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精灵厅”，讲述滇金丝猴的故事。进入展馆，在从天花板垂下的一组巨大的不规则屏幕中，就能看到漂亮、活跃的滇金丝猴，这些除人类之外唯一长着红嘴唇、外表最像人类的珍稀动物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参观者将手放在馆内一圈的任意一只“大手”中，就会有一道美丽的绿色光束一路流淌下去，开启墙壁上的影片。影片展示了摄影师奚志农如何用自己的镜头唤醒人们对滇金丝猴的关注，以及梁氏家族的第三代梁丛诫先生发起的我国第一家民间公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呼吁和行动。在这里，美丽的滇金丝猴和它的故事要唤起的是参观者的感动。
“生命之树厅”讲述世界最大规模的公益环保行动——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如何让林进沙退，在茫茫沙海中灌溉出生命之树。通过LED环幕、全息膜、沙画、影像、树脂制作的无数半透明的飘逸生物剪影，参观者将体验到流沙陨落、绿芽破土、生命之树繁盛、万鸟齐飞的景象。
“莫比斯环厅”通过莫比斯环造型的屏幕，让参观者了解到台北的“垃圾分类回收及处理”政策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让资源无限循环。在这里，参观者将体验到浓浓的台北风情。展馆的墙壁全部由废旧易拉罐组成，天花板则由电脑主板、芯片等电子废弃物组成。两个巨大的触摸屏可以玩互动游戏，让参观者亲身体验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蚁穴探险厅”中，参观者将乘坐“热气球”升降台，一窥蚁穴奥妙并纵览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一路上有卡通白蚁向参观者展示它们的生活。非洲草原上看似不起眼的白蚁，却掌握着连人类也要刮目相看的建筑技艺。如果将白蚁放大到人类的大小，那么蚁穴的规模会超越人类所有的摩天大楼，更神奇的是蚁穴中虽然没有空调却能保持常温，育婴室、高速公路等功能结构一应俱全。
主题厅“尊重·可能”厅将用穹顶的巨幅球幕和四周的环幕营造出一个独立空间，包围着梯田式的座席，给参观者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在展厅的主题影片中，参观者将通过奚志农、梁丛诫、马军以及阿拉善SEE等一系列个人、组织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的努力，看到每一个人的力量，看到个体的力量汇聚成中国的环保行动，自然、生命、震撼、感动将贯穿整个影像。
一篇有名的网帖是这么说的：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开上车你们又徒步了……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不过也反映了时代趋势不停在变化，甚至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问题正在变成时尚，原来的趋势正在变成陋习。在台北、日本考察垃圾分类过程中，我头脑里冒出一句：俺们刚学会不乱扔垃圾你们又取消垃圾箱了……
确实是这样，大陆游客到台北旅游，抱怨最多的就是台北街头垃圾箱太少，环保意识不够。不过在台北人看来，这正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环保意识的体现，他们宁愿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方便，也要约束大家扔垃圾的冲动。
是的，设置垃圾箱的目的约束大家乱扔垃圾的冲动，而减少垃圾箱的目的是约束大家扔垃圾的冲动。我在台北的头几天也很焦虑，纸巾、纸巾袋子、矿泉水瓶子、果皮，到底该怎么扔啊？晕，最后一律揣裤兜带回酒店——“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晕，就把垃圾带回公司扔，或者扔到台北市对面的台北县。”台湾人说。
东京街头也一样很少看到垃圾箱，对一个深圳人来说，这太不习惯了。我们也拍到过这样的照片：垃圾袋挂在街边栏杆，各种垃圾胡乱一塞，甚至掉在地上。但这一景在整洁有序的东京绝对是极极罕见的。就像第二天我问佐佐木（那天请教了太多老师，不记得姓氏，这里一律称之佐佐木吧，罪过罪过）：“不可燃垃圾统计中，有4.44%的草木和2.94%的厨余，是明媒正娶还是伪装混进来的？”佐佐木说：“是一些不自觉的居民乱扔进来的。”是，不良习惯是从小养成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它难以改变，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有。东京人不是一代养成的。
日本和台北的垃圾排放量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在高速增长，生活水平越高，垃圾排放越多？照这趋势，未来的图景简直不堪设想。经过全社会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努力，近年日本和台北的垃圾都减少了。而中国大陆的垃圾排放量以平均每年8%-10%的速度增长，1998年达到1.5亿吨，预计2030年达到4.8亿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人均日排放垃圾量在1公斤左右，这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基本处于垃圾包围之中，超过80%的垃圾未经分类和处理，就被填埋入地下。有很多官方和学术权威证明，这么处理垃圾是得体的。三十年前，日本人也是这么处理垃圾，今天，他们要在当年的垃圾山周围密密实实地打入40米深的钢板，防止污染扩散。今后许多许多年，我们也会为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停地还债。
我们的另一部分垃圾未经分类送进了焚烧炉。也有很多官方和学术权威证明，这么处理垃圾是得体的。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4座垃圾焚烧炉，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2到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百米到2公里的土地二噁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4座中的3座焚烧厂区内二噁英浓度均严重超标。我们都知道，二噁英的危害比普通垃圾的危害更大，贻害更深。
一天，我们在东京湾畔吃午饭，同行的同事彬问另一个佐佐木：对面的建筑是清扫工场吗（垃圾焚烧站）？我在一旁听着乐了：对面是高楼林立的都市区，人口密集，水边有一栋貌似体育馆的椭圆形建筑，它后面是一栋瘦长、优美的玻璃幕墙大厦，大约140米，高耸入云。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垃圾焚烧站呢？
我再低头看手中的资料，傻眼了——可不就是“港”清扫工场吗！在这么一个繁华密集的都市区！这是日本之行最让我震撼的一瞬间。临离开日本之前，我挤出一个小时时间小跑着参观了一遍靖国神社，但不管恶心不恶心，哪儿确实没什么震撼的东西。在日本，还是垃圾最震撼。
那个瘦长、优美的玻璃幕墙大厦其实是烟囱，之所以建那么大体量，就是为了处理焚烧垃圾排放的气体中的二噁英。除了气体外，焚烧剩下的沉灰和飞灰都含有二噁英。所以，必须经过十分十分谨慎的、全密封的回收，送到灰熔融设备——烧融厂进行第二次处理。烧融炉里，两根巨大的电极产生上万度高温，灰飞烟灭……出来一些东西，类似火山岩浆冷却后的样子，压实成砖头铺路，或者拿去填埋。我们在参观这部分内容时，佐佐木小姐突然一声惊叫：富士山！我们朝海的那边看去，对岸远处，富士山从云霭中露出优美的曲线。清澈明丽的蓝天，确实是中国各大城市用立邦漆都漆不出来的蓝。
清扫工场和烧融厂每年进行四次检查，向社区居民公布监测出来的二噁英排放量。“比如，”佐佐木说，“去年的四次检查结果，有一次为零，有三次结果为几纳米，结果优于安全标准，得到居民认可。清扫工场会做一些社区公益活动，比如为体育馆游泳池提供温水，建设养老院，植树，等等，以笼络周边社区居民人心。
目前，全世界并没有一种妥善的垃圾处理定式。传统的三大处理办法：卫生填埋、焚烧、堆肥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人们也一直在改进这三种处理办法的技术。在填埋场使用防渗膜，并尝试利用填埋沼气发电（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处理厂就是走这条路子）。提高焚烧效果，尽量杜绝二噁英排放：比如在日本，塑料原来一直列入不可燃烧垃圾，只能填埋，但在两年前，由于技术改进，塑料被列入了可燃烧垃圾清单中。传统的堆肥前景越来越小，生物科技公司加入到垃圾处理行业中，研制出堆肥的升级版：微生物分解垃圾的机器，在高温高压下，利用某种专门培育的微生物，快速分解厨余垃圾——其实，就是把自然界食物链的这一个环节大大加速了。
技术不断改进，但最有效、也是最基础的改进是垃圾分类——就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举手之劳，就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走出垃圾困局。
我们来看看当代城市垃圾问题应对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应对着眼于末端垃圾处理，各国形成了“垃圾处理法”：1971年，日本厚生省制定《废弃物处理清扫法》；1972年，德国制定第一部废物处置法，目的是通过填埋、焚烧和堆肥处理废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各国应对从后端垃圾处理转移到前端垃圾减量上，形成了一系列“垃圾排放法”。1986年，德国修订废物处置法，改称《废物减量和处置法》。1991年，日本制定《资源回收法》。
上世纪90年代，各国开始关注潜在垃圾和前端垃圾减量的全程控制。1994年，德国通过物质循环管理法。1998年，日本拟订《产品包装分类回收法》。
经过这些改变，日本的垃圾排放量开始下降。台北也出现同样的减量趋势，甚至是大幅度的减量。
