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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强：与五毛谈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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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强：与五毛谈谈心
夏小强：与五毛谈谈心
& &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党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产D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 &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产D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国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 &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国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 &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 &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独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并向中国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 &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 &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国。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 &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 &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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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啥不批评毛泽东的崇拜者？
看我文章的会发现一个现象，我很少批评、讽刺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去年，我找机会去了一趟韶山，那段时间还特意接触了很多挺崇拜毛泽东的朋友，但过后也没有写文章，一些网友感到奇怪。
我把崇拜毛泽东的人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精英，包括掌权者、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特别是有知识的人，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对于这几类人，我除了用脑子进水了，甚至用脑残这种词外，实在不愿意与他们较劲，批评他们是浪费我时间。
还有另外一类，也就是普通民众，草根，包括绝大多数的年轻朋友，对于他们崇拜毛泽东，如果我也去批评，甚至讽刺他们的话，那脑子进水的就是我，而不是他们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区别对待？让我先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谈起。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最终的依赖和信仰是什么？是皇帝。
西方历史其实也有这个现象，但由于人家除了皇帝之外，还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神，例如上帝之类的，所以，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专一，或者说，不像我们一样别无选择。既然皇帝成了唯一的终极信仰和依赖，所以，好也罢坏也罢，除了你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推翻皇帝取而代之之外，你得把他作为一切好坏是否的标准。中国几千年也确定了一些价值观，但只要涉及政治层面的，始终没有超过“皇帝”旨意的价值观念。
于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上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为啥会这样？因为，反皇帝的除了你自己去做皇帝，否则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中国没有世外桃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一旦连皇帝也不信任了，你会过得很悲惨的。
长期以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个好皇帝，一个清明的皇帝，一个微服私访，一个痛击贪官污吏的皇帝。可谁都知道，中国的贪官污吏都是皇帝的家丁，都是代表皇帝对付民众，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那好皇帝的标准是管好自己手下的贪官污吏。
怀着这种期待的老百姓愚昧吗？如果除了这个选择之外，还有更光明的大道，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愚昧，甚至傻。可几千年的历史上，他们有选择吗？你能说秦朝一个期盼出一个好皇帝的老百姓是愚昧吗？如果你真那样认为的话，愚昧的是你自己。因为从秦朝开始，接下来的两千年中，除了期盼一个好皇帝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除非你意淫、幻想把鞭炮绑在椅子上飞到外太空，不过，那样的话，愚昧的还是你，不是我们的老百姓。
这篇文章不是评价毛泽东，也不是谈我对他的看法（如果想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去读我的《致命追杀》，里面至少有五万字专门写毛泽东同志的内容），而是谈有些草根民众为什么崇拜他。无论毛泽东历史功过，他在位近三十年，却从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正好满足了老百姓对皇帝的期盼：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老百姓可以和皇帝联合起来，对皇帝手下的“贪官污吏”痛快出手，批斗、侮辱、折磨、痛打，甚至最后不用判刑就可以拉出去枪毙，痛快吧？
有人说了，啊，那是好官啊，你为什么要说是“贪官污吏”。我虽然打了引号，但我想问你，既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官员”和“民众的矛盾（皇帝和民众的矛盾无法更改，自然无话可说），那么，在民众眼中，在这种皇权体制下的官员，真有现代意义上的好官？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官员是对民众负责的，他们都只对皇帝负责。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悲剧，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可问题是，人类经过了几千年，却在近两个世纪里，终于探索出了一套制度，解决了“皇帝”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总结出并认同的一些生存之道、相处之道上，这些道理被民主国家浓缩在《宪法》里，散布在民众拥抱的价值观里。无论是《宪法》，还是价值观，都是高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制度发明后，民众用来对付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依靠不再是变幻莫测的“皇帝”，而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用来保护好人，限制坏人的《宪法》和法律。
