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凸显&反腐各有难点--人民网福建频道--人民网
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官商勾结凸显&反腐各有难点
本报记者&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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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下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中央第五巡视组向浙江反馈巡视情况。至此，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已全部公布。“顶风违纪”“超职数配备干部”“带病提拔”“小官巨腐”等成为高频词，不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被指存在官商利益链，“能人腐败”“一家两制”“苍蝇式腐败”等问题凸显。
　　经中央批准，从今年7月底开始，中央巡视组对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等10个省区市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对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一汽集团开展专项巡视。从10月28日起，中央巡视组陆续向上述地区、单位反馈巡视意见，并通过中纪委官网向社会公布了反馈情况。
　　四川、黑龙江、上海3省市反腐败工作引起高度重视
　　从公布的反馈情况看，中央巡视组都是先由组长、副组长向被巡视地区或单位“一把手”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反馈巡视情况；次日再由巡视组组长向被巡视地区或单位领导班子进行反馈，被巡视地方或单位“一把手”作表态发言。唯有四川、黑龙江、上海3地是由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这足见对四川、黑龙江、上海三省市反腐败和巡视工作的高度重视。
　　从上述三地在巡视反馈中的表述可以看出特色鲜明。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杜德印在通报时指出，四川存在“前些年一些领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的情况，他提出要“深刻认识四川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压案、捂案行为，对发生串案、窝案的地区和单位，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中央第八巡视组组长张基尧在通报中说，“对黑龙江省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充分，吸取‘田韩’（田凤山、韩桂芝）案教训不够深刻，主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够到位”，要求加大惩治买官卖官问题力度，及时查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带病提拔等问题，对发现的窝案、串案，要认真彻查、严格追责、公开曝光。
　　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张文岳指出，上海“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文广系统有的单位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四川、江苏、广西、河北、黑龙江等地被指存在官商利益链
　　在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中，“顶风违纪”“超职数配备干部”“带病提拔”“小官巨腐”等成为高频词。据统计，在被巡视的13个地区和单位中，巡视组均收到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11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的问题，占全部被巡视地区和单位的84.6%；8个地区和单位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存在问题，占61.5%；7个地区和单位存在超职数配备干部、超规格提拔干部问题，占53.8%；“小官贪腐”“车房超标”“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拉关系、搞团伙”“干部亲属利用职权经商谋利”“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等问题也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
　　此外，不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被指存在官商利益链。四川被指“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 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黑龙江“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有的贱卖国有资产、向关系人输送巨额利益”。
　　“能人腐败”“一家两制”……各地暴露出一些特色问题
　　各地还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问题在巡视中被发现。如江苏存在“能人腐败”突出的问题，“有的干部作风不扎实，好大喜功，甚至弄虚作假；有的干部沉迷于政绩冲动，重显绩、轻实干，相互攀比指标；有的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借为民办事搞个人政绩，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不断发生。”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徐光春代表巡视组要求，江苏省委要深刻总结“能人腐败”的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坚持把“德”放在首位，做到再能干的人“德”不行坚决不用。
　　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吉林指出，浙江省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巡视组要求，浙江应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的利益冲突问题，明确界定基本要求，扎牢制度笼子。
　　广西被巡视组点名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落实“两个责任”有待加强；一些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压案不查、受贿枉法。巡视组要求，广西要认真整治基层“苍蝇式腐败”和司法腐败。
　　河北省被指“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巡视组提出意见建议，要“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在针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反馈情况中，围绕赛事的行业不正之风反映突出，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存在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现象比较严重。巡视组要求，总局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破除利益藩篱，支持纪检监察工作，下决心整治体育行业的不正之风。