台北垃圾处理的经验将成为上海世博会2049万科馆一个分馆的内容。王石说：如果台北能做到，上海也应该能做到。如果上海能做到，深圳也应该能做到。如果深圳能做到，中国的城市都应该能做到。我想在中间加入两句：如果台北能做到，万科的办公区也应该能做到。如果万科的办公区能做到，万科的社区也应该能做到。如果万科的社区能做到，上海也应该能做到。如果上海能做到，深圳也应该能做到。如果深圳能做到，中国的城市都应该能做到。
垃圾分类，从眼前做起，有点麻烦，不过也只是举手之劳——如果你不喜欢，就换另一个举手之劳吧，古狗一下“垃圾＋第八大洲”，你会看到：
地球已经产生第八大洲：这片“陆地”面积34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法国，中心最厚处达到30米。事实上，这是一个塑料堆积的“新大陆”，这个海域平均每平方公里飘着330万件塑料垃圾，成为海洋生物的死亡之地。这块陆地还没有被人类开垦过，甚至还没有人能在上面站稳。它一直在缓慢地旋转，露出海面的部分还在生长。过去的10年里，它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土地”也越来越坚实。从现在起到2030年，这块陆地的面积还将增加9倍。塑料是工业文明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自从塑料时代降临以来，96%的塑料制品没有被回收利用，其中的5%已进入大海……
绝大多数现生灵长类都生活在被人们称为动植物王国的热带雨林之中。那里气候温暖、食物丰富，大自然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因此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专家学者，一提到灵长类，总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四季常绿的热带雨林上。可是，在我国滇藏交界处的雪山峻岭之颠的高寒森林中，却生活着一种罕为人知的珍稀灵长类。这就是滇金丝猴，中国独有的物种。
滇金丝猴长着一张最像人的脸，有着一副人的神情。一般猴子或任何一种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吻部都比较向前突出，这就是普通百姓所称的“毛脸雷公”相。而滇金丝猴的脸面较平，无毛，呈肉色，白里透着红润，是最不具所谓“雷公脸”的猴子，也是所有动物中最为俊美的一张脸。从动物进化角度看，“脸面平”这一性状是由大脑发达造成头额向前突出和很少直接用嘴取食致使吻部退化这两种原因导致的典型的进化特征。即一个动物的脸面越平，就说明该动物的大脑越发达，它也越少直接用嘴取食。人类就是这类进化中最典型的代表。
在这张脸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美丽的红嘴唇。从动物分类学角度看，嘴唇是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之一（少数较为原始的物种，如鸭嘴兽等产自澳大利亚的原兽类动物除外）。也就是说，在众多动物中，只有哺乳动物才有嘴唇。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哺乳动物的嘴唇是用来吮吸乳汁的，而不是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嘴唇主要功能是用于亲吻。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红嘴唇恐怕就是滇金丝猴与人类最为明显的共同特征之一了，而且滇金丝猴的红唇更美更艳。它们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也不下到较低海拔地带以逃避极度寒冷和食物短缺等恶劣自然环境因素，对农作物也总是秋毫无犯。
1871年，法国人大卫根据传闻报道了这种尚未科学命名的动物。1890年冬，法国传教士彼尔特在滇藏交界的雪山组织当地猎人捕获了7只滇金丝猴，并将其头骨和皮张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全球第一次有关滇金丝猴的科学考察。1897年，法国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根据这7只标本首次为滇金丝猴进行科学描述，并正式命名。
此后近一个世纪，科学界再也没有关于这个物种的任何信息，对这个物种的生态习性都没有任何了解。
时隔70年，1960年，中国动物学家彭鸿绶教授偶然在云南德钦畜产公司看到了8张滇金丝猴皮张，意外地证实这个神秘物种仍然存在。彭鸿绶通过与当地少数民族接触，发现他们中的傈僳族和彝族有狩猎滇金丝猴、获取肉和皮毛的传统，猴皮可以做婴儿的襁褓，不仅经久耐用，还被认为可以避邪。
原始的狩猎方式和零星的狩猎并不足以对滇金丝猴的种群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这个物种遭到较大规模的猎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使很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连白马雪山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未能幸免。很多村子成立了狩猎队，专门打野生动物充饥。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科研人员见过活的滇金丝猴。
1987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大自然保护协会滇金丝猴项目官员龙勇诚开始从事滇金丝猴的保护生态学研究。1988年至1996年，历经8年的调研，走遍滇西北的所有村庄，龙勇诚终于掌握了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基本地理分布。
滇金丝猴总数约为2000只，云南约有1700只，其他300多只分布在西藏。其总分布区约有15000多平方公里，共有15个自然种群。滇金丝猴数量最多的是云南西北部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约占全部种群数量的60%～70%。这一地区的最高海拔达5400多米，相对高差为3000米，植被的垂直分布十分明显，是一个丰厚的贮存天然物种的基因库。
滇金丝猴主要在海拔米左右的针叶林带觅食，主要吃附生在云杉、冷杉上的松萝（当地人称“树胡子”）。除滇金丝猴外，迄今没有发现其他动物把松萝当做主要食物。由于松萝的主要成分是纤维，蛋白质的含量很低，滇金丝猴每天都需要进食大量松萝，松萝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所以上百平方公里的云杉、冷杉林才能满足一个滇金丝猴种群的生存需要。随着季节不同，滇金丝猴采食的植物种类也有一定变化，也会吃苔藓、地衣以及蔷薇科、禾本科、莎草科等的植物。有些分布靠南的滇金丝猴种群也偶至针阔叶混交林、海拔较低的阔叶林中活动觅食。云岭山脉的关键树种是云杉和冷杉，关系到森林中滇金丝猴等无数物种的生存；一旦这两个树种毁灭，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必将分崩离析。
龙勇诚说，针对滇金丝猴的行为研究还有待深入，“我原本是想作研究，但保护工作没有人做，所以现在我去做保护工作。它们吃什么、想什么、玩什么？这些动物行为学研究交给了我的学生去做。”
针对毛皮的狩猎，使滇金丝猴一直处于被滥加猎杀的境地。同时，由于森林不断采伐、毁林开荒以及放牧，严重地破坏了滇金丝猴的栖息环境而导致种群分割。过去的原始森林，现在是牧场和村庄；1958年砍伐的牧场，现已退化成裸露的土地。过去的40年间，适合滇金丝猴生活的地区减少了1/3，86％以上的猴群遭到了牧场、村庄、公路的阻断。即使是在保护区内，国道贯穿造成了至少一公里宽的宽阔地带，猴群之间能进行有效交流的群体很少，近亲繁殖导致物种退化。
生物学家一致认为，像滇金丝猴一类的“旗舰物种”一旦消亡，则表明其生存区域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难以恢复。在滇金丝猴生活的森林面积减少的几十年间，恰好长江泥沙含量急剧上升。很多村庄因为山坡上森林被砍伐、牧场退化、土地裸露而产生的滑坡，不得不整体搬迁。
对滇金丝猴最致命的打击出现在1995年底。由于滇西北经济十分落后，当地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商业采伐原始森林，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着“木头财政”，仅德钦一个县的年采伐量就达30万立方米。1995年底，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片森林虽然未被列入自然保护区内，但实质上是滇金丝猴分布的核心地带之一，栖息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占其野外总数的20%。
为保护滇金丝猴所剩无几的家园，奚志农联合环保人士梁从诫、环保作家唐锡阳等有识之士，奔走呼号，上书北京并公诸社会，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96年年初，国务院连派两个调查组前往调查。3月，奚志农带中央电视台记者前往采访。4月，国家制止了德钦县的采伐计划，保住了这片原始森林。7月底，首届大学生绿色营一行30多人远征白马雪山，历尽艰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环保宣传和社会调查活动，并将信息反馈于社会。
今天，滇金丝猴还需要更多关注。近几年野外考察发现，上世纪80年代末跟踪到的3个小群已消失。“滇金丝猴的生存状况仍在恶化，15个自然种群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呈岛屿状分布，各群体之间无法进行基因交流。”龙勇诚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针对滇金丝猴的人工繁殖研究虽然已经开展了十余年，可是生下的10多只小猴几乎全是公的，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其实，最好的保护方法不在实验室和养殖场，而是在它们自己的家园中。”研究员赵其昆说。
