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贩卖调查
本文导读：
　　在中国，广东省是野生动物的最大消费市场。而在亚洲甚至世界，中国又是野生动物的一个终极消费周转市场。野生动物，不仅用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也被开发出中药、艺术品原材料、皮毛等商品。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渐从野生动物资源的主要出口国，变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资源进口国之一。在国际上，非法贸易的野生动物的价值仅次于走私毒品，是全球第二大走私对象。而导致这一切的不仅仅是暴利，还有监管不严以及对于贫穷的无奈。
　　
　　零散而来的车辆、市场内禽畜的凄惨叫声，让这里显得诡异冷清……5月9日凌晨4时许，从化市太平镇兴富综合批发市场，并没有出现平常的热闹场景。知情人口中的野生动物交易非法中转站，为什么在这一天安静了下来？
　　黑幕下的交易
　　5月8日晚，记者趁着夜幕来到位于广州北面46公里的从化市太平镇。传说在这座城镇里有一个专做野生动物交易的市场。对外的名称为：太平镇兴富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阿姨，你知道兴富野生农副产品市场怎么走吗？”初入太平镇，以免打草惊蛇，记者特意找到街市中卖水果的老板打探消息。但问题一出口，旋即遭到猜疑。“都十点了，这么晚去那儿干嘛？”
　　还来不及回答，她又来一句：“你是干嘛的？”同时，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不难发现，她对记者的到来充满警惕性。当记者以“过来找个朋友”为由打圆场时，她只抛下一句：“那里没什么好看的，要去也明天白天去。”眼看问不到路，当记者正准备抽身离开时，所幸，旁边一位买苹果的顾客热情地为记者指明了方向。
　　广州市森林公安局一位警员向记者讲述这个市场的生态：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中转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市场方圆两三公里内，甚至有一些专门巡逻的线人，一有异常迹象，就会向老板们上报。
　　由太平镇商业步行街走到兴富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仅有十分钟的路程，但夜幕之下，两者间的通道却不怎么光明。走过一段没有路灯的水泥路，迎面的是车灯闪烁的新平路，来往的车辆中不乏大型货车。不远处就是目的地。
　　来到写着“兴富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大字的招牌下，一条长约一百米的车道直通市场，走在路上，车声渐远，这条道似乎将外面的车声嘈杂与里面的一切隔绝。
　　进入市场，一阵强烈的腥臊味扑鼻而来，走了一圈，卖的基本上是各类禽畜，与农副产品无关。时间是晚上十点半，尽管夜幕袭人，但绝大多数的商家还没打烊，他们或懒洋洋地躺在外面乘凉，或一群人围着打牌，似乎这只是中场休息，等待下半场的开始。
　　凌晨四点半，当记者从镇中心的宾馆回到市场时，发现进出的车辆有所增多，估算了下，每三分钟就有一辆车进出。其中以本地粤A牌照居多，但也不乏湘M、赣D、吉A等外地车。但这一现象与此前知情人告知的“忙得常常堵车”相去甚远。
　　这位广州市森林公安局的知情人此前曾对记者表示，凌晨时分到早上六点，是市场最为忙碌的时候。来自省外的大卡车运载野生动物而来，而广州及珠三角的面包车、汽车则过来取货。特别在凌晨4时左右，车水马龙的热闹将会达到顶峰。而在白天这里没什么生意可做，只有一些散客，老板们躺在椅子上，慵懒欲睡。
　　尽管车来得少，不过里面的生意照旧。每当一辆大货车驶入，众多商家就会拉着拖车或开着电动车前来分货。取了货，有的商家直接装上面包车往外送，也有的商家放到店里面。期间大家互不干涉，交谈也不多，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意。
　　虽然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忙碌着，但记者的出现仍让不少人提高警觉，并投来异样的眼光。“我当时背了一部相机去，结果就遭到周围人的驱赶。”正是基于一位有过“特殊经历”的专家经验，记者这次选择多看、多听和慎言。
　　暗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商家甚至公开叫卖果子狸。记者以酒店老板身份询问，果子狸多少钱一斤。一位陈姓老板说，现价110元一斤，要拿的话直接有货。
　　走到批发蛇类片区，当记者问道，是否有卖“地龙”（穿山甲）、“过山峰”（眼镜王蛇）或“饭铲头”（眼镜蛇），有商家直接回复“你要几斤的”。而在地上的铁笼里，记者确实发现有“过山峰”和“饭铲头”，“地龙”则只有熟客或老乡才能拿到现货。
　　卸货、装货，这些装着动物的笼子不停地流转，暗淡的灯光下，不易看清笼子里装的是哪种动物。既然不能拍照，记者唯有观察各种动物的体貌特征。后据记者描述，有专家指出，其中可能有獾类动物和豹猫等野生保护动物。
　　“地下野味”
