民的生活。16年（1927），从莫斯科写信给叔父说：“中国人民非走俄国‘十月革命’这条路不可。劳动人民就是将来世界的主人翁。谁也改变不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规律。”16年（1927），蒋介石背叛革命。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学习尚未结业的何尚志于19年（1930）秋先期回国。20年（1931）春，由上海赶赴豫鄂边区斗争前线，任工农红军师参谋长，率部转战湖北襄阳、樊城一带。何尚志英勇无畏，屡立战功，不幸在攻打湖北枣阳琼湾时壮烈牺牲。&&&&刘林圃&&&&刘林圃（），耀县下高埝乡刘家河人。&&&&刘林圃19岁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在河北滦县民团从事兵运工作，因参与领导平津地区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出狱后，林圃身在家乡，心系民族存亡，奋笔写下《满洲问题与中国》的长篇论文，指出：“我们不希望仁慈的上帝来救我们……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中国民族自己可以胜利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拿自己的力量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民国21年（1932），林圃跋山涉水，去甘肃正宁县三甲原会见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时值隆冬，他见子长穿着单裤，便把自己的新棉裤脱下送给子长。返回耀县后，立即向陕西省委写信，提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称谓不够鲜明，建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很快被省委采纳，并将其调到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当年4月，省委决定让他到驻防凤县的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以共产党员身份前去领导。林圃经过周密策划和思想发动，趁军队移防甘肃途经两当县宿营之机，处决了反动军官，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以许天杰为队长，习仲勋任政委。&&&&“两当兵变”后，部队北进，沿途连遭敌人拦截追击，终因弹尽力疲而被打散。林圃回西安后，也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敌人软硬兼施，百般折磨，但他浩气凛然，坚贞不屈，厉声说道：“就是油煎火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向狱中难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激励他们坚持斗争。敌人始终没有弄清刘林圃的真实姓名，就给林圃插上“山东匪首张庆云”的牌子，杀害于西安习武园，年仅23岁。林圃就义前，昂首挺胸，视死如归，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工农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沿途群众无不挥泪，连声赞叹：“真是条硬汉子！”林圃就义一周年时，刘志丹为之亲撰挽联：“英雄志向实伟大，勇士流血最光荣。”&&&&高录顺&&&&高录顺（），又名云汉，字雨亭。市郊区陈炉镇那坡村人。&&&&民国14年（1925），高录顺毕业于同官县第二高等小学。15年（1926）2月，进西安民立中学读书。17年（1928），在民立中学经张邦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利用假期，在家乡民众中宣传只有打倒军阀，推翻剥削制度，工人才有工干，农民才有田种，人人才有饭吃的革命道理。&&&&19年（1930）冬，他从民立中学毕业后，于次年进入苏州体育专科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苏州学生曾经三次赴南京请愿，他都率先参加。第三次学生请愿时，他是被派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的4名代表之一。21年（1932）“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从苏州回到西安，继续搞党的地下工作。23年（1934）夏，奉命来到陕甘边区，被组织分配到陕西苏维埃保卫队作经济员并兼作政治工作。是年秋，保卫队在富县活动时，被国民军三十五师治成章旅包围在直罗镇水寺的一个寨子里，因寡不敌众，高录顺被俘，羁押在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在押期间，他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与上级取得联系，并在与他接近的士兵中进行策反活动。24年（1935）春夏之交，高录顺被国民党当局就地枪杀。&&&&封赞化&&&&封赞化（），号北极，耀县楼村乡下楼村人。&&&&封赞化曾在当地私塾、乡学读书，18岁考取秀才后，就读于泾阳青楼书院。年幼时，他的一只眼睛被狼咬伤致盲。但是，残不失志，苦心专学，所以对天文、地理、数学及百家杂说，无不博闻强记。对书法、绘画、雕刻、剪纸、扎花灯等技艺，亦谙熟超时。他精研历代医家名著，从医之后，随着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医术大进，对医药之深微奥妙逐渐融会贯通，治疗方法灵活，药物配方得宜。每剂处方虽多是淡淡的几味中草药，但疗效往往出人意料。因此，患者求医问药，络绎不绝，被誉为“封半仙”。他先后接收了30多位门生传授医术。经他谆谆教诲，大多数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封赞化目击封建军阀鱼肉百姓的现实，心中便产生组织民众进行武装反抗的念头。于是，他四处奔走，选用有武术功底的人士，制订纲领，以符为记，打出硃书三角旗，联络三原县黄城章、富平县梅老四等，以“支持正义，反抗豪强”为口号，成立“硬肚”组织。三原、富平、淳化、旬邑、同官、耀县等县，加入者有2000多人。参加的农民赤膊袒胸，英勇无畏，自信是刀枪不入的“硬肚”，一时声威大震。“硬肚”组织公推赞化为“团总”，在各村建立分团，练功习武。封赞化还编撰了《硬肚法手册》，绘出50余种火器图案，制造千子雷炮、七星炮、万火飞砂神炮、轰雷炮、地雷炮和多种火箭、火葫芦、烟火滚球等武器，以反抗军阀。“硬肚”组织在反抗卢占魁部暴行的斗争中，遭到卢军的残酷镇压，先后伤亡600多人。封赞化一家七口逃到彬县赵家庄，改为王姓，重操医生旧业，被当地群众称为“王神仙”。&&&&27年（1938），封赞化在彬县赵家庄逝世，归葬原籍耀县，民众为其立祠建庙于小丘乡乙社村。医著有《外伤各症妙方》、《清瘟五十余种》等手抄本，后人辑有《封北极先生手治妙方集》。1959年，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中医封赞化稿》第一、二集。&&&&梁希贤&&&&梁希贤（），字哲生，原名粱梦瑞，市城区黄堡镇梁家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国民军抗日爱国将领。&&&&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担任国民军营长的梁希贤积极主张抗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领全营官兵参加了“淞沪抗日保卫战”。在激烈的战斗中，梁希贤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归队后，任国民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驻防陕西渭南赤水一带。&&&&28年（1939）9月，梁希贤调任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团长，驻防陕西大荔县朝邑黄河西岸。期间，他曾亲自率领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永济一带，袭击日寇，毙敌百余人。梁希贤对部下和气体贴，关心士兵生活，对官兵的管教非常严格，不许官兵骚扰百姓，就是饿死、冻死，也不准拿老百姓的一粒粮食、一件衣服。由于所部军纪严明，老百姓曾多次给他们赠送锦旗、挂匾。&&&&29年（1940）10月，梁希贤任二十七师副师长。30年（1941）5月上旬，驻华北日军以6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向中条山地区疯狂进攻，封锁黄河沿岸渡口，围攻中国守军，梁希贤率部英勇抗击日军进犯。&&&&5月7日，日军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激战一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后日军突破了梁希贤所在的第八十军与第三军的衔接部，两军官兵浴血奋战，给敌以重创。梁希贤在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第一线指挥，率领八十一团英勇还击，击退日军数次进攻。5月9日，日军攻势更加猛烈，第八十军被迫退到台柴村仍然坚持顽强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士兵伤亡殆尽，梁希贤宁死不屈，自投黄河，悲壮殉国，时年43岁。&&&&高冠杰&&&&高冠杰（），字伟伯，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西安三泰公学留日预备科就读。民国13年（1924），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17年（1928），毕业回国后，在河南焦作李河煤矿任工程科长。26年（1937），在陕西省建设厅任技正。&&&&27年（1938），高冠杰参与同官煤矿的勘探设计与筹建工作。28年（日，受聘担任官办同官煤矿第一任矿长后，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四处奔走，一方面为新建煤矿购置锅炉、发电机、绞车等先进的机械设备；一方面接收、改造私人小煤窑，使煤矿按时投入生产。他广招人才，知人善用，先后从河南焦作、登封煤矿和陇海铁路局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骨干。经过他的努力，同官煤矿煤炭产量由29年（1940）的2万余吨提高到33年（1944）的17万吨。高冠杰为人正直无私，廉洁简朴，深得士绅和矿工的拥戴。他在西安没有自己的住宅，和妻子始终住在岳父家中，寇聪僧等同官的绅士、小煤窑主提议给他赠送一处西安的宅院时，却被他婉言谢绝。