　　各地区或单位“一把手”在表态中均表示，要认真针对巡视组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坚决不放过，确保整改措施取得实效。
　　《 人民日报 》（ 日 14 版）
(责编：陈艺灵、施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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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滚动 & 正文
官商勾结在政令统一难
日02:19 　
　　A公司建一幢楼，因与B公司厂房距离过近，无法通过消防验收。温岭市规划局以市政府的名义作出决定，注销B公司房产证。B公司向上级台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台州市政府经复议决定：B公司具备申领房产证的条件和手续，温岭市政府的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和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决定予以撤销。一个挺圆满的结局。（《新京报》8月9日）
　　然事情又出曲折，B公司接到法院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通知，因A公司不服台州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而A公司由温岭市规划局独资设立，其董事长是该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严某。一个天大的笑话：下级政府告上级政府，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下级应服从上级，下级不能告上级，这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之所以不能告行政机关，是因为政令统一的需要。现代行政管理不是封建割据，而是讲求一体化管理。如果政令不一，政出多门，那就会造成“割据”状态。因此，没有哪一个国家允许下级政府告上级政府。即使像美国那样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国家，也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告中央政府。其间发生争议，自有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政府内部是绝对不允许“窝里斗”的。
　　此案在法律上道理很明了：如果以市政府或规划局的名义起诉，是不能诉，因为下级要服从上级；如果以A公司名义起诉，是无权诉，因为A公司既不是复议的申请人，也不是被申请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予驳回。但背后隐含的问题却值得深入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人们对一些政令不畅、另搞一套做法的报怨。对此，我们可以区分为“善意的制宜”和“恶意的规避”。善意的制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提倡的，因为各地会存在特殊情况。但恶意的规避则是有害的，因而是应当严格禁止的，否则行政管理难以形成统一。但恶意规避的“恶意”从何而来呢？台州案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官商勾结。
　　台州案是以官商勾结的极端形式———“官商一体”表现出来的。对此，国家早已三令五申：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禁止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企业领导。不知何故，温岭市规划局还敢如此做，甚至堂而皇之的提起诉讼，公然对抗国家政令统一。由此可见官商勾结的恶果，官就有了商的“底气”，商也就有了官的“霸气”。但官商勾结则政令难一，市场难立，民权难保。
　　然而，真正值得忧虑的是，诸多事例表明，官商勾结有着文化上的传统，至今难以消弭：山西矿难中我们可以见到官商勾结的影子，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以至中央政府要出“重拳”整治，也有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与开发商结成利益联盟的原因。
　　市场经济有着政经分离、官商分立的内在要求。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家”的事情，“官家”的事情是维持秩序。“商家”需要的是平等竞争的环境，而这一秩序要靠“官家”提供和保障。如果政府部门直接介入市场经营，政经不分、官商合一，不仅会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而且也会使一些公权力成为逐利的机器，而不再是为民谋利的工具。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
　　为了破除政经不分、官商合一的旧体制的弊端，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千百万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语），这些措施还有待认真落实，消除政经不分、官商合一，实现政经分离、官商分立，怕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张树义（北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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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42　来源: (北京)　
　　核心提示：据台湾《联合报》日前披露，台湾高铁公司亏损严重，打算招揽当局卸任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和监事，不料遭意外曝光，引来诸多批评。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20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
中青在线9月14日报道 &台湾岛内的官商勾结越来越严重。据台湾《联合报》日前披露，台湾高铁公司亏损严重，打算招揽当局卸任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和监事，不料遭意外曝光，引来诸多批评。
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20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凭借在官场中积累的人脉关系，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备受企业主礼遇。
1.一人兼数职& 六位“财长”全“下海”
前些年，台湾当局“金管会”为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出台了多项“独立董监优惠条款”，独立董事和监事随之成了热门的新兴职位。据台湾证交所统计，约800家上市公司设置了独立董事和监事，当局不少高官下台后，马上弃政从商，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热门人选。