让我们暂时还是回到毛泽东执政的年代，官员、知识分子们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虽说全国民众都受到了损害，但相对来说，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造反派们，以及一些草根，一些年轻的人，以及我们现在常常嘲笑的文盲们竟然可以随便去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家中翻箱倒柜，去抄家，去清查和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把官员和德高望重的名人们拉出来批斗，甚至还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而且，最最爽快的是，这种事在历史上只有冒着杀头危险的起义农民才能做到，现在一个无知的造反派都可以了，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是最高领袖下的命令。（参阅《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
我现在打断大家，请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历史的任何阶段，例如清朝，例如秦朝，例如隋炀帝时代，一个皇帝挥手说，同志们，你们可以随便折腾我手下的那些官老爷们，还有那些为我出谋划策如何统治你们的知识分子……你们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农民和穷人们会拒绝这样的机会？你又会认为哪一个皇帝做错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切实阻止手下的官员们贪污，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实行“阳光法案”——迫使自己的官员把他们的财产公布出来。回首几千年的历史，倒是毛泽东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至少在普通民众眼中），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贪污几十万上百万的官员是没有地方藏赃款的。
写到这里，我也该适可而止了。我想，聪明的读者应该看出来，我为什么不讽刺和嘲笑那些崇拜毛泽东的草根民众了。虽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光明大道，彻底走出了人类陷入几千年怪圈，但对于草根民众来说，他们没有途径知道，也不能一下子明白。他们眼见为实的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官员欺压老百姓并没有多少本质的改变，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竟然比他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大，请问，他们不崇拜毛泽东，你让他们崇拜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毛泽东可以让他们痛快发泄一下而没有任何危险之外，还有谁？还有什么？
还有，当然还有！还有民主监督，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价值观，还有*，还有高于任何权力的《宪法》……可是，这些东西都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最先认识并介绍给民众的呀，所以，对于那些崇拜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们脑残。对于那些明白道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我得说，你没有权力批评那些崇拜毛泽东的草根民众和年轻人，除非你“有破有立”，除非你能够告诉他们：其实还有更加光明的路。
有人说我们在和革命赛跑，其实，我们也是在和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赛跑，如果我们跑输掉了，会有年轻人把我们打翻在地，甚至踏上一只脚，他们会恶狠狠地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把你们这些不顾民众死活的官僚和精英打翻在地的，只有毛主席，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崇拜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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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真面目
华盛顿，出身于奴隶主家庭，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参加过英国的军队，并靠着“豪取巧夺”成为当地最大的种植园主。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材料里，他小时候没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也没表现出过多的反抗精神，按我们的思维激讲，这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长大后，必定是一个专制独裁者。
但是，事实是，这哥们在领导美国独立战后，交出了军权，跑回老家当农民去了。后来，美国人在搞“联邦”还是“邦联”的问题上纠结不清，一群老部下看着烦了，找到华盛顿，准备拥戴华盛顿当皇帝，建立美利坚帝国，这简直就是美国版的“陈桥驿兵变”，但是华盛顿却一口回绝了，觉得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这可是18世纪啊，别说18世纪，就是20世纪都有人还做着当皇帝的美梦。那时候，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国王或者皇帝在统治，华盛顿当皇帝可谓名正言顺，就是拿破仑那样牛×的人物最后也免不了落入加冕称帝的俗套。
但华盛顿就是不干，他虽然小时候没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有吧，不过，他要是有了，那我们社会主义的这些领袖情何以堪啊。但是，他不会觉得只有自己当皇帝了，才能挽救劳苦大众，他认为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让众人逐渐走向平等和富裕的生活。
他对美国的贡献在于，首先确立了军队国有化的制度，建立了由平民选举官员，而不是由军人来组织政府的先例。首先军队国有化，才能扼杀专制独裁者的土壤，其次，由平民选举官员而不是有军人组织政府，则防止极权政权的出现。
华盛顿没有认为，因为是我领导美国人民打跑了英国殖民者就认为军队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辞去总司令的职位成为平民后，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但是，他只当了两届总统就决意不再担任第三届总统。开启了美国总统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的先例。
，华盛顿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告别辞》，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向他的同胞提出了明智的谆谆忠告。他呼吁全国要保持团结，珍视联邦，遵守联邦法律、服从选举结果。他反对以一个党派的意志来代替国家所代表的意志，他警告说，党争将导致国家的分裂。他告诫他的同胞们，要与一切国家自由友好和睦相处，以正直、公正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
并且，他开启了和平移交权力的范例，将权力交给了下一个民选总统。所谓的宫廷阴谋，兵变夺权从未在美国发生过，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只有选举出来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
