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星奇志代言医疗广告疑违规 事发医院无手术资质――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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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星奇志代言医疗广告疑违规 事发医院无手术资质
　　浙大一学生投诉家人深受非法医疗广告之苦
　　笑星奇志代言的医疗广告被指违规
　　3月30日，浙江大学学生赵浩给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张健发出一封特快专递，信中再次吁求湖南省卫生部门对一些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和泛滥的医疗广告进行治理。此前数月，赵浩曾多次在网上公布家人遭遇“黑医”和深受非法医疗广告之苦的经历，并曾投诉至湖南省卫生厅，但至今无果。
　　三次手术之痛
　　每当痛得在床上翻滚的时候，吴石友就想起电视里奇志“碎光光”的结石手术广告，心头就燃起希望。家住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农村的吴石友常为此与老伴儿和儿子赵浩商量，是否到湖南本土笑星奇志推荐的长沙南湖医院去“一了百了”地去掉身上的石头。
　　赵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吴石友的这一愿望在去年7月开始变得强烈，“检查是输尿管、肾里面都有结石，发作时的惨状不忍目睹，县里医院建议到大医院进行微创手术治疗。”但贫穷的家境让他们对医生的提议犹豫再三。此前，他们连省城长沙都没去过，去哪家医院、找哪位医生，都拿不定主意。“有时候常常是看着那个(奇志)广告发呆，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赵浩说。
　　2009年7月底，他们来到长沙，受到了南湖医院的热情接待。医生诊断吴石友的病情很危急，需要住院做手术。医生信心十足地向他们表示：院里有最先进的美国钬激光，还有来自第一军医大学的教授谢某某和负责手术的另外两位资深专家张某某和李立芳，足以保证医疗的安全。其间，南湖医院针对患者吴石友的左输尿管结石和右肾多发性结石，分别于日、8月7日和8月13日做了一次输尿管镜手术和两次经皮肾镜手术。
　　但手术没有预想的成功。赵浩回忆，第一次左侧输尿管镜手术术后复查的结果是：结石基本跟原来差不多，结石没取干净，放置的双J管又掉了下来。第二次手术，医院采取了针对右肾的经皮肾镜手术。根据院方8月7日的手术记录，术中出现了大出血。第三次手术，南湖医院对吴石友的右肾进行了第二次经皮肾镜手术。“那天手术后，把我父亲由手术室刚移到病床时，出现了伤口的大量渗血。”赵浩说。赵浩说，此时家人已觉得骑虎难下了。
　　怀疑误诊
　　日，吴石友的右肾出现了新的出血。医生称，诊断后发现没问题，并要求他们在8月20日办理出院手续。按照医嘱，出院后，家人一直对吴石友进行消炎处理，但血尿一直没有好转。回到家乡不久，吴石友病情加重，被送至县医院救治。令人尴尬的是，在南湖医院第一次手术未取干净的输尿管结石，此次在县医院“落地”。
　　9月6日，吴石友被送往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二医院求诊。经过两次肾动脉栓塞后，才止住血。赵浩等人在术后得知，此种手术只针对动脉血管破损有效。而出血的原因，根据负责治疗的湘雅医学院附二医院一位教授诊断，是由于在经皮肾镜手术穿刺过程中损伤了动脉血管。
　　在省内最权威的医院专家指点下，联想起以前遭遇的问题，赵浩等人开始怀疑南湖医院的技术能力。之后，他们查询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科专家发表的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出血原因分析及临床对策的论文，发现此类手术后出血原因有4种：通道扩张不当、经皮肾穿刺损伤血管、集合系统刺穿和撕破以及感染败血症。
　　赵浩委托的律师谢玖红表示，他们调查发现，吴石友在南湖医院做完两次手术后持续血尿，医生主观臆断是发炎，没有深入检查。对此，他们征询专家的意见是，此类手术导致出血的原因有发炎、感染、穿刺过程中损伤血管等。但基本的判断应该是，如果持续血尿应该做一个检查，如造影、检查白细胞指标等。南湖医院没有如此操作，耽误了关键的诊治机会。
　　卫生部门调查：南湖医院违规
　　赵浩等人找到南湖医院，得到的回复是：大出血发生在出院的十来天后，和他们做的手术无关。赵家人对此不服，随后由湖南省湘雅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显示：吴石友经皮肾镜手术后，造成右肾中级区一支动脉损伤破裂出血并感染。中瑞司法鉴定中心结论为：构成5级伤残。
　　律师找到的资料显示：根据湖南省卫生厅的规定，经皮肾镜手术属于四类手术，按规定应由正高职称的医生实施。而南湖医院仅有一级医院的资格，未达到该类手术的操作要求。
　　吴石友的家人倍感愤怒。吴石友本来就只有一个右肾，南湖医院的手术失败后，被迫做了两次血栓，功能就只有一半了；目前已是肾功能衰竭，极有可能引发尿毒症。
　　赵浩说，父亲入住南湖医院做检查时肾功能正常，而入住湘雅医学院附二医院时已经肾功能衰竭。他们为治疗已花了14万多元，家中负债累累；更重要的是，父亲可能因此永远失去健康。
　　2009年10月中旬，双方交涉后没有结果。赵浩开始向湖南省卫生厅投诉。让他意外的是，卫生厅将此作为信访件转交到长沙市卫生局。2009年12月，长沙市卫生局回复称，经过该局的调查，为吴石友做手术的谢恒生、李立芳、张正宽三人不具备正高级职称；而经皮肾碎石取石术属于四类手术，南湖医院属于一级医院，实施此类手术要按规定申报。
　　出了事故纠纷的医院仍获得资格认定
　　3月24日，记者来到南湖医院求证此事。院办公室的一位罗姓主任表示，此事已经过了很久，医院领导在处理此事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不愿再提及。此外，对方已经起诉到天心区人民法院，他们只会在法庭上具体陈述。
　　罗主任没有具体回答医院和医生是否具有实施该项手术的资格的问题，而是拿出了一份长沙市卫生局下发的文件让记者自己看。这份日下发的《长沙市卫生局同意一级(专科)医院开展3、4类手术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显示，多家医院的手术申报得到批复，南湖医院的“经皮肾碎石取石术”亦在其列。当被问及聘请奇志代言医疗广告一事时，罗回答，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已经出差，目前无法联系。
　　既然南湖医院的该项手术已经得到卫生部门的批准，那么卫生部门又何以在给赵浩的信访回复中，认定该医院不具有资格呢？采访中，长沙市卫生局医政处副处长唐勇的解释是，今年《通知》下发后，批准的医疗机构才具有相应资格。而该文件(即《通知》――记者注)是根据湖南省卫生厅日修订的《湖南省各级综合医院手术分类及批准权限规范》进行的调整：即除了卫生厅2005版《规范》规定的医院等级、医生资质外，手术的进行还可以由卫生部门审订。
　　唐勇称，《通知》的制定考虑了各医疗机构实际开展的业务和技术条件。“因为医疗服务的管理有滞后性，2005年的《规范》出台是因为上级部门通过检测和评价，发现如果不设立医疗准入的行政许可，无法保障医疗的安全，所以实行了技术方面的准入。”而现在一些情况已有了改变。
　　唐勇的说法得到了湖南省卫生厅医政处调研员鲁鸿安的认同。3月30日下午，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2005年11月湖南省卫生厅下发了《湖南省各级综合医院手术分类暨批准权限规范》，是根据当时的医疗、实践，为了保障医疗安全而制定的。这一做法后来得到国家卫生部的认同并采用。“为什么我们去年又对此进行了调整，是考虑到医疗技术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比如，某些一、二级医院它已经具备在某些医疗手术方面进行操作的实力，而有些高级一些的医院可能还不具备该种手术的实施能力，这些让我们意识到，应该考虑实际医疗机构技术水平的变化。”
　　政策上的这一变化被律师认为是对吴石友一案的有利证据：因为长沙市卫生局的《通知》下发是在今年2月，也就是彼时南湖医院才具备这一项目手术的资格。而去年8月，该医院已对吴石友进行了这一手术。