&&&&33年（1944）8月，高冠杰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西安。根据他的遗愿，他的灵柩葬于同官矿区西边的前原山上。出殡前，煤矿职工、家属挤满了矿部小学操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殡时，数以千计的群众守候于五里铺小街和北沟的两边，工人们伫立含泪为他送葬。为表彰他的为人和业绩，工人们自发集资，在矿部公路边给他建亭立碑。&&&&杜玉铭&&&&杜玉铭（），原名杜有学，曾用名杜治邦，化名章克华。市城区黄堡镇杜家原人。&&&&杜玉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深知读书不易，因此，学习非常刻苦用功。读完高小后，回村担任小学教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杜玉铭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7年（1938）春，他辞别父老乡亲，跟一些进步青年到达延安。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奔赴抗日前线。29年（1940），党组织调他去苏北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辛宁八区大队长，射阳区教导员、区委书记，射阳县农会主席、县委组织部长等职。34年（1945年）7月，进苏北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分配去东北，创建民主政权。11月下旬，杜玉铭到达黑龙江省同江县城。当时，同江县刚恢复不久，反动势力较强，加之当地群众因受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对中国共产党还不太了解，开展革命工作阻力很大。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杜玉铭举办短期训练班，亲自给学员上课，讲解中共党史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地方培训了一批干部。又通过调查研究，没收了官僚资本东太恒商店的资产，将其改名为大众合作社，并没收了日本官吏开设的私人油坊、磨坊等。&&&&新生政权的建立，引起了日本侵略者残留分子和土豪劣绅的极大仇视。他们暗中串通，疯狂杀害革命骨干分子。杜玉铭被列为谋杀的重点，但被派去行刺的叛匪慑于从富锦撤到同江县驻扎的苏军而未敢动手。一天晚上，杜玉铭乘苏军汽车赶到到富锦，向军分区和中心县委负责人汇报同江形势。第二天下午，他带领一班武装人员返回同江县，安葬了鲁祥祯等革命烈士后，县委决定暂时撤离同江。日，杜玉铭率领老五团的200多人打回同江，活捉了当地土匪头子韩绍先等10余人，经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但是，韩绍先暗中与二龙山的土匪赵丙庸、龙德荣等人勾结，于4日凌晨，突然包围同江县城。在激烈的战斗中，老五团人员伤亡严重。杜玉铭带领几名战士坚守阵地，直到第二天中午子弹打光，受伤被俘。面对穷凶极恶的土匪，杜玉铭大义凛然地说：“别看你们抓住了我，但我仍然要告诉你们：放下武器，不要和共产党为敌，不要上坏蛋的当！”5月5日下午，土匪听说杜玉铭的妻子岳明（原名晁显惠，任同江镇区委书记）要带兵前来营救，便匆匆决定杀害杜玉铭。当路过大众合作社门前时，被捆绑的杜玉铭怒斥匪徒说：“你们枪毙我章克华一个不要紧，但杀不绝共产党。共产党很快就要回来的！谁反对人民政府绝没有好下场！”凶残的土匪杀害了杜玉铭，时年仅27岁。&&&&同江县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将他的陵墓安置在海关林子中央，并同时树起一座雄伟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7年7月，县委、县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召开杜玉铭烈士追悼会，处决了土匪头子。&&&&杨植&&&&杨植（），又名文昆，宜君县西村乡石堡村人。&&&&杨植少年时奋发上进，学习成绩优良。民国23年（1934），由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即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25年（1936），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关中地委宣传部、组织部、赤水县委宣传部、淳化县委组织部工作，担任过淳耀县委书记、关中分区民政科科长等职。&&&&25年（1936）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杨植回乡，协助中共红宜县委开展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团结争取工作。经县委研究，杨植负责对县保安队队长郭有让做争取说服工作，县委书记王清廉，组织部长冯茂清做保安队第十分队队长赵世杰的工作，郭、赵两人被教育争取过来表示立即起义，加入抗日洪流。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到宜君，对这两支起义队伍进行了整编，命名为“红3团”。&&&&杨植忠诚党的革命事业，在困难和曲折面前从不低头。他妻子产后3天去世，他把悲痛埋在心底，仍然坚持组织和发动群众送粮捐款，支援抗日前线。36年（1947）春，杨植支前路过马栏的石底子村，正在群众家中吃饭时被敌人逮捕，后送往西安劳动营关押。在监狱中，他虽受尽酷刑，但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并秘密地发动和组织政治犯准备暴动越狱。由于敌人没有搞清他的真实身份，其兄杨文俊和另一村民杨智源来看望他时，还允许他将亲属送出。这对杨植来说，正是逃跑的好机会。但他想到狱中政治犯的生命安危和正在酝酿的越狱计划的实施，送走兄长后又返回监狱，继续组织政治犯与敌人周旋。37年（1948），正当杨植领导的越狱计划在逐步实施时，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打入水牢，后被活埋于西安市城郊甘家寨，时年33岁。&&&&薛鸿林&&&&薛鸿林（），字春生，山西芮城县西垆村人。&&&&薛鸿林17岁考入山西省第二中学。20岁考入太原工专学校。毕业后，由山西省政府保送到日本工业大学硅酸盐系学习。在留学期间，曾有两项发明创造（自动阀门、自动闸门），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列入日本发明创造特许史册。从此，他就将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国民26年（1937）毕业回国后，时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山西。27年（1938），他来到陕西省，任中工协会西北化学工程师。&&&&28年（1939）冬，薛鸿林来铜川进行实地考察，认为黄堡地区煤炭、瓷土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加之交通畅达，又为古耀州瓷产地，适合发展陶瓷生产。于是，他和杜玉六、李存斋、张剑青等25人联股投资，于是年12月28日组建起建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9年（1940）8月，建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瓷器厂（今市建筑陶瓷厂前身）在黄堡建成，薛鸿林任经理。30年（1941）年元旦，瓷器厂举行燃火典礼。当时，该厂是陕西省最早的现代化陶瓷工业厂家，也是陕西省第一个生产电工陶瓷和耐火砖的厂家。&&&&薛鸿林担任瓷器厂经理期间，在陶瓷生产工艺上将过去的捻法成型改为模型泥浆注入成型，推行倒焰窑烧成等新技术，使产品式样新颖，颇受各界欢迎。32年（1943），他设计出新型连续式隧道窑，并报请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专利。是年，筹集资金修建，但因物价暴涨，资金短缺等原因而未成。&&&&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客籍工程师纷纷离陕，薛鸿林却坚持留在铜川，继续经营建新瓷器厂。1951年6月，瓷器厂与中国建设企业公司西北区公司公私合营后，更名为中建陶瓷厂黄堡镇工厂，薛鸿林任该厂总工程师。1953年4月，病逝于天津。&&&&金武平&&&&金武平（），别号止戈，又名泽成，湖南省长沙市人。&&&&民国35年（1946）12月，金武平经蒋介石侄子蒋坚忍举荐，被委任为铜川县县长，至37年（1948）6月调离。&&&&金武平在铜川任职期间，即向各乡镇颁布蒋介石、胡宗南的“八大杀令”和“三光政策”，建立地方武装机构。他从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等处领得长枪150支、机枪7挺、子弹5000发。在全县7个区镇和49个保架设情报电话线路，搜集解放军情报，拟定反共防共的“清剿”计划。带领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扰共产党领导的石柱、红土、育寨、枣园、上官、周家陵、武家原等游击区，并几次与边区武装力量顽抗，杀害解放军战士王经州、李统才等13人，杀害游击队员魏广成、赵士贡、何祖晋、李满满，打死吴世堂的母亲和关思春的儿子。34年（1945）春，金武平令县保警队副总队长李兴中在文明区川口，枪杀共产党游击队队员2名。并伙同暂二旅一个营在石柱上官村袭击许天杰带领的游击队，使9人牺牲，10多人负伤。&&&&36年（1947）冬，金武平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实行移民并村，命令文明乡乡长李生璧和邵玉、王福杰等人带领保警队，烧毁葫芦村瓦房45间、草房6间、粮食61石9斗，没收农具、器物不计其数，致使张开明之母塌死，小孩冻死。&&&&为了大发横财，金武平以共产党嫌疑为借口，将廖中山等9名群众逮捕，严刑拷打，诈得金圆券1720万元。以共产党嫌疑对同福、同泰、新裕、生生、利群、铜宜公司等煤矿敲诈勒索金圆券45500万元，黄金35两4钱，煤炭213吨和大量衣物，贪污粮食18250公斤，金圆券28300万元。&&&&日，金武平在湖南长沙被逮捕，日押送至铜川。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铜川县城南大操场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判处金武平死刑，立即执行。&&&&成伯仁&&&&成伯仁（），名日新，耀县城内城隍庙巷人。&&&&成伯仁自幼刻苦读书，在耀州高等小学读书时，受到耀县早期革命党人任师竹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上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因进行反清活动被学校除名。