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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春风》是唐代文学家的诗作。此诗题为“嘲”，实际是赞美。全诗写了春风的五种好处，赞美春风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是诗人在为春风作不平之鸣，哀皇帝之昏庸而憎佞臣之奸猾。创作年代文学体裁作&&&&者
春风何处好？别殿饶芳草。
苒嫋转鸾旗，萎蕤吹雉葆。
扬芳历九门，澹荡入兰荪。
争奈白团扇，时时偷主恩。[1]
古今多数文学史家和舆论家们，他们把温庭筠的词嗤之以为梁陈余风，视为靡靡之音，不信他能有什么政治寄托。几乎等于把美人香草要从《离骚》中赶了出来。这对于温庭筠是有欠公正的。
温庭筠的这一首诗，他自己首先就署上了一个“嘲”字。嘲者，讥笑也。然而从他的诗里看，他把春风写得又是非常好。好而要受到讥笑，就不能不说是在“指桑骂槐”。因此，可以把此诗作为一首有寄托的诗来读。
此诗开门见山就提出了“春风何处好？”接着他列举了五种春风的行动，来证明春风之好。换句话说，这五种行动，就是温庭筠理想中的“风”。好而遭到遗弃，就是盲目讨好，这所以是该予以嘲笑的。那么嘲风之盲目，也正是嘲皇帝之不识好坏。评论界有人总是认为温庭筠不配《离骚》，其实他的这首诗可以说正是继承了楚风的“骚”意，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想到了的《》：
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扬。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温庭筠在这里，正是师承了此意的。试来解读风的好处：
第一种好处：“别殿饶芳草”，“饶”有丰、饱的意思。这里作动词用，可以理解为因“春风”而使芳草茂密丰盛起来了。芳草，就是香草，古人常常用它来比喻忠贞的美德。说：“自诗人比兴，皆以芳草佳卉为君子美德。”（《秦州玩芳亭记》）而这正是《离骚》的手法。如果用代数的方法，把这代了进去，那么等式就是说：春风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使君子具备着更多的美德。而这正是子夏在《诗序》中说的：“风，风也；风以动之”的本意。
第二，“苒嫋转鸾旗”，“鸾旗”是皇帝鸾舆前面仪仗队所举的彩旗，用以显示仪表的威严的。春风能使它得以舒展，显得更生动勃郁。这正是杜甫的“致君尧舜”的意思。
第三，“萎蕤吹雉葆”，“萎蕤”，旗名，也是卤簿中的一种。但萎蕤也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葆”，就是羽葆，古时用鸟毛装饰的车盖；也就是指皇帝所坐的车子“鸾舆”。《》：“羽盖威蕤”。雉，是野鸡。是用野鸡尾巴的毛作装饰的一种宫扇，也是皇帝近前的仪仗。“萎蕤吹雉葆”，是说春风吹动着这些仪仗，就像吹动着茂密的青草。不仅写出了皇帝仪仗队伍之浩荡，更写出了春风的质感。可以说，这些葆羽，正是因春风才显得这样流动而有生气的。
以上两句从远一直写到近，写春风能使皇帝的仪仗显得更为显赫。可以试想，这样长长的仪仗队在春风中飘拂着前进，与在夏日无风的蔫搭搭地前进，则这有风与无风的气象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扬芳历九门”，九门，指天子之门，是说春风把芬芳的气息吹进了天子的宫廷。如果没有春风，则纵有九门，也是没有生气的。
第五，“澹荡入兰荪”，淡荡是水波荡漾的样子。这里也是形容风，如水波之荡漾，似乎这春风飘举升降入于深宫，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入罗帷之后，终因无所是事，而不得已又钻入芳草丛中的了。因为“争奈白团扇，时时偷主恩”，尽管它如何的想为皇上振兴威仪，无奈皇帝还是只喜欢那种虽无好风，却能经常出入怀袖的小团扇子。小人在位，是以君子只有入于兰荪，与草木为伍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春风写得是十分生动。风本是没有形质的东西，但是由于他抓住了风的特性，如“饶”、“转”、“吹”、“扬”、“历”、“澹荡”等，或写风的自动，或因物以显形，都莫不富有特性。因而使人处处感到风动，而且，他写春风而已，却又是故意地把它放在庄严、芬芳的处所。它虽也接近皇帝，但只止于威仪，而不及怀袖，正如宋玉说的：是“愈病析酲，发明耳目”而不是使之更加沉溺，昏昏欲睡。因此，这样的风，清醒者喜欢，而欲昏聩以终的是不高兴的。这令人想到了唐宣宗与的故事。宣宗刚即位，“德裕奉册太极殿。帝还谓左右曰：‘向行而近我者，非太尉耶？顾我毛发为森竖！’翌日，罢为荆南节度使，俄徙东都留守。”这里的春风多像李德裕，当李德裕扶助武宗时，唐室几乎中兴，可惜为时不久，宣宗即位，又复重用竖宦与小人，把一个“几使唐室中兴”（王夫之语）的大臣，一贬再贬，直至送至天涯海角以致死亡。那么，这一首诗当是写于李德裕遭贬，然而还没有到崖州之时。因为如果李德裕贬死，温庭筠哭尚且来不及，决不可能用现在的这种嘲笑的态度。
置春风于不顾而恋小巧团扇的，这是时代的悲哀。这里的“嘲”，实际是赞美，赞美春风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然而不论怎样努力，终于还是贬了下来，和芳草们在一起。这是诗人在为春风作不平之鸣，哀皇帝之昏而憎团扇之佞。然而如此爱，如此哀，如此恨皆不可能，是以只有反其意而将爱以“嘲”出之。嘲者，亦有哀其不识不知之过也。温庭筠之自哂，也许他是悟了，所以历史上说他流落江湖，“不知所终”，则为仙为道，为贼为寇皆不可知。只留下个当朝称他的儿子为“孽子”，则终是反朝廷也为可知矣。[2]
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恃才不羁，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取憎于时，长被贬抑，终生不得志。官终。精通音律。工诗，与齐名，时称“”。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齐名，并称“”。后人辑有《温飞卿集》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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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赋学论议