　　赵浩认为，去年12月长沙市卫生局的答复信表示，南湖医院操作“经皮肾碎石取石术”的医院和医生都不符合要求，正在按程序处理。但到今年2月的文件下发时，却认定该院的此项手术已经“合格”。这一矛盾让他至今无法理解。
　　父亲被医院作为成功的病例宣传
　　赵浩告知记者，日，湖南某都市报大篇幅刊登了南湖医院治疗一位来自湖南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镇岩家坪46岁的邓某结石病的故事。文中详细讲述了手术经过，并称“7月31日，经过近两个小时认真、细致的操作，邓某左输尿管的结石全部清除”。该文还表示，手术病例真实可以致电查询。
　　翻阅到这一广告后，他深感愤怒：因为7月31日正好是其父吴石友在该医院动手术的时间，他家就住在安化县清塘镇岩家坪村。据他查询，当天再无“岩家坪46岁的邓某”同一天去同一个医院做同一类手术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父亲吴石友这个不成功的病例，竟然被南湖医院拿来做广告宣传。
　　2009年10月，长沙市卫生监督所的医疗广告监测情况通报中表明，日~23日，长沙南湖医院有多项广告宣传被长沙市卫生监督所评定为“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内容”，其中就包括该医院“首家引进美国钬激光，点石成粉”的手术宣传。赵浩说，这个由明星代言的广告直接导致了父亲最终决定来南湖医院诊病。
　　2010年3月，吴石友的家人起诉长沙南湖医院，要求赔偿包括医疗费用、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用、精神损害赔偿等费用共计120万元。(记者 洪克非）
【编辑:朱鹏英】
----- 健康新闻精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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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鸳鸯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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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推荐 |摘自《聆听历史细节》（听中共特工、中南海秘书、红色“御医”、林彪与“四人帮”集团主犯的辩护律师、游走于国共几代领导人之间的新闻人讲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深喉说一：特科成员亲述上海滩三大谍变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显示了她的忠诚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东方第一大暗杀，白鑫就诛 　　　　
也是在特科，周惠年接触到后来成为她的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他已是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起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　　
谭忠余是上海宝山县人，和顾顺章是老乡，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有个妹妹在纱厂做工。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此加入革命队伍。据周惠年回忆，谭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他介绍入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行动。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的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将白鑫一起逮捕，随即置于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之下，以防红队追杀。　　
中共五位重要领导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如发现叛徒，坚决予以制裁。　　
特科通过内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随即查出彭湃等人被捕，系为白鑫出卖所致。并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将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下令特科全体出动，在囚车经过枫林桥一带时，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电影摄制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小商小贩也多于往日，他们都是红队队员装扮的。按计划，枪支将放在皮箱内，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用脚踏车带到劫车现场。可范梦菊迟到了，红队队员还来不及清洗掉枪膛里的黄油，囚车已在森严的戒备中呼啸而过。　　
国民党得知特科曾在枫林桥布阵劫车，十分恐慌，蒋介石急电就地处决彭湃等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枪杀。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特科又通过杨登瀛了解白鑫的行踪，侦知他企图逃往南京。周恩来指示不能让其逃脱，制裁要坚决执行。白鑫自知必成红队追杀的对象，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范争洛等严密护卫下深居不出。　　
9月初，白鑫突然出现在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联络点的达生医院，原来他患了疟疾。白鑫本与医院主管医生柯麟相识，但不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在为他开罢药方后，试图将白稳在医院，乘机发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见柯麟离开诊室，随即不辞而别。　　
柯麟经诊断，认为白的病尚需几个疗程才能好，特科遂策划在白鑫再次到达生医院就医时行刺。然而，白鑫再也没外出就医，只是请柯麟只身到他的住所为其诊治。时隔月余，杨登瀛传来确信，白最终确定将于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顾顺章、陈赓和谭忠余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　　
11月11日午后，由顾顺章亲自指挥，陈赓、谭忠余等潜入白鑫住所周围的弄堂，分别装扮成小贩、修补匠、送衣人或过路者。入夜10点，公馆附近寂静冷清，两辆车开到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　　
约摸一小时后，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红队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他顿时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一面拨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　　
白鑫的保镖随即开枪抵抗，看门的巡捕也前来护卫，一时枪声大作。枪战中，负责保护白鑫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身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连中六弹，当即毙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　　