110年前，我们才认识这种美丽的生灵。20年前，我们才开始逐渐的了解它们。10年前，我们才开始对它们进行“保护”。有多少物种，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永远地消失于地球生物圈？而滇金丝猴，今天又能给我们多少时间？
4月初，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
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如此短寿的建筑将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
30%-40%。短寿的建筑每年将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
为了建筑、城市、景观的“可持续”，许多建筑相关学科开始了可持续人类聚居环境建设的思考。建筑及其建成环境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
此，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设计需要对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对健康的影响、对材料的选择等方面进行综合思考。近几年提出的生态建筑及生态城市的建设理论，就是以自
然生态原则为依据，探索人、建筑、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人类塑造一个最为舒适合理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生物有机体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时也需要抵御外界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因而产生了很多依赖于表皮的功能，如保护、排泄、吸收、呼吸、温度调节等。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下，生物体必须进化出高效低耗、自觉应变的生命保障及调节系统——如果建筑也能有这样的表皮，多好！结合所在地的气候环境，通过巧妙的建筑空间、形体组织和细部构造的设计，从而创造出高效低耗、舒适宜人的内部环境。建筑仿生学认为：人类在建筑上遇到的所有问题，自然界早就有了相应的解决方式。完善的表皮，就是其中一个。
2009年落成的万科中心，被王石在博客里这样描述：“它像一个生物，表皮是‘会呼吸’的穿孔透光铝板；每个方向的墙面都经过年度太阳能采集量计算，控制百叶的开关和角度，保证采光和温度，相对同类型建筑节能效果显著。”来参观的记者也写，“万科中心采用新型围护结构系统减少能耗，在深圳乃至全国，首次将创新式的、能够自动调节的建筑外遮阳系统用于大型办公楼宇。站立在落地玻璃窗边，可以透出‘棕榈叶’般婆娑光影的无数片遮阳板。这些遮阳板是整栋办公大楼可转动式悬挂立面外遮阳系统的一部分，可以自动旋转调节遮阳角度，并且不会阻挡窗外的风景。阳光充足时，遮阳板投下来的影子形状各异，大自然的作画本能在此尽显无疑；阴雨天，站立在落地玻璃窗边，透过窗外的风景，任思绪随风飘动。”
这会呼吸的表皮、神奇的棕榈叶，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万科中心的外遮阳系统思路和做法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和神秘的东西含在里面。遮阳的设计包括建筑设计上的架空（大师最终设计成整体悬浮）都是在方案设计之初由我们明确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要“遵循本地气候”的设计。
这一概念是在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提出‘形式遵循功能’之后，由印度著名建筑师柯里亚首先提出并做了大量成功的实践。根据这一思路，霍尔事务所找到了德国的Transolar公司（从名字想必就能知道这是一家对太阳能的利用包括遮阳系统的设计都很有造诣的公司）。
万科中心从平面上看有点类似于“树枝状”，每一“枝”的朝向都不太一样，有些完全朝北的面是不需要遮阳的。Transolar公司根据深圳地区全年太阳照射的高度和角度的规律以及建筑自身的功能要求（有办公也有酒店），给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遮阳处理。
一种是垂直固定，立面上留有错落的方孔——即千窗百孔的效果；另一种是水平固定，形成的是横线条的效果；还有一种就是万科总部这一部分的遮阳，采用的是电动可调的百页。各办公区或会议室可根据室外光线的强弱和角度自行调节所需要的遮阳效果。
至于遮阳板本身的设计，的确是大师根据在场地现场捡到一片棕榈树的树叶，从它的叶片肌理获得灵感，设计出了多孔的条纹图案。这样的设计有两个“硬性”的好处，一个是遮阳不挡光（或称少挡光）——即在遮阳的同时减少对自然采光的影响；另一个是挡光不挡风（或称少挡风）——即在阻挡强光进入的同时减少对自然通风的影响。其实这和当年我们在“第五园”的设计当中提出的“给阳光一把梳子，给微风一个过道”是一个概念。我想这和老板说的“会呼吸”的表皮有些接近吧。当然，这样的设计还带来了另一个“软性”的好处，就是当阳光透过百页照进室内时，会在地面和墙面留下宜人的光影——利用阳光的免费造型。
城市里的垃圾，总是要有人去清除的。清除的过程，回收利用当然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回收利用哪里有那么容易，当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把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回收利用，就陷入“既不人道，也不经济”的难堪和无为境地中。
1996年，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鼓动下，北京开始尝试垃圾分类。十几年过去，不敢说一点成就没有，但是真要寻找成效，我们只发现了“三个孤独的垃圾战士”。他们的遭遇和困扰，可以说就是当前中国垃圾分类的典型处境。
“国际视野”下的宋万吉
“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只有五座楼。这个小区有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来参观过，被无数的媒体记录和采访。
然而，事实上，这个小区是孤独的，它在孤独中，靠撒谎以维持颜面。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和他的老婆，就住在这个小区的地下自行车库里。看管自行车，他们夫妇俩可以得到1000元的收入。
另外还可以得到200元，是他们帮助这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额外补助。
1998年，致力垃圾分类的北京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遇上了宣武区环卫局长张宏生。张当时正试图在全区推广垃圾分类。他们联合选择了建功南里作为试点。当时的目标很宏大，绿色社区模式包括社区的环保设施和公民参与机制，它涉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化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涉及环保的软件建设。例如：一个由政府部门、物业公司、民间组织和居委会及居民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一支能起骨干先驱作用的志愿者大队；一系列持续性的环保活动和一定比例的绿色家庭。
建功南里的物业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垃圾分类成了物业管理的份内工作。在垃圾分类系统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出社区环境管理体系，使小区通过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当时，为了保证分类更加有效，物业“有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宋万吉，就是这个“专门的保洁员”。小区的门口，有一个废旧电池箱，他住的屋子外，放着几十公斤的废旧电池。他说多了之后，会有专门的公司来运走，但具体运到哪里，谁来运，运走后有没有回执收据之类。他不知情，“那是物业的事”。
小区的门口，有一个密闭式垃圾清洁站。清洁站紧靠小区的一侧，有间小屋子，里面，放着一台厨余垃圾处理机。每天，宋万吉要从解开居民的垃圾袋，把里面的“剩饭剩菜”挑出来，约挑满五十公斤之后，就倒进这个处理机里。处理机里面有个搅拌机，它帮助这些有机物发酵，大约一年，这个机器就满了，里面的有机物就变成了有机肥，用来作小区的绿化基肥。
现在还有居民做分类吗？
宋万吉说：“这么麻烦的事，谁来给你做？开始头几年，做的人不少，现在，最多只有几个老大妈可能还在做。”
你知道她们是谁吗？
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吧，她们可能清楚。
宋万吉的收入，当然还有极少的一部分来自于从垃圾中捡出来的废旧物资，攒上一个月，最多能卖上那么几十块钱。但这份横财，越来越少了。“居民们知道，玻璃、金属、纸张、塑料、旧衣服什么的，都能卖，不像过去那么乱扔了。唯一多起来的，是塑料袋。这东西没办法，卖又没人要，捡出来也很费劲。”
何况，竞争日益激烈。小区里还有几个闲散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把小区的垃圾桶都承包了。“看到有人扔一个纸箱子，他们会飞跑过去抢。要是有外边的人敢进来捡垃圾，会被他们几个打出去。”
实际上，居民对宋万吉也不太友好，建功南里有极端些的老人竟然认为，宋万吉“又脏又臭，有碍市容”；有一次，有一个居民把他要扔的球鞋，拿剪刀给剪烂了，才扔出来。“也许他们是认为我们的存在和工作，‘污染’了他们的环境吧。”
特有“家委会”的十年坚持
