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生九子女 近况揭秘 【组图】
　　1950年7月，刘少奇同儿子刘允若在北京玉泉山留影
　　刘允若，刘少奇次子。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宁乡。1933年冬，母亲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开始流浪。1946年回到刘少奇身边，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和延安中学学习。1947年先后入贺龙中学和边区联合中学学习。1949年入北平101中学。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并由国家选送留学，进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后转学导弹的总体设计专业。在苏联学习期间，曾接到父亲刘少奇的多封鼓励和教育他安心学好专业的亲笔信。在日写给允若的信中说道:“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1960年回国，分配在国家七机部下属单位从事导弹设计的工作。1964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报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锻炼。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跟随刘少奇秘书刘振德一同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工作。1966年回到七机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被捕入狱，关押在北京市半步桥监狱。1974年12月释放。1977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刘少奇调研不当“瞎子”给我们啥启示
网友：潍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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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曾经在长沙市搞调查研究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下乡调查研究都按照地方的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据《学习时报》）　　下乡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基层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领导干部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然而个别地方领导下乡调查研究还是会出现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场景，让领导干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领导干部下乡调研谨防“透风漏气”。时下，个别领导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要先行一步“打前站”或者给基层部门提前通电话“打招呼”。无独有偶，虚张声势只会让基层领导进行有目的的精心策划、弄虚作假!不但不能真正掌握实际情况问题，反而会对今后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基层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荣誉观”。一切从实际出发，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务。个别地方领导干部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对待调查研究不讲真话、实话。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是很危险的。　　领导干部调研要允许群众“骂娘”。在领导干部和基层群众中要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领导干部下乡调查研究就是要允许基层群众讲真话，敢骂娘，积极听取基层群众评价。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领导干部下乡调查研究有重要作用。　　【本文选自
（责任编辑：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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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主席当过翻译的锡伯人——赵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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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朱德、刘少奇、赛福鼎.艾则孜、毛泽东、包尔汉、周恩来、邓力群、赵德林
赵德林（1921——1999），男，锡伯族，觉罗氏（汉译赵姓），笔名峰、苗等。原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其祖上是清代伊犁锡伯营正白旗（三牛录）人。其父母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 调拨到新组建的惠远新城新满营。历史上把这一批调拨过去的锡伯族军民称之为“伊车满洲”（即新满洲）。伊犁辛亥革命爆发后，新满营建制也随之瓦解，其父母再未返回原籍，而移居至尼勒克县喀拉苏乡（原伊犁将军府滋生牧场）。
赵德林的童年就是在尼勒克美丽的喀什河畔和伊宁市度过的。
赵德林从小聪明好学，记忆力超人，又很勤奋。在喀拉苏和伊宁市上小学期间，就已经学会了锡伯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后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学习汉语文，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迪化第一中学返回伊犁后，又上俄罗斯学校攻读俄语，学好俄语后，他已成为精通锡、维、哈、汉、俄等五种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1941年任伊犁中学锡伯文班教师、班主任。1943年考入新疆学院土木系深造。1945年6月参加三区革命，在三区革命政府宣传部任职，同时兼任《伊犁日报》汉文版、《民主报》主编。在这期间与他人合作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维吾尔文。1948年出任苏木尔县（今察布查尔县）锡、索、满文化协会会长。同年调三区革命政府内务部工作。日以翻译身份，随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的赛福鼎o艾则孜、阿里木江o依克木巴也夫、涂志等同志从伊犁出发，9月15日顺利到达北京，9月21日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赵德林担任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同代表团会谈和协商的翻译，并笔译《共同纲领》等大会主要文件。赵德林到京后的第一天起，就肩负着繁重的翻译工作，晚上又加班加点给赛福鼎同志准备材料。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在大会上翻译赛福鼎同志讲话，得到了与会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赵德林是新疆少数民族干部中第一位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人，也是亲耳恭听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的唯一在场的锡伯人，他是锡伯族第一位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见面握手并一起照相的人。日，在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新疆省委书记王震同志主持下，经邓力群和徐力清同志介绍，赵德林、舒慕同、赛福鼎等第一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14人宣誓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赛福鼎主席率翻译兼秘书的德林同志去苏联莫斯科，为在新疆建立中苏石油和有色金属两大公司进行谈判。他做了大量的文字和口译工作。时值毛泽东主席赴莫斯科为斯大林元帅祝寿后又与苏共谈判两国关系问题，在此，赵德林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赵德林在为毛主席答谢宴会上作翻译时，还见到了斯大林和越南胡志明主席。这是历史上唯一见到两位国际伟人的锡伯人。
1953年赵德林进中央党校新疆第一班学习，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调去北京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党委副书记。
赵德林主持和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各卷、历届党代会、人代会、全国政协会议等许多重要文献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的编译审定工作。他是我国民族出版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出版界杰出的优秀专家。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中，被下放到江西参加体力劳动。1975年经周总理提名才调回北京继续任民族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等职务。1977年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民族语言翻译工作。
赵德林在任期间，曾担任过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担任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突厥语学会理事，锡伯语学会理事等职。
1985年调回新疆，历任自治区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文史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12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赵德林献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从事民族工作30年，特授予荣誉证书。1993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聘请赵德林为满学所顾问。赵德林一生中撰著很多，主要论文有：《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继续前进，开创新局面》、《加强民族语文翻译研究、开创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新局面》、《国内外满语研究简介》。译著有：《新民主主义论》、《红旗杂志文章译文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等。离休后还发挥余热编撰了《俄、哈、汉简明辞典》。
赵德林是一位从事重要工作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他在五十多年的革命工作生涯中，不为名，不为利，对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对工作积极热情、高度负责。坚决维护党的民族政策，并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赵德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以律己、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在工作过的地方都享有崇高威望。他的一生是为党献身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翻译事业、出版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赵德林于199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苏崇安、郭永亮(参考书：政协文史资料《新疆锡伯族人物录》、原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阿布拉也夫的手稿)“锡伯文化”总策划：梅花鹿“锡伯文化”总编辑：韵欢迎各族朋友赐稿或者推荐（关于锡伯族的文学作品、摄影作品、历史类文章等均可）。邮箱：tzh228@qq如需转发，请注明“转自锡伯文化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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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中南海里谁的工资最低？刘少奇和朱德领衔
时间: 08:21　　　来源：综合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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