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二十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其中一颗致命的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中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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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顺章碰上了“铲共专家”蔡孟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为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被逼出政治局，周恩来亦受到严厉批评。米夫连讥带讽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从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更趋险恶严峻。而此时中共武装割据的苏区尚未受王明路线波及，有一定的发展。　　
鉴于形势，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红军和苏区，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当时议决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等到江西苏区，张国焘、沈泽民等到鄂豫皖苏区。　　
4月1日，张国焘在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下离沪。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五卅运动中成为工人领袖。他入党后被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归国即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上海到汉口的旅途在顾顺章的料理下安然无事。但抵汉口后，顾顺章打探到原定歇脚的联络点已受特务怀疑。他告诉张国焘，他就是一度在上海声名卓著的大魔术师“花广奇”，许多人拜在他门下。因此，他建议张住到一个跟他学艺的大商人家，张国焘没同意。　　
此时，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被有“铲共专家”之称的特务蔡孟坚侦破，中共汉口地区负责人尤崇新已经叛变投敌。可顾顺章并不知道，他把张国焘交给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员后，并未依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沪，结果被尤崇新指认。据说他被捕时携带一箱变魔术的道具，因而有他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一说。　　
顾顺章被捕后，初以沉默相对，直到蔡孟坚把他的身份说得一清二楚，并反复晓以利害，他才改变态度，要求立即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为此，他出卖了中共驻武汉的交通站、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以及协助他护送张国焘的地下交通员。继而他又要求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要将他被捕消息电告南京，而尽快将他解往南京。　　
无奈蔡孟坚等急于表功，没有理睬顾的请求，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电，报告捕获中共重要人物黎明（即顾顺章），并使其与国民党合作，提出全部肃清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当顾顺章于数日后得知蔡某的行径，急得击掌顿足，连叹：“完了，完了，捉不着周恩来了！”蔡等不知何故，顾顺章这才告诉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蔡孟坚向南京发报的时间，是4月25日周末的夜晚。而这一时间，有声色犬马之癖的徐恩曾向来是在酒吧间、夜总会度过的，通常由他器重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办公室值班。就在这时，钱壮飞连续收到六份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绝密急电，顿时引起了警觉。于是，他用李克农乘徐恩曾嫖娼时偷拍下的密码本，将急电的内容译出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电文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顾顺章已经叛变，并称能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且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钱壮飞非常清楚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职责，中央首脑的保卫工作、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自己和李克农等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工作，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如果他叛变的情况不能及时上报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他知道徐恩曾在星期一前不会回到办公室，必须抓紧这短暂的时间把情报送出去。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其连夜乘特快列车赴上海；自己则在南京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在这一切停当之后，他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若加害自己的家人，就将徐的所有秘密公诸社会，随后他也前往上海。　　
刘杞夫于26日清晨到上海，立即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得知这一刻不容缓的情报，却一时无法同负责情报的陈赓联系，便千方百计找到江苏省委，由江苏省委转告陈赓，并报知周恩来。　　
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随即召见了他，他亦向蒋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蒋介石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赶往上海，会同英、法巡捕房，实施捕捉中共首脑计划。　　
然而，当28日凌晨，这一干人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地，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住所时，均已人去楼空。原来，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的住所，统统按周恩来的部署，紧急大搬迁了。　　
懊丧不已的顾顺章见此计破产，又千方百计设法在上海寻找他可能利用的关系，因为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中有许多他的家人和亲戚。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地下党采取断然措施，斩断了他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据说，这项任务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即康生）具体布置的，顾顺章的有些家人被杀掉了。　　在这以后，谭忠余担任了特科三科的科长，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和锄奸工作。也是在此期间，周惠年与谭忠余结为夫妇。　　