发表日期：日&&出处：济南大学学报&&作者：孙福轩&&本页面已被访问 1197 次
唐宋赋学论议
提　要：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不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赋学古律之辨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由才学之辨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本文主要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关键词：唐宋；赋学；如何写；科举试赋；论议
唐宋两代，是中国赋学批评的中衰期，但由于科举试赋，律赋创作蔚兴，使得律赋成为一代之“正典”。同时史学家、古文家抱守着儒家的经世理想与醇质文格并有惩于应试律赋的浮泛空疏，也向律赋的正统地位提出了挑战，围绕着科举试赋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与探讨。正如许结先生所言，从唐至清，赋学问题的焦点是“古律之辨”，学者文人所关注的是赋的“本体论”，是赋（尤其是律赋）的“基源”问题，是“赋如何写”（游适宏语）的问题。如此唐宋两代的赋论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赋如何写？”唐代的赋格、赋谱，宋代秦观的赋论即是以此为生发点的；二是科举试赋的必要性，“赋兼才学”是否是一个真命题，成为赋论家所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之所在。
赋如何写，如同赋的起源问题一样，是赋之所以成为赋的关键问题，是赋的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惜其国内学者注目不多，而港、台诸如饶宗颐、邝健行、简宗梧、游适宏等先生却从赋的声韵、文字、句法、体势等层面入手来探讨赋的体制构成。尤其是简宗梧，精选唐代，分成韵题、句式、用典、对偶等几个层面对其进行定量考察、分析，以探讨赋真正的“文体因子”，这就从体制特征、风格语言、辞采修饰等几个方面涵盖了赋的文体形式。从一定意义而言，形式比内容就文体属性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时代主题和个人情感可以成为诸多文体的共同母题，而形式的类分却成为不同文体的显性标志，依文体学的观点，只有形式的真正成熟，才是一种文体的真正独立。
这在唐宋两代的赋家和赋论家看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着眼于赋的体制风格，探讨赋的作法与艳丽特征的，唐宋两代的律体派大都持如是意见。如白居易的《赋赋》，在追溯了赋的渊源与体制流变后，着力强调了律赋的特色与价值：“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虽不乏对赋作“润色鸿业，发挥皇猷”的政治鼓吹，但也深明赋体的风格特色。刘煦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对初唐盛行的齐梁文风大力肯定，明显表现出重词彩、声律的理论倾向：“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而中晚唐所产生的大量赋谱、赋格类著作，绝多是出于对诗格的摹仿，从其功用而言无非是以指导士子应试为目的的，如现存于日本的《赋谱》，就探讨了赋的句法、结构和押韵等问题，唐代赋韵与后代自是不同，即可借此一窥赋之用韵发展流变之趋向。又如南宋郑起潜的《声律关键》，全书“总以五诀，分为八韵”，即首列作赋之五大诀窍：一认题，二命意，三择事，四琢句，五压韵；然后分为八韵，例举说明律赋各段作法，详尽而明晰，是探研唐宋律赋的另一部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此类论述在秦观的赋论和洪迈《容斋随笔》中亦不少，秦观自称“自少时用意作赋”，于其创作之三昧深有会心，其论赋文字今存于李D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主要亦是谈论律赋的作法规格，涉及破题、压韵、声调、用事、炼句、遣辞等等；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和《容斋四笔》卷六《乾宁复试进士》条，亦详述了唐代律赋的韵例。“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对试体赋的用韵演变情况作了详细的阐释与发明。无论是对赋的体制风格的描摹，还是对赋的格律音色的推崇，都是对赋的本质特征的揭橥，对赋之为赋的自觉认同。
其二是对律体赋深致不满，对赋只讲求声律辞采、无关乎讽谏教谕认为是有背于诗教，这派代表主要有唐初史家，古文运动派（前期），晚唐的讽谏派，宋代的经义派等。他们或对律赋的“写法”主融入诗家教谕的内涵；或强烈反对律体赋的写作，均表现出以内容为主，以诗律赋的保守倾向和对律赋体制特征的漠视。
