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1999年，像极了今天的2019年。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整个中国激荡着愤怒的声浪；金融行业一片风声鹤唳，纷纷忙着抓捕那只“千年虫”；末日预言像病毒般席卷世界，全球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慌。

经济也软趴趴地低迷着，民众心里充满了不安、焦虑和烦躁……

这就是1999年，一切看起来似乎都糟透了，所以我很想飞回去看看，看看“我们”是如何度过的那一年。

那一年，岳云鹏14岁。

那一年，郭德纲26岁。

那一年，王宝强15岁。

1999年3月，14岁的岳云鹏顶着大雪，踏上了从河南濮阳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上车时，他暗暗发誓：“这次去北京打工，一定要争气，早日挣钱孝敬父母。”

在开往北京的路途上，车上放着一首歌——《粉红色的回忆》。“打那天起，我听见这首歌心里就难受，无比地难受，当时的场景和心情一下就会涌上心头。

这一年，郭德纲和李菁、张文顺一起，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让相声回归剧场，做真正的相声。”

没想到经营惨淡，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了，郭德纲愁得直跺脚。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其妻胡中惠提出了离婚。郭德纲长叹了一口气，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后来，郭德纲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声声感叹，步步血泪。”

1999年，元宵节刚过，王宝强就对妈妈说了一句话：“妈，我要出去挣钱，我以后不结婚，结婚太贵了，要好几千，还得盖房子。”

三天后，15岁的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要去闯北京，拍电影。”

1999年初，马云第三次创业失败，此时的他，已经35岁了。

离开北京返回杭州之前，马云带着团队去了趟长城。说是游玩，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一人突然号啕大哭，对着长城大喊：“为什么！为什么！”

离开北京的那个晚上，马云请大家吃了一顿饭，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大家一边唱着《真心英雄》，一边抱头痛哭。

1985年4月15日，岳云鹏出生于河南濮阳农村，他在家排行老六，上头有五个姐姐，“在农村没有儿子是抬不起头的，所以我爸妈就一直生。”

岳家虽然有了儿子，但因为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所以超生的孩子不能分地，没地就没有粮食，岳家成了全村最穷的人。

1998年冬天，上初一的岳云鹏被老师点了名：“68元学费到底什么时候交啊？”

家里没钱，岳云鹏支支吾吾，结果遭到同学们一片嘲笑。岳云鹏觉得太丢脸了，一气之下就辍了学。

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是一个天津人，其父郭有源是一名警察。

郭有源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照顾郭德纲，就常常把他扔在小剧场里。小剧场里，有唱戏曲的、有说相声的、有讲评书的，于是一来二去，郭德纲就爱上了相声。

郭德纲确实很有天赋，学什么像什么，十几岁的时候，相声就说得有模有样了，于是被招进了天津红桥文化馆。

1984年5月29日，王宝强出生于河北邢台农村。8岁那年，王宝强看了《少林寺》后，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对爸爸说，“我要去少林寺学武功。”

爸爸问：“学这个干嘛？”

王宝强答：“我以后也要拍武打电影。”

爸爸顺手就是一巴掌。但王宝强就是不甘心，天天缠着爸妈要学功夫，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爸妈才知道他是认了真：“那你就去吧。”

1964年出生于杭州的马云，也并不是一块读书的料。从小到大，他成绩都很一般，连初中考高中都考了两次。

1982年，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考得一塌糊涂，连三本都没有考上。落榜的马云，蹬起了三轮，“打算这辈子就这样过了。”

但有一天蹬三轮时，他捡到了一本书——路遥的《人生》。这本书让马云热血沸腾：“我要上大学。”

1983年，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结果依然连三本都没考上。

1984年，他参加了第三次高考，这一次，他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

1999年3月，岳云鹏来到北京后，到一家电机厂做了保安。

当保安要上夜班，上夜班是不能睡觉，睡觉就会被扣40元。结果第一个月，岳云鹏不但没拿到300元工资，还倒欠了工厂20元。

他哭了一晚上的鼻子。第二个月，为了防止被扣钱，岳云鹏买了人生第一包烟，“不为抽，是为了提醒。犯困时，点支烟夹在手上，烟烧到手，一疼就会醒。”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来到北京。他有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进入体制内，成为专业相声演员。”

他报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凭借扎实的相声功底，他考上了文工团新成立的说唱团。虽然考上了，但身份跟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是个临时工，主要负责检场。”

什么是“检场”？说白了就是打杂，端茶、倒水、搬桌子。“打杂就打杂吧，我先干着，说不定就有机会登台说相声了。”

没想到干了一年多，连登台的台阶都够不着，郭德纲的心就凉了，“得了，咱回天津去吧。”

1999年3月，王宝强来到北京后，先在北沙滩找了一个住处——地下室。

“房子很旧，墙皮都掉了。旁边是臭水沟，煤场。”

地下室里布满了管道，“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大小便，就从我头顶哗哗哗地流过。我住的这间屋子有六个人。三张床，上下铺，每个人交20块钱。屋子里没有厕所，上厕所要走很远，我们就在床底下放一个夜壶。屋里弥漫着一股霉味，被子上也是。很多年后，这霉味还留在我脑海里，一遇到相似味道，我就会想起这个地下室。”