据统计，台湾当局的卸任官员中，兼职独立董事和监事职位最多的，要数前“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一口气担任了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兼任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监察人。此外，魏启林还曾担任东森媒体、东森电视等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事业”范围很大。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昌邦也毫不逊色，除了担任4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外，还兼任英华达公司的独立监察人，身兼5职，正好符合“不得兼任超过5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上限”规定。据报道，张昌邦担任台湾“证期会”副主委、主委共8年，一手主导了台湾“证交法”立法，还曾干过“财政部”、“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与工商界最贴近的“前朝官员”。
引人注目的是，当局的多位前“财长”，个个都挂了企业董事长的头衔，着实羡煞其他部门的卸任官员。在过去的7年里，民进党当局共有6位前“财长”变成了地位显赫的“董事长”：邱正雄是安泰银行的董事长；许嘉栋是前中信局的董事长、现任华南金控独立董事和监事；颜庆章是复华金控的董事长；李庸三是彰化银行的董事长；林全是世界先进的董事长、华硕电脑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就连资质相对最浅的前“财长”吕桔诚，也在京城银行当起了董事长，只不过，因为和大股东的意见不合，不到一年就离任了。
据知情人士披露，台湾“财政部”主管金融、证券、保险、赋税、海关等业务，尽管后来成立了“金管会”，取得了“财政部”的相关金融业务，但“卸任财长”还是颇受企业界青睐。企业除了希望借他们提升公司的形象外，主要还是希望能靠他们的“老关系”获得庇护，比如：复华金控相中前“财长”颜庆章，是希望借着他推动元京证与复华金控的合并；而彰化银行找前“财长”李庸三，是为了加速与台新的合并；前“财长”许嘉栋完成了中信局与台银的合并任务后，公司高层便安排他转任华南金控的独立董事和监事。
卸任之路走得最坎坷的前“财长”，非吕桔诚莫属了。他在“财长”的宝座上只坐了5个月，后来争取台银董事长一职未能成功。京城银行的蔡姓大股东找他当董事长，结果，今年6月，吕桔诚就闪电走人，目前无事一身轻，但有传言说，兆丰银、台湾金控的董事长职位，他都曾是热门人选。
2.主要功能：为企业“消灾解愁”
请卸任高官来给企业当“门神”，已成为岛内企业“借力使力”的新招数，他们希望借着这些“神”“消灾解愁”。企业的这些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有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门神型”。在政界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深谙官场伦理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不但可充当企业的“门神”，吓阻各路“小鬼”，还可扮演企业与当局的“桥梁”角色，转达“民意”给决策层，甚至可以凭借“桃李满天下”，顺便化解企业和当局的分歧。
第二种类型是“酬庸型”。独立董事和监事，和一般的董事、监事的待遇相同，薪水、配车、司机一样都不少，还可确保在3年任期内不被撤换，被视为当局或企业主“还人情”的最佳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橡皮图章型”。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表面上看似“独立第三人”，实则是企业的“自己人”，不是与企业的大老板关系匪浅，就是大老板可以接受的人。其监督功能因此弱化，往往“照案通过”，就像董事会的一个“橡皮图章”。
3.能挣会花每年报酬上千万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能耐”这么大，报酬自然也不能少。据岛内媒体披露，台湾当局卸任高官转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后，不仅可以支领董事的酬劳、车马费，还可享受配车、司机与秘书等高级经理人的诸多待遇。不过，目前各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酬劳十分不透明，他们在支领薪酬时，甚至不必使用真实姓名。
当然，即使同样是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不同企业里，待遇也会相差10倍。据报道，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最吃香。金融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起薪至少150万元新台币(约合34万元人民币)。各家公司的标准不一样，这与该公司的盈利情况有关。当然，也有不少公司不赚钱，可独立董事和监事照样坐领高薪。
有资料显示，2006年，国泰金、开发金两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堪称“钻石级”，年收入达1000多万元新台币；元大金紧随其后，其独立董事和监事的年收入也突破了1000万元新台币(约合227万元人民币)。科技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薪酬比金融业企业稍差，但也很“阔绰”。其中，台积电独立董事和监事的待遇高居岛内之冠，年薪高达2000万元新台币(约合454万元人民币)。
跟金融业、科技业企业相比，传统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待遇相对较低。以台塑为例，最近才将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每月酬劳增至10万元新台币(约合2.27万元人民币)，每年100多万元新台币的报酬，相较于高科技企业的动辄数千万，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4.独立董事“不独立”
就在台湾高铁公司招揽当局多位卸任高官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坐领高薪而遭到小股东“炮轰”的消息传出之际，又出了一件事——台湾“总统府”去年宣称，为“彰显改革决心”不再聘任的“总统府资政”，据传将恢复聘任，日前已安排了7200万元新台币(约合1637万元人民币)的预算。
台湾《联合报》认为，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实则脉络相通。将当局职位当成“礼物”送来送去，早有“恶例”，已不待言。他在7年间六度改组产生的大量“剩余”高官，借机流动到企业，将官商之间的权责界限弄得“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信誓旦旦的“廉洁高效政府”改革，也流为空言。
再说“高铁”。亏损累累的台湾高铁公司，24位副总以上的高层主管，平均年薪达637万元新台币(约合145万元人民币)，令人咋舌；3位各有来头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酬劳则在200万至500万元新台币之间。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启林，身兼5职；扁当局卸任后的“财长”全数进入企业担任董事长。对此，岛内分析人士忍不住发问：
其一，独立董事和监事设置的初衷，在于增加企业的内部监督，健全公司的治理。但许多企业刻意招揽当局卸任高官出任，目的在于，借助其昔日之权力关系，帮助企业“消灾解愁”，或抢先一步获知当局的“内部消息”。这样一来，那些坐享高薪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既已身陷“金沙发”，又如何扮演“独立”监督的角色呢？
其二，根据台湾的“公务员法”，公务员离职3年内，不得担任其任内职务直接相关之企业职位。民进党在野时，对国民党的“酬庸人事”穷追猛打，连科长级人员都不放过。但如今，众多卸任高官不仅可经陈水扁的“钦点”安插进企业，许多人更在企业的争相迎候下登堂入室，根本无视法律的规定。出官入商，这不是官商勾结又是什么？