辛亥革命爆发后，愤而投笔从戎，奔赴潼关前线参加对清保皇军作战。辛亥后，考入上海同济医工大学预科。民国4年（1915），毕业后回陕西，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教。7年（1918），成伯仁应于右任之骋，任陕西靖国军驻沪代表。为保持靖国军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伯仁奔走于广州、上海、西安之间，风尘仆仆，不辞劳苦。13年（1924）元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成伯仁代表陕西党人出席会议，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年（1930），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军政，成伯仁应聘为西安绥靖公署参议，并参加杨虎成秘密组织的“抗日同志会”。23年（1934），成伯仁筹办《秦风周报》，得到杨虎城、杜斌丞的支持赞助。翌年，报纸正式创刊。26年（1937）5月，《秦风周报》改为日报，杜斌丞任董事长，成伯仁任社长，主持编辑工作，亲自撰写社论、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幕，宣传全民合作，共同御侮。&&&&31年（1942），成伯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34年（1945），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在西北民盟组织支持下，成伯仁与秦风报社员工一起，联合出版《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旗帜鲜明地宣传人民民主与进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与投降卖同，竭力反映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对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非常恼火，在一次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公开叫骂：“秦风工商报这批屁杆子，比共产党还可憎！”可是，读者却喜欢《秦风工商日报》，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与恐吓，争相订购传阅，致使报纸平均日销量达3万余份。35年（1946）春，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特务、便衣警察和流氓暴徒2000余人，砸抢报社营业部。4月2日，再次捣毁报社营业部；并暗中投放定时燃烧弹，妄图炸毁报社印刷厂。同时，殴打报童、记者，撕毁街头阅报栏中的报纸，砸毁在《秦风工商日报》上登过广告的商店的橱窗柜台，甚至向读者投寄恐吓信，搜查订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激起西安各界人士的极度愤懑，纷纷致函报社表示慰问，踊跃捐款资助该报继续出版发行。年近六旬的成伯仁倍受鼓舞，坚持照常出版报纸。他带病工作，亲自撰写社论、文章，进一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丑恶罪行，并且鼓励大家说：“反动派来捣乱，要勇敢斗争，闯下乱子我一人承担！”时隔不久，3000多名特务暴徒又对报社包围、封锁达一周之久。5月1日，报社营业部又一次被捣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迫使《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不得不在5月3日停刊。成伯仁家也被特务秘密监视。&&&&西安解放后，成伯仁立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1949年9月下旬，他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成伯仁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并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伯仁在任职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工作方针，在整理秦腔剧、挽救地方剧种、保护文物古迹、扫除文盲等方面，均有显著贡献。1958年3月，患白血症并发肺炎，在他带病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张广石&&&&张广石（），原名世忠，河南省开封市人。清宣统二年（1910），考入焦作路矿学堂，攻读矿业。民国元年，以名列榜首的优秀成绩毕业。从此，他立志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奋斗终生，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广石（矿石）。&&&&张广石离校后在焦作中福公司任煤矿练习（实习）工程师。民国5年（1916），任焦作中原煤矿公司工程师兼创办设计义马煤矿工程师。在任职期间，应聘察勘平原、淇县、武安、济源、修武、观音堂、渑池、登封、桐柏等地的煤、铅、铜、银等矿藏资源，成绩显著，备受赞誉。&&&&17年（1928），张广石应邀来到陕西，经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举荐，到省国民政府建设厅担任技正、矿业股主任等职务。任职期间，对创办陕西工业试验机构和勘察临潼、蒲城矿产资源做出重要贡献，博得嘉奖。28年（1939），来到同官矿区，先后担任创办同泰、同成煤矿的工程设计工作。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常常徒步扶杖，披星戴月，坚持到荆棘丛生的山丘沟谷勘察地形。与此同时，还承担着白水新生矿、蒲城硫磺矿、临潼锰矿的工程设计工作。&&&&解放后，张广石于1950年加入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次年，当同泰煤矿一度资金周转拮据时，他断然将自己仅有的一院住房出售，全部价款无息投贷给同泰煤矿。1952年后，因工作需要调离铜川。&&&&张广石一生著书颇多，主要有《中国矿业志》、《陕西煤矿过去、现在与将来》、《陕西之煤业》、《陕西矿产一览表》、《矿业指南》等。他在科研方面颇有建树，发表有《用煤矿废矸石制作农田肥料》、《粘浆炼焦法》等论文。1958年，他研制的教具沉积岩成层三要素示教仪被应用于教学之中。&&&&日，张广石因病逝世。&&&&成逊三&&&&成逊三（），原名德让，字逊三，号东豳居士。耀县城北街学古巷人。&&&&成逊三在耀州高等小学堂就读时，受到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任师竹的启迪教诲，深感清朝政治腐败，国弱民困，因而立志实业救国。宣统三年（1911），入西安中等实业学校学习，继又考入杭州蚕业专科学校。民国4年（1915），成逊三从杭州蚕业专科学校毕业回乡，于民国11年（1922）创办耀县乙种职业学校，任校长，开始教学生涯。&&&&他从教40余载，先后执教于西安农业学校、西安师范、兴国中学、凤翔师范、立诚中学、省立中山中学、耀县中学等10余所学校。他讲课力求透彻生动，辅导释疑不厌其烦。每讲生物课时，常携带有自己采集的标本。当时教师薪金低微，生活难得温饱，但他为国育才，乐而忘苦，深得学生的敬爱。&&&&成逊三善于思索钻研，经典史籍，无不博闻强记。他曾有志续修断隔一百多年的耀县地方志，授课之余，搜罗整理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史料、掌故逸闻。他编写了《耀县乡土教材》（油印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古豳国考》、《药王山与孙思邈》、《关于药王山孙思邈几个掌故的释疑》、《辛亥革命在耀县》及历史剧《孙思邈》等，诗词、小品也写得很出色。&&&&解放后，成逊三任耀县中学校长、陕西省政协委员、铜川市政协副主席、耀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耀县副县长等职。他喜读毛泽东的诗词，并用隶、篆、行、草书赠同志和友人。书法擅长横楷、八分，绘画擅长花草题材。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他意兴盎然地挥笔画了一幅《瓶梅盆草佛手图》，并题诗一首，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日，病逝于家中。&&&&李榻山&&&&李榻山（），原名李蔚文。市郊区印台乡人。&&&&民国6年（1917），李榻山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23年（1934）开始，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同官县续志》24卷，后因“七七”事变爆发，局势紧张而未付印。31—33年（），李榻山以采编身份参与编纂《同官县志》，并做出重要贡献。曾任县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山镇镇长、县政府科员等职。与此同时，他刻苦自学中医，开设药店，兼坐堂看病。&&&&铜川解放后，李榻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积极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先后担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常委、国营药店门市部主任、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科协常委、卫协主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等职。他医术较精，对病人态度好。更为可贵的是，能积极响应挖掘祖国医学遗产的号召，在国庆10周年时贡献出172个治病秘方。他还向西医讲授《中医学概论》，传授针灸技术，编有《中医验方选》等书。1959年和196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市医院红旗手。&&&&“文化大革命”中，李榻山遭到批斗，日含冤去世。日，中共铜川市委为李榻山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杨星海&&&&杨星海（），原名杨逢源。宜君县西村乡石堡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直到17岁时始上学。