　　夜色中，汽车驶进一间门面并不显眼的酒楼，进入包厢后却是“金碧辉煌”的豪华装饰，不一会儿五爪金龙汤、红烧穿山甲便端上餐桌。作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经过非法贸易的多个链条，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吃野味的都是熟客，熟客带新客，慢慢也成了熟客。”知情人李先生说。如果没有任何交道，贸然进入餐厅点野味，只能吃到“闭门羹”。 记者在增槎路、从化兴富市场附近等地调查，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
　　下午三点，记者走进华南综合楼一侧的春晖酒店，当即就有一个服务员走上前。“麻烦订一桌饭。”说完，记者还补充了一句，“你们店有没有野味？”该服务员听后说道：“这个你要问我们主管，她知道的。”当记者填完订单，她不忘提醒：“要是我们主管的熟客，可以跟她预约一下。”
　　作为熟客，客人并不会到了酒楼后才点菜，一般是提前预约，点好菜式，是红烧或蒸煮。和交易市场一样，在酒店、山庄等野味消费场所里，同样使用“地龙”、“五爪金龙”、“饭铲头”等行话，在部分酒楼通联甚至使用数字等代号。
　　为掩人耳目，野味的烹调许多时候也并不在酒楼中进行，而是租用地方“另起炉灶”作为“厨房。”不过，如果店家足够信任这些“贵客”，会向他们展示仓库内圈养的穿山甲等，甚至赠送穿山甲鳞片。这些鳞片被认为有疏通经络、消肿活血等功效。
　　野生动物交易远不止在餐桌上
　　记者在网上寻找交易线索时，一位名叫“加工编织皮毛”的网友主动搭讪“獾毛，松鼠尾巴有吗？”，这位来自河北衡水的网友看来是做收购野生动物毛生意的。据其介绍，一斤獾毛的收购价达40多元，如果有充足货源的话，运费由他出。
　　森林公安机关、海关截获非法贸易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五花八门，需要专门科研单位进行技术鉴定。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专家胡诗佳对记者表示，就送检的情况来看，有穿山甲、巨蜥、蛇类等，飞禽则有鹰、枭等猛禽类和鹭鸟等。海关截获的，还包括非法进口的象牙制品。
　　广东是全国野生动物消费大省，但并非野生动物资源大省。获取的信息显示，广东市场上的野生动物中，巨蜥、穿山甲主要来自越南、缅甸；蛇类和兽类一般从湖南、江西、福建等邻近省份进入；其他鸟类来自江浙沿海以及西北地区。
　　据广州市森林公安局一位警员估计，这当中的野生动物，一半以上本来将送上餐桌，而另有一大部分制品如象牙等将进入工艺品市场。
　　运输方面，此前有媒体报道，犯罪团伙对野生动物的运输方式出现多样化，汽车、火车、空运、海运都有发现。目前，使用空运和海运的倒不多，而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这些网络商家告诉记者，“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为了保险起见，也有商家要求顾客自己开车去取货。
　　一方查处，一方兴起
　　事实上，广州周边曾有两处大型野生动物交易集散地：一个是白云区增槎路，当时广州警方称，该市场是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集散地之一，另一个则是佛山市南海区的庆丰食品城。按照一业内人士的说法，前者的倒闭与2003年前后因果子狸引起的非典有关，以及亚运会举行等因素，加上媒体曝光售卖保护动物，很快就被查封了。后者被查处主要来自媒体的曝光。
　　野生动物在广州从来不缺市场。尽管增槎路附近的野生动物市场早就被取缔，但与野生动物相关的交易似乎仍“阴魂不散”。
　　早前的5月8日下午，记者先是来到白云区增槎路新源野生动物市场。刚下车，迎面就有数名摩的司机凑过来，当记者询问：“周围哪儿有卖野生动物的？”他们瞬时热情减半，纷纷表示当地的野生动物市场早就关门了。一筹莫展之际，不远处一名司机向记者招呼道：“外面的都没卖了，不过我知道哪里还有卖。”
　　将信将疑之下，记者坐上了摩托车，十分钟后，出现在眼前的正是过去“叱咤风云”的华南综合楼，而其前身是华南鸟类市场。“里面就有卖，外面不容易看出，一般要熟人介绍。”交代完，司机没做逗留就折返回去了。
　　华南综合楼毗邻广清高速快线，嘈杂的车响使楼里面的一切显得更加寂静。综合楼的漆黑过道里有一股臭腥味。记者看到几个人正在将一笼笼山鸡往车上送，记者询问有没有“地龙”卖，他们头也不回地应答：早没有了，这些山鸡也是养殖的。记者又来到旁边一间杂货铺咨询了同样的问题，一位小伙子的回答耐人寻味：信得过你就有，信不过你就没有，当然是没有。
　　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有点不妥，他又改口：前几年这里有大把，在外面摆着卖，现在确实是没有了。记者又走访数家仍在经营的禽畜商铺，问起“野生动物”、“地龙”等敏感词汇，商家老板都闭口不谈。
　　记者走访周围的市民了解到，该市场仍有野生动物出售，但仅限熟客。一间服装店的阿姨明确表示，里面的确有“地龙”在售，他们警惕性高，不会轻易示人。
　　此后，记者还走访了三一食品市场和东旺冻品批发市场，如今这两个市场都已重新规划，再也找不到野生动物的身影。
　　“画一条线，我们可以发现野生动物市场存在一条转移路线。”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以华南综合楼为代表的增槎路野生动物市场，到佛山南海区庆丰食品城，再到现在从化的兴富农副产品市场，一方被查处，另一方又兴起，如此反复。
　　据了解，当时增槎路野生动物市场被查处前夕，有不少商家就提前迁至庆丰食品城了。好景不长，庆丰食品城很快也被林业、公安、行政执法部门清理。
　　狡兔不止三窟