　　精彩啊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周对顾的家人还是照顾的，先调离了顾的家人，然后对他们说顾的事，问他们是跟顾走还是和顾划清界限？顾的家人选择离开组织，要去找顾。这种情况，处决是不可避免的。
　　顾顺章不太能看得起他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并对徐压抑控制自己十分不满，所以还暗通军统戴笠，中统对此十分忌讳，徐恩曾以顾顺章组建第三党的罪名，派人把他给枪毙了。
　　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任和难度。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二十六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个月，红二十六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深喉说二：越南为什么要感谢国民党　　　　选自《聆听历史细节》（听中共特工、中南海秘书、红色“御医”、林彪与“四人帮”集团主犯的辩护律师、游走于国共几代领导人之间的新闻人讲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毅的哥哥，曾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的陈修和，对越南的独立曾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1927年底，蒋介石经历短期下野后，东山再起，陈修和被黄埔五期的学员们推举为蒋的侍从副官。蒋的侍从副官都是从每期学员中推举出来的。主要工作是传递文件，引见客人，随蒋外出巡视、讲演、参加会议，并直接受蒋委派从事调查联络工作。　　蒋介石还以此表示对黄埔学生的器重，同时通过这些侍从副官维系与各届学生的感情，也便于了解各届学生的情况。陈修和记得，当时的侍从副官还有邱清泉、郑介民、侯志明等。　　　　陈毅来投，陈修和代为庇护　　　　1929年仲夏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当主任的陈孟熙突然来到陈修和的寓所，悄声对他说：“大哥，好消息，五弟来信了，说是将从汕头乘香港船来上海，要我们去接他。”　　“真的吗？”陈修和心头掠过一阵喜悦，但随即又涌出缕缕担忧。喜的是为追寻自己的主义舍生忘死的五弟仍安然无恙，且兄弟又得团聚；忧的是近期上海环境严酷，彭湃、颜昌颐等共产党人刚刚惨遭捕杀，颜昌颐还是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五弟此时来沪，风险太大了。　　但陈毅既然决定要来，那么确保他在沪期间的生命安全，作为大哥的陈修和感到责无旁贷。陈修和与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仔细商议了一番，认为租界区内相对安全些，遂化名王根生、王根新，在位于租界内三马路的新苏旅馆包下房间。他们还为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如此装束后，看上去就像个民国政府的科级干部。”　　陈毅到沪的那天上午，陈修和、陈孟熙西装革履前往码头。他们以为陈毅会坐头等舱，因为那里多是达官贵人，军警盘查不严格。于是船刚泊稳，他们便直奔头等舱。谁知寻找半天，也不见陈毅的身影。　　正待到其他客舱寻找，突然听见熟悉的川音唤着他们的名字。回身望去，一个工人打扮的人正对着他们俏皮地微笑。“五弟！”惊喜绽露在两个哥哥的眉宇之间。　　陈毅此次来沪，是应中共中央之召汇报红四军情况，并讨论红军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当年6月，红四军主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在如何建军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陈毅暂居红四军领导地位。他最初对毛、朱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间立场，结果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经过一段思考，他感到红四军仍由应毛泽东领导，朱德辅之。而上海的会议，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　　住进哥哥们安排好的旅馆后，陈毅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发出安然抵达的信号，随之接上了联系。此时的上海一片风声鹤唳，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告示随处可见，便衣特务、警探密布。但陈毅在两位兄长的保护下活动自如。　　有一天，陈毅告诉陈修和，他准备约周恩来到旅馆中长谈，请陈修和设法掩护。陈修和想想说：“我可以同孟熙在外间下围棋，你们就在里间谈吧。”　　当陈毅将如此安排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有些不放心，问道：“你哥哥可靠吗？”“绝对可靠！”陈毅对长兄充满信任。　　一个月的时光悄然度过，陈毅把自己的思考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而当时的中央认为红四军领导仍应由毛泽东担任。于是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未加修改，便交陈毅带回赣南闵西苏区，此信即有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离沪返苏区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随即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古田会议，由此可见此次上海之行的意义。而倘若没有陈修和、陈孟熙兄长的庇护，陈毅能否安然往返，则可能要当做别论了。　　
　　越南感谢国民党，应该是在最初，国民党支持越南独立　　　　同理，国民党也支持韩国独立
　　奉命接收越南，一纸上书促成了越南的独立　　　　1945年10月初，何应钦前往河内视察受降情况，提议成立占领军第五处，参与越南日军受降和善后事项。任命卢汉为处长，陈修和为副处长。陈修和又一次来到越南，卢汉的处长有几分挂名的性质，具体负责的重任落在了陈修和肩头。　　由于法国方面的全力活动，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放弃了刚刚去世的总统罗斯福不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主张。法国将军勒克莱作为盟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日本投降仪式。　　在这之后，法国利用蒋介石急于将其在南亚和印度支那的精锐迅速调往中国北方原日军占领区的心理，在国府上下穿梭活动，通过出让一些微小的利益，换取了蒋介石等人在中国军队撤离之后由法国接管越南的允诺。接着，英国人也开始为法国势力重新进入越南张目。　　 陈修和到河内之际，正赶上这种越来越严峻的时局。一天，英军的8架飞机越过16度线以北，在顺化附近的土伦机场降落，向中国占领军示威。卢汉当即命令部下将英机扣留。英人不得已，通过与重庆交涉才获释放，挑衅以失败告终。　　又一日，经常替法国人讲话的英国驻河内代表威尔逊中校来到卢汉的司令部，对陈修和说：“中国方面过于偏袒越南，对待法越间的纠纷没有采取公平和有力的措施。”并举出鸿基煤矿越南工人罢工为例，要中国占领军出面干预，使越人复工。　　陈修和说：“这是法越间的劳资纠纷，应由当事双方合理协商解决。”威尔逊竟说：“中国用武力逮捕几个人，或者枪毙罢工首领就可以解决了。”陈修和闻言十分不悦，反唇问道：“我到过英国，你们英国矿工罢工，是不是由政府枪毙几个工人来解决呢？”威尔逊脱口说：“这是殖民地，不能同英国比。”