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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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古今中外名人临终遗言敬赏略析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语出《论语·泰伯》（曾子言）。朱熹对这句话的注释是：“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论语集注》）《三字经》开篇有语：“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礼论》中论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综合这四段话，可知人在临终时为何言善。
穷，穷尽、穷途也。“人穷”即“人之将死”、生命临终；“反本”即回归本来、本源、本真，回到初始之态。人性之本是什么？是善。所以：人将死时会回到初生之“善”态——虽然人在初生之时是不会“言”什么善的。
如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那么此亦可反证“人之初，性本恶”是不对的——人生之初是善是恶一直存有争议。
“人之将死”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垂死状态，因老、因病、因伤等等；一种是赴死状态，为使命、为情义、为极刑等等（包括自杀）。前一种状态能言，前提是头脑尚比较清醒，其言少而真实，最能反应遗者的思虑，更值得关注析解；后一种状态则有足够的时间并完全可以理智、理性地言所想言，当然也许会有所设计考虑——在死亡面前能冷静地“秀一把”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可理解而不可非议。
那么“将死”（临终）之人之言（狭义的遗言）是否“善”呢？或可反观：“善”言是什么言呢？
善，就是真、诚，就是道，就是不加修饰、没有雕琢；善言就不是豪言壮语。
孔子的遗言最值得关注，其广义的遗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历代文人儒士的人生信条；但其临终遗言——狭义的遗言是什么呢？《史记·孔子世家》中并未明记，春礼《圣哲四传·孔子》中记：“孔子似乎没有什么痛苦了。他用手示意让学生们帮他仰卧躺正后，坦然地微笑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此不知作者何据。“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是孔子对弟子言偃说的，当时孔子并不是处于“将死”状态。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大之道施行时，天下为天下人所公（共）有。这是反君权、反皇权的；这句话即使不是“遗言”，也是“善言”。
曾子病重，辗转病榻的他对周围守护他的人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正理）而毙焉，斯已矣。”〔《礼记·檀弓（上）》〕说完，曾子让他们换下其正铺用的“华而睆（光泽）”的竹席，未等重新卧稳他便气绝了。曾子显然是想留下这季孙氏赐赠的竹席，或示郑重，或为留念，或留他用。
刘备给儿子、后主刘禅的书面（诏敕）遗言中有一段话很值得共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二》）说得很实在很具体，仿佛教育小儿，特别是那两条“勿以”，既不像是君王说的，也不像是说给君王听的（虽然刘备、刘禅父子不能算是什么成功的君王），倒是对百姓大众更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对于这两条“勿以”，知道的人可能不少，但知道其出自刘备之口的人恐怕不多。
以勤学著称的东汉学者、经学家、教育家任末临终遗言：“夫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王嘉《拾遗记·后汉》）这遗言颇善，虽将死犹不忘励学，并造就了一条成语——“行尸走肉”。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傅雷译）中记贝多芬在弥留之际说：“我耐着性子，想道（到）：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接下来，罗曼·罗兰论析：“这个善，是解脱，是象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底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如果可以说死亡是生命无法回避的最大的“灾难”，那么按照贝多芬的思考，死之大灾难必然会带来大善——当然包括“善言”。按照世俗的概念，人生应该是有悲喜之分的，但悲剧和喜剧并不是用善来区分的，“悲、喜”并不绝对对应“恶、善”。据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戏剧家拉伯雷（）的临终遗言是：“拉下帷幕吧，喜剧已经结束了。”贝多芬的遗言与之惊人地相似。如果贝多芬认为自己是“喜剧底终场”（他的遗言，他还有遗嘱），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所有的人生都是喜剧呢？是不是可以说悲喜在于未生与生呢？某些宗教思想可能恰恰相反：“未生与生”对应“喜与悲”。弘一法师李叔同圆寂时的遗言是四个字：“悲欣交集。”——生之“悲”结束了，而结束即“解脱”、即“欣”、即“善”。这四个字很深刻啊。“悲、欣”应该不是各半的吧，我想是常人悲多、圣人欣多。