这些事情摆在眼前，难怪有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执政7年，台湾当局无能了7年，失控了7年，不仅虚耗了公众的机会和时光，更以严重的政治干预，破坏了当局行政体系的自律，以及专业官僚的“中立”立场。陈水扁两任执政的破坏性后果，不知需要经过多久的修补，才能复元。
岛内官商勾结惹民怨
陈水扁上台以来，口口声声喊着“爱台湾”，信誓旦旦地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却大行官商勾结，疯狂捞取政党利益和个人实惠。
日前，台湾“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段征收公共工程”官商勾结弊案曝光，有官员涉嫌利用监工、验收的机会，收受厂商的贿赂，检方已介入调查。此前不久，台北“故宫”扩建工程涉嫌官商勾结，检方已约谈了数位官员，很快将前“故宫院长”杜正胜(现任“教育部长”)列为调查对象。再往前，在美国获释的台湾力霸集团创办人王又曾，因不满台当局“吵架灭门”式的办案方式，准备“现身说法”，揭发民进党官商勾结的内幕……
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靠玩弄选举把戏上台，选举造势活动多如牛毛，“四大天王”到处走场，一场活动起码要花费500万元新台币(约合113万元人民币)。标榜没有“党产”的民进党，如何“埋单”？怕是只能依靠企业财团，极力拉拢所谓的“金主”。于是，企业界的“大佬”们被邀请担任“国策顾问”，公共项目被毫无悬念地“内定”给特定企业，下台高官进入企业端起“金饭碗”……所有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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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燕山讲堂76期实录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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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寻找“理解中国”关键词――燕山大讲堂两周年网友聚会嘉宾：燕山大讲堂网友 特邀：苏小和 袁天鹏时间：日下午15:00-18:00 地点：SOHO尚都西塔音乐广场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联合承办：腾讯新闻 腾讯评论 腾讯微博 主持人：徐东来 杨子云 开场音乐：花哨密室乐队 主唱：foret主持人：感谢花哨密室带来非常精彩的音乐，音乐总是能给人带来别样的精彩、别样特别的感受。昨天下午在北大百年讲堂南方周末“中国梦”的现场，结尾的时候是崔健的五支歌，把全场的气氛推到了最高点。，希望今天的音乐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精彩和感受。 我顺着大屏幕介绍一下活动的主办方，讲堂的主办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讲堂活动的资金来源。联合承办的是腾讯新闻、腾讯评论、腾讯微博。等会我们有一个环节，要特别讲一下怎么使用微博系统，今天的活动，我的同事唐唐一直在用微博直播报道这次活动。本来有一个PPT介绍微博使用方法和通过屏幕介绍且微博参与互动，会议的过程，但是这个现场不具备这个使用投影的条件，这个环节我们就省略了，但我希望各位网友能够关心腾讯微博，并且学会使用这个很好的互联网新技术。现在进入到活动议程中的第一单元，请苏小和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掌声欢迎苏小和。第一单元 苏小和：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苏小和：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燕山大讲堂。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企业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主题，我刚刚出了一本书，讲的也是这个东西。记者被通缉是开放社会的倒退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他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这个事闹得很凶，很多媒体非常气愤。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使开放社会倒退的一种行为。为什么要这么说？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美国、新加坡还有中国，只要是规范的上市公司，就有一个职业叫财经公关，主要是做上市公司股东关系维护，这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上市公司要对所有的股东提供非常透明的信息。财经方面的公司，要就所有透明的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维护所有股东的权益。上市公司一定要保证对所有股东的信息是非常透明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不管是上海还是深圳，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做到，所以这种职业在大陆是没有的，或者说是非常少。基于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首先要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基础上，而中国大陆的公司没有做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故事――仇子明的故事，事实上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倒退。部分企业家演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找革命家的后代做了爱人，生了小孩。这个企业家于1992年开始创业，到今天事业很大，赚了很多钱，但他找了这么一个爱人，所言所行就有点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说：中国的现代化从1949年开始的，1949年―1978年是另外的一个现代化，毛主席是改革开放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观点。我去问过他，如果你生活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回答我。 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在1978年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的，只有生意，而且这种生意叫投机倒把。但1978年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年产超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10万人了。年产超过50亿的企业家有5000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没有开放社会，就没有企业家。与此类似的一个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日本也是，日本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我们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的三星、现代就非常了不起，在全球的500强里，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是唯一的因果关系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是一个唯一的因果关系，只有开放才能出现企业家。