&&&&辛亥革命后，他追随堂兄杨铭源去北京、上海读书学习，受到三民主义及爱国思想的熏陶。在上海街头，他目睹外国人横行无忌，任意欺侮中国人，极为愤慨。一次，他碰见日本人无故痛打一位拉黄包车的中国人，即上前一拳将日本人打倒在地。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学生积极响应，杨星海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洋货，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被推选为上海学生联合总会副干事兼澄衷中学学生代表。&&&&回陕后任教，他时常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启发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23—24年（），杨星海在宜君县城内高小任校长时，又受到强自修等进步师生的革命思想影响，对师生中的革命活动积极给予支持和掩护。到校不久，就设法收回被前任校长开除的王清廉、杨昆山等16名进步学生。&&&&杨星海一生热爱教育事业。26年（1937），宜君县仅有县城内一所高等小学。当他看到五里镇附近学生多、上学难的情况后，便和王清廉、胡树青、和志道等10多人，共同发起募捐活动，筹办五里镇中心小学，他被推选为校长。他和应聘的教师带领招收的第一期学生，边上课边劳动建校。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五里镇北街关帝庙旧址上，建立了宜君县五里镇中心小学。&&&&29年（1940）夏季，中共宜君县工委书记王润民被捕叛变，致使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端阳节前一天晚上，宜君县政府令五里镇联保处逮捕杨建舟。杨星海得到消息后，连夜派学生送信，使杨建舟得以脱险。&&&&1950年，他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和县政府委员。1956年，被选为副县长。在任职期间，杨星海广泛联系群众，对分管的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尽职尽责。&&&&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混乱状态，78岁高龄的杨星海经受不了“造反派”的摧残，于11月27日含冤去世。日，中共宜君县委为杨星海召开追悼大会，为他恢复了名誉。&&&&杨华亭&&&&杨华亭（），原名春荣，市城区黄堡镇文明原人。民国15年（1926），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曾任陈炉镇第二高等小学校长、同官县教育局视察员、局长和陈炉镇中心小学校长、督学等职，系民国《同官县志》的主要采编人员之一。他思想开明，倾向进步，曾掩护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弃政教从工商，任私营新华煤矿协理（副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杨华亭系私营新华煤矿经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克服重重困难，使新华煤矿率先出煤。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他除了认真地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外，还和其他私营煤矿经理一起，多次向县政府提交申请书，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积极配合工作组清库核资，不隐瞒、不虚报，并帮助工商界人士认真学习，提高认识，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公私合营后，曾任铜川矿务局第四煤矿副矿长、桃园煤矿副矿长。还担任过县、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市政府委员、县市政协副主席及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省工商联常委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杨华亭于1969年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送回农村劳动改造。1971年病故。是年，中共铜川市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赵兰芝&&&&赵兰芝（），女，曾用名赵玉兰。山东省定陶县封庄人。&&&&赵兰芝25年（1936）进入山东省曹县科班学戏。在三年学艺中，早起晚睡，挨打受气，吃尽苦头。29年（1940）进入成县三义堂戏班。31年（1942）回到原籍定陶县长盛戏班。期间，饱尝了旧中国卖艺人的苦难与辛酸。一次，戏班到郓城县演出，县长刘白功居心不良，硬让她唱《桃花庵》中的撒瓜子（表演淫秽），赵兰芝以不会唱而拒绝。刘白功恼羞成怒，说：“不唱，就不能在我的县上演出！”赵兰芝坚决地说：“就是枪毙我，我也不会唱！”因此，戏班只好离开郓城县，到别处去演。&&&&1952年，赵兰芝随西安豫声剧社来到铜川。不久，剧社改名为铜川红星剧团。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她刻苦练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把精湛艺术表演奉献给人民大众。她的嗓音清亮缠绵，委婉动听。表演认真细腻，不蔓不枝。在主演的《对花枪》、《三哭殿》、《坐花轿》等30多本戏中，她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在《天河配》中，她扮演织女，当预感到王母娘娘要斩断她夫妻爱、母子情时，赵兰芝将临别前那难割难舍、悲痛欲绝的场面表演得淋漓尽致，观众常常同她一起流泪。在50年代农历七月初七前后，每当此剧上演时，剧场坐票、站票全部售完，场场爆满。1954年，她被推选为铜川县人民代表、剧团副团长。1955年，被选为县政协委员。1956年，她主演的《宇宙锋》荣获陕西省文艺汇演演员一等奖。是年，她被推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看了赵兰芝在《对花枪》中扮演的赵桂芝后，热情地赞扬她吐字清晰，人物性格把握得好，并同她合影留念。&&&&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兰芝作为“当权派”遭到批斗，并被迫停止工作，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摧残，1971年因病逝世。&&&&董林哲&&&&董林哲（），原名武杰，山西省洪洞县石止村人。&&&&民国14年（1975），董林哲在太原同寺师范读书时，加入国民党。15年（1926），和纪秀川、胡廷然一起组织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是年，经纪秀川、薄一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6年（1927），国民党在太原清党，董林哲被开除，并被通辑。19年（1930），因反对李立三盲动主义，没有参加孝义起义而脱党。但此后，仍然以党的同情者、支持者的身份接受党的指示，坚持参加革命活动。&&&&29年（1940），董林哲来到同官县开办煤矿，以搞实业掩护革命志士，援助党的事业。后应陕西省煤经处经理贾泽生、营运组长高馥宇（解放后任省外贸局副局长）的邀请，到省煤经处工作，以运输专员名义在同官、耀县、宜君一带收购和包运煤炭。为了工作方便，董林哲邀请进步人士成继民等人帮助经营，先后包运煤炭10余万吨，获利10万余元。30年（1941），他用此项资金在同官开办协和贸易公司，自任经理。翌年，又在耀县、黄堡镇开设协和盐店。32年（1943），他与胡备三合作，创办新裕煤矿，继而又开办同裕、大同煤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援革命。为了活动方便，34年（1945），他加入青帮“西华山”，结交要人，疏通运输渠道，搜集军事情报，在营救革命同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6年（1947），由于官办同官煤矿矿长马青苑的诬陷，董林哲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西安警备区牢房。后经五位友人花钱赎出。董林哲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仍未停止革命活动。38年（1949）初，他受共产党组织的委托，在搜集西安国民党特务的潜踪地点，劝说有关人士保护户籍卷宗和省农民银行财产等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为西安的解放做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日，西安解放，董林哲立即返回铜川，主持铜川的矿务工作。是年10月，又去东北参观。回来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局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人民代表等职。日因病逝世。&&&&冯翔初&&&&冯翔初（），原名均瑞，市郊区印台乡济阳寨人。&&&&翔初幼年入私塾读书，后考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民国16年（1927），在校学习期间，经张学载、杨荫川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经常跟随杨荫川组织的师范业余剧团上街宣传革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冯翔初任学校抗日学生会代表兼第二军训中队长。在共产党员张汉民、纪子忠的领导下，宣传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抗日救国。&&&&18年（1929），陕西遭受特大旱灾，关中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尚在师范读书的冯翔初通过地下党员王德修与上级组织联系后，趁荒年学校管理松懈之机，在暑假时同王德修来到同官、宜君。经他疏通关系，使王德修当上焦坪镇民团队长。王德修到任后，赶走民团团长，拉出70多支枪交给红二十军。&&&&22年（1933），冯翔初毕业后回到同官。经韦子奇、冯又文介绍，在同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先后担任第一区民团团长、纸坊镇模范小学校长、县二高教师。26年（1937），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被推荐担任同官县教育科科长。