唐初始兴律体，李调元谓“古变为律，兆于吴均、沈约诸人。庾子山信衍为长篇，益加工整，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及《小园赋》，皆律赋之所自出”(《赋话》卷一)。颇重由骈入律现象，这也就决定了初唐赋学思想在接受“齐梁体格”时的矛盾心态，从文学创作的体格风貌而言，一方面唐初文人是接绪了齐梁文风，创制出重声律形式的骈文、律赋；虽一方面，有惩于齐梁的靡丽之音及历史反思的政治需要，他们又排拒当时的浮华文风，倡导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在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征。作为开一代文风的王勃，辞赋创作虽沿袭梁陈余风，但其文学观却深受其祖王通的影响，强调有功于教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瘐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俨然一幅道学家的面孔。其后的史学家的赋论，虽较王勃宽容通达，但仍然以史学的征实致用代替文学批评。如令狐德逼棱仔鸥场捌涮逡砸盼荆浯室郧嵯瘴凇(《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李百药论齐梁赋作乃“亡国之音”，魏征以为“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隋书?文学传序》)，刘知已在《史通?载文》中上溯两汉辞赋，谓其“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虽评论对象不同，然以史、以政衡文，却同其思路。
初期古文家要求文以载道，不仅反对重词彩，对偶，声律的骈文和骈体体，并对屈宋及汉魏时期的文彩华丽富瞻的辞赋也深表不满。如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柳冕诸人，诚可谓一脉相承，从征圣、宗经的儒学立场出发，对屈宋及以下的辞赋纷份大施挞伐。李华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贾至在《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中更是批评说：“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昔延陵听乐，知诸候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乎理乱之源也。”柳冕更是认为屈宋以下的辞赋乃为亡国之音：“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式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虽然此后的古文论者如韩愈、柳宗元对此有所纠偏，他们本着儒家“文为世用”的思想倡导复古，但并不以经义诗教代替文学创作，并不排斥前代辞赋，对应试律赋也持相对的保留态度，对盲目反对者不同的是，他们转向了更为试赋的政用层面转向赋之体用的思考。如韩愈认为“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也”(《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亦主“文之近古而犹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不仅以楚汉为古，开启后世“祖骚宗汉”之思潮，且能融明道、情志与试律之中，表现了唐代中兴浓烈的致用精神与审美情趣。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反律派的主张对当时的赋作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时的辞赋家在描写宫殿、典礼的大赋中，毫不掩饰他们的颂扬圣明的创作意图，并对汉大赋描写同一题材的赋作表示不满。如李华《含元殿赋序》、杜甫的《进三大礼赋表》、李白《大猎赋序》即是。李白《大猎赋序》云：
臣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动天地？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大略，窃或褊其用心。……逮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而臣以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论苑囿大小，窃为微臣不取也。今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亦将以耀威讲武，扫天荡野，岂荒淫侈靡，非三驱之意耶？臣白作颂，折衷厥美。
晚唐讽谏派的杜牧就声称他的赋是有为而发的，“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上知己文章启》）。皮日休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塞，《桃花赋》；《离骚》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与不显《离骚》，作《九讽》。”（《皮子文薮序》）均贯穿着强烈的用世之心，固然与当时的律体派作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与前此古文论者的赋论相较而言，亦有着因世异时移而不同的理论和致用内涵。至于宋代经义派亦大体如此，因在科举试赋的论争中会有所涉及，此不赘述。
自从唐代科举试赋以来，试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论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这自然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试赋的存无问题，即表现为试赋的停废与试经义的更化；二是试古体赋与试律体赋的争议，这在元代最为凸显，因在唐宋两代无涉于此，故这里仅谈第一个问题：即律体赋的科考论争。
主张考试试律赋者多为武皇及以后一些新科登仕的进士团体。自武后好文，朝廷宰辅、江左文士许敬宗倡导“齐梁体格”，科举试赋渐成风气，而于试赋的利弊论争亦成为其时不可回避的政治话题。