如果中国没有开放、自由，就不可能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家生态，就没有今天在座的丰富生活，也不会有今天的聚会。说到开放社会，就会提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索罗斯。他是金融大鳄，中国对他的传播有一点点片面。索罗斯有多重身份，要注意一点，正是他跟着卡尔?波普尔，才学到了了不起的理念――开放社会。基于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理念，构建了索罗斯金融的投资系统。在无限多的信息里，在一个信息背后，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信息，他从来不会单向思考问题。卡尔?波普尔也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这个人，他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学、哲学、艺术、政界、企业家，都把他当成理论的鼻祖，尤其是他的一个理念：证伪主义。一个事情是对的，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证明它是错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错误，这个理论、这个建构就会有问题。证伪主义在生意上、商业上、管理上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所以卡尔?波普尔说“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意义被证伪。”意思是说科学的原理也不定是绝对真实、正确的，只能通过一种方法证明它是错的，就是证伪主义。“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开放社会能弥补人的缺陷索罗斯从导师那里学到了非常好的方法论，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在我们的眼里可能是一个金融大鳄，可是在他朋友的圈子里，在他的公司里，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总是试图寻找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由于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所以就有了两个结论：第一，索罗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基于开放社会的结果。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毫不妥协，是他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相当具有批判性。对小布什、奥巴马，对之前的一些总统，对国会的一些政策，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比如说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市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某些时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市场里的每一个主体就都是是具体的人，而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有缺陷的，自私的、贪婪的。当所有的人以一种自私的、贪婪的本性完成市场行为时，市场呈现最大的结果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索罗斯由此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他提出“人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北大的教授张维迎总是讲“不确定性”，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要面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企业家也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西方企业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西方的企业家总是在关注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就会思考创新、思考文明技术、思考管理，很少有企业家思考怎么跟政府勾结，使政府与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中国企业家的主旋律就是官商结合，在中国没有官员坐后台，没有政府资源，企业很难做起。索罗斯对我很有启示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的不确定性，人的缺陷才是我们思考的基础。索罗斯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他有信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是认识自己。后来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就是加尔文。他说，先认识神，再认识你自己。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说出的话，对索罗斯有很大的影响。人总是有限的，这是索罗斯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个观点。 索罗斯讲人是有缺陷的，开放社会能够弥补人的缺陷，生活在这样年代，每个人要多方地接触信息，一定要抽出较多的时间了解不同途径的信息，只有信息在一个人范围以内达到最大化，基本判断力才有所形成，如果仅仅说只知道一个方向的信息，对其他的信息完全不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对世界的判断肯定会出现错误。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基本的判断力，就要看他家里的书架是一种类型的书，还是多种类型的书。看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就要看他的信息从哪些方向来。比如说一个美国人，接触到的可能都是美国方面的信息，不了解中国，很容易对中国妖魔化；反过来，如果中国人仅仅在一个偏远的小乡村，了解的信息不仅会妖魔美国，可能也会妖魔中国。为什么？这是因为他的信息太少。这是索罗斯很聪明的地方――开放社会是弥补人缺陷最有效的途径。牺牲个人权利换取经济繁荣无法持久索罗斯在什么地方都是批判的，2008年索罗斯参加了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觉得开幕式非常好看，可是他跟中央领导见面时说，中国不可能永远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换取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尤其中国要面对世界，基于全球贸易模型来完成市场经济建设时，牺牲本国人的自由还可以做到，可当中国的产品、价值观到美国、欧洲时，那种牺牲个人自由的做法没有人能接受，所以一定要转变这种陈旧的发展方法。这是索罗斯说的话。有些时候，索罗斯像一个批评家，有些时候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一个成功的索罗斯，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终于他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宗旨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比如说在非洲、印尼、缅甸、柬埔寨、在中国，在所有封闭的国家促进渐渐开放。