斯大林，出身于手工艺人家庭，因为出身贫寒，从小就抱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15岁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因为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按我们的思维讲，他从小吃过苦，受过穷，遭遇过不平等的待遇，所以，他参加了革命。按道理来讲，他一定可以带领劳苦大众走向民主和平等。
斯大林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理论家，思想家。他指挥过无数次伟大的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并且著作等身，著有：《斯大林全集》、《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神一样的人物，却推行民族沙文主义，迫害境内的少数民族，死于迫害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30万，其罪恶不亚于希特勒的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日）》中对斯大林统治期间被镇压者的数字提供了官方依据。报告中写道： 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报告在多年研究档案的基础上，公布了这样的事实：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
斯大林的私生活也极度奢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政府便以“人民”的名义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他在全国的别墅超过100所，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都有他的私人别墅。
斯大林别墅的奢华，不在于前厅陈设的铺张，不在于它有巨大的、用大理石雕就的餐桌。你一看大厅家具的用料就会知道它的价值。大厅里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用非洲黑檀木制作，入水即沉，只产自非洲刚果盆地。这些木材都是，当年驻非武官团从非洲带回国的，仅仅是带给斯大林的礼物，就足足装满了十三列苏联军用装甲列车
看来，斯大林同志贫困的出身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家，反而让他成为一个血腥的专制独裁者。当他获取权力后，不是和华盛顿一样，想着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大开杀戒，奢侈浪费，为了展现自己的政治天才，置数千万人的生命于不顾，用数千万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政绩！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奴隶主出身，接受的是贵族教育的华盛顿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家，反而，我们最有革命精神的斯大林却不折不扣的成为一个血腥的专制独裁者，最终，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苏联早已成为历史。
我只能从个人动机去思考这个问题。华盛顿参加独立战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他可以表现的相当理智，这应该和他的性格以及接受的教育有关。而斯大林这些人，口口声声的说是为了国家，其实，就是为了权力，因为，他从小饱受贫困和屈辱的经历对他个人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他当政后，不是说要带领大家走向平等和民主，而是大搞特权，带着一个报复的心理，来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美国出现了华盛顿，而沙俄出现斯大林呢？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调换一下，是否，结果可以相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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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少钱才能养得起我们的政府？！(
作者：陈志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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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湖南人眼中没毛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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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民主，也需要法制，来保证民主得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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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文革遗老遗少书:不要沉浸在毛式乌托邦中，未来肯定比过去好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转发博文：
& & &毛泽东时代尽管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但人们有希望、有信心、有尊严、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充满了公平、正义，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研制出两弹一星，构建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听命于人、不受制于人的工业体系。无论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扬眉吐气，什么叫挺起胸膛做人，也只有在那时，中国人民才可以骄傲地说：我自豪我是中国人。&
& && & 这是挺毛者的典型言论，因此愿意就它谈谈我的看法。
一、作者对毛时代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用了“尽管”一词，显然是在轻描淡写。但他是否清楚，毛时代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意味着什么？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一切都凭票供应不用说了，那更意味着基本的生存难以保障，人们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195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至少3500万人，真的是饿殍遍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饿死人事件。而所谓“自然灾害”，据今天的气象学家研究，那三年是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全都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瞎折腾，全都是人祸呀！
& && & 这岂是一般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这岂能用“尽管”两个字一笔带过？
& && & 请问作者，政府是干吗的？领导人是干嘛的？你凭什么在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让百姓“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你这难道不是根本的失职吗？这样的领导人，还有资格领导国家吗？