　　5月9日凌晨的暗访结束后，稍作调整，记者于上午九点半再次走访了兴富市场。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此前有售果子狸、野山猪等野生动物的片区，商铺全都拉下了铁卷门，老板们又恢复到打牌、睡觉的慵懒状态。其他几个片区的商铺虽开门迎客，但也只有本地居民的零星生意。两位刚好前来买龟的老人告诉记者，批发市场的动物还是比较贵的，一般家庭消费不起，家里有喜事摆宴酒才会过来买。显然，这里的商家做的是夜晚的“大生意”。
　　此时，一阵喧嚣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之前叫他们注意把东西放里面点，就是不听。”一位挂着“广州市从化森林公安分局太平镇工作站”工牌的工作人员说着，指挥同行的七八名工作人员清查一个卖鸟的商铺。在搜出的鸟笼里，记者发现有白鹭、鹧鸪等野生动物。
　　围观的其他商铺老板议论纷纷，但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一人表现出惊慌，反而平静地接受眼前的事实。
　　“你看到没有，他们是用铁棍撬开铁卷门的。”身旁一人指着执法人员手上拿着的铁棍告诉记者，“大家都把门关好了，就查了他们一家。”至于为何如此，他则秘而不宣。
　　随后，记者致电从化市森林公安分局局长李煜添，据其介绍，近期警局正在加大整治力度，清查工作日益常态化。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用一辆中型货车将装满了鸟的笼子缓慢地开出市场。他们前脚刚走，从化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后脚赶到。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城管人员匆匆走过。
　　行至一家较大的店铺门口，只听带队的负责人催促店铺老板赶紧把门口摆卖的野山猪搬到店里面。此时，老板也闻声出来，与该负责人寒暄了几句，并表示会按照吩咐将货往里面搬。
　　在现场，记者还发现昨晚卖果子狸的陈姓老板不见了。“知道要检查，我们当然要把门关紧。”电话中，尽管没有告诉记者要检查的消息从何而来，但他表示：“有人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了。”当记者提出要求看货时，他的口气略显无奈：“最近查得比较紧，要晚上过来才能看。”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家卖龟类的老板看到城管人员过来，随即关紧了店铺的铁门，迅速跑到对面的水产类片区。待他们走开后，她又走回来，重开大门，继续自己的生意。记者询问其“是不是怕有东西被检查到？”，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这里的生意不好做了。”
　　盗猎猖狂
　　靠山吃山。在一些偏远山区，贫困的当地人还保持着打猎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吃得上肉，或者增加家庭收入。2003年，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龚世平研究员对海南岛中部山区少数民族居住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状况进行了调查，传统的生活习惯给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更致命的方式是，盗猎行为参与到庞大的非法贸易产业链。作为链条的上游，盗猎将野生动物推向了市场的各个环节。而广东，不出所料，餐桌上的消费成为最大宗。
　　“有一次在省内一个自然保护区，碰到一个盗猎淡水龟的。我们科考人员让他住手，他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问：‘这是我们的地盘，动物资源是我们的，你们要离开’。”龚世平说，在保护区内遇到盗猎使用的网套、笼具等工具，亦是司空见惯。面对“盗猎”，自然保护区之“保护”名不副实。以淡水龟为例，由于盗猎情况严重，广东省内淡水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用龚世平的话来说，已接近种群的崩溃水平。作为两栖爬行动物专家，龚世平对此感到痛心与忧虑。“在长达6年的科考中，我们没有发现一只三线闭壳龟、黑颈乌龟。”
　　三线闭壳龟即金钱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市场上，每斤金钱龟的价格就上万。而黑颈乌龟则是广东、广西地区的特有龟种，俗称广东乌龟，虽尚未列入国家保护动物名单，但已经处在濒危状态；在市场上，每只黑颈乌龟的价格被商业炒作到近万元。
　　“越有经济价值就越面临着盗猎的压力，就越濒危。”龚世平解释。
　　由于在野外很难找到这些越发珍稀的野生龟，许多野外科研工作已经难以开展了。他曾警告，如果本土龟继续式微下去，许多种类将会从野外消失，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破坏。
　　更令人感到寒心的是，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旁，竟然有野味餐厅。《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在广东境内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周边有许多餐馆公开宰杀售卖白鹇、赤麂、环颈雉等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最让人惊心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数量不过数千只的黄腹角雉同样在宰杀之列。这些餐馆数百米之遥，便是当地森林公安机关所在地。现盗现卖，这些野生动物大部分来源于南岭的盗猎。
