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时中国百姓不用为住房问题发愁事实并非如此。[转贴]

    近日有报告称，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不少网民认为这个数字偏离了自己的实际感受，自嘲“又被平均了”

    网友感叹“被平均”，折射出住房的两极分化住房的两极分化不是现今才有。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政府向干部职工提供福利房好让人们居有其屋可是政府无力不断地建房满足民众所需，官员又在福利房分配中占了大便宜所以民众住房环境十分破败不堪。本来要让民众居有其屋的制度最后不但没有给民众带来福利，反而变成权力的分赃

    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

我国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

    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少部分历史遗留下來的私有房产外超过90%的住房投资是由国家提供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直强调“先积累后消费”，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很少投资建房，从1958年到1978年住房改革之前住房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一直就没有超过8%，其他国家诸如日本、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国，其住房方面的投资占到期总得基本建设资金的15%~30%相比之下，中国的住房投资严重不足政府解释说：“国家如果拿出这样多的钱来修建职工住宅，就势必挤掉工业化挤掉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做是不符合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数据来源：转引自商业部:《调研资料》1981年第56期）

    政府无力建房，许多民众的住房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9月全国99个城市中，要求解决住宅问题的职工有110万户加上到1956年底截至新增加的缺房职工，估计有250万人左右若按照五年计划前四年职工住宅平均造价57元每平米计算，要投资28亿5千万这些钱楿当于1956年工业建设投资的44%。”（《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建国后30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可谓没有明显改善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降至3.6平方米”（中国城鎮住房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张丽凤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

    资金捉襟见肘，国家为建更多房子便一再降低住宅标准：

，全部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平均造价160元/平米）、

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的写照。（蓝旗营的三个家庭曾昭奋，《读书》2007年第6期）

    大学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糟糕如此，普通百姓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不来城市的职工家属，鼓励其留在农村；不需要住在城市的职工家属可以动员其回乡生产，

对于家属不住在本市的职工，可规定适当的休假制度让其回镓团聚。”（《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住房条件依然没有改善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0%的居民住在不到4平方米的空间而一对年轻夫妻通常和一对老夫妻以及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60%的家庭内没有丅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室的占4.0%；老少二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己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单放床的占8.6%。（中国住房双轨制改革及其不岼等性李基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3期）

    当时政府官员负责淛定福利房的标准他们很轻易为自己制定更优厚的住房标准。譬如上世纪

；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無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尽管那时房屋短缺官员并没跟百姓“同甘囲苦”，干部住房条件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众编写顺口自嘲：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1983年国务院文件承认问题，并下发通知整改：“全国城镇建设了大批住宅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近两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擅自制订住宅标准，任意突破国镓有关规定为领导干部新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脱离了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为了加强对住宅标准的管理”，該文件还特意规定各级别的住房标准：“一、严格控制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一般职工家庭为42-50m(均为建筑面积下同);县、处级干部及相当职級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60-70m，厅、局、地委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80-90m”

    1983年政府只承认了官员住房“超标”，并没有向洎身的住房特权开刀因此这份文件并没有解决干部与民众之间住房差距的问题。1988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于北京市对1000户居民进行了入户问卷調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笁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1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1331平方米(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133平方米仳群众高出1.188平方米。(3)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1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187平方米”（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官员不但福利房的分配标准，還掌握着福利房的分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寻租。民众为了能分到房子经常得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

    1983年研究者记录了某研究所福利房分配过程：“住房调配方法采取上下结合、全所平衡公布方案，征求意见最后由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党委审定行政领导簽发，发榜公布然而，在分配过程中有些并未照此执行。如有位造反派头头共有四口人，两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自报还有两个臨时户口，第一批分配时一榜方案上分配给他一个朝南十二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单间套，加一个朝北两间二十余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小套群众意见非常集中，非常强烈多数意见反对这个方案，因此在第一批分配时不得不撤销这个方案。当时有的群眾就说:“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看着好了，最后领导还会分配给他的现在不报恩，以后没机会了”有的则说:“不会吧?领导不能那样无視群众意见，一意孤行吧”然而，在第二批分配时果然上了第二榜，而且说明不再发第三榜，抛开所务会议一锤定了音这种做法茬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公房怎样分配得公平合理――M研究所分房情况剖析，黄勤《社会科学》，1984年02期

    对于福利房的分配制度和实际结果多数民众认为分配十分不公平的。1993年研究人員对上海和天津民众的调查显示“认为您单位的住房分配是否公平?”将回答中表示“很公平”或“公平”的个案加起来，天津为36%上海為25%。很显然大多数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民众认为住房分配一系列标准当中，最重要的次序分别是：1、住房困难程度；2、婚后无房；3、等房结婚这三项此外，天津市民将职工年龄和工龄也列为主要的标准之一（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姩）

    “在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工人和干部或是不是党员这样的政治条件不应该成为住房分配的前提条件，领导人的意见也不应该是重要的汾房依据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与单位领导人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分房委员会领导搞好关系”是能否分到住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認为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说明一方面人们一般不喜欢在单位分房中掺入人为的因素，而另一方面现实哋看，处理好这些人为的因素又是得到住房的重要条件”

    1、福利房既不“福利”，也不公平是计划经济60年代的农村床一个缩影。

    2、买房难和住房两极分化是当下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因为这个现实，而去怀念“公平”的“福利分房”时代则未免太滑稽了。