& && & 更严重的是，百姓自然是“物质匮乏，生活清贫”，官员呢？可远不是这样。那个年代，官员有特供商店。普通百姓买烟用烟票，买酒用酒票，到后来限量供应的劣质烟酒也没有了，城里的烟民只好自己做个简易卷烟机卷旱烟抽。高级官员呢？老百姓看不到的茅台酒，中华烟，各种高级消费品“按需供应”。百姓老少三代不管结婚没结婚，十几口人挤在十几米的房子里。官员呢？毛泽东遍布全国的别墅就二十几座。有些他根本就没去过，但是没去过的别墅照样有服务人员，照样拿工资。民脂民膏啊！
& && & 那个时代没有腐败？满脑袋进水才说这种话，或者丧天良才说这种话。那个时候的腐败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合法”的腐败，更野蛮，更猖獗，更无耻。
& && & 五六十年代，那是高级官员的“共产主义”，普通百姓的“原始社会”。
& && & 这样一个时代，竟被挺毛者描绘为“人们有希望、有信心、有尊严、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充满了公平、正义”，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反右”精英荡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该拥有的自由被剥夺殆尽；“文革”十年浩劫，人命如草，动辄得咎。二十世纪的中国复现了中世纪迫害异教徒最惨烈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行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百般凌辱。“文革”中获得这种“待遇”的公民数得过来吗？仅因为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被迫害、被杀害的公民知多少（想想张志新和其他数不清的的惨死冤魂）。这样一个时代，希望何在？信心何在？尊严何在？安全感何在？公平正义何在？
& && & 没错，那是“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那是一个“国”无条件地吞没“民”的一体，那是一个“民”没有起码的公民权利的“一体”，国家的意志（也就是毛的意志）专横地要求国民“休戚与共”。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帝修反”（就是美国苏联全世界全打遍，和全世界为敌），老百姓都得陪绑。都得“休戚与共”。这样的“国与民作为一体，休戚与共”，难道值得赞扬吗？难道不应该诅咒吗？
二、“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研制出两弹一星，构建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听命于人、不受制于人的工业体系。无论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挺毛者最喜欢的一个理由。实际上荒谬绝伦。
& && & “两弹一星”的代价是什么？是数亿中国人一代代的贫困，是大炮换黄油，斯大林就喜欢搞这一套，我们“一边倒”地学来。事实证明，穷兵黩武不能带来民族尊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文明才能带来真正的尊严。
& && &&&你去看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有比那更丧权辱国的吗？轻率放弃对日本的索赔；给斯大林火中取栗，趟朝鲜的浑水，今天仍造成大量遗留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日本人不买账的问题）；慷国家之慨，这边饿死几千万人了，那边还上亿上亿地“支援世界革命”，何来“独立自主，不听命于人”？后来搞极左，独立自主了，但那恰好是愚蠢的闭关锁国，是自绝于世界。说毛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请问，以上种种，都经过中国人民同意吗？毛泽东一直到死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那是你选的？国家大政方针哪条哪款你参与了？是呀，反右运动，《人民日报》说“工人阶级说了话”，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如果相信这是真的，是应该说你天真呢，还是应该说你愚蠢？
三、”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扬眉吐气，什么叫挺起胸膛做人，也只有在那时，中国人民才可以骄傲地说：我自豪我是中国人。”
& && & 扯得够远的，一下子就扯到1840年。我只告诉你一个历史事实，中国近代以来（1840年以来）和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是在1949年前废除的。我想请您问问大跃进中被饿死的几千万人，我想请您问问反右中、文革中被迫害、被杀害的无数冤魂，他们是怎样“扬眉吐气”“挺起胸膛”的。他们即便想说一句“我自豪我是中国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了，已经被割断了咽喉（张志新）没法说了。
& && & 挺毛者的言论，或者出于糊涂不明事理；或者出于不了解情况，把毛时代理想化；或者出于对改革时代出现的种种腐恶现象原因的误读；或者出于奴性意识、缺乏现代公民理念；极少数则是别有用心。
& && & 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成就巨大，但也潜伏着严重的问题。最令人忧虑的是*滞后给经济改革造成根本的隐患。腐败猖獗，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败坏，种种问题都警醒我们，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决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意味着经济破产、民生凋敝，政治专制，法西斯复辟。
& && &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上面就是我的理由。
本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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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扭断了周公的脊梁
本帖最后由 yingliusd 于 11-9-28 17:37 编辑
毛新宇同志的书法作品雷倒湖南众乡亲
是谁扭断了周公的脊梁
昨天，东野长峥从“洛阳性奴”写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老泉很赞成他的观点：在*下，谁不是“大哥”身下的奴隶！
“大哥”把6个姑娘塞进地窖里，不许反抗不许逃跑，每两天送一次食物和水。在这种状况下，活命是她们的第一要求。为了活命，就要获得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她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大哥”，甚至于达到“争风吃醋”的程度。她们中间有没有敢于抗争的？有。但是“大哥”为了震慑其余5人，老早就把挑头的杀死了。
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可是还要活命，“大哥”便成了他们的“大救星”；为了得到“大哥”的青睐，她们“爱”大哥“爱”得死去活来；她们每获得一次食物和水，都会感激涕零，喊“大哥”万岁万万岁。
这个地窖，活脱脱30年前某国家在“伟大领袖”统治下的翻版！
老泉年轻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单位一把手就是皇帝，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全凭他一句话。如果你得罪了他，他有权让你卷铺盖走人。所以单位职工见了“长”都是战战兢兢，不敢仰脸说话。但是，表面上的敬畏并不等于心里臣服。这也是文革开始的时候“伟大领袖”允许打头头儿，那些精神被压抑十几年的人们对一把手挥动铁拳无比地惬意的最好解释！
