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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翻译：过去我常常很晚起床但是现在我习惯早起散步是什么意思？
过去我常常很晚起床但是现在我习惯早起散步
问题补充：
In the past I often get up late, but I used to get up early and walk
Past I often get up very late but now I am in the habit walking waking up early
But in the past I frequently very am late get out of bed I to be familiar with now get up early take a walk
I used to get up very late, but I'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for a walk
But in the past I frequently very am late get out of bed I to be familiar with now get up early take a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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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小明正在公园的湖边散步，一个老奶奶正看着一个小女孩玩耍的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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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lassmates and I xiaoming was park walking by the lake, an old lady was looking at a little girl to play无良回答，楼主选用请慎重...
Xiao Ming is my classmates and I walk in the park lake, a grandmother was watching a little girl playing（我这个绝对比他们的好多了，）
I and my classmates Xiaoming was walking in the park beside the late . An old lady was looking at a little girl play.(绝对原创）
My classmates and I xiaoming was park walking by the lake, an old lady was looking at a little girl t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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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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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代狂儒怪杰辜鸿铭
西学造诣和国学功底究竟如何
　　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的经历，使辜鸿铭戴上了“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的桂冠（罗振玉语）。凌叔华称其“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
　　当年轻的胡适博士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见。林语堂认为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对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林语堂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辜鸿铭穷毕生之力翻译中国经典，不仅因为他返国后完全归服于传统儒家，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辜鸿铭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到“信达雅”的地步。在这让人望而却步的难点上，辜鸿铭如呼延灼使鞭、公孙大娘舞剑一样，稔熟而顺手地完成了这项在儒经注释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辜鸿铭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习汉学，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辜鸿铭在他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并爽然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由于辜鸿铭好辩善骂，词锋尖刻，往往使人难堪，那些衔恨他的人，故意选择经书中难懂的词句，拿来质询他，令初涉汉学的辜鸿铭瞠目结舌，满脸通红，久久不能措一辞。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他：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辜鸿铭更是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酣寝馈于中国典籍。凭他那副绝顶聪明的文学天才，博览群集，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十数年后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战：请教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纪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英译汉的小册子《痴汉骑马歌》。该诗是英国诗人William Cowper的一首叙事长诗，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贩子出游的趣事，全诗诙谐生动。辜鸿铭用五古体译过来，效果极佳。著名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对此译极为佩服，说：“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来了，读来十分亲切。”吴宓认为辜氏此译“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苏曼殊一向自视甚高，对翻译大家严复、林纾颇不以为然，却惟独对辜鸿铭的译才另眼相看，他说：“甚矣译事之难也。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著名学者王森然认为：“即在中国古诗中，亦属少见。”
　　虽然辜鸿铭出版的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几种，但国学大师罗振玉却还是给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等类齐观者也。”1910年，辜鸿铭还获得了清廷给予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
　　曾帮助张之洞管理过学堂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国的外交家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辜鸿铭“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钱恂与辜鸿铭有过节，此说自然要打折扣。但据在北大曾做过辜鸿铭三年学生的罗家伦说：“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无论怎么说，相比于西学，辜鸿铭的国学功底确实差了些。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诉世人：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
　　作为学者，辜鸿铭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所行虽不羁，但交友真诚，每以进德修业相勉。还在北大时，他深叹学生徒以语言文学为装饰，绝非真心向学为可惜。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中，他对那些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欲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深表忧虑。
　　辜鸿铭这种关怀和担忧，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认为：“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愈激烈，要消弭这种灾祸，非推行中国礼教不可。”诸如此类思想见解，固有新颖可取处，但有时也怪论百出。由于过分钟情于中国文化，一味排弃西方文明，使得辜鸿铭的思想学说显得肤浅而空疏，有时还像其发辫一样，为生活的装饰品。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译事年表
　　1.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论语》，1898年，上海
　　2.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3. 《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20世纪初年，商务印书馆参考书目
　　1．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
　　2． 张明高、范桥，《林语堂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3． 赵尔撰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4． 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读书》，1994年第4 期
　　5． 刘成禺，&辜鸿铭遗事&，《洪宪纪事诗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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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 该老不仅通多国语言 甚至能拿拉丁文写作……也算是一代奇才了 呵呵&&
喜欢他的傲气与风骨& &“荷残犹有傲霜枝”
推荐他的 中国人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 很薄 英文版外教研有出 记得10元左右
这本书本来就是用英文写成的 所以推荐看英文哦 呵呵 毕竟是15年的书了 现在看来 很多地方仍有守旧之嫌 可当时算是轰动一时的吧 呵呵
张家康：一代怪杰辜鸿铭
& &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 &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日，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勤劳刻苦，忠厚诚实，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欢心，并收其为养子。
& &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辜鸿铭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 & 还是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给他以极大的启发，自此，辜鸿铭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道德基础的信心。他还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英国房东老太看辜鸿铭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揶揄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 & 1878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心系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以至到了晚年，辜鸿铭在回忆此事时，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 &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 &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尝语人曰：“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 & 张之洞之所以礼聘辜鸿铭，所看重的正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林语堂的赞誉更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正是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所以，现代西方著名汉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 &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
& &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 &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 & 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 & 他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 & 说到辜鸿铭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辜鸿铭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辜鸿铭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辜鸿铭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都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辜鸿铭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读中国书，“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辜鸿铭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终于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 &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