　　网销野味，除了人肉应有尽有
　　而网络非法买卖野生动物让盗猎变本加厉。记者尝试在QQ搜索群信息一栏中输入“野味”二字，就有超过十页的信息出现。随机加入了几个人数较多的群，譬如：“野味交流”、“野生动物买卖”、“广西野味购销”等。于是类似“常年出售各种野味，野豪猪、麂子、猪獾、果子狸、蛇类等”、“河北太行山野味批发，大量出售斑鸠、豹猫、袍子、鹰、雕^等各种野味，有意者私聊”等信息不断映入眼帘。当记者在各个群中发布信息：“求购各种野味，有意者私聊。”不到五分钟，即有超过五个网友发来QQ信息。
　　一位自称“小陈”的网友向记者推荐：穿山甲900元/斤， 虎肉1000 元/斤、 熊掌900元/斤，并宣称“除了人肉只要是野味的东西 ，你尽管开口，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搞到”。为了招揽生意，他还热情地表示“如果你那里销量还行的话，我可以一条龙服务你那个酒店”。
　　至于货源，他说自己是二手中间商，货都是从地方一手市场收购而来的。那么一手市场是怎样的？他没有告诉记者，但谜底很快就揭晓了，这就是盗猎。
　　名为“纯野生动物销售”的网友自报家门，向记者兜售白腹锦鸡。据了解，该品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小陈”不同的是，“纯野生”是自己上山捕捉野生动物，所提供的货就是“一手货源”。虽然在贵州生活了十几年，但他也是最近才开始做野生动物买卖生意的。
　　即便如此，他现在已经抓了十余只白腹锦鸡，还有野猫、果子狸和刺猬。“不过我听说有广东的在我们这边收购野生动物，就是我联系不上”，在他看来“现在就愁销路”，有关盗猎等其他问题并不在意。一只白腹锦鸡就能卖500元，正是如此高昂的回报，让贵州、广西等偏远地区的山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盗猎的犯罪道路。
　　野生动物货源竟来源于动物救护中心
　　在执法机关眼皮底下，野生动物惨遭毒手，这些现象绝非南岭国家保护区所独有。野生保护动物的悲惨命运背后是执法管理的乱象。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各地区的保护条例规定，野生保护从捕猎、到养殖驯养、运输、加工再到经营，前后每个环节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核发许可。“哪一环不办证，非法经营，一查就知。但事实上这些环节的监督和管理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龚世平说。
　　在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副馆长、高级工程师王英永看来，自然保护区更多是一个牌子，保护上实则处于不作为的状态。“拿到这个牌以后，就想着去开发利用，考虑经济利益，把保护的义务放在一边。”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邹发生表示，就野生动物保护而言，自然保护区就应该根据相关物种的特性来管理。“比方说鹭鸟的聚居地，如果发现有个地方水位高，影响到它们的觅食，就应该适当采取相应措施放出一些水。”
　　龚世平坦言，不少自然保护区并不欢迎单纯搞保护的专家学者，而旅游开发商、投资商则很受重视，给开发大开绿灯，甚至将保护区的核心也同样让出来开发。
　　有不愿具名的动物专家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省内自然保护区管理上几乎没有合格的。“怎样才算及格，最基本的护林、防盗猎上，有这方面的业务在开展，有人真正在巡逻。事实上，保护区养着一大帮不干事的懒人。”
　　龚世平也认为，就他科考所见，许多保护区巡逻力度很小，执法上近于空白，更有看见盗猎不执法的现象。“没有配套措施来保障保护行动的执行。有没有人巡逻，保护得好不好，没有跟踪和监督。不执法没有人去追究，谁又愿意辛苦去做这些呢。保护区管理人员有很大空子可钻。有保护区管理人员曾私下对我说，经费不够。比如需要100元，但实际经费只有50。”龚世平表示，“经费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没有管理和监督。即使有充分的投入，效果也和缺钱相似。”
　　野生动物的一个尴尬还在于，它的保护效果并非可以像树林那样可以一目了然的地展现出来。“自然保护区更多是把树管好，不要让火烧了，山没被挖矿，看上去一片绿，满足于表面现象。”
　　“动物有没有，需要专业的监测才能掌握。这也留下了敷衍塞责的空间。”龚世平说。
　　《自然保护区保护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给予３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管理乱象存在动物保护的各个环节。在非法贸易的一线执法上，不仅是不作为，甚至可能与不法分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即使是野生动物得到救治，它仍可能重回餐桌。在兴富市场查处一幕中，有老板在一旁对记者说：他们抓回去不也是拿出去卖吗？