马云综合成绩虽一般，但英语却好得出奇，被称为“可能是杭州英语最好的人”。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就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做了英语老师。工作了4年，每月工资还不到100元。

马云觉得这样过下去没意思，于是1992年，他找几个朋友创办了海博翻译社——专攻翻译。马云跟房东签了一个长合同，每月房租1500元。

本想大干一番的马云万万没想到，翻译社生意会如此惨淡，每月收入还不到500元。别说发工资，连付房租都不够。为了维持翻译社的生存，马云去义乌批发了很多小商品，内衣、袜子、手电筒等等，然后像业务员一样四处推销。

“受尽了冷言，受尽了白眼。”

保安干了没多久，岳云鹏就被辞退了，因为他没有身份证，老板担心被投诉雇佣童工。

岳云鹏只好四处求工作，最后进了一家美食城。先从洗碗做起，然后杀鸡宰鸭，每天累得要死要活，这样干了半年，岳云鹏终于升级负责“蒸屉”。

可屁股还没坐热呢，岳云鹏就被辞退了，因为厨师长的弟弟看上了这份工作。岳云鹏气得哭了一宿。

回到天津红桥文化馆没多久，郭德纲就认识了前妻胡中惠。文化馆搞了一个相声学员班，郭德纲是老师，胡中惠是学员，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半年后就走入了婚姻殿堂。

就这样一晃就是4年，1994年，郭德纲又躁动起来，他揣着100多元再次来到北京，“我还是想到北京来说相声。”

来到北京，郭德纲四处求人，希望哪位师傅哪个剧团能收留自己，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

郭德纲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费一天要15元，再加上吃饭、乘车，一天花销要20多元。他发现100多元撑不了几天，于是在北京呆了四五天后，就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天津。

王宝强来到北京后，不仅住着最差的房子，也吃着最差的伙食。“为了省钱，每顿饭都是一个馒头加一壶水。”

后来，他跟室友混熟后，开始一起搭伙做饭，“我们六个人，凑钱买了一麻袋土豆。每天晚上回去，我们就围在一起吃土豆：烤土豆、煮土豆、炒土豆，切片、切块、切丝，各种方式我们都想遍了。吃到后来，看到土豆就想吐，彼此都觉得对方身上有一股土豆味。”

1995年，杭州要修一条高速公路，一家美国公司参与了这个项目。但项目进行了一段时间，美国公司却迟迟不付款，政府就想去美国协调。

去协调就要找翻译啊，于是政府就找了马云。这次美国之旅，让马云有了一个意外收获——知道了互联网。

马云觉得互联网真是好神奇，他搜索“beer”这个词，看到了来自好多国家的相关信息，但就是没有中国的。于是一个念头就在马云脑中诞生了：“中国的，我可以做啊。”

一回来，马云就从翻译社辞了职，邀约几个朋友，筹了10万元，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中国黄页。“向世界传播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信息。”

为了宣传和推广中国黄页，马云去北京寻找政府支持，结果被一个个部门请了出去，“这人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出租车上，马云失声痛哭：“我希望中国人早点成功，不能再拖下去了。”

在马云的苦苦坚持下，中国黄页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一年后就被杭州电信收购了。

但不久，杭州电信就与马云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1997年，马云退出了中国黄页。

被美食城辞退后，岳云鹏迫不得已，就到一家酒楼去刷厕所。可干了没多久，他又被辞退了。老板喝醉酒在男厕吐了，偏此时岳云鹏在刷女厕所，没有及时去帮他清理。

被开后，岳云鹏想了两天，“我还是得学一门手艺”。于是他跑到延庆去学焊工，干了两个月，“差点死在那儿”，他就从那里“逃”了出来。

岳云鹏当时真是穷啊，一双皮鞋，底都掉了，他也舍不得扔。他去坐公交车，没钱买票，售票员就用非常难听的话骂他，他眼泪滴答流，一声都不敢吭。

回到天津后，郭德纲还是不甘心，决定自己搞一个剧场，于是在天津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场地，每月租金5000元。

场地是有了，可没人来听相声，郭德纲干了几个月就只得关门，赔了好几万。之后又做了几次生意，但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欠了一屁股债。

迫不得已，他只好把家里一套房子卖了。郭德纲这三番五次折腾，让胡中惠渐渐不满起来。两人关系越闹越僵，最后只好选择离婚。

每天早上，王宝强就去北影厂门口等活儿，希望可以做一个群众演员。

等了半个月，他终于接到了第一个活儿。这是一部清朝戏，王宝强穿上领来的衣服：“演什么，怎么演啊？”

群头眼睛一瞪：“别人做什么，你跟着做就是了。”

于是王宝强跟着一群人，从街这头走到了街那头，然后，就结束了。回到住处，王宝强就开始念叨：“这剧什么时候上演啊，我看能不能找到我。”

室友一片嘲笑。王宝强渴望着成功。那时，成功在他眼里就是：“在电视上看到露脸了，赶紧去上厕所，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看到自己，那就算成功了。”