任职6年期间，他以科长身份作掩护，保护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动员优秀教工加入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在全县普遍建立学校，推行义务教育，特别是注意动员女孩上学，组织年龄大的学生宣传破除迷信、禁止女孩缠脚、禁止赌博等，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34年（1941），国民党同官县的反动势力不断掀起“倒冯翔初”浪潮，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为了使冯翔初能够在地方上站住脚，更好的为共产党工作，经同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又文、韦子奇研究，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冯翔初利用和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书记长孙志刚的关系，先后加入国民党和“CC”特务组织。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下台，到第七专署（驻耀县）任保甲督察员四五个月。后到西北农学院学习两年。在院长周伯敏（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支持下，33年（1944）8月回到同官，先后担任县临时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和国民党同官县党部监察委员等职，并掌握了在同官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此同时，还负责中共同官县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在任副议长期间，在议长、开明绅士的支持配合下，同地方反共势力多次开展合法斗争，不断地提出减轻民众负担的议案。并上书省府，以同官地穷人少为由，请求赈济，要求减征。经省国民政府批准，免去5个区的田赋，免去壮丁800人。&&&&36年（1947），国民党渭北特务中枢组织——陕西省调统室渭北分区办事处在耀县成立。当时，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冯翔初设法把这个特务组织掌握在地下党手里。同官地下党组织经过一番活动，保荐冯翔初当上中统渭北分区办事处主任。在任期间，冯翔初利用这个特殊身份，先后营救了陕甘宁边区上官村长张黑娃、地下交通员梁顺亭以及许天杰、赵守清等革命同志，使许多出入边区的共产党人能够安全通过，并以做生意为名，向边区运送了许多布匹、油光纸、印刷机、电报机、电话机、干电池等物资。&&&&新中国成立后，冯翔初先后在西北军区社会工作队、西安市公安局五处劳动习艺所工作。1952年“肃反”运动开始后，由于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一案的株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冯翔初都受到批斗，还先后两次被判刑，共关押14年。获释后，又在家乡被管制多年。1981年含冤去世。1985年，中共铜川市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白超然&&&&白超然（），又名仕倜，陕西省绥德县人。&&&&民国9年（1920），超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4年（1925）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15年（1926）8月，白超然按照绥德师范校长、中共党员李子洲的指示，从北京大学肄业回到绥德师范任教。20年（1931）夏，重新回到北京大学复学，并兼任北京宏文中学训育主任。23年（1934）元月，从北大毕业。&&&&29年（1940），白超然受共产党人李象九、任启明委托，创办白水建业、东原两个煤矿，自任建业煤矿经理兼总工程师，既实现了他实业救国的思想，也为党筹集了活动经费。在此期间，他对同官各私营和官办煤矿，通过周密调查，在组织管理、开采技术、运销经营、井下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多条改良意见。他在所写的调查报告中，就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向社会大声疾呼：“煤矿工人整天过着地狱生活，阳光不得见，空气不足用，已经算是世间最苦的人。想不到陕西煤矿工人所过的生活，更非世界其他处煤矿工人所能想象。工人学习没有不说，卫生设备没有不说，剥削工人工资不说，抬高工人食品价格不说，雇用未成年童工、令七十天日日夜夜不让上井，试问世界何处煤矿工人有此先例！陕西同官县各煤矿井下工人，通常是十余日一换班；陈家河煤矿则是七十余日一换班。凡有人心者，当见十三四岁之童工，七十余日后从井下上来，弯腰曲背，面无人色，甚至躺卧不能动作之惨情，无不为之伤心。这种牛马不如的非人待遇，完全应该禁止。”38年（1949），铜川解放前夕，白超然应聘任官办同官煤矿副矿长，他以此身份，通过串连当时的国民军驻军团长刘奉学（后起义），收缴了矿警队的枪支，并使其安全撤离矿山，把矿山保卫工作交给由他一手组织的工人护矿队负责。是年4月铜川解放时，煤矿设备无一受到损坏，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铜川解放后，白超然继续担任同官煤矿副矿长，与矿长马进一道管理矿务，组织生产，以多出煤炭的实际行动，支援正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时，西安、咸阳等地尚未解放，煤炭无法大量外销，造成矿工生活困难。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白超然向县贸易公司借粮借钱，发给职工以度难关。他还接收了同官煤矿理事会移交来的全部资产和人员，并且妥善地进行了处理安置。他及时果断地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强调对矿山实行民主管理。1950年6月，受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委托，他先后动员在同官煤矿工作的7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分赴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工作，为开发大西北、发展社会主义矿业做出贡献。嗣后，白超然被调往兰州，在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工作。1981年6月，病逝于兰州。&&&&陈学鼎&&&&陈学鼎（），耀县寺沟乡阿姑社人。&&&&民国16年（1927）春，陈学鼎毕业于耀县乙种职业学校，后考入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学校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政治教官刘志丹的领导下，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8年（1929）冬，刘峨山声援甄寿珊“西北民众讨逆军”，在耀县成立第八支队，学鼎被委任为政治处主任，率队活动于同、宜、耀三县毗连山区，在焦坪，瑶曲等地处决劣绅和恶霸地主，没收其粮食数百石，分给贫苦农民。20年（1931），经张仲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同张仲良、杨在泉等人回到耀县，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斗争，并在斗争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是年6月，在阿姑社率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耀县特别支部，成立了一支拥有50余人的赤卫军。&&&&21年（1932）秋，中共耀县县委在泥阳堡成立，陈学鼎负责军事工作。他以耀县东区（区政府驻泥阳堡）区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东区区公所除1人外，全为共产党员。22年（1933），按照中共地下县委的指示，他以代理北区民团团长的身份，率民团和陈国栋带领的部分农民一起，配合国民军驻耀县王泰吉部起义，击败阿姑社地主武装，遂将参加起义的40余名共产党员和50余名赤卫军战士合编，宣布成立耀县游击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共耀县县委领导。接着，在阿姑社召开大会，将恶霸地主左善楚的财产分给劳苦大众。会后，搜捕并处决了闻讯逃跑的左善楚和他的两个弟弟。嗣后，耀县游击队即开赴照金革命根据地，编入陕甘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三团，陈学鼎任二连连长，转战陕甘边区。23年（1934）6月，陈学鼎到耀县南梁去参加会议，途中因坐骑受惊坠落马下，被套镫拖拉5公里，胸部严重损伤，终生残疾。24年（1935）后，陈学鼎改从地方工作，担任中共淳耀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陈学鼎曾任陕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西安市监委副书记、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日，在西安病逝。&&&&杨照苏&&&&杨照苏（），原名杨明士，曾用名杨攻、杨占胜。市城区黄堡镇孟家原人。&&&&民国24年（1935），杨照苏高小毕业后去三原县上中学。26年（1937）初，转学到西安二中。该校是当时西安革命力量最活跃的学校之一。进校不久，他便加入中国民族先锋队，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曾两次参加历时两个多月的下乡宣传工作团，是年8月，照苏加入中国共产党。27年（1938）春，担任西安市二中学生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兼党团书记。6月毕业后，党组织派他到延安中共党校学习，毕业后12月又调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在此期间，杨曾任党支部委员，参与党内秘密除奸工作。28年（1939）夏，照苏担任山西省吉县牺盟会青年干事兼县委书记。是年12月，在党的指示下，追随决死队二一三旅在炮火中转移到太岳地区。29年（1940）初，先后到沁源、太岳县委和地委任分委书记、县委执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科长等职。