荆轲为义赴秦国刺秦王，至易水，与送行的燕太子丹、高渐离等诀别，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怀激烈、慷慨悲壮！但这还不是其最终遗言，其最终遗言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刺客列传》）这是刺秦王未得手后荆轲忍重创之剧痛骂秦王的话，语毕“左右既前杀轲”。言可见荆轲之无限惋惜。既行刺，如何又“欲生劫”呢？荆轲在自嘲、自慰、还是在自我解脱？
李斯被曾经的同党赵高诬以谋反获罪，将腰斩于咸阳。临刑前，李斯与同刑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李斯故乡，今河南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明代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东门黄犬》中所记与此有异：“吾欲与汝复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晋“八王之乱”时，文人陆机领成都王司马颖之命带兵与长沙王司马乂战于鹿苑而大败，阵前捣乱太监孟超（陆机忍而未杀之）与其兄孟玖内外勾结向司马颖诬告陆机“将反”，司马颖不问青红皂白擒而诛陆机于军中。诛前，陆机“词甚凄恻”地遗书于司马颖后叹曰：“华亭（陆机故乡，今上海松江）鹤唳，岂可复闻乎！”（《晋书·陆机传》）然后就刑。陆机的感慨与李斯临刑前的感慨差不多，所以李白有诗将二人联系起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释放）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行路难·其三》）李斯、陆机的将死之言最为本真。将客死异乡，而倍加思乡；曾经荣华富贵，将死而念返璞归真；这正符合朱熹的“反本”判断。
贵公子钟会往见嵇康，嵇康不屑以礼，与向秀“锻不辍”（为生计而为铁匠）。良久，钟会自讨没趣，欲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尴尬而巧妙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二人由此结怨。怀恨的钟会终于寻衅向揽控朝政的魏大将军司马昭奏了嵇康一本，这是致命一奏……临刑，嵇康悠然地看了一眼西下夕阳，然后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曲终，嵇康淡定地说：“袁孝尼（袁准）尝请学此散（《广陵散》），吾靳固（吝惜）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四十岁的嵇康就这样去了，“文王（司马昭）亦寻悔焉”；好在《广陵散》于今并未“绝”，投入地听去，似乎仍可听出苍凉悲愤。
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攻进京城，召明惠帝朱允炆的文学博士、已被执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朱棣知道讨伐他的诏檄均出自这方孝孺之手。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绑缚刑场……方孝孺慨然就死，并作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明史·方孝孺传》）方孝孺等被磔杀于市，其年仅四十六岁。高僧、朱棣谋士姚广孝对此结果早有估计，他曾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据记，朱棣是点头认可了的。传说，刑前朱棣与方孝孺还有一段对话，朱棣恶狠狠地对方孝孺说：“汝不顾九族乎？”方奋愤然回答：“便十族奈我何！”于是，朱棣惨杀方孝孺十族口。如此为真，那铮铮儒士方孝孺的遗言便是那《绝命词》和这句“便十族奈我何”。秀才造反可以三年不成，文人急眼也是可立即向死的。方孝孺远去了，喜读书种子并未绝。
一则“遗言”未遂的例子，却尤可见遗者之气度丰采。东汉王允为豫州刺史时一而再获罪临刑，“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企图劝其自杀以免受酷刑之苦），王允厉声说：“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服）药求死乎！”（《后汉书·陈王列传》）于是，他掷摔药杯，登囚车赴刑……英雄领罪，临死亦见担当，虽死尤不忘“臣道”。在一些大臣的周旋下，王允得以免死，第二年获释；后王允官至尚书令、司徒等，并计除董卓，而其自己也被杀于汉末乱局中。
后一句话：“克利多呀，我还欠阿斯克里皮尔斯一只雄鸡，请别忘了帮我还他。”（南风《圣哲四传·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自己将去的地方有信心，对有可能逃往的地方没信心，所以他没逃。还了雄鸡，苏格拉底就可以无债一身轻地、与这个世界毫无瓜葛地、安心地到“”去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都是要在生前完债的。
最“不善”的遗言应该就是鲁迅先生的人所共知的遗言（非临终）了：“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死》，此后一个半月鲁迅病逝）所谓“做鬼也不放过”是也——对敌人、仇人、小人——不宽容这些人正是“善”，宽容这些人才真是不“善”。
我想预遗言：“可以往见先逝的亲人去了。”孔融被曹操诛杀时，祸及其一双小儿女，临行前，七岁妹妹安慰九岁哥哥说：“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后汉书·孔融传》）看来吾识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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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这样无耻的