相信在中国做NGO的，跟索罗斯的开放基金应有联系。索罗斯另外强调“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种种不足”。索罗斯既是一个企业家、金融家又是一个批评家。那中国的企业家是怎么做的？我开场就说了，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没有王石，没有潘石屹，没有任志强。但有一个事实，30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富人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开始与开放社会为敌。开放社会不再是他们创业，做企业必要的环境了。最明显的就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普遍地官商勾结。最有意思的是温州的企业家，当年他们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满世界游走，去找商业机会，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温州的很多企业家已经跟地方政府官员觥筹交错了，想当地方的政协委员或者政协人大代表，甚至当地方官僚背后的投资人，跟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所以温州的企业家不像当年那么纯粹，仅仅做开关，仅仅做插座，他还会涉足房地产，还要做生物制药。所以说，官商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最大的主旋律，尤其是新经济领域。比如说互联网，当谷歌事件出现以后，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挽留谷歌，某些人认为，谷歌的离开，对中国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人问李彦宏，谷歌马上就要走了，你是什么心情？李彦宏说，我在等待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犯错误。 我讲几个例子，一个是唐骏，唐骏在日本、美国微软，再到中国，但到今天为止，他完全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我记得很清楚，谷歌事件的出现以后，他在他的博客里讲，中国从此要走向繁荣富强了，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不需要美国的谷歌，只需要中国的百度。在全世界游走的一个职业经理，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他没有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陈久霖是中航油的老板，在新加坡做生意亏了，判了几年，回来以后，政府把他安排到三峡集团下面的一个公司做副总。这在我看来，陈久霖在原则上出现了错误，这样的人依然被国家重用，依然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无论是陈久霖还是我们的政府，这是对开放社会的一种抵制，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倒退。田溯宁（网通的发起人）曾经试图借助国有企业起步，靠政府方面的一些关系打造一个真正的市场载体的公司，自由竞争，倡导中国互联网的建设，而且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机构，就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投资于中国的宽带产业，可以说没有田溯宁就没有今天的宽带，所以他是中国宽带之父。他试图跟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但他有一些原则，比如说谷歌出现以后，他说谷歌公司，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是技术领先的公司，如果该公司总体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话，在很短时间之内，中国的新经济在技术方面可能就会落后于全世界至少10年。本来我们奋力追赶得差不多了，有了百度、腾讯、新浪、网易。如果谷歌撤走成为事实，如果谷歌的技术再也不为中国人所使用的话，那么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水平迅速要落后全世界平均水平10年。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才说出来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任志强、柳传志等都是开放社会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我写过很多文章批评他，但任志强这个人虽然在国有企业，但在国有企业的架构里，做了一些很小的现代企业的实验。这种实验很少，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去报道，因为公司太小了；另外一个，任志强站在国有企业的位置上，说的是市场经济、开放市场的话，对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做到一点很不容易。所以一方面批评任志强的同时，要看到他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言说者，站在市场层面、法治层面的发言者，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还有一个是柳传志。柳传志是中国企业界的领袖，让联想公司建立起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一种开放行为。如果不开放，联想可能还是传统的企业，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他的开放行为，就是他主导的联想收购的IBM的技术，然后使联想通过并购的手段成为世界级技术领先的公司；第三他培养了杨元庆和郭伟这样的年轻人，这也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且他们两个年轻人分别做工作，一个做产品，一个做渠道。他们都是开放社会的朋友。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那些热衷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仅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向，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当企业家都不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注定是昙花一现。谢谢各位！主持人：今天苏小和讲的一个核心词就是“开放社会”。而第二单元袁天鹏所讲的议事规则，核心是如何建设公民社会，如何均衡每个人发言的权利。虽然在事先没有多沟通，但我觉得都非常好地切到了开放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个主题。剩下的互动环节，主持的任务交给我的同事徐东来。徐东来：刚刚听了苏老师的精彩发言，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有赞同的、不赞同的，请大家踊跃提问发言。中国企业家缺乏企业精神载体提问1：苏老师您好，我对您很关注，您写的文章都会去看。国家在统治阶级主导的情况下，经济稍有前进的步伐，但最终会反过头来维护既得利益阻碍市场经济的进步。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多谢。苏小和：要回答这位老师的问题，事实上要回答历史的框架。