北京西城区大乘巷，有两座楼形成的一个小院子。这个院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特有的办公室，叫“家委会”——估计是“西城区教委家属委员会”的简称。这里住的400多户，多半都与西城区教委有些沾连。因此，当时为了更好地为家属服务，西城区教委特别组织了个类似于物业又类似于居委会的办公室。过去，这个家委会是独立的，与大乘巷居委会平等，后来，大乘巷居会委并入大觉社区，“家委会”就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家委会现在有两位主任，一个叫崔湘文，一个叫张静媛。他们说：“垃圾分类，社区绿化，雨水利用，本来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本来的任务是管上传下达。上面有什么精神，有什么任务，就分派下去；居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帮助向上反映反映。而现在，我们主要的工作，却是环保。垃圾分类，居民们坚持了十一年了，居民们现在都习惯了，不分类，他们反而不自在。”
垃圾分类，首先要感谢上一届主任陈淑芬。陈老师自从1989年在西四中学退休后，就一直担任家委会主任，一干就是12年多。“当时人们都觉得改善环境是政府的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
北京地球村在电视台上一个关于居民垃圾分类的节目引起了大乘巷居民的注意。小区一位叫王庭蕴的退休教师找到了地球村，找到了廖晓义，说她所在的社区家委会和居民愿意尝试垃圾分类处理，而此时地球村也正想寻找一个小区进行试点实施，于是廖晓义和她的同事便到大乘巷进行演讲示范。经过十余天的准备，没有垃圾桶，家委会成员便拿出自己的年终奖购买了几个红色的塑料桶。日，小黑板上发布了“给居民的一封信”，正式宣布“本小区实行分类投放”。三个红色的塑料桶矗立在小区内，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实施垃圾分类的小区。
居民分类之后，外面的保洁员仍旧把分类过的垃圾混杂在一起。但居民们管不了，那是政府环卫部门的事。他们应当把每一个环节都建设得有利于垃圾分类，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环节并不贯通。“我们能做的是自己的事。”
这个小区没有厨余垃圾处理设备。有个环保组织想赠送一台给他们，但他们一直没敢要，因为没有水，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
让人更加佩服的是这个小区的雨水利用。小区在当地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此，绿化是他们自主的。绿化需要水，他们就利用起了雨水。“垃圾分类这么多年，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停地有组织赠送、奖励我们垃圾桶，我们的垃圾桶越来越先进，过去是要人亲自去掀盖，现在是脚踏式的了。多出来的垃圾桶没处放。我们就想，为什么不能用它们来装雨水？于是我们就在每个雨水管下都接了一个垃圾桶。每逢下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冒雨去开桶盖。雨水收满后，再把盖盖上，用来做公共绿地的浇灌和喷洒，居民也可舀回去浇花。北京现在在拼命利用雨水，这些桶只能盛装部分雨水，绝大部分仍旧是流走了。我们希望在小区内挖个大坑，把所有的雨水都收集下来，但可惜小区地底下全是管线，没法施工。”
固执的“废旧电池大王”
王自新认为，有250万元，他的事业就可以成功。
他抱着一个巨大的电池，站在北京大兴区某个大张旗鼓准备建设成“循环经济园区”的院子里。他想在这个园区里租几亩地，建设成废旧电池堆放中心。
离这个园区不算太远，是北京的安定垃圾填埋场。北京目前收到的所有废旧电池，都在这个填埋场里“存放”。填埋场为此在门口专门建设了一排屋子。天津的做法更决绝一些，把废旧电池拌在水泥里，然后埋入地下，这种方法叫“固态封存”。
显然，北京也不知道拿这些废旧电池怎么办，只是无奈于城市居民对废旧电池异常热心——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要参与环保，就得回收废旧电池。在城市居民排放的危险废弃物中，废旧电池是被对待得最经心的。因此，北京市政府要求四清环卫集团承担此责。
王自新原本做建材贸易生意，十几年前，他突然投身于环保事业，主攻废旧电池利用。既做技术攻关，又要做产业推进。他做生意挣来的一百多万元，全都“空投”了进来。他曾经要在河北易县建设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利用中心，然而由于废水排放不达标问题，被当地环保部门叫停。
他发明的废旧电池回收生产设备，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产业界的放大试验，一直只是台中试机器。这台机器，现在放在大兴区他表妹的院子里生锈，上面躺着一只猫，下面躺着一只狗。
他这台机器可以先把电池里的汞先蒸发出来，然后再把里面的锌、铁、锰一一分选出来。“即使电池不污染环境，纯粹从资源利用上讲，废旧电池也应该回收的。这台机器要正式制造，需要250万元；一个产业链要形成，只需要年处理1000吨就可以保本微利。而北京的电池消费量，却远超过这个数字。然后我可以在全国各地建设几年分中心。”
他想得很美，可惜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等几个部委联合出台的相关文件认为，电池只要低汞化和无汞化，就不会成为环境祸害。因此，力推的是“源头上的环保”。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已经认定，电池很快将不是“危险废弃物”。
10年来，王自新在北京市建立电池回收点400余个，累计回收废旧电池达400万节,足足有80吨重。
王自新到处想法子。不停地有人与他见面，怀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想帮他的人多半没钱，想利用他的人则花样面出，有人想利用他的技术去套骗国家科技项目，或者想利用他的技术去股市套骗股民。2004年，有家西班牙公司想出巨资购买他的技术再商业化，然而，王自新没有答应，他担心商家买了它的技术之后，“到处卖机器，结果搞垮了这个产业”。他的梦想是他全程控制，从技术选择，从设备制造，从回收网络建设，从加盟店的管理，都要融入他的思想和理念。这样才可能保证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王自新是个没有钱的人，一家五口靠他爱人微薄的收入生活。他有着非凡的固执。现在他与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已经与他签订了协议，允诺从销售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十给他。比如其他的“合作意向”，王自新认为这份协议也许靠得住。
白蚁诞生在地球上已经有两亿五千万年，堪称昆虫界的鼻祖，是最古老的社会性昆虫之一，在全世界均有分布，是最让人类头疼的生物之一。只翻一翻一周内的新闻：白蚁蛀空广州农讲所屋梁；白蚁蛀空杉木电线杆；近两年十堰市被白蚁啃掉2000万；白蚁大闹福州张钰哲故居；江苏省水利厅召开全省堤坝白蚁防治年度工作会议……如某篇报道所说：“人类与白蚁的斗争是长期性的！”
当然，地球并不是为人类特设的，并不是每种生物都有为人类生活增光添彩的的义务。在地球庞大而和谐的生物圈中，白蚁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一环，尤其是土栖性白蚁，以枯枝落叶和伐后的树头、树根和活树的老死树皮为食，促进地表有机物分解、转化，增加土壤肥力。
土栖性白蚁更牛的是，他们建造出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非洲和澳大利亚的高大白蚁冢，常由十几吨泥土砌成，高五六米（最高可达九米），里面栖息着数百万只白蚁。交通、物流、排污、各功能分区，一切井井有条。按比例算，相当于人类建起1500米高的摩天大楼——这几乎是当今世界最高建筑、818米的迪拜塔的两倍。更何况，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冬暖夏凉，利用空气对流来维持常温，完全不耗电的？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几百万人口在里面活动，用不着空调换气，就能引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的？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湿度均衡，有巧妙的通道直接取用地下水，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无间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瑞士昆虫学家马汀·洛桑来到非洲南部大草原，对那里的白蚁巢穴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那些外表奇特的巨大蚁丘，是构造巧妙的生态建筑。非洲大白蚁以植物纤维素为食——人类饮食中的蔬菜和粗加工谷类也富含纤维素，可惜我们无法消化它，只能用来通便。而事实上，白蚁也无法直接消化纤维素，它们在巢内种植成片的真菌苗圃，所产生的真菌微生物将木材转变成可消化的营养素。对，它们也有种植业，而且种植的这些小东西十分娇气——种植园里必须恒温恒湿，通风良好。它们可没有塑料大棚这玩意！而且别忘了，它们是生活在环境苛刻的热带。在洛桑的描绘中，菌类新陈代谢过程，以及白蚁自身所产生的热量将巢穴内饱含二氧化碳的浑浊空气抬升至中心通风管道，然后从有空隙的外壁排出巢穴，与此同时，蚁巢基部吸入新鲜空气，以保证空气对流——一座有大约200万只白蚁的蚁丘每日需要吸入约1000升的氧气。在一些最为炎热的地区，比如纳米比亚，有些白蚁巢穴的烟道高达20米，以便控制湿度。
科学家们迷上了白蚁——它们用熟石膏将蚁穴填满，然后取出来切成半毫米厚的薄片，用相机一张一张拍下来，用电脑技术制作蚁穴结构的三维模型。然而，总有一些人更为直接，比如建筑师米克·皮尔斯，他亲身钻进蚁穴内部去，一窥究竟，奉蚁为师。钻出来之后，他的数个作品都在向蚁穴致敬，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津巴布韦首府哈拉雷的东门购物中心，和墨尔本市政二号办公楼（Council House Two，简称CH2）。
