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神病人想法不能信?

我叫小黄,是一位脸上时常带着微笑,乐观、爱运动、乐于助人的男生,同时,我也是一位“资深”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2014年至今,我患精神分裂症已经七年了。

在大多数人眼中,精神分裂症非常可怕,不是“疯”就是“傻”,而且一患上就好不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患者,比如我的眼中,精神分裂症根本没那么可怕:

在得病之前,我的世界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

2012年,我和女朋友一起到武汉读大学,上课,周末一起出去玩,有时做做兼职,和每一个享受大学生活的青年人一样,过得还可以。

但是,疾病往往来得悄无声息,毫无预兆。

寒假里,我和女朋友一起在酒店兼职。那几天,我有点失眠,总是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同时,经常会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自己去药店买药吃,吃了药却依然不舒服,又都吐了出来;加上感觉领班总是在找我麻烦,我也不是个能忍的人,和领班大吵一架,然后直接旷工了两天。

然后,我的行为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但是我自己毫不知情。因为旷工无事,白天我只是到处闲逛,但到了晚上,精神就会极其亢奋,睡不着觉;打球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变得特别厉害,什么乔丹、姚明、科比都不如我;还跑到琴社去买了一把口琴(我也不知道为啥会去买口琴,我根本不会吹);感觉时刻有人关注着我,感觉自己啥事情都会做,做人做事都特别高明,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自我感觉好像天天过的很充实——现在想来,都挺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人对精分又没什么概念,所以,我的异常一直没被发现,直到,我的眼中的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差别越来越大……

有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了去世好几年的爷爷,这是我第一次梦见他,梦里,好像他指引着我,要我去一个地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我爸爸说当晚也梦到了他,这更让我坚定了信念。

于是,凌晨三四点,我拖着行李箱,不顾爸爸反对去了客运站,想坐飞机去NBA参加选秀(大家不要笑我啊!当时真的感觉自己特别牛,马上要做一件大事了)。我到了客运站,说要去美国,出租车司机可能当我是一个傻子,没人理我,我就拖着行李箱一直往前走。

黑灯瞎火的路上,感觉有个人在后面跟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也不敢往后看。走着走着,慢慢有了一些累意,就一点点地把行李都丢了。后来又累又饿,天也差不多亮了,就往回走了。中途还跑到了路边菜地上旁边的孤坟旁躺了一下,回来的路上,行李都没有了,还感觉那时候有一个流浪汉跟着我。

回到客运站的我,身无分文,一位早餐店老板可能以为我走丢了,就给了我一碗热干面,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人的联系方式,我就把爸爸和女朋友的号码给了他。

之后,爸爸和我女朋友赶来,把我带到医院就诊。

被家人带到医院后,我糊里糊涂住进了精神心理科病房,刚住进去感觉还好,就是到点吃饭、吃药、打点滴

因为是封闭式的,每天的生活特别无聊,住了几天就想出去了。我大吵大闹要离开医院,医护人员担心控制不住,不得已把我绑了起来。这么一来,我反抗得更加厉害,一直说“我没有病为啥要把我抓起来”。

后面,医生认为我病情加重了,把我转到了第六医院。在第六医院度过的两个多月,像是两年,很煎熬,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病房里住的人特别多,一个大场地,除了走路的地方全都是床,差不多有百来人,而且大家都感觉怪怪的。我去的第一晚,一直闹腾到早上,只想着要出去,大喊大叫,最后医生没办法,就把我按着打了一针,应该是镇定剂吧,我才变得安静了一些。

由于我不太听话,经常被绑起来打针,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解绑,但是基本没用,越挣扎越紧,有时候还想办法把针头扯出来。

住了一段时间,我心态平静许多,不像刚进来时那样,只是每次家里人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发脾气,恨他们,为啥要把我送进来,啥时候接我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要感谢医院里的医生,我真的是个不听话又麻烦的病人;还有那个保管物品的大叔,经常把别人的东西拿一点给我吃,有时候还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

两个月左右,我的情况稳定很多,可以出院了,走之前,我在医院里洗了个澡,换了妈妈带来的干净的衣服,那位大叔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库房里面的,那有好多其他病人的东西,都是没人要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放着)——脱下病服,换上以前的衣服,好像我回到了生病前。