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刚诞生的独立国家里，不再是殖民地了，你要弄清楚。”陈修和正色相告。威尔逊自知理亏，连忙认错，并声明这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请中方谅解。　　时隔不久，陈修和风闻国府将很快撤军，并要把越南拱手让与法国，心中万分焦虑，随即致电何应钦说：“越南正在举行大选，改组胡志明政府，迫切要求援助，保障独立。法人由中法战争取得越南；日法合作，我国抗战曾受严重损害，万不可以区区经济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自拆樊篱……今若让法军重回越土，越人失望之余，必将群情愤激，以怨法者怨我，中越冲突，势难避免，虽欲安然撤军，恐亦不能如愿。务恳俯念国军安危，友邦存亡，准予保留三个军驻越，协助越人防守，以免重蹈历史覆辙，遗子孙后世之患。”　　何应钦将该电转呈蒋介石，敦促他考虑中越关系和安全撤退等问题。但蒋介石因急于调驻越国民党军去抢占中国东北原日军占领的地盘，并没有把陈修和的电报放在心上。　　日，中法协定在重庆签字。通过这一协定，法国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给予中国货物在海防港通运一切便利，滇越铁路中国境内段由法国替中国赎回等条件，换取了在中国军队撤离后由法国军队接防的合法权利。　　签字后，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催促中国军队，向法军交出越北防务。于是，指责重庆政府出卖越南的空气弥漫河内，中越关系趋于紧张，反法之忿，转为怨华之情。越军四外设防，准备抗击法军接防；而法军则急于进军河内。陈修和不得不殚思竭虑，应付这极为复杂的局面。　　3月4日，法军即向中国驻军提出，两日后在海防登陆。中国方面以未接到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尚未有结果为由，不允法军要求。法方代表反复申辩，故意拖延时间，以使中方人员失去耐心，马马虎虎允其所请。　　陈修和识破了法方的伎俩，严正警告说：“中国驻军只能将防务交给法越联合组织的部队；在法越谈判没有成果前，我们不能让你们单独接防。如你们强行进军，法越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官兵将站在越南一边，同你们作战。但目前我们是盟国，不希望发生这种流血惨剧，请你们慎重考虑。”　　会商延续到次日凌晨3时多，仍没达成一致意见。散会时，陈修和听见两个法国军官私下说：“糟糕，来不及了。”　　他立即对此引起警觉，因先前早有西贡方面传来消息，说法国人声称中国驻军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薄弱，酝酿集中在远东所有海陆军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北。他推想大概是法军已出师前来，势难中止，很可能在海防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他立即找到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说；“中法可能难免军事冲突，你部驻守海防，等待船只开赴东北，如法军登陆，坐视不理，挨打受损，被老蒋（介石）知道，说你在国外丢脸，还是逃不了处分。不如迎头痛击，先打他一顿，我们是奉盟军总部之命来越受降的，法军强行接防，必遭国际舆论谴责。公理现在我方，老蒋也不会不支持我们。一切责任司令部和我、你大家承担，不必顾虑。”　　曾泽生也赞同陈修和的见解，随即乘车往海防布防。3月5日，法国驻海防联络官数次到中国守军阵地，要求中国守军让防。中国守军一再声明：“在未接到命令前，登陆事宜均无商量余地，贵军也不能登陆。”　　法联络官说：“法军舰已迫近，势难中止登陆，请让出防区。”见中方再次严辞拒绝，法联络官诡辩说：“电台与军舰上不通，无法叫舰上停止登陆行动。”中方当即点破：“既然电报不通，你怎知法军舰已迫近了呢？”　　6日早晨，法军强行在海防登陆，首先开炮，击中中国守军弹药库，顿时火光冲天。中国守军奋起抵抗，用火箭筒射击敌舰，法舰被击沉一艘，击伤两艘，法舰遂悬挂白旗，仓皇远遁。　　见硬攻不行，法军只得举着白旗又来谈判。这一仗，使法军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也使越南民众怨华情绪顿消，同时使越南与法国的谈判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在越期间，陈修和尽力帮助胡志明调解越南内部矛盾，最终促成法国与越南签订了承认越南独立的法越协定，功不可没。在签字前，胡志明担心“被强硬的法国当局所欺骗”，要求盟国代表到场作证。于是，陈修和、美军少校伯克利、英国中校威尔逊作为证人，在法越协议上签了名。　　
　　深喉说二：毛泽东为何反感录音　　　　1953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40年后，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有一次，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委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　　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1935年至1962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强。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是反反冒进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错误更正：“毛泽东为何反感录音”这一章，应属“深喉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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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喉说四．毛泽东帮了蒋介石一把——炮击金门内幕 　　　　选自《聆听历史细节
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对金门、马祖等蒋军盘踞岛屿发起猛烈的炮击，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半个月后，整个行动的总导演毛泽东也说没料到“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会使“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　　从那一天起，金门地区的炮战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式，一直持续了21年。　　数十年过去了，当年如此重大的事件究竟缘何而起，其间前前后后的曲折内幕，毛泽东曾如何以超人的胆略和睿智驾驭着变幻无定的险恶局势，即便是绝大多数曾经亲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也不得而知。而愈来愈多的后来者，甚至不知道大陆与台湾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美国对蒋介石失望，准备“换马”　　　　美方在朝鲜战争失败后，欧洲各国对美国在远东军事冒险啧有烦言，不愿再为美国的战略消耗各自的军力物力。　　美国鉴于自身能力和盟友们的态度，亦视直接介入台湾军事行动为下策。其最理想的算盘是：使台湾成为大陆永远不能收复的、并可用以切断中国与世界往来的基地。　　因此美方命舰队援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蒋军撤离大陈岛。接着，就劝说蒋介石尽快放弃临近大陆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用辽阔的海域远远地隔绝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使各方关系日渐淡漠，以期“台湾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托管”等预谋得逞。　　