如果你佩服、崇拜（尊敬、欣赏、感恩的程度还不够）一个人，对之，你可以五体投地、毕恭毕敬；为之，你可以肝脑涂地而在所不辞、效犬马之劳而心甘情愿。司马迁佩服晏子晏婴，他在《史记·管晏列传》最后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如果晏子还活着，司马迁很高兴为之当一个马夫。
如果你仅仅因为权力、地位而畏惧一个人，那么对之你可能是卑躬屈膝、奴颜婢膝、俯首帖耳、言听令从、鞍前马后的；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甚至可能是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
不卑不亢，或敬而远之，那是另样对人之态度，多属君子行为。小人对待“异己”通常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国史上最无耻的人当首推易牙。易牙烹子这事史书多有记载，但都语焉不详，可能史官们都不忍心详记——可人家易牙忍心下得了手做啊。管仲可以说是这事的“见证者”。《管子·小称》中记管仲临终前对齐桓公说的一段话，其中谈到此事：“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造厨）事公，公曰：‘惟烝（音义同蒸）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长子，三岁）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烹子以讨好君王，是为达成多么不可告人之目的呢？真恶狠歹毒至极。
苏洵（邵伯温）《辨奸论》中有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音特，邪恶），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亲手烹子，那哪是一般的不近人情啊！不近人情要看基于什么。其实齐桓公可能也就随便那么一说，易牙便当真了——寻到缝隙了。《淮南子·主术训》中记：“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饵”字用得好。齐桓公并没有听管仲的，最终还是用了易牙等四恶人并彻底栽在了他们手里，饵钓全面成功。
我们或可为易牙开脱几句：既然君王要尝“蒸婴儿”，那么去哪儿寻找“原材料”呢？蒸谁家儿都不好，忍痛割爱吧——那可是真割啊；如果选择弃“调和事”而去呢？也许君王一怒说不定把父子都蒸了呢。
国史上最无耻之第二人可能非邓通莫属了。《史记·佞幸列传》中记：“（汉）文帝（刘恒）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音则，吮吸）吮之。”就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之，也就足够让人恶心半年的了。不能想象邓通是因为有多么佩服、崇拜汉文帝而为之的，君臣之间很难会建立起这种基于真诚的关系的——“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当然我们也不知邓通之“常为”是迫于压力还是出于自愿、积极主动。
《史记·佞幸列传》中接下来所记进一步说明问题：“（有一天）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从容问通”，显然帝很蔑视、很不以为然邓通所为（唶吮）；“使（太子）唶痈”，说明帝很变态，爱莫如子固然不错，所爱亦莫如子耶；“心惭”，对比而生，怨恨必随之。
“孝文（汉文帝）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邓通无伎能。”士人？“邓通（行为、现象）”实是“士人”之奇耻。要说这邓通虽“无伎能、无他能”，却也非一无可取，《史记·佞幸列传》中记“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休假），不欲出”；能“独自谨其身”，还真有点象一个士人，但其最初不过是一个负责管理宫内湖中船只的“黄头郎”。
太子刘启继位（汉景帝），邓通的好日子结束了，免职（上大夫）、罹罪、抄家，最终“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不名一钱”，这一多用来描述清官贫窭状况的成语，原来竟和邓通这样一个无耻之极的佞幸有关。
战国时鲁国大将吴起曾为士兵“唶痈”——“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虽然该士兵母亲知道此事后不但未高兴反而哭起来了——“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这吴起吮父子两代之疽该不是上瘾成嗜了吧），但无论如何吴起的举动是可以肯定的。要说这吴起也够“无耻”的，为能拜将带兵以迎齐军之来犯，竟不惜杀了其齐籍妻子以释鲁人之疑。
最新时文《祖母的爱》中也有“唶痈”故事，昔非今比的是此很感人：“……我堂弟……右腿……‘长了毒疖。’……婆婆（祖母）不顾一切扑向创口，竟用嘴吸脓血!……我总觉得那个满嘴脓血的婆婆异常美丽、异常伟大。”（光明网第二届网友文学大赛参赛作品，作者）
古今（例子还有）有之，看来这唶痈之事也非绝难可行啊。
邓通唶痈之前便有曹商舐痔、勾践尝便恶心过之，但都没有邓通唶痈更具真实性、更有“历史意义”。曹商舐痔是庄子合理而恶毒的猜想，见《庄子·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音义同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音序，脸面）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对于同乡（或同事、熟人）曹商的显摆，庄子不屑一顾，并“小人之心度之”，似有点“气的人有”。