　　知情人李先生向记者表示，有不少餐馆的野味货源的确来源于一些动物救护中心；而此前《南方日报》的报道，在珠三角某市森林公安竟把收缴来的熊掌拿到酒楼自己消费。在执法过程中，这个森林分局该立案的未予立案，仅罚款放行，执法手续不完备，对没收的贷物不清点、不核对、不鉴定登记，更没有将收缴的野生动物移交主管部门。
　　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邹科对记者表示，按照规定，救护的动物如符合放生的条件都会放归大自然，如果无力救治但肢体保存情况适宜，则会做成标本，送去动物园、科研机构等，多用于科普宣传；如果救治不了又不适宜做标本，则会送往卫生处理厂进行无公害处理。
　　对于野生动物重回餐桌一事，邹科承认前些年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过他表示，随着更严厉监管的开展，这类执法犯法的行为已绝迹。“做个公务员不容易，不会轻易占些小利砸自己饭碗的。”
　　
　　从野生动物出口国到消费国
　　这是一只未成年的天鹅，它的羽毛还是灰色的，有点杂纹。如果它还活着，应该已经长成拥有洁白的羽毛、叫声动人的真正的天鹅了。
　　2009年10月，它随父母向南迁徙，路过内蒙古乌审旗的一片小湖泊时，饥饿难耐的它一头扎进湖边已被附近村民投下了巨毒的食物中。
　　后据偷猎者供认，他前后毒死了70多只水鸟，被查获的6只中，有3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天鹅，还有3只是野鸭。被捕的天鹅，常常因为临死挣扎，尸体大多惨不忍睹，唯有这只“丑小鸭”，像是安静地睡去了。
　　当年，还在朝阳社区学院工作的杨楠(化名)实在不忍心让它的生命就此被埋葬，于是请警方让自己把它做成了一件标本。时至今日，当杨楠把这件标本摆放在孩子们面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孩子们哭了。
　　过度利用比栖息地破坏更严重
　　近期，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以打击利用互联网、古玩城等大型市场及拍卖渠道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重点的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共查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700余起，收缴野生动物13余万头（只）、野生动物制品近2000件，涉案总价值近700万元。这样的犯罪几乎时刻都在发生，然而打击查处却始终只是冰山一角。
　　近百年来，在人类的干预下，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3个物种消失。我国拥有全球10%~14％的物种，同时也是濒危动物分布大国，每年有4种重点动物灭绝。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李义明告诉记者，1983年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古脊椎动物灭绝的原因主要有五类。首先是动物栖息地遭受破坏；第二类是外来物种入侵；第三类是污染；第四类是过度利用；最后一类是疾病的干扰。
　　李义明从1993年开始研究野生动物被捕杀的情况，他先是在周山群岛的药店、海关和农贸市场做了调查，发现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小熊猫、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獐、小麂和南美豹猫过度利用的情况非常严重。2005年，他正式在国际上发表了《我国脊椎动物的受威胁格局和原因》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中国，脊椎动物灭绝的首要原因并不是栖息地的破坏，而是过度利用，并且比例达到了78%。
　　野生动物走私已经成为第二大非法贸易
　　而这个结论并不出乎中国动物学家、爱丁堡科学奖获得者汪松的意料。他告诉记者，我国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年开始，就公开出口大量野生动物，以换来外汇，比如豹猫、黄狼、犹獾的皮毛，虎骨、豹猫骨、犀牛角、麝香、鹿角等。数据显示，仅1956年全国收购虎皮1750张，在1977年以前的30年总共有3000余只虎被捕杀。
　　国际上于1975年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中国于1981年加入该公约，但是中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并没有因此收紧，反而愈演越烈。
　　可以说，野生动物非法走私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毒品走私的第二大非法贸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宝大熊猫的皮张、藏羚羊毛走私到香港和台湾，然后到达西方国家。据国家林业局估计，自1990年开始，每年被捕杀的藏羚羊约达20000只。
　　目前，杨楠依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他在两年前注册成立了民间组织――大自然爱心社，近三十年来，杨楠奔走于内蒙、湖南、湖北、四川、云南、两广等地，他说，实在不愿意记起一次次的触目惊心。