35年（1946）冬，担任灵石县委组织部长。灵石县大部分为游击区。翌年夏收季节，被困在铁路沿线及县城内的国民军部队到乡村抢粮。在保卫群众夏收的斗争中，杨照苏被国民军部队包围，和两个战友毅然纵身跳下十余丈高的山崖，左腿骨折致残。&&&&全国解放后，杨照苏历任山西省汾阳地委组织干部科长、省委监委干事、办公室副主任、审理处处长、省委纪委专职委员等职。1980年，当他病情比较严重时，组织让他停止工作，好好治疗休息，但他仍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日病逝。&&&&陈宏愚&&&&陈宏愚（），原名张模。陕西省定边县郑尔庄人。&&&&民国27年（1938），陈宏愚参加了革命。翌年，在陕甘宁边区师范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32年（1943），开始在定边县从事公安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安、汉中、城固、宝鸡、渭南等地公安机关担任科员、派出所长、县公安局长、分局副局长、公安处副处长、刑侦科长等职。&&&&1966年2月，到铜川市公安局工作。他深入基层单位，与干警和群众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公安工作中存在的间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是年5月，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夺权、罢官。“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禁闭起来，无休止地轮番批斗，并被戴上“顽固不化”、“死不改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送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2月，陈宏愚被任命为铜川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组副组长。1973年7月，市公安局恢复后，又被任命为副局长。他吃住在局里，和同志们同甘共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宏愚更加勤奋的工作，重大案件的侦破和审讯他都直接参加并坐镇指挥。在他的重视与努力下，重大案件的侦破率平均达到95％以上。年的破案率高达100％，创市公安局有史以来重大案件侦破率的最高纪录。&&&&1978年7月，陈宏愚被任命为铜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组织筹建人民检察机关。他亲自领导办案，勘验现场，阅卷。在他的带领下，检察院的各项工作开始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一批冤假错案正待平反，一时涌现出大量的信访和申诉案侍。陈宏愚主持设立了信访机构，建立工作制度，接待来访者。纠正了焦坪煤矿家属服务队一位老太婆6次进京上访，到有关部门申诉不计其数都未得到解决的一起错案；平反纠正了震动铜川的“七星党”案；纠正了出生入死同敌人战斗致残而被错定为“土匪”的杨建福冤案等等。&&&&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摧残，加上长期的艰苦斗争生活，陈宏愚积劳成疾，于1982年8月病逝。&&&&马均有&&&&马均有（），陕西省泾阳县中张乡小寺郭村人。上小学时，好学上进。上中学时，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中学毕业后，到陕西煤炭基本建设公司一处当工人。1979年9月，经过文化考核，被选拔为教师，在一处职工子弟学校任教。3年间，他没缺过一节课，教学认真，爱生情深，被评为优秀辅导员，所带班的数学考试成绩一度名列年级第一。在家属区，他经常帮人劈柴、拉煤、送病人。有位新教师，整天喜欢玩牌钻桌子，不钻研业务；花钱如流水，一顿饭就用掉大半月的工资。马均有主动找他谈心，并掏出15元帮助他，使这位教师深受感动，改掉不良习惯。&&&&日9时许，他正在给四年级一班上课。突然，教室后面的山崖大面积滑坡，上千方泥土潮涌般向教室压来。顿时，墙壁晃动，屋顶塌落。马均有站的讲台离门口只有一米多远，只需一个箭步，便可脱离险境。可是，在这生死关头，他没有逃跑，而是一边向惊呆的学生高喊：“快跑！”一边用肩膀顶住下塌的门框。他把跑到身边的赵峰、李斌同学向外推出，用身体护住李林、贺小华同学。当他又拉连彩虹同学时，“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圈梁塌落下来，砸在他的后脑和颈部。48名学生全部脱险，而他却壮烈牺牲。&&&&11月27日下午，陕西煤炭基建公司在俱乐部为马均有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公司各单位领导、泾阳县代表及马均有的亲属和被救出的学生等1300多人出席。12月14日，共青团陕西省委追认马均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5日，省教育局追授予马均有“舍身爱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模范教师”。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马均有“革命烈士”称号。3月5日，中共铜川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了马均有烈士表彰大会。&&&&张仲良&&&&张仲良（），耀县寺沟乡方巷口人。&&&&18岁毕业于耀县乙种职业学校的张仲良后在乡村任小学教员。民国20年（193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石人堡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的斗争。是年，任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区委书记，因组织领导“缴农”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22年（1933），张仲良配合王泰吉部起义；在阿姑社发动农民暴动，组织地方武装。他先后担任耀县游击队副队长、陕甘边第三路游击大队政委、红一团政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仲良历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员、分区专员等职。在延安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张仲良，并对他说：“你们关中，面对的敌人很强大，光靠硬打不行，还要学会打政治仗，瓦解敌人。”&&&&36年（1947）春，党中央撤离延安，张仲良受毛主席、周恩来的委派，到陇东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局势稳定后，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先后参加了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冯原战役、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兰州解放后，奉命率军进击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立下卓越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张仲良曾任青海省委、甘肃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仲良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他的主观主义，犯有浮夸冒进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1981年，张仲良退居二线后，虽已年逾古稀，又动过手术，但仍以高度的政治热情，陆续写出《纪念刘林圃烈士》、《回忆解放兰州战役》等文章。日，病逝于南京。&&&&雷雨顺&&&&雷雨顺（），铜川市郊区金锁乡烈桥村小连坪人。&&&&1953年1月，在西安高级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他由留苏预备部转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学习。1960年，被择优留校当研究生。年，雷雨顺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三下武汉，从事长江三峡高水坝“治理洪水”的科研工作。1965年，雷雨顺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中央气象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逆潮流而上，利用科技情报组组长身份，坚持带领同事从事业务研究。从1968年到1972年，他和同事们一起编著和参加编著36部书，写出13篇有一定创见的论文，自己还完成了《气象与军事》和《英汉气象学词汇》（修订本）的编辑工作，并翻译了《大气环流系统》一书。他牵头的课题组研究出的我国独创的“能量天气学分析预报方法”，受到基层气象台（站）的欢迎。采用这一方法的气象台（站）提高了暴雨、冰雹预报的准确率。&&&&1972年夏季，河北省一场罕见的冰雹毁灭了上万亩丰收在望的麦田，雷雨顺十分痛心。为了揭开冰雹之谜，他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查阅俄、英、日、德、法几种文字的专业文献，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雹概论》。他常说：“我是拿党和人民的助学金长大的，把知识还给人民，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1975年8月，河南省一场特大暴雨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上百亿元的损失，这是大自然给气象科研提出的严肃课题。雷雨顺在痛苦、内疚之余，想到的是如何找出暴雨预测的有效手段。1976年夏季，雷雨顺和能量天气科研小组的几位同行，到北京气象台进行能量预报方法的推广试验研究工作。7月28日凌晨，发生唐山大地震，所有建筑物都在剧烈摇晃中，雷雨顺和他的同行们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北京气象台及时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准确的天气预报。翌年夏季，他们又到北京气象台进行试验。8月1日，北京气象台按能量预报方法提供的依据，预报次日北京市将有暴雨。