东门购物中心于1996开业，它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座将自然制冷方式应用到如此成熟的建筑。它地处热带，津巴布韦的温度，一天之内可在10℃到40℃之间变化。于是，白天，这座建筑以它热容很高的结构物质存储热量；晚上降温时，再将温度缓缓释放。它学习蚁穴的烟囱效应——在建筑上部设排风口，将污浊的热空气从室内排出，而室外新鲜的冷空气则从建筑底部被吸入。米克·皮尔斯这样告诉工程师他要求的规则：外墙上不可有直射阳光；北面（夏季太阳的方向）墙窗墙比不超过25%；窗子有可调节的扇页……最终，这座建筑物有5600㎡的零售空间，26000㎡的办公场所，没装空调，但是凉爽宜人。它所消耗的能量是与它同等规模的常规建筑的1/10。租赁在这里的企业和商户，所付的租金比周边建筑的租赁者要少了20%。
坐落在墨尔本中心的CH2，因其可持续发展特征的设计而获联合国建筑奖，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幢六星级绿色建筑。2004年初开始建设，2006年8月正式启用，总建筑面积1.25万㎡。整个建筑4个立面，分别采用不同的技术，如西面外墙采用旧木材再生遮阳百叶立面，南北外墙采用色彩迥异的自然通风塔：北立面有10个深色抽风管道，用以吸收太阳的热量，提升室内的热空气，并通过屋顶涡轮风机将其带出建筑物；南立面有10个浅色管道，从屋面吸进新鲜空气，向下送进建筑物各层。东立面的穿孔金属板，使卫生间能自然通风，同时给阳台提供了栏杆，并将电梯间隐蔽起来。
同时，办公室的自然光主要由北面和南面的窗户获得，每层楼的窗户大小不一，较低楼层的窗户比高楼层的窗户大，每层楼的办公区都有自动的管线强度感应器，能根据自然光的强度来调节照度，最大限度地节约照明能耗。北面每层楼的阳台上，用特制花盆种了绿色的攀援植物，这些植物沿阳台上的钢网漫生，层层相接，成为一个垂直的空中花园，不但遮挡了夏季的阳光，还能有效过滤眩光。
更绝的是，建筑采用污水回收系统，每天从下水道抽取10万升废水，经过净化处理后生产出回用水，供大楼的植物浇灌、卫生间冲洗和大楼内循环冷却等用途，多余的水还可用于其它市政大楼、城市喷泉、街道清洗和植物浇灌等，同时对消防用水进行了回收利用，处理后可供25%的大楼饮用水。
让我们再回到白蚁——它们的技巧，不仅仅是那三招两式，也不是人类轻易可以说，已经学完了的。比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磁石白蚁，利用地球磁场建造南北走向的白蚁丘。宽阔的东西两面用来吸收早晨和傍晚微弱的阳光热量，而相对较窄的南北表面则是对准正午炙热阳光，以保证蚁丘内部温度相对稳定。
德国生物学家朱迪斯·寇伯说：“白蚁生存环境的跨度之大，印证了它们建筑模式的非凡之处。”
白蚁诞生在地球上已经有两亿五千万年，堪称昆虫界的鼻祖，是最古老的社会性昆虫之一，在全世界均有分布，是最让人类头疼的生物之一。只翻一翻一周内的新闻：白蚁蛀空广州农讲所屋梁；白蚁蛀空杉木电线杆；近两年十堰市被白蚁啃掉2000万；白蚁大闹福州张钰哲故居；江苏省水利厅召开全省堤坝白蚁防治年度工作会议……如某篇报道所说：“人类与白蚁的斗争是长期性的！”
当然，地球并不是为人类特设的，并不是每种生物都有为人类生活增光添彩的的义务。在地球庞大而和谐的生物圈中，白蚁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一环，尤其是土栖性白蚁，以枯枝落叶和伐后的树头、树根和活树的老死树皮为食，促进地表有机物分解、转化，增加土壤肥力。
土栖性白蚁更牛的是，他们建造出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非洲和澳大利亚的高大白蚁冢，常由十几吨泥土砌成，高五六米（最高可达九米），里面栖息着数百万只白蚁。交通、物流、排污、各功能分区，一切井井有条。按比例算，相当于人类建起1500米高的摩天大楼——这几乎是当今世界最高建筑、818米的迪拜塔的两倍。更何况，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冬暖夏凉，利用空气对流来维持常温，完全不耗电的？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几百万人口在里面活动，用不着空调换气，就能引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的？你见过哪一座摩天大厦，湿度均衡，有巧妙的通道直接取用地下水，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无间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瑞士昆虫学家马汀?洛桑来到非洲南部大草原，对那里的白蚁巢穴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那些外表奇特的巨大蚁丘，是构造巧妙的生态建筑。非洲大白蚁以植物纤维素为食——人类饮食中的蔬菜和粗加工谷类也富含纤维素，可惜我们无法消化它，只能用来通便。而事实上，白蚁也无法直接消化纤维素，它们在巢内种植成片的真菌苗圃，所产生的真菌微生物将木材转变成可消化的营养素。对，它们也有种植业，而且种植的这些小东西十分娇气——种植园里必须恒温恒湿，通风良好。它们可没有塑料大棚这玩意！而且别忘了，它们是生活在环境苛刻的热带。在洛桑的描绘中，菌类新陈代谢过程，以及白蚁自身所产生的热量将巢穴内饱含二氧化碳的浑浊空气抬升至中心通风管道，然后从有空隙的外壁排出巢穴，与此同时，蚁巢基部吸入新鲜空气，以保证空气对流——一座有大约200万只白蚁的蚁丘每日需要吸入约1000升的氧气。在一些最为炎热的地区，比如纳米比亚，有些白蚁巢穴的烟道高达20米，以便控制湿度。
科学家们迷上了白蚁——它们用熟石膏将蚁穴填满，然后取出来切成半毫米厚的薄片，用相机一张一张拍下来，用电脑技术制作蚁穴结构的三维模型。然而，总有一些人更为直接，比如建筑师米克?皮尔斯，他亲身钻进蚁穴内部去，一窥究竟，奉蚁为师。钻出来之后，他的数个作品都在向蚁穴致敬，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津巴布韦首府哈拉雷的东门购物中心，和墨尔本市政二号办公楼（Council House Two，简称CH2）。
东门购物中心于1996开业，它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座将自然制冷方式应用到如此成熟的建筑。它地处热带，津巴布韦的温度，一天之内可在10℃到40℃之间变化。于是，白天，这座建筑以它热容很高的结构物质存储热量；晚上降温时，再将温度缓缓释放。它学习蚁穴的烟囱效应，——在建筑上部设排风口，将污浊的热空气从室内排出，而室外新鲜的冷空气则从建筑底部被吸入。米克?皮尔斯这样告诉工程师他要求的规则：外墙上不可有直射阳光；北面（夏季太阳的方向）墙窗墙比不超过25%；窗子有可调节的扇页……最终，这座建筑物有5600㎡的零售空间，26000㎡的办公场所，没装空调，但是凉爽宜人。它所消耗的能量是与它同等规模的常规建筑的1/10。租赁在这里的企业和商户，所付的租金比周边建筑的租赁者要少了20%。
坐落在墨尔本中心的CH2，因其可持续发展特征的设计而获联合国建筑奖，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幢六星级绿色建筑。2004年初开始建设，2006年8月正式启用，总建筑面积1.25万㎡。整个建筑4个立面，分别采用不同的技术，如西面外墙采用旧木材再生遮阳百叶立面，南北外墙采用色彩迥异的自然通风塔：北立面有10个深色抽风管道，用以吸收太阳的热量，提升室内的热空气，并通过屋顶涡轮风机将其带出建筑物；南立面有10个浅色管道，从屋面吸进新鲜空气，向下送进建筑物各层。东立面的穿孔金属板，使卫生间能自然通风，同时给阳台提供了栏杆，并将电梯间隐蔽起来。
同时，办公室的自然光主要由北面和南面的窗户获得，每层楼的窗户大小不一，较低楼层的窗户比高楼层的窗户大，每层楼的办公区都有自动的管线强度感应器，能根据自然光的强度来调节照度，最大限度地节约照明能耗。北面每层楼的阳台上，用特制花盆种了绿色的攀援植物，这些植物沿阳台上的钢网漫生，层层相接，成为一个垂直的空中花园，不但遮挡了夏季的阳光，还能有效过滤眩光。
更绝的是，建筑采用污水回收系统，每天从下水道抽取10万升废水，经过净化处理后生产出回用水，供大楼的植物浇灌、卫生间冲洗和大楼内循环冷却等用途，多余的水还可用于其它市政大楼、城市喷泉、街道清洗和植物浇灌等，同时对消防用水进行了回收利用，处理后可供25%的大楼饮用水。
让我们再回到白蚁——它们的技巧，不仅仅是那三招两式，也不是人类轻易可以说，已经学完了的。比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磁石白蚁，利用地球磁场建造南北走向的白蚁丘。宽阔的东西两面用来吸收早晨和傍晚微弱的阳光热量，而相对较窄的南北表面则是对准正午炙热阳光，以保证蚁丘内部温度相对稳定。
德国生物学家朱迪斯?寇伯说：“白蚁生存环境的跨度之大，印证了它们建筑模式的非凡之处。”
城市里的垃圾，总是要有人去清除的。清除，回收利用当然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回收利用哪有那么容易，当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把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回收利用，就陷入“既不人道，也不经济”的难堪和无为境地中。
1996年，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鼓动下，北京开始尝试垃圾分类。十几年过去，不敢说一点成就没有，但是真要寻找成效，我们只发现了“三个孤独的垃圾战士”。他们的遭遇和困扰，可以说就是当前中国垃圾分类的典型处境。
“国际视野”下的宋万吉
“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只有五座楼。这个小区有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来参观过，被无数的媒体记录和采访。
然而，事实上，这个小区是孤独的，它在孤独中，靠撒谎以维持颜面。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和他的老婆，就住在这个小区的地下自行车库里。看管自行车，他们夫妇俩可以得到1000元的收入。