　　古代历史上，贵族都有玩鹰的传统，金雕就是猎鹰的一种。它成鸟的翼展平均超过2米，体长可达1米，头部和颈后的羽毛在阳光照耀下会反射出金属的光泽。
　　当它发现目标后，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天而降，并在最后一刹那戛然止住扇动的翅膀，然后牢牢地抓住猎物的头部，爪子能够像利刃一样同时刺进猎物的要害部位，使其立即丧命。
　　然而，十多年前，杨楠在河北野三坡西面被称为鹰道的地方，看到山顶布下天罗地网。“在那里，一年有成千上万只猛禽落入陷阱，其中有两三百只金雕。”
　　而一旦到了商贩手里，这种雪域神雕也就彻底失去了它的尊严。人们用绳子把它们五花大绑着，由于金雕会拼尽全力去挣脱，很可能在贩运途中消耗致死。为了让金雕不再折腾，保存体力，人们不惜将它们非常结实的眼皮缝起来，甚至用针将它们的眼睛刺瞎，挤干眼珠里的汁液。
　　有一次，杨楠实在受不了金雕被那样糟蹋，便和商贩正面理论了起来，却差点遭到殴打。
　　如今，那一带建立起了保护区，可金雕的数量已经锐减，位列我国濒危鸟类。尽管如此，金雕的地下交易依然存在。
　　与金雕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被列为国际鸟类红皮书的红腹锦鸡。
　　红腹锦鸡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陕西南部的秦岭地区。然而，曾经的陕西略阳，满大街是红腹锦鸡的尸体。杨楠告诉记者，红腹锦鸡是一种神经质动物，非常胆小、敏感，一旦被捕获，它会担心自己的妻儿老小，不吃不喝，气死或者撞死，死亡率可达百分之六七十。
　　吃光自己的，再吃别人的
　　“但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东南亚地区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逐步活跃起来，主要用于食用和药用。”李义明说，“中国自己的野生动物吃得差不多了，就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走私，进入我国的广西和云南， 然后流入十几个省份,甚至北京和上海市场上也有来自越南非法贸易的野生动物， 但大部分流入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以及香港、澳门。”
　　李义明记得，90年代末的一个统计显示，中国与东南亚边境每天有2至30吨的野生动物活体运入我国，其中龟鳖类占贸易总量的60%以上，爬行动物约占总贸易量的88%。一个国际性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网络开始形成。
　　杨楠曾经考察过位于云南的中国、老挝边界――磨憨，尽管，在他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年轻人大多都逃离了，游客一般也不会到来，它只是一个拥有2万人的小镇而已。
　　作为直通东南亚的口岸之一，原先，磨憨每月8号到10号有边贸大集。不过，中方只对老挝原始林区的木材有需求，而经济落后的老挝边民对中国的商品从大件到小件都十分需求。随着需求的加大，大集的固定时间变成了每周六、日，小吃、日用品、电器等应有尽有。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老挝的边民发现林中的野生动物最容易到中国换钱。于是，其他产品自然退居其次，三四十只大冰柜一字排开摆成一条街，金钱豹、野鹿、懒猴、犀鸟，要什么有什么。
　　就在这个市场上，杨楠亲眼见到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松鼠――双色巨松鼠，非常珍贵。还有被割成一段段买卖的蟒蛇、被烧光了毛的猕猴。
　　有的野生动物被加工成肉干，上市量也极其惊人，蟒蛇肉一斤三十五元人民币，贩运到广州就可以卖到八百元一斤，他们靠这些换钱，买中国的商品。由于中老两国边界区关系友好，市场管理人员也体谅老挝边民的困境，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这个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边境小镇吸引了众多爱好野味的食客和商贩。
　　
　　难以遏制的野生动物贸易
　　中国利用野生动物的历史已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野生动物及产品的社会需求猛增。尤其是在南方一带，食补思想非常严重。滥吃野生动物可以说是引发野生动物盗猎及走私野生动物现象的根本原因。
　　一张嘴可以毁掉一个物种
　　穿山甲、猫头鹰，以及被广州人称为“五爪金龙”的巨蜥，是在广州最为流行的三种珍稀野味。在那里，人们认为穿山甲能防癌解毒，天麻炖猫头鹰去偏头痛，巨蜥有壮阳的功能。
　　杨楠说，广州从化野味市场，数量最多的可能是禾花雀。从汉代南粤国王赵陀的墓葬中，曾出土过用青铜器烹煮禾花雀的痕迹，可见它的食用历史非常久远。而改革开放后，禾花雀的滋补作用被神化，时令时，一天竟有十万只以上的禾花雀被送进餐馆。麻雀般大小的禾花雀煲成汤，卖到上百块钱一只。原来，每年春秋成群的禾花雀会路经北京，可近十年来，已很难见到成群的禾花雀了，这种鸟终于快被中国人吃绝了。
　　然而，当野生动物的食用作用被神化的同时，人们却没有意识到，目前已知动物身上约有200多种传染病，80多种寄生虫，其中一半可以传染给人。比如对人类危害很大的狂犬病、疯牛病、艾滋病等等，当然，还有让人记忆犹新的SARS。