走的时候,我和保管大叔说再见,说还会回来看他的,他叫我不要再来了,现在想想还是很感谢他。

医生嘱咐我,回家后一定要按时吃药,但我自己又不愿意吃药,到武汉之后又住院,情况也不太好,之后又转到市二医院住院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好起来,经过反复教育,我也愿意主动服药,可以选择回家治疗了

后来毕业的时候去学校参加了答辩,拿到毕业证我就回家休息了。关于女朋友,住院的时候她也来看过我,叫我好好治疗,早日康复,一段时间之后,她在QQ上和我说了分手,刚开始我也问她为什么,后来我就默认接受了,因为我听说,我不在学校的时候她的生活也过得很差,状态也不好。现在她小孩都好几岁了,我们早没了联系,但是偶尔还是会想她,想着,如果我没得病的话,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可是人生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这可能是给我的一个磨练吧!

在家吃药的期间,我在当地还是找到一个工作,但体重涨了好多(读书的时候身高1.8米左右,体重120斤左右,吃药期间最高到了190斤)。之后连续吃了两年多药,我感觉差不多好了,就和妈妈说可不可以不吃药了,妈妈当时也以为我好了,我就自己把药停了,这应该就是我后面病情再次复发的原因

2018年快过年的时候,朋友同学之间聚会多了,大家都活跃了起来,经常晚上互相聊到很晚。当时我就感觉自己心情变得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过年的时候,爸妈因为一点儿事吵架,我当时很生气,结果我和他们也吵了起来,只感觉在家里呆不下去,把家里的东西都摔碎了,朝妈妈吼道,还不如把我送医院去,然后我又回到了医院。

这次在医院里治疗的感觉还不错,刚开始时候,我的想法天马行空,经过两次电疗(就像触电一样的感觉)和药物治疗,症状慢慢减轻了。有时还能帮助医生看护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整理一下居住的环境。后来,医生评估我可以居家治疗,就让妈妈接我回家了。

这次住院的病房里,有我第一次住院的病友,也有好多没见过的新面孔。有的病友家长想带他们回家,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一回家没过几天就又要送过来。但大部分的病友还是可以通过治疗回家的,或许是因为每个人病情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从医院回来后,我一边吃药,一边上班,坚持着自己喜欢的打球运动,还参加了半程马拉松比赛;同时,我也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体重逐渐下降,从190减到了150斤左右;药物服用量也慢慢减少,现在坚持服药,隔一段时间会定期去医院检查身体——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心理状态也很不错,只是会有病耻感。虽说精分相当于心理的一次感冒,但还是不敢轻易告诉别人我的病情,怕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也不敢和别的女生聊天交流,不知道以后如果谈女朋友,要怎样和她说起这件事情,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最后谈谈我对精分的认知吧:

  1. 首先就是有啥问题及时和家人朋友沟通,不要藏在心里自己一个人扛,也可以通过运动或者其他娱乐方式自我消化。
  2. 如果确诊了,就更需要主动寻求家人的关心和帮助,还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这期间肯定是会出现很多糟糕的事情,但要一起努力。
  3. 就是后面出院之后一定要按时吃药,按时复查,有啥问题及时和医生沟通,千万不能自己擅作主张减药或者停药,因为复发的话就又要重来一次,还可能更加严重。

希望所有的病友都能战胜病魔,让生活走向正轨,还希望社会能向大家普及精神分裂是怎样的病症,让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一切,不再谈其色变,构建一个温馨社会!