另外还可以得到200元，是他们帮助这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额外补助。
1998年，致力垃圾分类的北京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遇上了宣武区环卫局长张宏生。张当时正试图在全区推广垃圾分类。他们联合选择了建功南里作为试点。当时的目标很宏大，绿色社区模式包括社区的环保设施和公民参与机制，它涉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化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涉及环保的软件建设。例如：一个由政府部门、物业公司、民间组织和居委会及居民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一支能起骨干先驱作用的志愿者大队；一系列持续性的环保活动和一定比例的绿色家庭。
建功南里的物业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垃圾分类成了物业管理的份内工作。在垃圾分类系统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出社区环境管理体系，使小区通过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当时，为了保证分类更加有效，物业“有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宋万吉，就是这个“专门的保洁员”。小区的门口，有一个密闭式垃圾清洁站。清洁站紧靠小区的一侧，有间小屋子，里面，放着一台厨余垃圾处理机。每天，宋万吉要解开居民的垃圾袋，把里面的“剩饭剩菜”挑出来，挑满约五十公斤之后，就倒进这个处理机里。处理机里面有个搅拌机，它帮助这些有机物发酵，大约一年，这个机器就满了，里面的有机物就变成了有机肥，用来作小区的绿化基肥。
现在还有居民做分类吗？
宋万吉说：“这么麻烦的事，谁来给你做？开始头几年，做的人不少，现在，最多只有几个老大妈可能还在做。”
你知道她们是谁吗？
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吧，她们可能清楚。
宋万吉的收入，当然还有极少的一部分来自于从垃圾中捡出来的废旧物资，攒上一个月，最多能卖上那么几十块钱。但这份横财，越来越少了。“居民们知道，玻璃、金属、纸张、塑料、旧衣服什么的，都能卖，不像过去那么乱扔了。唯一多起来的，是塑料袋。这东西没办法，卖又没人要，捡出来也很费劲。”
何况，竞争日益激烈。小区里还有几个闲散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把小区的垃圾桶都承包了。“看到有人扔一个纸箱子，他们会飞跑过去抢。要是有外边的人敢进来捡垃圾，会被他们几个打出去。”
实际上，居民对宋万吉也不太友好，建功南里有极端些的老人竟然认为，宋万吉“又脏又臭，有碍市容”；有一次，有一个居民把他要扔的球鞋，拿剪刀给剪烂了，才扔出来。“也许他们是认为我们的存在和工作，‘污染’了他们的环境吧。”
特有“家委会”的十年坚持
北京西城区大乘巷，有两座楼形成的一个小院子。这个院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特有的办公室，叫“家委会”——估计是“西城区教委家属委员会”的简称。这里住的400多户，多半都与西城区教委有些沾连。因此，当时为了更好地为家属服务，西城区教委特别组织了个类似于物业又类似于居委会的办公室。过去，这个家委会是独立的，与大乘巷居委会平等，后来，大乘巷居会委并入大觉社区，“家委会”就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家委会现在有两位主任，一个叫崔湘文，一个叫张静媛。他们说：“垃圾分类，社区绿化，雨水利用，本来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本来的任务是管上传下达。上面有什么精神，有什么任务，就分派下去；居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帮助向上反映反映。而现在，我们主要的工作，却是环保。垃圾分类，居民们坚持了十一年了，居民们现在都习惯了，不分类，他们反而不自在。”
垃圾分类，首先要感谢上一届主任陈淑芬。陈老师自从1989年在西四中学退休后，就一直担任家委会主任，一干就是12年多。“当时人们都觉得改善环境是政府的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
北京地球村在电视台上一个关于居民垃圾分类的节目引起了大乘巷居民的注意。小区一位叫王庭蕴的退休教师找到了地球村，找到了廖晓义，说她所在的社区家委会和居民愿意尝试垃圾分类处理。经过十余天的准备，没有垃圾桶，家委会成员便拿出自己的年终奖购买了几个红色的塑料桶。日，小黑板上发布了“给居民的一封信”，正式宣布“本小区实行垃圾垃圾分类投放”。三个红色的塑料桶矗立在小区内，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实施垃圾分类的小区。
居民分类之后，外面的保洁员仍旧把分类过的垃圾混杂在一起。但居民们管不了，那是政府环卫部门的事。“我们能做的是自己的事。”
这个小区没有厨余垃圾处理设备。有个环保组织想赠送一台给他们，但他们一直没敢要，因为没有水，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
让人更加佩服的是这个小区的雨水利用。小区在当地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此，绿化是他们自主的。绿化需要水，他们就利用起了雨水。“垃圾分类这么多年，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停地有组织赠送、奖励我们垃圾桶，我们的垃圾桶越来越先进，过去是要人亲自去掀盖，现在是脚踏式的了。多出来的垃圾桶没处放。我们就想，为什么不能用它们来装雨水？于是我们就在每个雨水管下都接了一个垃圾桶。每逢下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冒雨去开桶盖。雨水收满后，再把盖盖上，用来做公共绿地的浇灌和喷洒，居民也可舀回去浇花。北京现在在拼命利用雨水，这些桶只能盛装部分雨水，绝大部分仍旧是流走了。我们希望在小区内挖个大坑，把所有的雨水都收集下来，但可惜小区地底下全是管线，没法施工。”
固执的“废旧电池大王”
王自新认为，有250万元，他的事业就可以成功。
他站在北京大兴区某个大张旗鼓准备建设成“循环经济园区”的院子里，想在这个园区里租几亩地，建设成废旧电池堆放中心。
离这个园区不太远，是北京的安定垃圾填埋场。北京目前收到的所有废旧电池，都在这个填埋场里“存放”。填埋场为此在门口专门建设了一排屋子。
显然，北京也不知道拿这些废旧电池怎么办，只是无奈于城市居民对废旧电池异常热心——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要参与环保，就得回收废旧电池。在城市居民排放的危险废弃物中，废旧电池是被对待得最经心的。
王自新原本做建材贸易生意，十几年前，他突然投身于环保事业，主攻废旧电池利用。既做技术攻关，又要做产业推进。他做生意挣来的一百多万元，全都“空投”了进来。他曾经要在河北易县建设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利用中心，然而由于废水排放不达标问题，被当地环保部门叫停。
他发明的废旧电池回收生产设备，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产业界的放大试验，一直只是台中试机器。
他这台机器可以先把电池里的汞蒸发出来，然后再把里面的锌、铁、锰一一分选出来。“即使电池不污染环境，纯粹从资源利用上讲，废旧电池也应该回收。这台机器要正式制造，需要250万元；一个产业链要形成，只需要年处理1000吨就可以保本微利。而北京的电池消费量，却远超过这个数字。然后我可以在全国各地建设分中心。”
他想得很美，可惜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等几个部委联合出台的相关文件认为，电池只要低汞化和无汞化，就不会成为环境祸害。因此，力推的是“源头上的环保”。也就是说，政府部门认为，电池很快将不是“危险废弃物”。
10年来，王自新在北京市建立电池回收点400余个，累计回收废旧电池达400万节,足足有80吨重。
王自新到处想法子。不停地有人与他见面，怀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想帮他的人多半没钱，想利用他的人则花样面出，有人想利用他的技术去套骗国家科技项目，或者想利用他的技术去股市套骗股民。2004年，有家西班牙公司想出巨资购买他的技术再商业化，然而，王自新没有答应，他担心商家买了它的技术之后，“到处卖机器，结果搞垮了这个产业”。他的梦想是他全程控制，从技术选择，从设备制造，从回收网络建设，从加盟店的管理，都要融入他的思想和理念。这样才可能保证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王自新是个没有钱的人，一家五口靠他爱人微薄的收入生活。他有着非凡的固执。现在他与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已经与他签订了协议，允诺从销售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十给他。比如其他的“合作意向”，王自新认为这份协议也许靠得住。
“这一次，他们是与亿万富翁讨论解决方案”
黄小山现在有两个手机，一个手机专门用来接听垃圾事务。他得意地说：“只要这个手机一响，一定和垃圾有关。”
这个手机，几乎每天都要响上几十遍。
黄小山的真名就叫黄小山，网名比真名流行，叫“驴屎蛋”。这个名字也不是乱起的。黄小山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来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当了合伙人。后来，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边的一个高档别墅小区里，买了一栋颇为贵重的别墅。驴屎者，律师也，他本来是想在键盘上敲出个律师字眼来，偏偏跳出来的字，是驴屎。于是他半推半就，用这个名字做起了网名。