& &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辜鸿铭当之无愧。辜鸿铭服膺儒学，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带有情绪化地问道：“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他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 & 还有一次，辜鸿铭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大家都互相谦逊让座，最后还是推辜鸿铭居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问题。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便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 &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像西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是很难吃到嘴！”这番形象而生动的孔教说法，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 &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俐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倡立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比西方开化得早，且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并指出西方议院的种种弊端。他说，自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西方的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时，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
& & 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伪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 & 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 & 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 &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 &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 & 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 & 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材。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 & 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 &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迨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
& & 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 & 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 &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宣讲和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
& & 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 & 辜鸿铭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的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向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优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辜鸿铭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以致变为蔑视和捉弄洋人之嫌。
& &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辜鸿铭的虚荣心，他才答应接见毛姆。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辜鸿铭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像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
& & 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
& & 你已然失去了
& &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 & 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
& & 唉，我不爱你，
& & 即便你爱上我，我也无心再爱。
& & 回到英国，这首诗翻译过来后，毛姆才恍然大悟，辜鸿铭哪里是在赠友人诗，分明是在戏谑自己，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毛姆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无疑的，这是毫无理由的，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 & 如果说辜鸿铭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么，他对那些自己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辜鸿铭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便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鸿铭疾言厉色道：“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 & 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单影只的凄凉，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轻一辈中后继无人。他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 & 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 &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 & 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 &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辜鸿铭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议。可是，他倒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 & 其实，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辫子的人。还是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不时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漂亮而又喜爱的姑娘，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咔嚓”一声剪下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他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实则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异以为高”，显得处处与众不同。所以，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 & 弗兰西斯·波里还亲历了一件令自己难以忘怀事情。一天，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她们都知道辜鸿铭公然为纳妾辩护，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夫人们义正词严，争先恐后，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勇敢地为中国妇女争辩。辜鸿铭却跷起二郎腿，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辜鸿铭缓缓地站了起来，将五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只见他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干咳了一声：“夫人们，你们看见了吧，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顿时也哑口无言了。
& & 辜鸿铭此论一出，也就麻烦事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向他下战书。好在辜鸿铭倒能沉稳应战，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据说，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泼辣、更富有挑战性的语气说，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辜鸿铭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脑袋：“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夫人，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据实答道：“是汽车呀。”他又不紧不慢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那当然只有一只啦……”那位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而辜鸿铭却扬长而去。
& & 辜鸿铭还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就是因为拥有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所以，尽管他移情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时，依然能颐指气使，一言九鼎，就是凭着身有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也。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
& & 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 & 传说辜鸿铭每每写作遇有阻碍时，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任凭他将一对小脚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边嗅嗅闻闻。只消片刻，他便来了精神，伸个懒腰，深深地吸口气，立即神思泉涌，下笔千言，妙文佳作，倚马可待。
& & 有人回忆说，一天，辜鸿铭到高姓学生家做客。席间，一位年轻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浓浓烈烈的“异香”，更令辜鸿铭陶然心醉。在学生家的几天，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那位高姓学生心领神会，以为先生欲讨去做姨太太。于是，过了几天，高姓学生让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干干净净地将其送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像瘾君子见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把她的一双小脚抬至自己的鼻子下，使劲地嗅吸，可就是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把她带回去吧！”高姓学生和那个丫头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地方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回到家中，前前后后地仔细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 &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以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他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得多了。
& &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秋风扫残云般地卷席传统文化。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
& &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说：
& &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 & 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不仅仅表现为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秘，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了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辜鸿铭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 & 辜鸿铭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还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鸿铭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括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 & 辜鸿铭对日本所彰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虽然也有所警惕和批判，然而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劝日本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万不可走欧洲军国主义之路，以致扰乱东亚秩序。至于日本何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他强词夺理地说，那正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传染给了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他还糊涂地把日本入侵中国，比作是兄弟阋于墙，是自家内部的矛盾。这也就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把辜鸿铭的言论编成《辜鸿铭论集》，大肆宣传，使其成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据之一。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善良动机，竟会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戏弄，这难道不是辜鸿铭的悲哀吗？
& & 辜鸿铭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辜鸿铭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自己擦身而过时，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的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modenr，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 &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辜鸿铭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 &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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