记得老泉学校附近有一个棉花厂，70年代初建立的，从当地农村招的工人。据传说，该厂里的姑娘没有一个不被厂长糟蹋。为什么呢？你顺从我你就是厂里的职工，不顺从就回家当农民。小姑娘为了一个月领到20多块钱的工资，为了不再回农村披星戴月吃干红薯片喝青菜水，只得忍受耻辱任厂长蹂躏。
以公有制为名，把所有资源都拿在自己手里，官员和百姓不再平等，而是皇帝和臣民的关系。我既可以让你吃饱，也可以让你饿肚子，甚至你的生命都操在我手上。顺从我吗？我让你活；反对我吗？我叫你死！在“活”和“死”之间，谁愿意选择后者呢？除非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极少数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常言说“好死不日赖活着”呀。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为了活命，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呼喊万岁”。
周某某，五四时期就从事“革命活动”，在法国组织**主义小组，回国时怀里揣着季米特洛夫开具的**国际介绍信，国共合作他负责和国民党联络，国共分裂他直接和国民党斗争，内战时期身居“解放军”参谋长要职，应该称得上“坚定地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吧？可是“解放”后总是“犯错误”，屡次写检讨，不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都过不了关。在50年代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期间，左右都不是，怎么做都不对。毛先成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和“农村工作部”分他的权，后来直接批判他右倾保守。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折腾下，周的脊梁骨慢慢变软，直至折断。不这样不行啊，高岗不这样自杀了，彭德怀不这样罢官了，刘少奇一百次顺从，只一次就送了命，还有林彪……终于，“伟大领袖”指向哪里周就打到哪里，从一个“坚定不移地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士”堕落成了毛家私人的看门狗。
有人说，日，“伟大领袖”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谁站起来了？他一人站起来了。其余4万万5千万都趴下了。这话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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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对照蒋介石，认识毛泽东作者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中共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产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产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警察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但是除了像共产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 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中共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 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共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 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富”特别关注。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一九五三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一九六○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陆的贫富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产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产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三七开”。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误，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产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产党“功不可没”。
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产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
共产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 “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产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
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著，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份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盖 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毁灭者。
原标题：看看毛泽东 对照蒋介石
转自《百家争鸣》
没想到在百家争鸣看到的帖子转到这里来反响如此激烈，我只是想说，不管你是五毛还是五美分，不管你是官员还是百姓，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信仰，要有自己的价值尺度，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而我看到的国人更多的选择1024，选择路过，选择沉默，这才是国人落后之根本，夫妻之间要沟通，父子之间要沟通，师生之间要沟通，上下级要沟通，医患要沟通，党群更要沟通，没有良好的沟通，取而代之的是阴谋，是权属，是贪婪，是邪恶，那就必将有一天，将吞下自己培育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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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功过今朝评说
没有人想到，到了二零一一年，毛泽东还会成为影响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微妙变量。在中共十八大举行的前一年，在权力重组的紧锣密鼓过程中，拥毛和批毛都成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向。
其实在现实社会中，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越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再被政治教条绑架。那些「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提法，已经在实践中被拋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在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也早已没有毛泽东的影子。尤其是经济上的运作，往往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