　　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曾对9 条巨蜥新鲜死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体内外寄生虫检查。结果发现，巨蜥身上至少藏有4 种寄生虫，其中一条接受检验的巨蜥体内竟藏有676 个虫体。
　　在内蒙古有天鹅繁殖和迁徙经过湿地，有些人撒上拌有剧毒农药的粮食，被毒死的天鹅冰冻后贩运到广州，进入餐馆，除去内脏，人吃了当时也许不会有反应。但是，这些野味终究是经过黑市才上了餐桌的，来路不明，死因不明，又有谁能保证它们的食用安全性。
　　经不住的高利润诱惑
　　丑小鸭被毒死的故事只说了一半。原来，内蒙古乌审旗的那位村民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孩子还等着钱上学。“捕杀野生动物固然可恨，但有的人也是被逼得走头无路。”杨楠说，遇到这样的捕猎者，处不处罚都很纠结。
　　有一年元旦，杨楠去湖北探望病危的战友，一路上，土家族自治州的居民就在国道两侧，端着野猪、狍子、野鸭、红腹锦鸡叫卖着，他找到有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却得知由于当地经济比较落后，有关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也查得比较紧，交易就转至地下，极其珍贵的金钱豹，一只甚至可以卖到五六万。
　　2008年金融危机，许多南下的打工者遭到解雇，他们从广州回到湖北野三关，发现当地人春天种地，秋天收割，冬天打猎，一只母的红腹锦鸡可以卖50元，公的卖70元，一天抓5只，可比打工赚的多得多。有些出乎杨楠意料的是，那些村民甚至学会了用彩信向订购者推销。
　　尽管有人是为了生计才进行非法盗猎，但大部分野生动物贸易和走私的直接原因还是高利润。
　　据了解，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收购1只穿山甲只需要100~200元，平时到达广东市场则可以卖600~700元/公斤，春节前后可涨至1200元/公斤左右，一只穿山甲重约七八公斤，这意味着，在广东地区每只穿山甲的售价在9000元左右，旺季甚至可以上万，而这还不是经过厨师烹饪后吃到食客嘴里的最终价格。
　　物种资源缺乏系统研究
　　“现在说到生态，都说有多少绿地、森林覆盖率是多少。对野生动物在生态中的作用则缺乏关注。”王英永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缺乏对野生动物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其种群数量和分布的认识，保护就无从谈起。邹发生表示，事实上，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上，广东所做的远远不够。
　　邹发生说，一个地区如果对动植物资源情况掌握比较好，会出版相关的动植物志。邹发生打开书柜，向记者展示了《内蒙古动物志》、《贵州鸟类志》等大部头。
　　“广东动物志等著作的缺失表明我们对野生动物家底资源摸不清。”邹发生表示。
　　他以自己研究专长举例。“迁飞的鸟类，春季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地区，秋季到中国南方来，冬季又到了南半球的大洋洲。国际学术会议上，鸟类的迁飞路线、分布都很清晰，就我们中国的信息是空白，搞不清。”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一环，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受大气、水、土壤等自然因素的约束。“这些要素如何具体影响动植物生存情况是学术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种群数据，研究就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基础的研究又会影响到野生动物保护的管理上。“不知道哪些动物需要保护，不知道应执行怎样的保护力度。”邹发生说。
　　濒危的物种理应受到保护，濒危程度与受保护程度应该直接关系。但王英永表示，在我国这两者却并非完全一致。受保护的不一定濒危，而濒危的又可能是我们缺乏调查而没受到保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腹鹰、白鹇等，实际上数量还是挺多的。”而上述广东乌龟虽未进入保护动物之列，却是处于濒危状态。
　　邹发生说，野生动物物种资源的调查工程量浩大，而且需要长期跟踪进行动态关注。目前这方面科研资金非常有限。
　　非法狩猎罪存立法缺陷
　　湖北省森林公安局吴鹏曾在《森林公安》杂志撰文指出，我国对于非法狩猎罪是存在立法缺陷的。他认为应该是指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狩猎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必须持有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而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仅仅是：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