勾践尝便（粪）之事见于《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越王勾践五年五月，（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越王出石室（囚室），召范蠡曰：‘吴王（夫差）疾，三月不愈。吾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无瘳，惟公卜焉。’……范蠡曰：‘……愿大王请求问疾，得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当拜贺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后，则大王何忧？’……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谷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离其石室，去就其宫室，执牧养之事如故。”什么“仁人”啊，实在一个“恶心人”。原来这馊主意是范蠡出的，勾践假装自己曾拜师学过医，目的是达到了，可那回味也太无穷了：“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这尝便岂那尝胆可比。
据清丁柔克《柳弧·异嗜》中收集，南朝宋国贵族袭南康郡公刘邕嗜食痂，唐德宗时尚书左仆射鲜于叔明嗜食臭虫，唐肃宗时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嗜食狗粪，唐穆宗时福建某县知县权长儒嗜食人指甲……如果邓、曹、勾所唶、所舐、所尝乃其嗜好则或可容忍（未可理解）。
潘岳与石崇俱是晋代美男、文学家，而前者尤以美著称，后者则以斗富闻名；二人还有一共同嗜好，见《晋书·潘岳传》（卷五十五）中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外甥、秘书监），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齐刷刷地望尘而拜，二人那是怎样一种景仰啊！房玄龄写得好，“谄事”而已。此二人可比那邓通“士人”多了，但在无耻上可有一拼。
潘岳也是有所厌恶的，他厌恶其父手下一个叫孙秀的，“数挞辱之，秀常衔忿”；后来孙秀做了中书令，潘岳（给事黄门侍郎）被报复诬陷获罪，诛连三族，石崇同被陷害。母亲曾多次诮之：“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但潘岳始终没往心里去。潘岳为河阳令、长安令时还是能“勤于政绩”的。
“儿皇帝”是石敬瑭人生的最高起步，其事让人印象深刻；那“父皇帝”乃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比“儿皇帝”石敬瑭小11岁，时石敬瑭为后唐中书令、天平节度使。《新五代史·晋本纪第八》（卷八）中是这样记载的：“（后晋天福元年九月）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旧五代史·高祖纪一》（卷七十五，晋书）中所记稍生动点：“是夜，帝（石敬瑭）出北门见契丹主（耶律德光），契丹主执帝手曰：‘恨会面之晚。’因论父子之义。”哥们都不论，直接升格，且以大拜小、以长拜少。父儿关系定下后两个月，辽“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都柳林，今太原），儿随后拿出燕云十六州之大礼为父贺寿。
石敬瑭的亲父叫臬捩鸡，唐朝末年曾为官洺州刺史。石敬瑭“性简俭，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燕乐，每公退，必召幕客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难犯，事多亲决”（《旧五代史·高祖纪一》），“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絁（音诗，粗绸）为衣，以麻为履……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旧五代史·高祖纪六》，史臣曰）。看来这石敬瑭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王安石曾被四人肉麻地讨好过。
谏议大夫程师孟曾有请于王安石：“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生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王安石问：“先正（辈）何官？”程说：“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自欲预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五上）王安石冷笑而未答应。程师孟的讨好王安石为时人所不齿，但也难说程不是真心嘛。其实，程师孟恰恰是一位很有性格、很作为的官吏。有一次，新任都水监的程师孟率朝廷代表团前往契丹贺寿，到涿州，契丹人备席宴请，“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傧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程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所部肃然；洪、福、广、越（程做过四州知州）为生立祠”（《宋史·程师孟传》，卷三百三十一）。程师孟应该是真的佩服、欣赏王安石的文笔。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三十三岁就死了，死时有一个叫张安国的习学检正（负责督察政务），被发藉草，哭诉于灵柩之前：“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司马光《涑水记闻》）这太过肉麻。联系程师孟事，时京师人有戏言：“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