杨润许: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

小黄,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首先我要祝贺你疾病得到较好的治疗,正在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精神分裂症症状复杂,治疗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往往曲折且复杂。患者和其家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疾病和病因有准确客观的认识,需要生活和医疗条件有保障,最好能够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最后,更需要患者本人有足够的自知力和韧性,不治愈不罢休。你无疑是幸运的,这些条件基本上都具备了,所以之后只要你继续坚持治疗,治愈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我也和小黄一样,从医生的角度给小黄以及广大病友们提几点建议吧:

1.乐观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同时也要谨听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随时沟通,切勿私自减药、断药。因为正如小黄提到“复发的话就又要重来一次,还可能更加严重”。

2.病耻感是认知不足的结果。精神障碍说到底也是一种疾病,那为什么感冒、发烧这类疾病患者容易被他人接纳,而精神障碍患者却不能呢?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够,作为患者,我们自己一定要树立对疾病的正确认识,然后从身边的人开始,大大方方指出其他人的知识盲区。

3.积极寻找资源。我想,对于小黄而言,家庭就是小黄对抗疾病最重要的资源,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家人能陪我们去医院,监督我们服药,为我们这个漫长的战役提供充分的物质和心理支撑。“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和家人朋友沟通,主动寻求家人的关心和帮助”,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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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看世界:缺乏自发的同理心 更易

来源: 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惜辰

巴斯金-佐默斯发现,精神病犯人的中心干扰水平和常人差不多,即,他们会把自己的观察视角强加在虚拟人物身上。但他们的非自我中心干扰水平远低于其他人,即,他们不易受虚拟人物视角的影响。

据国外媒体《大西洋月刊》报道,很少有人费尽心思地想要和精神病人共处,更罕见的是向监狱请求与精神病犯人共处。在一年多的会面和协商后,耶鲁大学的阿里尔·巴斯金-佐默斯(Arielle Baskin-Sommers)最终说服美国康涅狄格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允许自己采访囚犯,并研究其中带有精神病倾向的囚犯。

精神病人的定义是,对理解他人的有困难,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显得很自私,会冷酷无情地漠视他人的快乐,而且暴力犯罪率是普通人的三倍。

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能够毫无困难地理解他人的想法或意愿——这是一种心智能力。巴斯金-佐默斯指出,“他们的行为似乎说明他们并未顾及他人的想法,但测试中的表现却出现与之相反的情况。”当他们听完一个故事,被要求清晰地描述故事角色的想法,他们做到了。

从表面上看,这说得通:这些人能够理解受害者的想法,但就是不在乎,所以才会成为罪犯。但巴斯金-佐默斯发现,他们的想法远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就拥有心智能力。从时期,我们就会地解读他人的想法。显然,精神病人较少进行这些心智活动。通过研究监狱犯人,巴斯金-佐默斯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如果有意去做,他们能够揣测他人的想法,但通常他们不会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无意识间就会这么做。巴斯金-佐默斯表示,“这是我们首次找到证据证明,精神病人缺少这种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自发能力。”

大约10年前,她开始研究精神病人。她透露,“那时候电视剧还没开始使用‘精神病人’这个词。他们的头脑如此复杂,我感到很着迷。他们并非各方面都落后。这其中存在十分有意思的细微差别。有时候他们的认知能力似乎很好,有时候并非如此。有时候表现出一定的心智能力,有时候却不这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题。”

巴斯金-佐默斯对康涅狄格州这所监狱中的106名男性囚犯进行了标准测试,发现其中有22名是精神病患者,28名是正常人,其余人都处在“灰色区域”。测试是在临时的实验室中进行:一个很简易的房间,只有桌子、电脑,没有隔离装置。

她说,“有狱警守卫,但在房间外面,因为我们要遵守保密原则。我们接受过很多培训,总是坐在离门较近的地方。但我们没有出过一次意外。对于许多犯人而言,有人让他们谈谈自己的生活,还是第一次。”她补充道,事实证明精神病人“善辩、,会串通一气,他们有时候会咄咄逼人,喜欢告诉我们谋杀的可怕细节,但我认为这只是为了吓唬我们。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并不这样。很多时候他们会试图‘印象管理’,即控制自己的表现、试图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评估结束后,还需完成一个在电脑上完成的任务。研究团队提供给犯人们一张图,图中一个穿着监狱卡其裤的虚拟人物站在房间中,他的脸要么面向右边要么面向左边。犯人能看到以下两种场景的一种:这个虚拟人物前方的墙上有两个红点;犯人前面有一个红点,犯人后面有一个红点。犯人需完成以下两个任务之一:他们能看到几个红点;虚拟人物能看到几个红点。