　　吴鹏表示，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遗漏了“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这两种重要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情形。
　　“这会导致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力度大大降低。”他指出，从执法实践来看，查处的违反狩猎法规狩猎的案件绝大部分情形是“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而这两种情形又被排除在犯罪之外，这就给违法行为人以可乘之机。
　　只要行为人不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无论其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数量多么惊人，情节多么严重，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使得一些违法分子屡屡铤而走险。
　　人情执法难禁绝
　　内蒙古一带盗猎的野生动物很大一部分会先集中到天津。杨楠曾到天津调查，他说，在当地农村，专做野生动物贩卖的人家有的藏着十七八个巨大的冰柜，而他们多是做死体生意的。也有本地人在天津入海口的湖汊地区，布满千万张大网，过往的成群的白鹭、野鸭、水鸡被捕获。
　　“这些野生动物被用特制的集装箱伪装起来，竟然能堂而皇之地走民航、水运去往南方。”杨楠透露，“除了集中发货，贩子手里只要有货，也可以买通大巴车，让其在放置行李的地方留出位置。到了目的地，很快有人接应，并直接送往消费的餐馆。”
　　他说，警方的突击检查时紧时松，而那些野生动物的贩卖者都各有门道，消息非常灵通，真正受到打击的微乎其微。
　　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还告诉记者，野生动物贸易甚至有所谓的“相关部门”的人员参与其中，想要彻底杜绝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如何杜绝买卖，关键就在于管理。”龚世平认为，要真正将保护野生动物落实，管理制度上一定要革新。
　　除此之外，还要给钱、给人、给政策。“对保护区物种调查需要投入，一批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护林员上岗同样需要投入。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又需要有效的监管。”
　　龚世平表示，目前保护界专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发开展了一些讨论，疏理自然保护区等存在的问题，准备在明年由相关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王英永则从保护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更多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去考虑，一些动物保护者太执着于保护所谓的旗舰物种并不可取。
　　在保护生物学中，旗舰种指的是能够吸引公众关注的物种，它的选择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的重要一环，而是注重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通过它来吸引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华南虎、熊猫都是旗舰种。
　　“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的绝灭，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不应作过多的干预。”王英永认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效果，最重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一些物种的衰亡，会有另一些物种的兴起。
　　一个例子就是，在2.5 亿年前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中，当时地球上70%的陆生脊椎动物，以及高达96%的海中生物消失，但在数百万年后，陆地与海洋的生态圈得以恢复，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大绝灭前的水平。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王英永还认为不应过分地将保护精力投入到旗舰种的保护。“保护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对某种旗舰种保护耗费力度太大，未必就对野生动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帮助。”
　　(本文由本刊与广东科技报记者共同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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