然而，不仅中国政府不容同胞分离、国土割裂，蒋介石也不愿听美国摆布，做一个在孤岛称王的历史罪人。蒋介石不仅不从金、马等岛屿撤退，相反向诸岛增兵，摆出固守架势。　　美方曾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声称《共同防御条约》防护范围不包括金、马等临近大陆的岛屿，因此这些岛屿遭攻击时，美军将不予支持。蒋方则力争说：新通过的《台湾决议案》中规定，美军协防范围包括全部“友方掌握的有关阵地及领土”，美方不应言而无信。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　　艾森豪威尔的表态引起美国盟国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美国不该对台湾海峡事务大包大揽。而蒋介石坚决不从金、马后撤，频频叫嚣反攻大陆，又使美国隔绝两岸的如意成算落空。这一切都使美国十分尴尬。又鉴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蒋介石集团政治腐败、经济瘫痪、军事一败再败，威望一落千丈，美方遂密谋“换马”，另觅有利于美方的新代理人。　　蒋方虽然了解到美国的意图，但没有美国的援助，蒋介石自知独力难撑，所以不敢公开同美国翻脸，只得暗中对与美国关系亲近又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大加猜疑。　　　　“孙立人事件”和“刘自然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相继发生了“孙立人事件”“刘自然事件”。　　孙立人是蒋介石退台后的陆军总司令，早年留学美国，是曾到华调停的马歇尔将军的校友。他任台湾防卫司令时，麦克阿瑟曾召他密谈，要他负起保卫台湾之责，美国会全力支持他，并示意美对蒋介石已不抱希望。孙当即表示他不能背弃蒋，并将此次密谈如实上报。　　当“换马”风声暗流之际，蒋介石立即想到与美渊源非同一般的孙立人，认为他可能是美国欣赏的人选。不久，蒋氏以“参军长”虚衔夺去他的军队指挥实权。1955年5月，孙的亲信郭廷亮被逮，罪名是策动兵变，企图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孙被控为兵变后台。此事究系捕风捉影，抑或确有真凭实据，至今雾锁迷津，但孙因此遭长期软禁。　　刘自然是国民党军少校，被美国顾问团上士雷诺无故开枪打死。美军事法庭以“误杀”判雷诺无罪，激起台湾人民愤慨。蒋经国利用民怨，发泄对美逼蒋、“换马”的不满，怂恿冲击美国驻台“大使馆”，砸了保险柜，拿到一些美政府“弃蒋”的文件。美蒋之间裂隙更深了。　　“刘自然事件”传到北京，毛泽东对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说：“美国对它自己的伙伴没有同情心。你看，连老朋友蒋介石都要整嘛!……5月24日，台湾大打美在台‘大使馆’，用大铁锤砸开了美国‘使馆’的保险柜，拿走了秘密文件，文件上有要搞垮蒋介石的内容。”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针对美蒋矛盾加深的情况，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不失时机地发起和平攻势。　　自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就台湾问题举行领事级会谈以来，美方一再要中共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则对此始终不松口。而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初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发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4月，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我们跟台湾“和为贵”，爱国一家。7月，经毛泽东首肯，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在中共中央通过当时住在香港的章士钊转蒋介石信中，还出现了“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一类寓意丰富的文字。　　蒋介石在迟疑良久之后，决定派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密赴大陆。宋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即在东兴楼饭店设宴交谈。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又同他进行了数次磋商，初步商定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高度自治地区，其政务由蒋介石领导，中共不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及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大陆逗留近一个月，通过参观游览对大陆印象颇佳。返香港后，宋写了份万余字的报告，主张国共合作，实现统一，并对大陆情形加以赞美。　　蒋介石本无合作诚意，派宋氏赴大陆，主要目的是打探一下情况，见宋的报告后，蒋异常生气，认为他被中共赤化了，遂将他拒之台岛之外，关于和平统一的谈判再度无疾而终。　　
　　毛爷爷不喜窃听，是因为宫闱事，哈哈哈
　　深喉说五：当“秀才”遇上政治——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为何自杀　　　　选自《聆听历史细节》 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逄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像有人。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着他的还有杨德忠。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地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要求　　田家英自杀后，其妻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所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议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太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们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　　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秘书干政，死有余辜
　　@carls 　17:32:58　　　　秘书干政，死有余辜　　-----------------------------　　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是所有中国人不分高低贵贱的人共同享有的国家，秘书凭什么不能干政？天下是老毛一个人的？
　　胡诌八扯的一套什么啊！
　　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是所有中国人不分高低贵贱的人共同享有的国家，秘书凭什么不能干政？天下是老毛一个人的？　　----------------------------　　你的意思是江青干政是正确的了？
