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国资产阶级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吗_百度知道
是英国资产阶级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吗
很明显- -没有一个人在回答我的问题特别是 々大公子々
你的答案是错误的 君主立宪制是在权利法案后逐步确立的 一般这个说法都不判作对 看资料要看仔细啊
提问者采纳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统治、司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妥协而结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和妥协，通过斗争和妥协又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文件，确立了只有法院具有审判和提审权的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后，为扩大议会权力，限制王权，议会于1689年制定了&权力法案&，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制定又进一步扩大议会权力，限制了王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还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英国大量的惯例，如国王的权力和法律地位；英国内阁的建立和职权；内阁与议会的关系；首相的地位等，这些惯例使英国议会内阁制得以建立和完善，从而使君主立宪制最后巩固下来。
提问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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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问题
------------------------------------------------------------------------------------------答：是；------------------------------------------------------------------------------------------历史[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English Bourgeois Revolution），认为它是一场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确立起来的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时任国王詹姆斯二世残酷迫害清教徒，还向英国工商业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危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由于詹姆斯有儿子。其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没有希望继承王位。支持议会的辉格党（the Whigs）人与部分托利党（the Tories）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在废黜国王之后，由辉格党和托利党的7位名人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他们把王位传于原本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议会向威廉提出一个《权利宣言》。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宣言中提出的要求。宣言于当年10月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因为这场革命没有人命伤亡或者受伤（即没有流血——bloodless），故史称光荣革命。------------------------------------------------------------------------------------------解释：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是英国。到20世纪初，欧洲所有剩余的君主（假如不将教皇列入计算）都是立宪的君主。立宪的君主虽然依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或多或少受到宪法明确地规定。这样君主的权力多少受到限制，有一些君主的权力被限制到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而没有实际的权力，称为“虚位元首”——英国、日本、泰国等都是此类例子，但君主依然很受人民爱戴和尊重。今天也依然有一些拥有很大权利（比如组织或解散政府、指挥军队）的立宪君主，例如位于中欧的列支敦士登；君主的权力受限制，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例如：1945年日本昭和天皇。亦有立宪君主，例如：英国国王拥有一定特权。例如所有的议案要变成法律形式上依然需要国王的核准。王室特权还包括解散议会，订立条约，宣战，授勋。但事实上，国王对这些权力的行使通常是依据首相和其他内阁大臣的建议。
君主立宪制的相关知识
其他2条回答
光荣革命 确定了 君主立宪制
1640年英国建立了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统治、司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妥协而结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688年光荣革命后，为扩大议会权力，限制王权，议会于1689年制定了&权力法案&，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制定又进一步扩大议会权力，限制了王权,从而使君主立宪制最后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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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
21:37:00 | By: 彭海红 ]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随着旧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社会问题也增加了。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政局动荡，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表现出迷茫和担忧。由于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精英借改革之机，不断兜售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泛滥，并引发了八九政治风波。
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其解说词总撰稿人是苏晓康、王鲁湘，编导为夏骏。“用该片作者的话说，他们要创作的是一部从文化哲学意识上去把握黄河的电视政论片。”他们称，“可以说，这是电视界与思想界的一次合作，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精英通过电视这个传播媒介传播理论信息的一次尝试。”在《河殇》中，“电视片以往最重要的元素――画面、音乐、语言等等，退居次要的地位，而把思想元素，放到第一位上来。”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
（一）《河殇》的内容
《河殇》共六集，分别是《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集《寻梦》，把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和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作为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心态的依据，把对民族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看作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痛苦，并且，“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黄河文明“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第二集《命运》，阐明中华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造就了他们始终不能超越土地限制的命运；长城则是中华民族始终不能摆脱土地（即农业文明）的限制的产物。面对海上来的新文明（即工业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第三集《灵光》，主要阐明，一个以开放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民族才是自信的民族，才是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放接受的……”。第四集《新纪元》，阐明工业文明时代改革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改革开放将会开辟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他们批评了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的农业文明的落后及其对工业文明的束缚。“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 第五集《忧患》，把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与黄河周期性泛滥相联系，认为它们造成了中华民族忧患，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观念的改革和现代化是解除忧患的途径。“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第六集《蔚蓝色》，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两大单元，黄河所造就的内陆文明最终要融入海洋所造就的海洋文明。儒家文化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是使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而科学与民主则维系了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海洋文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二）《河殇》的是与非
《河殇》一经播出，就在国内引起不小的风波。其赞扬者们声称“它具有一种理性的魅力”，“哲学思想与形象结合，产生了一种通常很难产生的效应”（何西来）；它是一部“散文诗一般的作品”（陈鼓应）；它“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作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带有悲剧色彩”（张显扬）。