中国现在的企业家其实还没有找到企业的精神载体，我有一个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方法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有两种现象在延伸：一种是大陆体系。在我们身边的企业家，学到更多的可能是官商勾结，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大陆之外的传承渠道，有一代人在大陆本土之外上演着另一种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比如冯国经、邵逸夫、包玉刚等等，我更看好这一块。靠大陆越近的企业家，企业家原创精神更少，比如说李嘉诚，我不看好他，他是一个官商结合的集大成主义者。如果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学术框架很难去分析。谢谢。地方政府扮演企业角色提问2：关于开放社会理论，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中国政府在经济这一块占着资源。很多地方政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本身就像一个企业，一方面是政府本身有市场，另外一个政府本身也不是靠税收支持，本身有经营活动。比如说对房地产的调整等，政府很多地方也招商引资，很多地方企业经营。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优势。但是这种架构，政府本身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这方面来讲，它和开放社会之间有什么冲突，出路在哪？苏小和：您的观察肯定是对的。我想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开放社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向来就是开放的。但开放社会要靠两种东西构成，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新技术，要牢牢把握这两种东西，当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发展时，我们的开放社会就会慢慢地形成，当我们每个们都在使用新技术时，传统的专制、封闭社会就缺少了基础。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下，你喊市场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领导还是老百姓深深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一方面要批评官商结合，批评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与开放社会为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一个建设性的人，我们的社会渐渐地在开放。政府垄断导致官商勾结提问3：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危害空间。第二个问题，您讲到中国的官商结合，那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主动跟政府结合保护自己？苏小和：回答你的第一问题，你说开放社会有什么危害，我刚刚讲了卡尔?波普尔理论：证伪主义。今天的世界，所有的开放性国家都不错，封闭的国家都不行，开放社会像新鲜空气一样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第二，你说中国的企业怎么就那么迷恋官商勾结，因为人都是动物，条件反射，饿了就要吃。从经济学角度讲，关键还是经济学的分工不精细。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面就讲分工，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分工那是不行的。而且中国很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上，企业不是为了要交税，不是说要解决就业，企业最重要的是赚钱，一个企业家不赚钱，就不叫企业家。分工很重要，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没有分工就没有今天那么多新的职业。所以政府更多的还是要回到经济学运行上。同样是中国，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同样是这么多人，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容量会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在开放，我们在推进，虽然推进得不够，但还是在推进。谢谢。开放社会从维护个体权利开始提问4：我有三个问题，第一，造成公共官商勾结的制度的原因；第二，造成官商勾结，你觉得好还是不好；第三，如何解决官商勾结？谢谢。苏小和：这个问题很大，我建议你看一看侯家驹教授写的《中国经济史》，从春秋开始讲，一直讲到清末，说经济是怎么过来的，讲官商勾结是怎么来的，这个书能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好不好，那肯定不好。第三，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政府要认识到这是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在座的各位，更多的都会考虑自己，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把自己建设好，要考虑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权利考虑好了，政府的权利就少了。比如说我有知情权、财产权、自由迁徙权，把这三个权利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别人夺走时，要跟他急。这时候政府就会意识到我是有力量的，是要跟政府叫板的，政府就会惧怕你，就会缩小它的权力，把它的权力让给你，转换成你的权利，而且政府的公权力本来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每个人的私权利。把自己的权利建设好，政府的权力就会慢慢地稀释掉，稀释到每个人的身上。 国有企业在欧洲、美国曾经也大行其道，16世纪――19世纪，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都搞国有企业，但他们在改进，渐进建成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渐渐建立一个市场体系，渐渐趋于一个开放社会做生意，而中国到1978年才开始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我们是后发国家，所以中国人要改革开放，要补上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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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繁荣充分体现了 中国 官场经济 的本质，哪里官多、官大，哪里的经济就繁荣，因为在& 官场经济下，资源来自权力，如此说来，不如经常迁都，就可以带动各地的繁荣。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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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匪徒一哥伦比亚大学让丶弗斯曼教授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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