第二天，果然大雨倾盆，一些地区的雨量超过100毫米。&&&&从1977年开始，雷雨顺先后到湖北省讲学4次。湖北将使用能量预报方法的试验，先后推广到全省的8个地区，暴雨预报的准确率从20—30％提高到40—50％。他的“能量天气学”科研成果获科研成果奖。一些国家也转载了他的论文。&&&&雷雨顺经常对同志们说：“别忘了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双肩挑：一肩挑科研，另一肩挑推广。”为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到许多省区的气象部门讲学，传授知识技术。在完成《冰雹概论》一书的同时，他又和其他两人结成课题组，从大气蕴藏的总能量与天气大稳定理论入手，探索出一种暴雨预报的新方法。1981年8月，长江上游出现洪峰，严重危胁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采取分洪措施，仅搬迁费一项，国家就要花费巨额资金。雷雨顺等人根据能量天气分析法，作出正确判断，避免了分洪造成的损失。1982年汛期，几场特大暴雨使黄河猛涨，水位超过警戒线。又是他们的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在这次防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利、气象、水文等部门根据准确及时的预报，有效地控制了黄河水情。为此，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于1982年3月再次授予这项成果“农业科技推广奖”。&&&&雷雨顺性格开朗，襟怀豁达。在苦读苦干之余，难得的赏心乐事是围棋和他的“高谈阔论”。他读书多，见解高，兴之所至，海阔天空，洋洋洒洒，不可收拾。就在他患病声弱气微之时，也始终没有停止工作的念头，直到临终的那天下午，他还吃力地对妻子说：“我身上没有劲了，只是心里还有劲……科研规划的事等过几天好些了再接着谈。”&&&&日，国家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根据雷雨顺的表现和气象科学研究院党委的报告，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月12日，国家气象局党组作出决定，号召全国气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雷雨顺同志学习，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忘我的献身精神，崇高的道德情操。&&&&日，雷雨顺在北京病逝。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号召大家学习雷雨顺等同志的献身精神。&&&&蒋德军&&&&蒋德军（），安徽省砀山县曹庄乡蒋庄村人。&&&&德军先后在铜川广阳小学、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矿小学、陕西煤炭基建公司中学读书。9岁时其母去世，其父肩负全家7口人生活重担，无暇顾及蒋德军，加之“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蒋德军毫无法纪观念。初中二年级时，一次为下楼梯和一个同学争吵、撕打，他竟拔出随身携带的螺丝刀向对方猛刺，使对方脸部鲜血直流。派出所将他拘留，强劳两周。返校后，老师、同学没有歧视他，特别是班主任封老师为他补衣缝袜，补习功课，谈心劝导，医治好蒋德军失去母爱的心灵创伤，终于使他感动了。他用晚上时间，到学校修理教室的课桌、凳子。冬天，教室的门窗关不严，火炉不能用，他拉着父亲一块去修理。德军的进步，引起了一些后进同学的反感，他们冷嘲热讽，甚至拳打脚踢、卡住脖子威协他，但蒋德军坚定地说：“我绝不能再走回头路了！”1978年，他在高中上学时加入了共青团。&&&&1980年4月，蒋德军到陕西煤炭基建公司第四工程处九队当掘进工。他坚持天天出勤，经常放弃节假日干活，师傅们都说：“小蒋和那些城里来的青年人不一样！”1982年7月，他正在井下挖碹槽，洞壁出现塌方。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即扔掉铁锨，用双手迅速清除了压在同伴身上的石头泥沙，使之脱离险境。他当团干部期间，除抓团员青年的理论学习外，还利用团的活动日，带领大家帮助队里拉道木，帮助单身宿舍洒扫清除，搞好卫生。&&&&1983年5月，蒋德军调到保卫科当户籍员。他勤奋工作，不长时间便熟悉了业务。其间，许多人为了给家属或亲友迁转户口，给他送去烟酒、糕点等礼物，蒋德军不但不收，而且连递给他的烟都不抽一支。他爱人不解地问：“你何必那样认真呢？”他耐心解释说：“办这些事情是咱分内的工作。那些工人家里本身就困难，我怎能忍心再敲人家的竹杠呢？对于搞歪门邪道拉我下水的人，他们的礼物就更不能收了。”&&&&日，煤场围墙倒塌。他不顾一天的疲劳，从晚上11时一直巡逻到第二天凌晨4时。8日晚上，他和刘立文去巡逻，抓获一名小偷。4月13日下午，为了及时抓捕凶犯万兆虎归案，蒋德军来不及携带武器，和另一位保卫干事赤手空拳地扑向罪犯。在激烈的搏斗中，蒋德军的肝脏被罪犯刺穿，但他不顾血流如注的伤口，坚持继续搏斗。在他又身中一刀后，终于扭住罪犯的胳膊。他将罪犯交给刘立文和见义勇为、主动上前参战的工人侯山虎后，没喊一声疼，独自爬到坐落在数百米外山坡上的医务所。经医务人员的奋力抢救，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时年25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蒋德军“革命烈士”光荣称号。日，中共陕西煤炭基建公司党委追认蒋德军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冯生民&&&&冯生民（），市郊区印台乡窑科村人。&&&&1953年，冯生民高小毕业回村劳动。他暗下决心学习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在本村试栽苹果。他趁放牛之机，在离村一里多远的白露塔沟底，苦干一春，一镢一镢开垦出2亩地。又抽空到山里割荆条，以一次几角钱的收入，从夏干到冬，积攒了80元钱。1955年春，冯生民来到三原斗口农场。当他看到大片的苹果园时，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便将所带的钱全部掏出，连回家的路费也没留，购买了40株苹果树苗，扛了80多公里路赶到家，把树苗细心地栽在新开垦的土地里。由于缺乏经验，树苗成活率很低。他并没有灰心，继续拼命地割荆条攒钱，再次来到斗口农场。农场的树苗卖完了，他便从私人那里高价买了70株，还特意用8元钱买了一株定植3年的大树，连同树苗捆在一起，扛着步行回到铜川。在他的精心栽植和管理下，终于建起2亩苹果园。&&&&1958年，正当冯生民着手扩大果园时，“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冯生民因整天钻在果园里而横遭批判。随后，又将他送往马杓沟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半年后，他回到果园一看，果树被牛羊啃死了一半多，心里像刀扎一样疼痛，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一横心，冒着再次遭批判的风险，多次偷跑到果园，精心管护那些伤残的果树。不久，小果园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1959年，他将小果园扩大到5亩。&&&&1960年，冯生民被叫到公社“交待问题”。公社党委书记郭学仁问明情况后，不仅鼓励冯生民好好务树，而且批评了队干部的错误做法。冯生民激动地握住郭书记的手，热泪不住往下流。他背着铺盖卷一口气跑回了果园。&&&&1962年秋，结下的果子成熟了。冯生民怀着喜悦的心情，把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苹果，逐户送到社员手里，全村男女老少每人都尝到了两个。其余的苹果他挑到集市上出售，所得的300元钱全部交给集体，自己一分也没留。八年的含辛茹苦，换得干部、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他向队委会提出新的宏伟蓝图，队干部挑出最好的劳力组成专业队，让他领着放手去干。经过三四年的苦干，为集体建起苹果园171亩、葡萄园9.2亩、桃园30亩，另外还在荒山上栽植刺槐300亩，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2000余元。&&&&1964年，冯生民被共青团陕西省委命名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先进事迹。翌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冯生民顶住各种歪风，埋头务果，使只有65户的窑科大队拥有苹果园251亩，年产苹果3万公斤，收入1.2万元。1973年6月，陕西、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果树专家考察了窑科村的果园。专家们肯定了铜川苹果的发展前景和窑科村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品种不对路等问题。冯生民茅塞顿开。第二年春，在科技干部的指导下，他带领专业队奋战两个春天，将1600株低劣品种改造成红星、红冠等优良品种。&&&&1974年，铜川被列为全国外销苹果生产基地之一，市政府要求窑科大队扩大苹果面积。冯生民一方面注意培训青年技术人才，一方面致力于丰产技术研究。他总结的红星幼树修剪技术，使定植4年的幼树亩产达到150公斤，7年亩产高达1100公斤。&&&&1977年，冯生民被选为大队队长。一上任，他首先制订了窑科大队果树10年发展规划。1978年，窑科村果园面积达401亩，挂果面积180亩；苹果总产12万公斤，收入12万元，占全大队总收入的24％。当年，窑科大队被评为陕西省外销苹果基地先进集体，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的表彰。&&&&正当着手实施宏图大志之际，冯生民患上糖尿病。但他仍然坚持到果园给大家讲解管理知识，做技术示范，直至昏倒在树下。乡亲们含着泪水把他强行送进医院治疗。病重期间，市、区、乡领导多次往返西安，为他联系最好的医院治疗，但终因拖延太久，难以奏效，以至双目失明，病情恶化，日与世长辞。临终前，他一再叮嘱队干部和看望他的乡亲们：“要把果树务好！”&&&&张铁民&&&&张铁民（），曾用名张培铭。山西省吉县水洞沟人。&&&&民国25年（1936），参加革命。26年（1937）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吉县县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吉县、河津、汾南县委书记，汾南工委书记，太岳五地委宣传部部长，晋绥十地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晋绥分区党校七部主任，西康区（省）党委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部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经委、经计委副主任及第二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72年5年，年过半百的张铁民任铜川市革委会副主任。