当时，徐非光（笔名戚方）撰文全面分析了《河殇》。对于《河殇》缘何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徐非光说，“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剧烈变化中的文艺，是绝不缺乏引起‘轰动效应’的题材、题目、相应的社会环境和心态的。《河殇》正是因为触及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中广泛关心的重大、尖锐、敏感的问题，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关于《河殇》值得赞赏方面，他认为主要表现在：“《河殇》的作者们，不过是把电视的荧屏，当作了表达自己的文化、哲学、历史、社会、政治观点的有效手段，借助这种现代化、强有力的传播交流媒介，向广大观众最大限度地传达他们的‘文化哲学意识’。他们只不过是把电视的荧屏当作了某种理论和思想的‘讲坛’，而电视片本身，则成了借助影像资料辅助的‘政治论文’或‘演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河殇》的出现持某种赞赏的态度。”《河殇》更多地表现了其不足之处。在人们对《河殇》的逐渐把握中，“它立论上、知识上的弱点、漏洞，也就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河殇》所进行的‘反思’，更多是属于一种感想式、印象式的层次。它敏锐地触及了一些问题，却远非深入；不乏机智之处，却算不上深刻。在理论上则更难说是严谨的和科学的。”《河殇》“把人们对世世代代养育了我们民族的土地的深厚眷恋，对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的热爱，对历史上那些卓越英雄人物的崇敬，甚至对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之情，都不加区别、分析地作为‘保守’、‘愚昧’的‘传统观点’加以否定、奚落以至亵渎，使得许多人在感情上难以忍受”。
（三）“易家言”对《河殇》的批判
据亲身经历了《河殇》事件的徐非光在与青年学生李炬的通信中回忆，当时《河殇》在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两遍，影响可谓不小，在学术界和群众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针对争论作出“少干预，少介入”的“指示”。但是，赵紫阳不仅鼓励《河殇》在国家电视台反复播出，而且把《河殇》的录像带作为正式礼品推荐给来访的外宾，说是“值得一看”。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对此作出了批评,而赵紫阳却无动于衷。后来王震又组织一些志同道合者写了一篇题为《〈河殇〉宣扬了什么？》的文章，署名“易家言”，取的是“一家言”的谐音，意思是此乃一家之言。文章写成后，赵紫阳明确表态：不要发表。直到1989年7月17日，该文才在《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易家言”到底对《河殇》说了什么，会引起如此重视？
在《&河殇&宣扬了什么？》一文开头，作者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上和知识上的准备，缺乏严肃和郑重的态度，电视片中有许多基本论点和判断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有害的。”易家言对《河殇》的批评，主要是：
第一，“《河殇》实际上唱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它不仅宣告了“黄河文明”（即中华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对一个伟大民族及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其中的断言，“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第二，“《河殇》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第三，“《河殇》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了嘲讽、挖苦和否定。”第四，“《河殇》作者却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取怀疑甚至嘲讽的态度。”第五，“《河殇》没有把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历史上军阀混战那样的动乱加以区别，相反，把历史上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都笼统地说成‘并不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而是‘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积累无情地摧毁掉’的恶性活动。”第六，“《河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任何历史地位。”第七，“《河殇》对于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可是，一百多年来老牌帝国主义在自由贸易幌子下对中国侵略、掠夺、践踏、残杀的血腥历史却只字未提，被完全掩盖和抹掉了。”第八，“尽管《河殇》有许多主张、呼唤改革和开放的语言，但它的主张和呼唤与党中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不是一回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第九，“《河殇》的作者们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不符合成千上万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结合中，共同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力量”的历史。第十，“《河殇》学风不正十分严重。它根本不讲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是任意找来某些现象或字句，形而上学地拼凑在一起，进行马克思反对过的‘肤浅的历史对比’。”
（四）诺贝尔奖获得者评《河殇》
《河殇》宣扬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更是表达了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不满。9月9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南开大学演讲谈到电视剧《河殇》时说：“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我觉得，《河殇》这个电视片作了一个贡献，它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到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的传统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
李政道教授也撰文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流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连接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须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没有过去的经典力学就不会有今日的量子力学，不懂得经典力学，就不可能了解量子力学。同样地，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5000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
《河殇》反映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它在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深深向往和崇拜时，所体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态度和倾向，确实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引起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迅速蔓延和泛滥。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反对国家干预，公开打出“回到亚当?斯密”的旗帜，鼓吹“看不见的手”论，不符合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西方国家四处碰壁，受到冷落。但正因为其主张私有化加自由放任，被西方国家派上了新用场，即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西方大国及其控制下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动下，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提出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其要点有三，一是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自由化，三是经济发展外向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推行，得到一些人的迎合和支持，甚至有人为它鸣锣开道。一些报刊文章的标题赫然写着《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等。一些文章则公然宣称“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不知道如何给社会主义下定义，公有制优越性不清楚”；“私人经济在当前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可以概括为动力、活力、主力、利己、利国、利民”；“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那么发展私人经济则应作为中国当务之急的第二步改革”；“在中国广大农村，私人经济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试了各种方案，就是不敢试被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数千年历史所证明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方案――私有制”；“今后的出路是民营化、私营化”等等。
在张五常的活动下，1988年9月，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会见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当时，弗里德曼给中国贡献了两条方案：一是私有化，二是把外汇放开。这对我们国内鼓吹私有化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他们提出的“私有化”不是指要发展一定的私人经济，而是把我国经济的主体从公有变成私有，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