一个人的名字取得再好，想要在万马奔腾的时代为众人所熟知，也是很艰难的事。公众愿意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得此人做出点事业来，好名字配上好业绩，才让大家觉得不虚此名，不负此名。因此，黄小山即使不叫驴屎蛋，也一样会广受追捧。
因为他从日起，一下子进入了公众视野。
其实比这更早几天，他所在的社区有一个居民，一个从来不到政府去办事的人，突然有了个机缘到昌平区小汤山镇镇政府办事。就在门外恭候的工夫，无意中在厕所边的墙上，看到一纸告示。上面说，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已经通过，项目进入筹备阶段，该拆迁的拆迁，该投资的投资，该忍受的忍受。联想起北京六里屯、高安屯的居民抗议事件，这位居民有些激动。
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传播到了社区的网络上。大家讨论许久，想出的第一招，是上访，成立的第一个松散型组织，叫“奥北小组”。阿苏卫在北京北边，不算正北也算偏北，算得上正好在北京奥运村、奥运森林公园、奥运标志建筑鸟巢和水立方的北边，因此，钱多智富的居民们，想出了一个相对超越又相对隐蔽的名字。
日，在北京东三环的中国农业展览馆，有一个环卫博览会，北京市政管委在里面展出了一个阿苏卫的焚烧厂示意图，大意是说，到2015年要投入运营。
奥北的居民代表决定到这个博览会上表态。当天上午，黄小山和邻居们开着50多辆车从北六环到了东三环农业展览馆。100多名奥北居民穿着蓝色文化衫，上写：“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那天北京阵雨，他们打伞站在“2009环境卫生博览会”的入口前，沉默而招摇地举着手中的纸——“坚决要求政府立即执行垃圾分类措施”。博览会的展厅里，有一座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模型。五分钟内，警车一辆一辆赶到，黄小山看见有人小腿在不住地抖，“大家都很害怕”。
共有7人被拘留，带头的黄小山也就是驴屎蛋第一个被抓走。他后来回忆说：“离开得太早，此后发生了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陆续有更多的同伴也被抓走。进到“号子”里，黄小山哆哆嗦嗦，头发打着绺，鞋袜湿透。看望他的朋友把现买的线袜和懒汉鞋从铁门上的小窗里扔进去。“没想到一个律师会有这样的经历。”
7个“富人”被关了7天。出来后士气有些低落，大家才发现，对抗，似乎无益于解决问题，只有利于减损志气。
不过，从此后，黄小山喜欢边抽烟，边兴奋地说一句话：“这一次，政府是在和亿万富翁讨论垃圾问题。”
1994年，北京在世界银行和德国政府的帮助下，建设了第一个垃圾科学填埋场。此后，住在旁边的居民，长期忍受地下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伤害。由于垃圾围城，由于北京周边已经没有太多的土地可再征用，由于一直没有人细心地去研究可靠的垃圾处理方略，北京市决定，要建设四大垃圾处理综合园区，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安定等都在规划范围之内。
阿苏卫附近的奥北地区包括保利垄上、橘郡、汤HOUSE、纳帕溪谷等十几个高档社区，多数房产市值超过千万，在其他“工薪社区”居民眼中，奥北人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终于轮到有钱人倒霉了。”有人这样幸灾乐祸地议论。
“我们要帮政府找出路”
日上午，郭威坐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办公室的小会议室里。他是第一次到这个协会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是第一次有心地请国内在“公众参与解决垃圾困扰”方面有所成就的人，一起开个务虚会，讨论即将面临的资助走向。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当然也是“有钱人”办的环保组织，日，王石、冯仑、刘晓光、宋军等100多位民营企业家，决定每人每年出资10万元，联合创办了这样的协会。当时的目标，是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治理荒漠化。日，由同样这批人马创办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正式成立，目标就扩大许多了，是要放眼全国，大力资助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事业。
而“垃圾议题”，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认为很有必要全力资助的方向。在全国上下都火热起来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环保组织应当有所感应。
郭威是一家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他也是“奥北小组”的重要成员。他获得公众注意，是在2009年9月份，著名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举办的记者沙龙上，郭威代表奥北小组，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讲稿，是现在越来越著名的《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与公众意愿》。
当时，奥北小组就决定，要做研究，要将全世界的垃圾处理技术、中国各地的垃圾处理方式进行广泛的搜罗和对比，对中国的国情重新进行准确的评估，最后，得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那天起，奥北小组就在讲几句共同的话，一是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二是即使要焚烧，也要采用RDF技术。三是即使要焚烧，厂址也不应当选在阿苏卫了，而应当选在更远些的兴寿，那里是个废弃的砖瓦厂，两边居民不多。四是更为理想的办法，是把垃圾用厌氧发酵技术处理后，拉到内蒙沙地去改良土壤，种植生物质能材料。
垃圾衍生燃料(Refuse Derived Fuel，RDF)技术，大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人琢磨，美国、日本有许多地方在尝试。其方法大体是把垃圾制作成燃料棒，再焚烧。这样的前提一是得把里面的水分给排挤掉，二是得进行充分的垃圾分类。奥北小组举了日本福山的案例来做说法：福山再生发电厂处理福山、府中、大竹等9个市町村的垃圾。这9个地方分别建有7座垃圾RDF处理工厂，首先将市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处理成RDF燃料棒，然后用卡车将燃料棒运送至福山再生发电厂燃烧。经过处理的燃烧棒运输时没有异味和路面遗撒，由于已经烘干了水分，运输量大大减轻，垃圾运输效率成倍提高。
这座焚烧炉是根据炼钢高炉原理设计的。发电厂的燃料全部为RDF燃料棒，锅炉采用类似炼钢高炉的特殊设计，可以快速升温至1500℃以上，有效抑制二噁英的生成，并能高效回收热能再利用。
在这座高炉中，垃圾初次燃烧后产生高炉煤气并再次燃烧，与水混合后产生水蒸气，推动蒸汽轮机发电。燃烧末期产生的有害物质重金属飞灰经分离后又再次投入炉中燃烧，最后形成可生产沥青的工业原料。RDF燃烧棒中包含的少量未分离完整的金属经熔化后，形成颗粒，通过磁选设备也可有效回收。
RDF垃圾燃烧处理后，最后的填埋物质仅有原生垃圾的5%。经过安定性处理后，这些极细小的垃圾焚烧颗粒性态稳定，没有任何臭味，对环境没有影响。
听完郭威的宏图美景，郭霞好奇地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收集到这么多材料的？”
郭威笑了笑：“我们是做投资银行的，我们擅长对所有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垃圾焚烧其实也是项目的一种，你如果用投资者的眼光，对其技术风险、管理风险、运营风险进行经济角度的评估，你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项目的优劣。至于收集材料，我们有我们的渠道。做投资银行的人，倒不一定非要成为百事通，不一定要事事都懂，但我们掌握了分析和破解各个项目的技巧，因此，任何项目到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迅速地把全世界的有关信息都收集到眼前，在几夜之间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何况，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在做。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中国所有的小区里，都藏龙卧虎，精英无处不在，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成为智慧的源泉。”
郭威接着说：“其实政府也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现在发现了，最好的‘反抗’方式，是帮助政府找出路。大家一起想办法，现在再埋怨谁、指责谁，似乎都太晚了。作为公民，也许我们该替政府承担他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所有的公民一起来想办法，办法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角落冒出来。”
“饭后甜点是二噁英”
一席话说得坐在旁边的杨长江频点头。
杨长江是《中国国门时报》的编辑，但在公众眼中，他又是对垃圾最了解的记者。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可以给你回答。对他来说，最难的，是公民自己找出路。说什么都无益，垃圾的出路在于公众垃圾分类，一切都靠自己去研究探讨。
参加完阿拉善的小会议室，杨长江带着大家，去他家参观。