赞成律赋试士者多以“赋兼才学”(刘熙载语)，试赋能为统治阶层选拔有用之才的政治视角来凸显律赋创作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不试律赋则无以学，废赋即为失学。刘思立奏请进士科加试杂文 (含有赋题)即是以改变文人士子“唯诵旧策，皆亡实才”（《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四）的抡才之弊，又叶梦德《石林燕语》卷八记云：“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又李焘《续资治通鉴》载哲宗元v闰二月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熄矣。”其中尤以宋孙何《论诗赋取士》言辞最为激烈：“唯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钜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极，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辞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缋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与言赋家流也。” 赋于汉代为其显学，固可雍容揄扬、体国经野，又可博观物类、约取天下，更可议论使才、义尚光大，这是唐宋两代赋于其新的政治内涵，亦是其立论的基本依据。
反对律赋取士者多以“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后汉书?蔡邕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元史?选举一》，卷155)为其政治出发点，从唐代前期史学家、经学家与古文家的反对词华(有才无才之辩)嬗转为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这一现实政治问题（当然，唐代后期与两汉的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带有明显的党争色彩，其政治品性更为凸显，拟另文专论，此不赘），从而形成“经义派”与“诗赋派”的论争。只不过此时的论争焦点，并不完全存在于才学的层面，而是关涉士人的德行品质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的安危设计，由才艺而转向“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后科，故人从礼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的宏观考量。如刘i的《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曰：
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
继后如刘秩的《选举论》、杨绾《条奏选举疏》、沈既济《词科论》等，亦附议其说。这也得到早期古文家的赞同，如贾至云：“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议杨绾条奏选举疏》）。洋州刺史赵匡的《选举议》更为激烈，其条陈科举试赋之弊，第一条即云：“进士者，时其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以试赋为道德衰败的罪恶渊薮。宋朝代兴，有惩于晚唐五代文风之颓靡，“尚学求实”成为一代赋家与赋论家的现实要求。其科举考试经义、诗赋之争归穴于此，赋之创作与批评亦基于此。
经义论者亦沿袭政论派、古文论者的观点，以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这在唐代的试赋论争中已有体现，然尤以宋科举试诗赋与经义的论辩最为集中。由于宋代统治者重儒学，遂形成以学为赋的创作风尚，这一方面是对晚唐五代绮靡艳丽之风的纠偏，同时亦是仿汉心态下建构宋代之学意识的凸显。欧阳修《归田录》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以学殖深厚、器识阔大为尚，是宋初帝王、儒臣、文士对文学创作的共同要求。在这种重才识学问的风气下，渐成重经义、轻试赋的主导意向，遂开始了宋代科举诗赋与经义的地位之争。经义派当然以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等为代表，但在宋初即有论及科举试赋之弊者，如隐士何群上言：“文辞害道者，莫甚于赋，请罢去”（《宋史?隐逸传》）；真宗咸平五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又主张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冯拯又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上奏：“望令诗、赋入内，兼考策论。”可以说在宋初这一时段，无论是经义派还是文学派都是以实学为归止的，只不过经义派认为“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可以验实学”故范仲淹庆历新政中即“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答手诏条陈十事》)，用意即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道理” (《答手诏条陈十事》)，“天下学者，……务通经术，多作古文”(欧阳修《嘉v二年条约举人怀挟文字子》)。