1989年春，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推出了《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视公有制为祸根，视私有制为终极目标。《私有制宣言》列举了公有制的十大罪状，说中国的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经济上“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惊人的浪费”，“抑制了效率的发挥”，“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造成“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在政治上则成为“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专制的摇篮”，断言“在公有制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宣称“不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富强”，鼓动人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始，就有人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和抵制。特别是《私有制宣言――中国的希望》推出之后，一些学者提出明确反驳。他们强调：“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他们认为，单凭一个阶段或眼前的生产进展状况，就轻率地得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结论是不够客观的。我们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从而只能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改革，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否定；如果改革的目标是产权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那就已经超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范围了。我们的改革只能是公有制的完善，而其关键则是改革公有制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
针对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有林说：“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中，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官员学者功不可没。这些人，有的是‘批发商’，有的则是‘小贩’。经过他们的配合，新自由主义才能泛滥起来。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误导着我国的改革。其中有些人的真实目的，就是企图把中国的改革引上新自由主义指引的道路。”
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将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改革十年间，它根据我们党对它的态度和反对力度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一）风波缘起
党的十三大之后，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放松，加紧活动，不断散发反动言论。1988年初之后，一些顽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更是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甚至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煽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从5月30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6月4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风波之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深刻地揭示了这场风波爆发的原因。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他所谓的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同时，我国国内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失误，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所谓的国际大气候，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国内的自由化分子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
（二）事件的性质
关于事件的性质，1989年4月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碰头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邓小平同李鹏、杨尚昆谈话时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并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和邓小平4月25日谈话精神，《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中共中央对这次事件之所以如此定性，是因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攻击
邓小平在4月25日同李鹏、杨尚昆的谈话中指出：“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方励之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他于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学生闹事，于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副校长职务。风波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猖狂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学潮和动乱，鼓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代替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风波之后，中宣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整理，编成了《动乱真相与“精英”的表演》的小册子，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自由化分子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开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宣称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40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成立反对党；宣称“除共产党外，大陆需加入反对党，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他们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宣称“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次风波中集中爆发出来，集中暴露了自由化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心愿，大肆推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却将祖国和人民求安定求发展的根本利益抛置一旁，从而走向了祖国和广大人民的反面。
风波之后，全国全面地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同样地，是不是真正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也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也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还有文章提出，我们应该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来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并且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制定正确的政策管理办法，才能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完美地统一于实际生活中。”有文章分析了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文化多元化以及真理文化多元论的实质，认为其真实用意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指导地位；企图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并为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用‘政治多元化’作幌子，来组织政治反对派和资产阶级政党，借以否定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有文章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如何看待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进行了分析，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引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腐朽的东西，消除崇洋媚外的心理。”
Re:20世纪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
6:43:41 | By: yuanyuan(游客) ]
校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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