他的实验已经做了快一个月了，他慢慢地发现，其实最难的，是干湿分离，分开是容易的，但如果要把湿物储存在家里，这就考验你的技术。
最理想的办法是把湿物给弄干，怎么弄干呢？用微波炉？用烤箱？用吹风机？似乎都不太理想。
直到参观完之后，参观者才明白，杨长江用的是烘干机。这是家庭垃圾分类的唯一法宝？如果没有烘干机怎么办？杨长江说不一定，因为也许其他人，会探索出更好的办法。
中国最早从事垃圾分类推进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曾经有个日本来的志愿者池田武，就想在北京的平房社区搞垃圾分类。他有一个妙招，是把厨余垃圾用来养蚯蚓。但一直推广得不是特别的通畅。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生毛达，在到北师大读博士之前，是池田武的同事。他也在家里尝试进行了垃圾分类，并用摄像机记录了这个过程，将其分享到网上。
毛达在网上开通了两个博客，一个专门用来收集与垃圾处理有关的信息和论文，叫“垃圾之歌”；另一个专门用来收集全世界与二噁英有关的信息，叫“二噁英污染公众信息”。
与二噁英有关的博客，是他每天午饭后半小时的专门功课，因此，他戏谑着说：“我的饭后甜点是二噁英”。
对毛达来说，对二噁英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垃圾焚烧的范畴，对他来说，所有排放到空中的垃圾，都可纳入视野。因为按照物理学家的解释，全世界所有的排放物都可视为垃圾，一是固态的，是大家常说的垃圾；二是气态的，肮脏的空气就是；三是液态的，污水臭水毒水是也。
毛达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他的“冉冉升起”，给了公众更多的学术支撑。可以说他是继赵章元之后，又一位相对客观独立的、值得公众信赖的环保专家。
“知识与艺术的亿万富翁”
2010年3月份，《时尚先生》的绿色年刊中，有一张大幅的照片，上面有三个人，一起站在垃圾堆上。
一个是卢广，一个是王久良，一个是赵章元。
三位，要么是“知识上的亿万富翁”，要么是“艺术上的亿万富翁”，同时汇入了公众的潮流。
卢广和王久良都是摄影师，卢广拍的《中国的污染》在2009年震惊世界。王久良拍的《垃圾围城》同样震惊世界。
2009年底，33岁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因为一组“垃圾围城”的摄影作品，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展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的作品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是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真实地认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垃圾围城”系列的图片都以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和坐标命名。用这些坐标和照片，他做出了一张北京地图，与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黄色的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这样的黄色标识有400多个，像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北京市”围在当中。
从2008 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 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给自己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赵章元应当比他们两位更早些震惊世界。他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位与坚定地与公众站在一起应对垃圾问题的环保专家。
说起来，他退休之后才开始逐步震惊世界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原本的业务专长，并不在垃圾，而在于污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曾经对阿苏卫周边的地下水质做过监测，发现由于垃圾场的渗滤液没有得到良好的处理，当地地下水污染形势严峻。
2009年春节过后十多天，元宵节之后，有几十个人同时到赵章元家里“拜年”，他们渴望获得垃圾处理的真知灼见。
面对来自北京、上海等小区的业主，赵章元首先说，垃圾焚烧其实是污染转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环境灾害。
赵章元说，有些地方之所以利用焚烧来处理垃圾，是看重垃圾燃烧对于电力供应的价值。但是，某些垃圾如餐厨垃圾的热值并不高，且燃烧时需要助燃，如果把当前垃圾中的可燃物燃烧的热量用来发电，需要加上20%以上的辅助燃料，并需消耗大量氧气。况且，可燃垃圾大都有可利用价值，燃烧掉这些垃圾实际上是浪费资源。
因此，从技术上说，垃圾处理的最佳方式是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从实践方法上说，垃圾处理需要“公众参与”，需要各个小区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垃圾分类的实践当中。一个人经常感觉到绝望，一个家庭也经常感觉到做垃圾分类很难，但一个小区，至少是可以做垃圾分类的。因为居民的厨余垃圾往往都是有机物，分理得好，可以在小区内就做成有机肥，用来作小区绿化的肥源；居民的废旧纸张、金属、塑料、橡胶、玻璃，甚至建筑垃圾，都可以由活跃在小区周边的废品回收队伍给拉走清空，重新利用。从污染物处理的角度上说，污染物越在前端、越分散时处理，利用的价值会大大提高，污染物“零排放”的可能性越大；从解决就业、公众参与等现实可能性来说，我国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密集、人口众多，因此，把越多的人卷入垃圾分类事业，对资源回收产业越有益，对全民参与环境保护也越有益。
“所有的公众都是亿万富翁”
南京人周文清，2009年非常忙碌，几乎所有因为垃圾而发生公众冲突的地方，她都去考察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长沙、苏州，她都去做了观察。
她的目标不是为了串连，而是想去发现“商机”。当她听到有些业内专家说，全国的垃圾焚烧格局已定的时候，她心里一凉。
但当她看到全国各地都在参与垃圾处理的改良方案，试图阻止一些没必要上马的垃圾焚烧厂的时候，她觉得新的方式又有了可能。
她准备从澳大利亚引进一套垃圾处理的综合利用技术，准备把这套技术，先落地在南京。因此，她给南京市有关领导，提交了可行性方案。如果项目做
成，不仅仅是民间商机问题，而且重要的是垃圾的包袱，从此开始从政府转向民间。这一盘活，可能全盘皆活。政府要做的是监管，公众要做的是监督，只要信息透明，只要垃圾场处理的信息向公众诚实开放，其实谁来处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2009年8月，到北京来办讲座的广州人杨静山很是激动，他很早以前就有一个公司，叫“分类得”，他相信垃圾分类可以做成产业化，并且已经有人从中获得了极好的利润。
2008年5月，原从事IT行业的杨静山看到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和前景，于是成立了“分类得”公司。他在广州东山实验小学厨房外，投放了一个从日本进口的厨余垃圾机。每天，将4斤厨余垃圾放进这个外表酷似洗衣机的家伙里。经过分解、发酵，4个月后，480斤厨余垃圾就可转化为20斤有机肥。在学校教学大楼楼顶，他配备了一台粉碎机。那些脱落的树叶被收集到这里。经破碎后，再埋入一个含有真菌的水泥堆肥坑里。四个月后，这些树叶就能完全分解，变成有机肥。
杨静山的公司从不做垃圾桶，他们称其为资源回收桶。他说，国民的观念要转变，如果把垃圾当做是一种资源，就会认为它有价值，就不会乱扔。废旧金属、塑料、报纸、书刊自不必说，剩饭剩菜这些厨余垃圾，甚至树叶，他们都认为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例如厨余垃圾，像剩饭剩菜之类的，日本有技术可以将这种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
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进行了家庭垃圾分类。他们非常容易地将垃圾区分为有害垃圾(过期药品、旧电池、废旧灯管、化学物品、水银温度计等)、食品垃圾(剩菜剩饭、骨头、果皮、菜叶、蛋壳等)和非食品可回收垃圾(旧书、旧报纸、纸皮、铁罐、胶瓶等）。 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社区垃圾分类试点，是杨静山携手越秀区东湖街道办联合开展的“民间试验”。
最初，垃圾分类推广进展并不顺利。他就从自己居住的那栋楼开始，一幢一幢推广。每户多派发一个垃圾桶，提倡家庭分类，把食品垃圾与非食品垃圾分开；在楼道贴垃圾分类宣传单、放置两个垃圾桶；统一上门回收等等。对实行了垃圾分类的居民楼，他就命名为“环保楼”。在“分类得”狭小的办公室里，分门别类放满了各种“垃圾”。据称，垃圾从住户家里回收到公司仓库后，会先由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然后每天运到他在白云区的垃圾回收仓库进行资源利用。经过一年多的推广，东湖街的五羊南、五羊东、明月等13个社区，近60栋住宅楼被命名为“环保楼”。东湖街已有6000多户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杨静山相信，东湖街的垃圾减排量已超过八成。
更多的好消息在传来，广州的“华南版块”社区，有一百多户居民开始了自发的垃圾分类试验；北京黄小山、郭威所在的奥北社区，联合六里屯、高安屯社区，也信誓旦旦要开展居民垃圾分类，“自己做出来，给社会看，垃圾分类是可以做到的事；我们要证明，中国公民的素质，并不低。垃圾难不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