　　毛泽东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出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游泳池谈话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召集会议，当面批评田家英调查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文件。此前，毛泽东决定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由田家英主持。可会后毛泽东就让叶子龙通知田家英，把文件起草工作交给陈伯达去做，不必再参与了。　　一个多月后，北戴河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时强调：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些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毛泽东更加深了他对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的印象。江青乘机给田家英扣上“资产阶级代表”的帽子，并到处宣扬。　　经历了这一系列会议和变故，站在田家英这个特殊的角度，或许他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两个主席之间，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认识上的差异：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困难局面产生的原因分析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感到过于刺激，不愿意接受；把包产到户视为不能容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检讨中，在涉及包产到户问题时，依旧只字未提刘少奇委托一事，一个人默默承受了打击和委屈。　　董边记得在那段时期，田家英一再提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但她始终没有弄清楚他指的是什么。他内心无处倾诉的苦衷，此时此刻她才渐渐明晰。　　随着运动的升级，矛头渐渐指向刘少奇，董边也参透了安子文厉声制止她言及此事的用心：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了自己头上；如果自己把这内情一说，这“罪状”不就又安到刘少奇的头上了吗?既然田家英已经逝去，就让他一个人顶着这一“罪过”吧。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包括刘少奇被公开批判的时期，董边始终缄口不言此事。　　
　　“篡改毛主席著作”罪名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漩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当时，毛主席提议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选择几本出版，出版时每本均应由中国人为之作个序。这实际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们考虑一下先选择哪几本，如何作序。谈完后他说过几天还要商谈一次。　　可在此之后毛泽东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再谈的一个月里，甚至有些优哉游哉。田家英还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为那里喜人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直到毛泽东重返杭州，于12月21日再次谈话，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始，但谈得海阔天空，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其中还插入了《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　　原本毛泽东就写序同几位“秀才”讲的话，几个人知晓，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务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泽东的田家英听了如此丰富的宏论后，感到这个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谈话非常重要，加之作为中办副主任的传统工作习惯，遂提议整理成纪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　　具体参加整理纪要的有田家英、胡绳和关锋，由关锋执笔。当整理到关于罢官一段言谈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而《海瑞罢官》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同其他附带言及的话一样，不必放在纪要中。胡绳支持，艾思奇也同意田家英的见解，执笔的关锋就按照他们的决定，搞了一份没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她瞒过了。　　在失去毛泽东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复强调之后，把毛泽东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置于纪要之外，他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讲话的“要害”，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最终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万劫不复罪责。　　
　　罗瑞卿打来电话　　　　1966年初，田家英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溪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上’”，他对一位朋友做了如是分析。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在政治舞台上日趋走红，那么正直的实事求是的党的干部们能安然履过风涛吗?处于被毛泽东日渐疏远的他隐忧重重。　　对林彪，田家英没有直接的接触和来往，但对林彪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的一些言论和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记得在并不久远前的一个深夜，罗瑞卿突然打来电话，言及自己对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观点表示怀疑，想与田家英探讨。　　“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罗瑞卿问。“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田家英斩钉截铁。“错在哪里？错在‘顶峰’二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发展和丰富的。顶峰的观点，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就到头了，不再发展了。这是违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田家英的分析，赢得了罗瑞卿的赞叹。他在一次军内的会议上陈述了这一见解，结果惹恼了林彪，对他甩过来一顶吓人的帽子，“反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再需要他了　　　　不久，江青也对田家英施以颜色。1966年3月，哲学家、中共“秀才”之一艾思奇病逝。由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方面做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故而他的治丧活动超出了其所任职务的通常规格，组建了相当庞大的治丧委员会。但据说由于江青的阻挠，使得与艾思奇关系颇密切，并同为中共“秀才”的田家英被排斥在外，受到故意贬损。　　