时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顶住重重压力，排除种种干扰，冒着被再次“打倒”、“罢官”的危险，坚持搞生产建设。一到铜川，便到基层，广泛深入地了解、研究市情，决意改变铜川的落后面貌。首先，他从市革委会开始，着手整顿机关卫生面貌，号召机关全体人员清除院内长期堆积的垃圾，铲除杂草，粉刷室内外墙壁，使机关大院面貌焕然一新。接着，又率领全市人民大搞城市秩序整顿，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动员城乡人民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创造条件，共同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在他的带领下，全市人民一齐行动，经过数日的清运，堆积如山的垃圾奇迹般地消失了，家家户户的室内外墙壁、街道两边的围墙、商店橱窗整齐、清洁、美观了。人们无不交口称赞。&&&&与此同时，张铁民又领导进行了交通治安秩序的整顿和城市建设整顿。他针对铜川交通“南门难进，北门难出，中间难过”的落后状况，从1973年春季开始，就着手拓宽一马路的工程，路面由9米加宽到12米。拆迁一批居民户，修建了铜川火车站广场。冬季，又进行川口道路改线，进而改线拓宽由黄堡通往市区的公路，在军工水泥厂修建公路桥，新修沿铁路到市水泥厂的公路3公里，避免开山放炮中断交通的难题，解决了“南门难进”的问题。接着，将二马路加长7公里，修建青年路立交桥，解决了“北门难出”的问题。继而，拓宽市区内一、二马路，迁走经常阻塞交通的市木材公司货场，解决了“中间难过”的问题。为了城市交通安全，还扩建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点，沿街建立了30余处自行车保管站，在公共汽车站增设了护栏、雨棚。从而，使铜川的交通秩序显著改观。张铁民在市委常委会上还提出，根治漆水，搞好防洪、造田和城市规划的建议，得到市级领导成员的一致赞同。于是，市委发出全市动员、大战漆水、彻底改变漆水旧貌的号召。张铁民亲自抓这项大工程，成立了治河指挥部，从治河的规划到具体工程，他都亲自过问，并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经常在治河工地上抬石头，拌灰浆，边劳动，边指导，现场解决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生产大队、驻铜部队等，不分男女老少和干部、职工、家属，全都自觉地投入到治河劳动之中。经过连续3期治理，一条长达38.75公里的石砌河提纵卧市区，河堤两岸的道路也随之修成，道边栽种4000多棵桐树，安装上路灯，修建了凉亭，为群众开辟了新的游憩场所。增造良田4000多亩，确保2500多亩农田不再遭受洪水侵害。他还亲自察看选点，在依山傍水的七里铺南山，开辟修建铜川市第一个公园——人民公园。&&&&张铁民在铜川任职期间，在农村工作中突出抓农田基本建设，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大干苦干，为后来的农田基建打下了基础。他还提出山坡、沟岔全部绿化的方案。在他的指挥下，仅1973年和1974年的春、秋季节就在山坡上植树1500多亩，初步绿化了小河沟、老虎沟、新兴沟、大同沟等10多条山沟，使昔日的荒山坡开始出现茂密的幼林。&&&&张铁民在兼任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各矿，狠抓薄弱环节，有时亲自上调度室动员指挥，使煤炭生产任务不断超额完成，保证了省内用煤，支援了上海、浙江等地的急需，开创了铜川煤炭南运的历史。&&&&1977年冬，张铁民调离铜川，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感到惋惜和留恋。日，张铁民在西安病逝。&&&&王子文&&&&王子文（），又名王郁斌。市郊区陈炉镇王家院村人。1936年12月，贺龙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驻扎陈炉镇时，在第二高级小学当事务员的王子文亲自为红军战士打扫房屋，准备桌凳、床板。此后，聆听了贺龙关于抗日救国的讲演，观看了红军战士的文艺演出和帮助群众担水、扫院的行为，认定这样好的军队历史上没有过，坚信中国共产党真正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翌年3月，王子文在贺龙的直接影响和关怀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先后任陈炉镇联保主任、镇长、县田粮科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时时事事与国民党当局巧妙周旋，暗中维护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监视敌人，传递情报，保护革命志士和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壮大党的力量。1945年，他利用担任镇长之便，安插罗聚瑞先担任陈炉镇一保保长，后担任陈炉镇副镇长，并介绍罗加入中国共产党，使镇上30余人的地方武装逐步被共产党所掌握。当时的陈炉镇，表面上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实际上基本被共产党所控制。人民解放军的侦察员经常在镇公所住宿，而国民党当局却毫无察觉。&&&&1948年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铜川红土一带早已解放。当时，任民国铜川县政府军事科长、县自卫团中校副团长的郭清廉，派人到红土找当时已任陕甘宁边区同官县人民政府秘书的王子文，联系准备率部起义之事。经县委书记雷炜和县长屈计君批准，王子文从中联络和具体安排，于1949年2月，郭清廉率部弃暗投明，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1949年4月铜川全境解放后，王子文先后担任县人民政府政务秘书、西北煤管局131钻探队行政科长、铜川矿务局办公室主任、铜川第一煤矿副矿长、铜川煤技校校长等职务。在担任煤技校和矿务局中学校长期间，王子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在师资队伍、教材设施、实习工场、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明显的提高。他带领广大师生，通过勤工俭学，为国家创收了数十万元，为煤矿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88年3月，王子文在铜川病逝。&&&&强自修&&&&强自修（），字琢为。宜君县偏桥乡西云阳村人。&&&&强自修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2岁开始进私塾读书。上小学后，开始接触三民主义，想以之解决“社会公道”问题。13年（1924），在五里镇小学任教期间，发现学校名义上是公学，而实际上一切被大地主“韦半县”（韦秉绅）所操纵，成为韦家的私学。于是，他写了一份告白，揭露韦家操纵学校办事不公的行为，仅教书半年便不辞而别。正当他思想苦闷彷徨不定时，经进步青年介绍，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从中受到很大启示，终于找到了革命道路。从17年（1928）起，他就积极联合当地有进步思想的人开展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宜君县县长张守顺鼓动土豪劣绅为自己立了一块德政碑，强自修发动学生乘夜深人静把碑推倒，还在碑上抹了一层牛屎。张守顺饱食终日，把搜刮的民脂民膏用于吸食鸦片，他就画了一幅漫画：张守顺一手拿烟枪，一手拿银元，嘴里喷着烟圈得意地说：“本县一生两件宝，大烟银元民间找。若问娘宝谁为重，宁舍亲娘不舍宝！”他将这幅漫画印成传单到处散发，闹得陕西省政府不得不把张守顺换掉。&&&&18年（1929），强自修被保送到陕西省农矿厅开办的训练班公费就读。半年后。又转到建设员训练班。翌年结业后，回县担任宜君县建设局长，22年（1933）因不满当局统治被免职后，又投身革命斗争。23年（1934）他在县城高小任教期间，和校长杨星海等人采取改名换姓的办法，把过去闹学潮被开除的16名进步学生重新收回，从而扩大了革命力量。他在学校组建“读书会”，积极组织学生学习社会科学书籍，宣传工农红军和游击队的好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强自修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决定逮捕他。于是，24年（1935）秋，他只身进入陕北苏区，参加了革命。第二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陕甘苏维埃政府工作。27年（1938）后，强自修历任洛川特委组织部长、关中地委第二副书记、黄龙特委书记、黄龙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9月，强自修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看到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1949年底，他调到甘肃，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后任省委常委兼甘肃省总工会主席。1954年，任省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1958年“大跃进”后，甘肃省造成11个县严重缺粮、人口大量外流、少数县饿死人的惨状。强自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即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放粮食，使甘谷等严重缺粮县的情况有所改善，群众的情绪大大好转。但日，他却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日，中共甘肃省委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他彻底平反。他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后又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9月，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