但在政治的博弈中，毛泽东的符号仍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蛊惑作用。对不少高层的精英来说，肯定毛泽东其实就是发挥他的「神主牌」效应，在延伸**传统「政治正确」的话语权中，毛泽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可以用来掩盖现实中的腐败。
但也恰恰是在现实的腐败中，让很多底层的老百姓怀念毛泽东。当那些民工子弟学校被地产集团和地方政府合谋拆迁时，愤怒抗议的民工就会想起毛泽东时代农民和工人子弟不会失学的幸福；当不少人没钱看病的时候，就会想到文革时代的赤脚医生的好处。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精神，越发在今天的中国展现吸引力。
但这两种「拥毛」力量，都敌不过中国社会中上升的「常识」，了解毛时代的种种痛苦和荒谬，尤其是知识界，在过去三十五年的历史解禁中，早就发现了毛泽东是中国专制政治的高峰，也带来巨大的灾难，包括了六十年代起码三千多万人饿死的丑闻，更不要说文革时期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贺龙元帅、彭德怀元帅，以及错杀冤杀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而毛泽东个人私生活中的几十个女人，三宫六院，也与官方形象落差巨大。
正是这些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力量，以及互联网的发达，让过去视为禁忌的信息，迅速在民间流传、发酵。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被还原为人的角色，也使他的一切，不断接受民间的检验。
这不但是「去魅」的过程，也与现实的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毛泽东时代的「党大于法」、专制权力不接受制衡的做法，还在今天延续，也不断面对民间的挑战。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怀受大家肯定和怀念，但他对*的践踏和「和尚打伞」的无发（法）无天，也是大家深以为诫的教训。
这也刺激中国的知识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推动中国回归宪政，推动制度创新，让权力的运作透明，也让权力被制衡，防止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
而毛泽东平等精神被怀念，也刺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分配，不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中国共产党不能背叛自己的阶级，让底层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被歧视，成为二等公民。基础教育的权利，是现代社会人民的基本权利。香港没有高举毛泽东旗帜，但有十二年的免费教育，也有便宜的公共医疗。新加坡也没有毛泽东，但人民都有价廉物美的公共房屋。
因而追求一个公义的社会，不需要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必须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常识，让经济繁荣成为政治变革的火车头，开往法治的轨道，也开往中国人的梦想驿站。
中国大学教育就是往脑子里灌屎---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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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老夫骂得毛粪脑袋长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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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毛真伟大.70年前他所说的一切 .今天都齐了作者：忆中思
1940年毛泽东对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经过70年的奋斗，今天，一切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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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转载：《薛祥荣：毛左和毛泽东思想》（来源：共识网）作者：水滴石穿
薛祥荣：毛左和毛泽东思想
在文革时代，“中国人民”都誓言要世世代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文革后有人问党内那位首席理论家，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他却出人意料无法作答！看来，对这种问题圈中人是无法作答的。只有我等圈外人才能回答。
　　首先，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不是科学。科学必须经过实证，它的正确性应由实验数据和经验事实予以验证，并能以包容心态经受他人的证伪。所谓科学理论科学思想仅是未被证伪的假设和陈述而已。而毛泽东的诸多假设和陈述却已被中国几千万饿死鬼的怨魂彻底证伪，根本无法称之为科学思想！而且毛泽东本人由于其教育背景缺乏最起码的科学包容性。任何人对他的思想有质疑的，都叫反毛泽东思想，轻则为贱民，重责丢性命！这种态度和科学态度相去太远太远！
　　其次，毛泽东思想不是哲学。哲学一词，译自希腊文philo-sophio.而philo是爱，sophio是智。哲学即爱智之学。爱和智是对苦难人生的一种慰藉，让我们能放眼宇宙按排人生，实现正个社会的和谐，在和谐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毛泽东思想鼓吹的却是“阶级”仇与恨！他有句名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谁是他敌人？上自他昔日战友同僚，下至平民百姓青年学生（甚至中小学生）。如果这也叫哲学，那只是”撤旦“的哲学！
　　毛泽东思想其实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他自己承认的）再加马基亚维里的思想而已！以秦始皇的权力加马基亚维里的不择手段推行马克思的天堂之路阶级斗争！例如中国历代帝皇也有一种道德底线而少有逾越，即先教而诛不陷民于罪。而毛泽东在57年为把中国可能发生的匈亚利事件消除于萌芽状态，竟然先鼓励鸣放，后引蛇出洞！把几十万无辜者打成右派，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这是中国历代帝皇都不为不敢为不屑为的陷民于罪之丑行！而毛泽东当时却洋洋自得总结说，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曾总结说，列宁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不能丢。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是一把更锋利的刀子！锋刃所向就是历史潮流人民意愿，民主宪政普世价值！随着时代进步，人民的觉醒，毛泽东思想正在淡出主流语境！而毛左们出于他们的政治觉悟，却在鼓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目的不讲自明！
　　不过，今日的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人民已不是过去的人民！卡扎菲69年是利比亚的革命领袖，今天他已成了钻地洞的鼠辈！这就是时代不同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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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作者:王彬彬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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