就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他拿着图章给董边看时，解释了何以起这么个斋号的说头：“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也是在那一时期，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吴冷西说：你吴冷西还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批评批评你。田家英一贯右倾，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我连批评都不批评他了。　　此时，田家英已经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会议的资格，这话是一位与会的秀才朋友传过来的。毛泽东对他的定论在他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同毛泽东相处18年，并经历了建国后几次所谓“党内斗争”的田家英，稔知毛泽东的脾气秉性：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不会忘记，并会以行动表示感谢。但谁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要想依旧得到他的信任，则非常困难，而且他也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党内的干部，如若被毛泽东视为在路线问题上对立的话，他在政治上便很难再有作为。　　 “文革”的战车直朝田家英轧过来了，可他自己并没看得那么严重。这年4月，他的一位朋友随陈伯达到“大三线”看视归来，特意去看望田家英。因为他与陈伯达分手时，陈曾当他的面对田家英肆意攻击，说田家英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懂，应该下放到人民公社劳动改造。所以他请田家英注意提防陈伯达动手整人。　　但田家英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意，他告诉朋友他与陈伯达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陈的为人，且从不掩饰对他的批判态度。显然，他并不惧怕来自陈伯达的报复。　　但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突然宣布的关于他的问题的决定，令他感到震惊。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这顶大帽子会扣到他的头上；江、陈会以这样的罪名陷害他，这是出乎他的预料的。　　“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的罪状；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把他正式划入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交出工作，搬离中南海，这说明毛泽东真的不再需要他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党的主席划到对立面去了，他还能为党做些什么呢?田家英是以善于思索、善于逻辑推理、善于辩论出了名的，可他此刻感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辩白了，同时他又怎能和他追随、爱戴、仰慕了几十年的领袖，去辩个孰对孰错呢……　　
　　深喉？水还更深呢！
　　深喉说六：中南海医生回忆胡耀邦去世　　　　　　选自《聆听历史细节》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7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胡耀邦最后的瞬间》记载　　　　笔者恰在前不久刚刚看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9月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以下简称“最后”）的文章，此文也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而且还写得相当生动和详细。因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故笔者将其文相关部分先摘录如下：　　“会议于9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　　　　据王敏清回忆，4月8日中午大约12点15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电话究竟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的还是中南海保健处打的，因当时很匆忙他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按正常情况，如果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胡耀邦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地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与胡耀邦有很深渊源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赵紫阳等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会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胡耀邦去世，王敏清备加自责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不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处于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胡乱帮，带头反毛，忘恩负义
　　回复第31楼，@我从未　　　　　　胡乱帮，带头反毛，忘恩负义　　　　--------------------------　　那毛把帮他打江山的功臣都搞臭搞死算什么？　　
　　深喉说七：美籍华人记者的蒋介石印象　　　　选自《聆听历史细节》（听中共特工、中南海秘书、红色“御医”、林彪与“四人帮”集团主犯的辩护律师、游走于国共几代领导人之间的新闻人讲述）
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7　　　　1966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偕妇将雏前驱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40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声名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时间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97.52％，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1961年的299所增加到576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74.66％，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10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45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十二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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