光禄寺卿巩申佞而好进，善趋附。当王安石生日时，即不能象别人那样献诗、也不能象僧道那样念经的巩申突发奇想，何不放生以贺，于是弄来一笼百只鸽子，“搢笏（亮明身份）叩首开笼，每放一雀，即叩齿一祝曰：‘愿公一百二十岁。’”（《柳弧·无耻》，卷六）
《柳弧·无耻》中又记：“荆公（王安石）妻偶病，某虞侯（侍卫亲军将官）割股以献。”这更令人不齿；此或移他人事于王安石。割股疗亲，非亲之股是不能疗的；介子推为流亡中的姬重耳（晋文公）割股只是聊以充饥。不知虞侯的股有没有白割——与荆公妻之病是白割了。
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宋史·王安石传》，卷三百二十七）。在如此强者面前，谁敢不低头。
进士出身的万安，有两点最让人侧目，一是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明史·万安传》（卷一百六十八）中记其“长身魁颜，眉目如刻画，外宽而深中”；一是庸碌无为、专事谄媚，“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同科进士、詹事李泰为宫中太监李永昌养子，年龄、职位都比万安小，但万安能以兄事之，讨得李泰喜欢，李泰凡事让其先：“子先之，我不患不至。”万安以礼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升入内阁了，李泰却忽然暴病死了（很蹊跷）；后来万安竟折腾至内阁首辅。
这内阁首辅也没干什么正经事。有一天，明孝宗“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及诸臣弹章入，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意（不请辞）。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马归第，乞休去，时年已七十余”（《明史·万安传》）。七十多岁了，还研究进呈什么房中术以讨好皇帝呢，结果被砢碜了；孝宗与怀恩，人那是贤帝良阉组合。
原来，有一个叫倪进贤的人，卑鄙无行，得机谄事万安，便经常与之研讨实践房中术，后来竟洗愈了万安的“痿疾”，于是这家伙得进士、授庶吉士、除御史；而万安则试图对新帝如法炮制……时人称之为“洗屌相公”；据说万安此前曾向孝宗之父宪宗进献过此术，宪宗很受用。万安还有“万岁阁老”的时誉，群臣请见皇帝，没等说几句话，万安便山呼万岁示意退朝……太监们都很笑话啊：“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
康熙二十六年，左都御史董讷调任两江总督，其属下某御史来其府上送别，刚一坐下，便大哭不已，意有恋恋不舍，举坐都很惊讶，董有些感动……出了董府，某御史又来到前左都御史、现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余国柱（名贪）府，进门便作揖大笑，余惊问之，对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钉也。”这让不良大吏余某人也有点看不过去。事见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御史反复》（卷一）。
乾隆年间某翰林，好谄事豪贵，其妻初拜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妻为母；于人亡势衰，又往来于东阁大学士、任过刑工兵部尚书的梁诗正家，冬日梁上朝前，其妻辄先取朝珠暖于胸中，并亲为悬挂（这事也曾安到道光年间军机大臣穆彰阿头上，或另有如此翰林者），时人有诗嘲之：“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清池馆旧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事见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士大夫之谄媚》（卷一）。陈康祺论曰：“自来谐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事有甚于此者。”
道光年间任过工、礼、吏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等多要职的陈官俊，其妻病故时，“素无行”的编修童福承（其门生）所作祭文中竟有“丧师母如丧我母”之语，被给事中陈坛以“措词过当”疏劾，结果童被谴黜、陈被罢总师傅。参见《清史稿·陈官俊传》（卷三百六十五）、《柳弧·朝士献媚》（卷六）。据说童妻曾拜咸丰年间左都御史、工吏部尚书许乃普为义父，有一次许病，童竟命妻带行李至其家侍疾。事见《郎潜纪闻二笔·士大夫之谄媚》、《柳弧·某京官》（卷六）。
有句话叫：没有人吃不了的苦。早年《读者文摘》上有篇文章的大意是：人是可以面对、战胜任何困难、挫折、打击的。也即，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人的忍耐力、忍受力可以向着极大的空间拉伸和极大的范围触及。由此推论，人的卑鄙无耻能力也是不可限量的。
易牙的同事竖刁、明英宗的王振都是自阉入宫的——为抵抗一种“不可忍受”，有的人可以忍受另一种在常人看来恰恰是不可忍受的事情，从邓通到童福承事亦均说明之。对于同一对象，不同人有不同的忍受度，比如贫困，一般人是可以忍受的，哪怕是极度的；极少数人是不能忍受的，要想办法摆脱之、扭转之，于是偷、盗、抢、贪等违法、犯规、背俗、丧伦之类不一而足，如竖刁、王振时代则“去势”亦可成为个别挣扎于其中的男人的一种比较稳妥且可速效的不错的选择——他们忍受不了贫困却能忍受“失身”，贫困面前他们顾虑不了包括“受之父母”在内的那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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