正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准确地说出虚拟人物看到的点数,但如果红点在他身后,人们判断点数的速度会变慢。那是因为他们看见的景象(两个红点)干扰了他们从虚拟人物的角度观察环境(看到眼前的一个红点)的能力,这种现象称为“自我中心干扰(egocentric interference)”。但是如果他们看见的点数同虚拟人物看到的点数不同,他们判断点数的速度会更慢。这说明,人们很乐于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会自发地被虚拟人物的视角影响,哪怕这种影响会削弱他们的表现。这称为“非自我中心干扰(altercentric interference)”。

巴斯金-佐默斯发现,精神病犯人的自我中心干扰水平和常人差不多,即,他们会把自己的观察视角强加在虚拟人物身上。但他们的非自我中心干扰水平远低于其他人,即,他们不易受虚拟人物视角的影响。

当然,并非所有精神患者的测试结果都一样,实际上他们表现迥异。巴斯金-佐默斯还发现,精神病评估测试中,测试者的分数越高,就越少受虚拟人物视角的影响,而且在犯罪记录中拥有更多的人身侵害指控。

精神病犯人或许会彼此串通,但他们不太可能故意乱答题以歪曲测试结果。巴斯金-佐默斯指出,“任务太快,在他们和精神病倾向低的囚犯之间,我们发现准确率并无区别。”

对她来说,结果显示,精神病人(或至少是男性精神病人)无法自发地从他人的角度考虑事情。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意识的事,但对他们来说却需要有意去做。这就像一个开关,如果有助于达成某种目的,他们会积极开启这个开关,其他时间则会完全漠视。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无情、残忍甚至暴力。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家乌塔·弗里思(Uta Frith)指出,数红点数量的任务存在一些争议。这项任务也被用于其他研究中。她说,“它究竟测试了什么?”这个虚拟人物充当的不是“人”,更多的是“箭头”——一个引导注意力的视觉提示。或许这项任务并非测试受试者的心智能力,仅仅测试了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自发性。

乌塔·弗里思认为,这项任务既关乎注意力,又关乎心智能力,“这有利于精神病研究。”原因在于,正如她和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对与目标相关的事物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密切关注,但很大程度上会忽略周边信息。“就好比他们是最糟糕的多任务执行者。每个人都不擅长同时做多件事,而精神病人在这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缺乏自发的心智能力可能是这种注意力差异的另一体现。两者是相关的。

其他群体也表现出心智能力上的差异。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弗里思让受试者预测,如果把大理石移走,对此不知情的女孩可能会在哪里找这块石头。旁观者知道石块被移去哪里,而他们能否不受已知情况的影响,设身处地地判断女孩接下来会怎么做?眼球追踪软件显示正常成年人能够换位思考,作出正确的预测。但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做出正确预测的几率较低。这类患者似乎无法自发地同理他人。

弗里思提出质疑,“虽然基于不同测试,巴斯金-佐默斯及其同事是否正使用过去用以解释沟通障碍的内在理论来阐释精神病人的冷漠无情?这有些令人担心。毕竟精神病和自闭症是很不同的病症。”

巴斯金-佐默斯表示,两项研究之间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弗里思并非测试一个人的想法是否受他人视角的影响。而这是研究精神病人的一个切入点。精神病人拥有换位思考的能力,但通常不会自发地换位思考。

这些研究并非致力于“解释”精神病;单凭一项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疾病。像大多数精神问题,是遗传和环境的复杂影响造成的,而且出问题的是我们最复杂的器官——大脑。精神病人或许缺乏自发的心智能力,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埃西·威第尔(Essi Viding)表示,“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组成和后天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变成这样?我们需要长期的研究才可能解答这些问题,并调查这些因素对精神病人的影响过程。”

巴斯金-佐默斯还补充,可以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她说,“我们正考虑培训狱警,让他们了解如何同精神病犯人交谈,如何让这类犯人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在和犯人争执后,狱警通常会说,‘你做错事了’或‘发生了什么事?’数据表明,精神病人无法回答这类问题。除非你迫使他们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事情,不然他们无法理解这类问题。”(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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