这种思潮虽然对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但直到仁宗嘉v年间仍然实行先诗赋，后策论的科举程式。至神宗即位，王安石领导新一轮政治革新，科举试赋才被代之以经义策论。“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宋史?选举一》）显然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诗赋取士的，他批评当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取材》)，任参知政事后，旋即改议科制，“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科条制》)。司马光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与王安石不同，对王安石专以《三经新义》取士更是深表不满，但在进士试赋的问题上两者却同出一辙，早在英宗时期，司马光即认为“近世取人专用诗赋，其为弊法，有识共知”，主张策论之外，应试经义，摒弃诗赋。在《起请科场子》中曰：“欲乞今后省试除论、策外，更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大义共十道，为一场，其策只问时务。……御前除试论外，更试时务策一道，如此，则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8)又云：“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并对科举试赋的弊病大加挞伐：
至于以诗、赋、论、策取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其落韵、 失平侧、偏&&&&&&&&&&&&&&&&&&& 　　　　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跷，苟程式合格，不废高第；行如渊、骞，程式不合格，不面黜落，老死衡茅。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钞节，怀挟嘭猓匀】泼抵允ト酥溃幢亟灾Ｆ渲谢蛴未Ψ诺矗葜骨豳兀& 言行丑恶，靡所不至者，不能无之，其为弊亦极矣。(卷52)
司马氏所论，确也能深中科举试赋之弊，然一切科举文体当成为国家笼络人才的程式后，无不具有此种品性，非独诗赋为然也。虽然科举试赋屡遭经义派的反对而时停时续，然终未废绝，绍兴三十一年，复立诗赋、经义为两科，长期以来的“尚经术”与“尚诗赋”之争才不分轩轾，和谐共处于科举体制之中，唯朱熹撰《学举贡举私议》，主张以德行为先，来代取“诗、赋”之甄才：
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史、子时务之年，以齐其业。……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然明矣。
这里延续的仍是经义派程颢的“学校选士”与司马光的“德行为先”，但终宋之世，试律赋一直没有废止，且宋末南方试赋颇盛，据《宋史?尹b传》言“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浙赋擅方”，也只有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的喜尚和出于对政权稳固的考虑，律赋才渐出科举考试的苑囿，朱熹的言论才在尊崇儒学、理学的时代氛围中变成了政治现实。
针对经义派的科举废赋之论，文学论者亦据理力争，以为辞赋赢得一个合理合法的政治地位，这在唐代似乎不成什么问题，虽然在唐代亦有停试诗赋的举动，但为日无多，便又恢复诗赋取士，终其一世多为才气之辩。然对于宋代而言，便从才气之辩逐渐嬗变为意识形态的政治之争，从而涉及到德行与其合法性问题。这里面最突出的便是党争色彩下的诗赋取士制度的合理性，其中尤以王安石与苏轼的论辩为其代表(见于《文献通考》)。
王安石的观点已如上述，这里面苏轼的观点值得考量。可以说在北宋的党争中，苏轼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故他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政治的品性和内涵，只不过苏轼深谙于辞赋创作，和王氏出于政治家的观点不同，而是基于文学家的心态赞成科举试赋，针对王安石的驳难，力主“进士之科，昔称浮剽，本朝更制，渐复古风。博观策论，以开天下豪俊之途；精取诗赋，以折天下英雄之气。”（《谢王内翰启》）对王安石废诗赋、试经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进而论道：“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科举试赋与试经义只是政治策略而已，无关乎人才的高明与否。刘挚亦为科举试赋辩护说：“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ブ洌谝逄猓喾浮Ｈ辉蛭恼轮濉⒐本僦ㄓ诖耍浔准!”显然试赋又在试经义之上。
其实，辞赋试士和经义试士只是作为一种考试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其德行与政用的关联本与文体无涉(至多不像经义家所言作用如此大)，也仅仅是古文论者、经义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罢了。试经义也并不一定能保证所选之士均为有用之人才，正如《通考》卷三十二载南宋宁宗四言者云：“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只字，不脱毫分，溢箧盈箱，初无本领。屡进场屋，鲜有出乎揣拟之外。”似又以辞赋为先。这一点还是苏轼的看法较为通脱，“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其用，诗赋为无用；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并由此为辞赋作家鸣不平，但无论如何，宋代的赋体更化在革除唐季浮华文风的同时，向学殖醇深与以文为赋的方向拓展开来，尤其宋代后期崇骚的情结与反文体赋、律体赋的倾向日明，而这又恰成为元明两代赋学复古(尊古体、尚经义)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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