1997年，外经贸部欲成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邀请马云来组建和管理团队。

马云带着几个兄弟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只干了14个月，马云就辞了职：“条条框框太多，施展不开拳脚。”

1998年底，马云对一班兄弟说：“我带你们来了北京，但我自己要回杭州了，我给你们三个选择。第一：留在北京机关里，工作很稳定，工资也不错。第二：我推荐去雅虎、新浪、搜狐，工作比较稳定，工资也很高。第三：跟着我回杭州创业，但每个月工资只有500元，10个月内没有休息日，我们租不起房子，所以只能在我家里上班。10个月后如果创业失败，我们各奔东西。你们考虑三天，然后再告诉我。”

没有等三天，只过了三分钟，大家就说：“我们跟你回杭州。”马云立刻红了眼睛。

不烧电焊了，岳云鹏又到一饭馆做了服务员。可做了没多久，他又被开除了。因为忙中出错，他把5号桌点的两瓶啤酒写给了3号桌。因为多算了6元啤酒钱，3号桌男子不仅不买单，还用各种脏话侮辱岳云鹏。“我各种赔不是，都不管用，最后我自己掏352元买了单。”

可就算自己买了单，经理还是没有放过他：“他的错误大家不要犯，如果再犯，就跟他一个下场。”

岳云鹏又哭了整整一宿。

2015年，岳云鹏接受《面对面》采访。主持人问：“你还恨那位客人吗？”

岳云鹏答：“到现在我还恨他！”说完他就哭了。

郭德纲始终不甘心，于是1995年又去了北京。

他在偏远的大兴租了间小屋子，每月房租150元，然后在沙子口一剧团谋了个打杂差事。干了3个月打杂工作后，他才有了第一次登台机会。

当时，剧团答应他：“一个月给你1000块。”不过等到发工资那天，人家却说：“下个月看你表现再说。”

没收入，吃不上饭，郭德纲就把挂面熬成糊糊，然后买回一捆大葱，每天就吃“糊糊配大葱”。

有一天，演出结束太晚，公交车都已经收班了。郭德纲问一黑车：“大兴，走吗？”

郭德纲说：“我没钱，把怀表给你吧。”

司机一听，扭头就走了。郭德纲只好步行回家。车子一辆一辆呼啸而过，郭德纲举头望天，只见残月高悬、寒星点点，百般滋味便尽涌喉头，“我这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凌晨4点，我走到家时，脚上已经磨得全是泡了。”

刚躺上床，房东就来了，来要房租，郭德纲不敢开门，房东就在门口骂了半个小时。

第二天，郭德纲就发了高烧，没钱，不敢去医院，他就把传呼机卖了，“买了三包感冒药两个馒头。”

王宝强第四次接的群演，是演“一个逃荒的难民”，剧情是被军官一脚踹倒，连人带筐翻到沟里去。

王宝强本以为只是做做样子，可没想到这军官竟然真踹，大头皮鞋一脚踹在宝强腰眼上，疼得他蜷成了虾米，于是翻沟动作做得不连贯。导演不满意：“重来。”

又是重重一脚，宝强忍着疼，往沟里一滚。

导演不满意，大骂：“这人谁找的？找个傻子来干嘛？”

于是再拍第三遍。第三遍，终于过了。“我的腰上，过了一礼拜，还有青紫的鞋印子。”

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在杭州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马云召集17个人，开了阿里巴巴历史上著名的动员大会。

大家席地而坐，马云站在中间，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马云连同这17个人，后来被称为“阿里18罗汉”。

几天后，马云在报纸上打了一个招聘广告。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英文：“If not now，When？If not me，Who？”

如果不是现在，还能是什么时候？如果不是我，还能是谁？

因“记错啤酒”被开后，经老乡介绍，岳云鹏到一家炸酱面馆做了服务员。

这面馆档次挺高的，要求员工穿对襟开衫、圆口布鞋，还得说京片子：“来了您呐，几位里边儿请！”

2003年12月，一位经常来吃面老熟客，把岳云鹏叫到一边：“你嗓子挺不错的，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跟他学相声去吧。”

老先生说：“郭德纲。”

在剧团说了一段时间相声后，郭德纲终于有了一些小声名，1998年底至1999年初，他跟张文顺、李菁一起，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也就是如今德云社的前身。

郭德纲终于有了自己的剧场，剧场虽有了，可生意清淡，清淡到什么地步？时常“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

“我正说着相声呢，台下观众的手机响了，他接电话时，我就停下来，等他接完电话，我再接着说。”

生意清淡，付不起房租，郭德纲只好四处跟团卖艺，在卖艺中，他认识了王惠。

王惠是京韵大鼓的名角，14岁就举办过个人专场。在跟郭德纲多次接触后，这个妹子爱上了郭德纲，全然不顾父母反对，“奋不顾身”地嫁给了郭德纲。

2003年，郭德纲把演出场地搬到天桥，“北京相声大会”更名为“德云社”，但生意依然无比清淡。就在德云社快要倒闭的时候，王惠给了他最大的支持，把轿车、首饰全卖了，“德云社这才有了喘息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